天赐神粮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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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神粮的创作背景

创作背景:

《天赐神粮》选自清唱剧《索莲尼弥撒》, 是由男高音和乐队配合的唱段。

“天神赐粮”是宗教礼仪中的晨祷赞美诗,原文用拉丁文演唱,表达了对天神的赞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庄严而神圣。 歌曲呈无再现的二段式、方整型结构,乐句以重复为主,其中前奏与间奏在音乐中起到良好的衬托作用。 其节奏舒缓, 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偶尔会有大跳出现,使全曲强弱起伏有致。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首歌曲里体会到人们用虔诚的心去期望天神赐予美好的生活。

这首歌曲旋律优美、趋势结构完整, 其抒发赞美之情亦令人感动,因此被宗教和世俗的所接受,得以流传至今。

《圣母颂》的歌词最初是由罗马教廷确定的天主教徒对圣母玛利亚的赞美歌, 19 世纪之后的圣母颂,在歌词上变得比较自由, 除必须含有的对圣母的赞颂之外,其它戒律均被打破,作曲家也常借它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古诺的艺术歌曲《圣母颂》就是据此完成。他从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中的分解 *** 伴奏而得到的灵感。 将巴赫的前奏曲作为伴奏,又配之以歌曲旋律,如此便将巴赫音乐中的古雅之风与古诺曲调中崇高与优美完美的结合于一体,使整首作品显示出一种圣母般的神圣与慈爱之情。 两位作曲家生于不同的时代, 但他们却因为同样的宗教信仰而在音乐中进行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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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公主有哪些传说

本文六千余字,和《汉藏史料里的金城公主——汉史篇》是姊妹篇。如果您没看过,我建议您先看《汉史篇》,先比较系统的了解一下金城公主的情况。相比于藏史记载个人创作色彩浓烈,汉地史官的记载还是比较谨慎的,更容易窥探历史固有的面貌。同时,这两篇和金城公主有关的文章,也是《细读吐蕃》系列的内容之一。此系列的前几篇,《唐蕃战争的五个阶段与转折》、《吐蕃王朝为何猝然而亡?》、《吐蕃人究竟从何而来?》也可以在我的头条号找到!我争取在这个系列里,从各种角度来解析吐蕃王朝的方方面面,逐渐揭下它神秘的面纱!

天赐神粮的创作背景

我们先来回溯一下《汉史篇》里的主要内容:

1、金城公主和其夫婿年龄相近,并不是嫁了一个“满面毛髯”老者;

2、金城公主解决不了唐蕃两国结构性的矛盾,两国依旧是打打和和的关系;

3、唐蕃两国之间的“舅甥关系”,由金城公主而始,并延续到吐蕃灭亡;

4、金城公主和其夫婿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琴瑟合璧,甚至一度几近破裂。

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藏文史料中是怎么描述她的。

既然提及了藏史,先说一下我个人对 *** “教法史料”的一点浅见。

与汉地多由专业史官撰写不同,藏史的书写着基本都是历代高僧。也难怪,古代 *** 教育系统掌握在宗教势力手里,能够有机会读书识字的人,除了贵族就是僧伽。

因此,我们通常称其为“教法史料”。“教法”放在“史料”前面足以说明其书写内容的喜好偏重,对于与宗教有关的内容,教法史料不吝溢美之词,而对于研究历史更关注的政治、民生等方面则惜墨如金。

另外,用史料讲故事也是教法史料的一大特点。

再加上,千百年来民间的好恶扬抑,藏地逐渐形成了一套结构庞大、混杂传说故事的历史体系。这其中,有些可以通过汉地史料的记载来印证,有些则完全无从考证其良莠。因此,在阅读藏史时,需要有比较好的辨识能力。

例如,在藏地广为流传的,入藏途中文成公主与禄东赞私通产下一子云云。

但在《资治通鉴》里有如下记载:“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22]”

也就是说,禄东赞完全可以皇帝赐婚明媒正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这位琅邪公主就是之后的高密公主,太宗李渊第八女,李世民的亲姐姐,嫁与前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之子段纶为妻。

段纶散尽家财,领万人随李渊起兵,有从龙之功,官至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死后追封晋昌郡王。

以此身份来看,段氏之女的地位,并不比文成公主稍差,不过是宗室外眷而已。

而藏文史料里《 *** 王统记》里又记载,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上路时,禄东赞被扣在长安为人质,住了五个月。

他用了好多计谋,给唐朝挖了好些坑以后才得以脱身。最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居然会相信禄东赞的话,用炒至半熟的小麦做种子播种,实在是太逗了[23]。

两相比较,便可以知其伪。当然,并不能由此便认为藏史全无价值,任何一张古代流传下来的纸条,只要上面有文字,都有其历史价值,区别仅限于多寡而已。

藏史虽玄幻色彩浓烈,其依旧能够深刻反映出当时藏区的历史环境,对研究者来说一样不可或缺。

关于金城公主入藏的经历,教法史料也有颇多记载,诸史记述大致相同。我们还以《 *** 王统记》为主干,佐以其他教法史料,来展示一个藏史中的金城公主。

都松孟布吉(赤都松赞)之子赤德祖赞,别号麦阿葱者,于阳金龙年(680年)生于丹噶宫中,年十岁时即王位。

王妃姜摩赤尊生一王子,名江察拉温,容颜俊美,恍如天人。王子在藏,难觅其匹,有云“可效法王祖松赞干布之先例,遣使纳聘于唐室,请婚中宗之女金城公主。”

遣蕃使将觐仪聘礼献呈唐帝,帝询问公主:“往乎不往?”公主宿有一能示体咎之宝镜,遂念诵咒言,拂拭镜面而观之,乃知此生姻缘,固在吐蕃。

又见其王容颜妙好,极称心愿,遂允往适吐蕃和亲,帝乃厚其奁[lián]仪而赐之。帝颇钟念公主,……并改始平县为金城县。

复遣二大臣率兵护送公主,前往吐蕃。公主一行,方抵汉藏交界之处,适吐蕃臣僚为庆贺小王,迎请王子于月下驰马。王子为马抛掷,堕地身亡,比公主至时,闻王子已逝,咸皆陷于极其悲愉之境。

先是公主上下人等行至汉藏交界之处,公主之心忽如中断,生起剧痛,立拂拭宝镜观之,见昔容颜俊美之王子,忽失所在,而变为容颜丑随之老人,满面毛髯,心极悲伤,……掷镜碎地,抱头大哭。

于是,赞普遣使致书云:“汉女上下人等知悉,堪为汝夫之我子,虽美如天神。乃不幸逝世,今者尔等仍将返回汉土耶,抑来一瞻视于予?”如是致书去后,公主答曰:“女子从一而终,无论苦乐如何,仍当前来吐蕃也。”

及至藏地后,公主言“吾将往观余姑祖母之殿堂”,遂至绕木齐(小昭寺)。然觉阿像已不在此,又至神变殿(大昭寺)。

方知觉阿像(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暗藏于南明镜门,乃将门开启,迎出觉阿像,安置于殿后净香室中心,建立迎佛供祀之制。觉阿像往暗室中,已越三代,至汉公主时,始再重享供祀。

其后至秦浦,乃册立为麦阿葱之王妃焉。越一年.腹中有妊,时有大妃那囊萨,心怀妒嫉,声言“我身亦妊有王裔。”

汉公主于阳金马年(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生赞普赤松德赞。那囊萨至公主前,伪为亲昵,竟将公主之子夺去,诈言此乃我所生者。公主以乳示之,涕泣衰求,悲伤号呼,仍不授与其子。

招诸朝臣往诉于王,那囊萨乃敷药于其乳上,使如真乳,流出乳汁,以示诸臣,群臣虽疑,未识其诈。于是汉妃之子为正妃所夺,其权势颇大,不能强争,亦唯置之而已。

适小王已满一周岁,为设站立喜筵,那囊氏和汉家各招二妃戚党前来赴会。于是那囊人为引小王欢乐,携来各种珍玩,服饰花熨,届时,汉妃与那囊二家所招亲党均如约而至,会于王宫。

王坐中央黄金宝座,那囊人坐于右, *** 坐于左。王令为王子盛装华服,以满盛米酒之金杯,交与小王,王父语云:“二母所生唯一子,身躯虽小神变化,金杯满注此米酒,子可献与汝亲舅,熟为汝母凭此定。”

时王子略能举步,乃纵之。王子渐移步行,诸那囊人出其衣服装饰花鬘等炫摇而呼之,然未听受,竟赴 *** 之前,以金杯付与 *** 而语曰:“赤松我乃汉家甥,何求那囊为舅氏。”

语毕,投于 *** 之怀。如是言已,众乃信其真为汉妃之子也,遂设广大欢宴为之庆贺。王子五岁时,母后即逝,王父麦阿葱寿六十三岁逝于羊卓巴泽堡。[24]

上述描写是《 *** 王统记》中,有关金城公主的全部记述,我截去了几段与主干无关的内容。

如:赤德祖赞如何崇佛建寺以使其有子嗣;金城公主亲子被夺后,以法术报复使王无子、诸大臣缺弦儿、麻风病流行、破话吐蕃风水之类,太过玄幻的内容。

省略号隐去的内容,除了中宗送女与唐史的记载一致,前文已有不再赘述外,便是歌词,藏族是一个很喜欢歌唱的民族,藏史中屡见歌咏的内容,因与主干无太大关联,也一并隐去。

纵观全文,大致说了三件事:

1、赤德祖赞有一子,名叫江察拉温,最开始本是为此王子求婚,但王子意外而亡,金城公主嫁给其父。

这大概就是我们前文提及,传说她嫁给一位“满面毛髯”老者的由来;

2、金城公主从大昭寺密室中请出觉阿像(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并建立了迎佛供祀的制度;

3、金城公主生了下一代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并一度被抢走,最后结局皆大欢喜。

再说上述三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几个边缘性的问题。

第一个,《 *** 王统记》记载的几位主角的生辰是有问题的。它记载赤德祖赞生于阳金龙年(680年),十岁即位。

而实际上,赤德祖赞前文已经提到了,根据保存在敦煌的藏文史料他生于704年,相差24年。

这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其伪。如果他真是生于680年的话,其父704年去世时(有唐史旁证),他已经25岁了,又何用太皇太后赤玛伦摄政?

要知道,吐蕃历代赞普继位都很早,松赞干布继位时不过只有十二岁。

如果按照《王统记》的说法,赤德祖赞十岁继位的话。其父去世时,他为赞普已经十五年之久,赤玛伦出面遣使求婚,岂不是咄咄怪事?他自己派使臣不就得了?所以,这种说法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而他和“金城公主”的儿子赤松德赞,生于阳金马年(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也是一个错误的记载。

因为,同样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着,赤松德赞生于马年(742年,玄宗天宝元年),相差12年。

两个记错的年龄,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一个12年,一个24年,都是12倍数。这就是藏文文献中,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天干地支”纪年方式不完整。

藏文史料最早的纪年方式,只有“地支”(十二生肖)没有“天干”(甲乙丙丁)。

大约在公元650左右,藏史便开始用地支方式纪年[26]。但这种纪年方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十二年便会出现一个轮回,因此经常出现算错生卒年代的事情。

而目前能够看到,以“木、火、土、铁、水+阴阳”替代“天干”的最早案例,就是唐蕃会盟碑了。

两国会盟的时间是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藏历阴铁牛年。这时,吐蕃也有了自己的年号(唯一一个年号)“彝泰”,这一年是彝泰七年。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敦煌藏文史料记载会被认为是“信史”?

因为,学界目前基本公认,吐蕃占领敦煌(沙州)的时间,不早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27]。而敦煌文献被封藏在藏经洞中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发现,之后九百年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此,才会被称为“敦煌遗书”。

相比于普遍成书于十二世纪以后的教法史料,敦煌藏文文献不但时间早,也没有后世人为扰动,史料等级居于最高优先级的地位。

下面,我们开始分析《王臣记》讲述的三个故事。很遗憾,这三个故事都不是真的。

1、赤德祖赞确实有个儿子,名叫江察拉温,但他既不是生于公主入藏之前,也不是死于金城公主入藏期间。当时,赤德祖赞自己才七岁,怎么会有儿子呢?

这个名叫江察拉温的王子,死于兔年(739年)与金城公主同年亡故,依据来源于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

至于,赤德祖赞七岁娶亲的原因,上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了。

其次,金城公主交换大小昭寺佛像的故事,一直都是个传说,也就是个传说了。

关于秘藏等身像一事,藏地幻化出一个配套的传说。据说武则天时期,唐军攻入 *** ,火烧红山宫殿(布达拉宫前身)。为了不让唐军将等身像抢走,吐蕃民众将佛像藏于一间密室,用墙封住房门,画文殊菩萨像于墙上。

因为,武则天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唐军不敢拆墙,佛像得以保留。金城公主入藏后,命人从另一侧墙壁开门将佛像取出,恢复等身像的供奉。

唐军攻入 *** 火烧红山之事,是无数唐粉们最津津乐道的案例。我特意从《新红史》里给大家截了一张图,《贤者喜宴》与此大同小异,但记述的更为夸张,说有五十万唐军攻入 *** 。

天赐神粮的创作背景

虽然两本史料都说引述了汉地史料,但唐史却对此惊天战例却全无记载,不知道两位高僧的依据从何而来。

我这里倒是有一条汉地史料的旁证,可以证实此说法不实。

武后时期,曾有朝议征发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县)、巴(今四川巴中)三州民众,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西羌,讨伐吐蕃。

一开始,武后对这条唐朝版川藏公路还颇有些意动,蜀地诗人陈子昂得知后,直言上书力陈此事不可为,“雅州诸羌并未叛唐,现在无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吐蕃屡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赖蜀地山高地险,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若吐蕃趁机以诸羌为内应,则蜀地天险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为此战却靡费甚多,届时国将因黩武而亡。[28]”

天赐神粮的创作背景

陈子昂上书后,“既而役不果兴”,武后也不再讨论,这一荒唐的计划。

结合上述两条汉藏史料的记载,禄东赞于667年(高宗,乾封二年)去世,唐朝廷议开掘川藏公路记载于687(睿宗,垂拱三年),相差整整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前,五十万唐军便已攻入 *** 火烧红山,又何必再有川藏公路之议?

再想想1950年,十八军入藏时,在有汽车、飞机保障之下,依旧多次断粮,遍寻野菜充饥。一千二百多年前,数万唐军翻越雪山进入 ***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另外,关于大小昭寺交换佛像一事,藏地最早的史料之一《柱间史》(也称《松赞干布遗训》)却记载,佛像交换是遵照文成公主的遗训所为,目的是让“ *** 再也找不到这尊金像了[29]”。

很奇怪的是,《贤者喜宴》、《新红史》等教法史料曾多次引用《柱间史》的内容,但对此条记载却并未采用。

综合上述,金城公主是否互换了大小昭寺的佛像,我们不能确知,但交换佛像是因唐军入侵,基本是妄谈无疑。

最后,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金城公主和赤松德赞是否为母子关系?

虽然,“双母夺子”、“宴前认舅”故事写的活灵活现,并广为流传,但可惜不是真的。

敦煌藏文史料《吐蕃大事记年》记载,金城公主薨于兔年(739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和《旧唐书》中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30]。

而在敦煌藏文文献里明确记载着,“(赤松德赞)马年(742年)生于札玛”[31],金城公主入土在先,赤松德赞出生在后,相差三年,不可能是其亲子。

另外,同样在敦煌文献里的另一篇《赞普世系表》则记载着,“赤松德赞为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波杰西丁所生”。

再有一点也可作为旁证,金城公主生前,唐蕃两国虽战事不断,但互遣使节也很频繁,绝不会出现金城公主产子,唐史全无记载的可能。

虽然藏地传说多有幻化,但金城公主对唐蕃两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除公主出嫁时,中宗陪嫁的“锦缯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以外。开元十八年(730年)十月,吐蕃使臣还以金城公主名义请求唐朝提供《礼记》、《左传》等文史资料[32]。

随后,又促成两国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并再度开放甘松岭互市(今四川松潘西北)。

松岭互市为赤玛伦时期首开,是汉藏两族最重要的交易地点之一,曾创下年易马四十多万匹的巨量[33]。

除此以外,两位公主都曾实际上改变了藏族的风俗习惯。

文成公主因不喜藏族赭面的传统[34],以其夫“权且罢之”,金城公主则在藏族中确立“七期悼亡”的习俗。

据《贤者喜宴》记载,金城公主嫁入 *** 后,发现大臣们去世时并未享受祭祀之供食。便建言道:“我汉地因佛法弘扬,故人死则有七期之祭。吐蕃佛法尚未发展,故大臣应予怜悯,人刚一去世,当立即向神及死者施以食品。[35]”

从此,“七期悼亡”的习俗便在藏地流传开来,直至今日。

金城公主对唐蕃两国的贡献,屡见于汉藏史料之中,其中唐史相对严谨,可作为史料主干。但汉地史官难以亲涉藏区,对公主入藏后的情况不甚了解,此时藏史的优势得以显现,可作为有益的补充。

无论如何,文成、金城两位公主都是文化交融的使者,是将汉藏两族凝系在一起的纽带。虽然在民众心里,金城公主名声不彰,但两位公主所差者,不过先后早晚和一尊佛像而已。

参考书目:

[1][33]、《吐蕃女政治家赤玛伦考略》_陈崇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2][11]、《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_苏晋仁 萧錬子. 四川民族出版社;

[3][5][7][10][14][17][30][32]、《旧唐书吐蕃传》_[后晋]·刘昫等著,中华书局;

[4]、《封氏闻见记》_[唐]·封演;

[6]、《唐会要》_[宋]·王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年;

[8]、《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_二》_蒲文成,《 *** 研究》1983年02期;

[9][16]、《吐蕃史稿》_才让,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_李显;

[13]、《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_[北宋]·王钦若 等编,中华书局;

[15]、《新唐书吐蕃传》卷216,_[北宋]·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撰,中华书局;

[18]、《全唐文及拾遗》_[清]·董浩等编;

[19]、《吐蕃金石录》_王尧著,文物出版社;

[20][35]、《唐蕃关系史研究》_林冠群;

[21][22][28]、《资治通鉴》_[宋]·司马光等著;

[23][24]、《 *** 王统记》_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

[25][3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

[26]、《唐蕃会盟碑_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_卓嘎,论文编号(2014)05—115—06;

[28]、《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_陈国灿,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一期;

[29]、《柱间史》_阿底峡尊者整理__卢亚军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34]、《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_[后晋]·刘昫等著,中华书局;

感谢邀请,用心编辑

在古代滚滚历史的长河中,为了政治目的诞生的和亲事件不在少数,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有细君,解忧公主和亲,但大多数只对以宫女出身的出使和亲的王昭君直到清朝彻底迎来了一个和亲的高峰,皇太极长女,次女,3.4.5.8女,以及康熙第3.5.6.10.13.15女,也都远赴蒙古和亲,

而唐朝时期,比如唐玄宗的外甥女东华,宗师女永乐,唐肃宗次女宁国,唐德宗八女咸安,以及唐蕃和亲的文成公主,和咱们这个话题的主人公,金城公主,二人虽命运相似,但其后世流传并不广泛,造成许多人并不知道出了文成公主外,还有一位为两国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公主,

当然,对于后世对文成公主的颂赞,第一,文成公主是第一个入吐蕃和亲的,其二,因自身的原因带来了两国长久的和平,所以其对后世影响极深, 但咱们这位主人公金城公主不同, 虽然也是带着两国和平的目的进入吐蕃的,但当时赤德祖赞一直主张战争,而唐朝因为安史之乱也顾及不到吐蕃,所以两国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和平,而金城公主更是为吐蕃生下一位吐蕃的大将,从而变强了吐蕃,却又害苦了唐朝,

而其本身也是宗师女,后加封公主,当弃子送往吐蕃,可谓凄怜




君权神授何处出典

君权神授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夏代奴隶主已经开始借宗教进行统治。 《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

君权神授亦称“王权神授”。君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神的学说。中国在奴隶社会的周王朝时,就称武王是“受命于天”,自称周天子,一切“礼乐(政令)征伐(军令)自天子出”。王权是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

考古学从殷周的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卜辞中发现,当时统治阶级利用劳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天的命令,称之为“天命”。

周王朝的政治结构的核心是王权,所以周人集中论述了君 *** 力的起源是天神。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也都自命为天子。

古埃及的法老(国王)也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自称为“月神的后裔”。

罗马的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起义,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内容,重新解释教义,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进而论证“君权神授”,为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还宣称他的权力来自上帝,以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其专制制度。

最早为君主专制提出“君权神授”理论的是董仲舒。董仲舒的儒学其实是为了迎合统治者而经过改革的。君权神授: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上天的神授予的,皇帝又称天子,就是天的儿子,就是体现了这个词的意思。

而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人类的行为会影响天道的变化,认为君主是上天选择的,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降罪。明清两朝皇帝于天坛祭天亦是这个原因。

君权神授这一说法在中国是夏商周时期开始的。早在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提倡自己与天神有关,是由神赐天命,使他们统治天下的。

例如汤在讨伐夏朝桀时曾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译过来是:来吧!你们众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

现在你们众人会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众人,荒废我们的农事,为什么要征伐夏国呢?’出自《尚书·汤誓》。借此替天行道增加统治的合理性。

当时的君主亦要代人民向天进行祭祀,以示自己是天神派来统治大地的,而当时的统治者称天子亦是这个原因。

夏代奴隶主已经开始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君权神授亦称"王权神授"。

南梁梁武帝萧衍,英明一世,为什么晚年如此凄凉呢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萧衍自知大势已去,才有了以上自嘲之语。他既是拨乱反正的开国之君,也是一手导致子孙失国的无道昏君,如此矛盾的人生,连《南史》作者李延寿都感慨其绝无仅有。

作为开国之君的萧衍为什么在晚年成了昏君,不但使自身凄凉惨死,甚而还遗祸子孙呢?通常,我们评价一个君主,往往由盖棺定论反推得失,但这种 *** 对于一手开国又一手失国的萧衍,未免失之单薄。

所以,我认为,由萧衍晚年的施政动机来分析其所作所为,则更能客观的表述他何以一步步走向“自我失之”的惨淡结局。

萧衍在晚年当然希望国富而兵强,统治安定,奈何年事已高,力不从心

出身兰陵萧氏的萧衍在39岁那年代齐称帝,建立梁朝,经过一系列的施政举措,南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远远胜过陷于内乱之中的北魏。江南的繁荣营造了一种天下大治的假象,让执政多年的萧衍更加自信之余,也产生了志得意满的情绪。

而且,随着萧衍年事渐高,体力日衰,这种自信和自满就成了恋权而难专权的尴尬局面。不得已之下,他能做的就是依赖宗室,维系自身的权威和地位。

这么做,在太平年景自然可以通过权力平衡,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种平衡如果遭到不可控的外力冲击,将变得不堪一击,甚至会生发出反噬的恶果。

  • 依赖宗室,镇守各地,稳定天下

有鉴于此前宋、齐的短命多出自于皇族内部自相残杀,萧衍在立国以后便一扫前代打压宗室的传统,努力刻意在表面上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所以,他对皇族子弟往往过于宽和与仁厚,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如临川王萧宏,一直对萧衍心怀怨愤,曾意图在他临幸光宅寺途中进行刺杀,失败以后又与永兴公主私通,合谋将其毒杀……这些罪行萧衍全都知道,被弟弟和女儿如此阴谋暗算,放在旁人身上,恐怕早就痛下杀手了,可他却一次又一次的予以宽宥、纵容。

究其原因在于,萧衍十分清楚皇族内部稳定,对于天下稳固的重要性。而自刘宋起皇族内部形成了一种血腥厮杀的畸形惯性,他对宗室选择宽纵和隐忍,在初衷上是为了打破这种政治传统、维护统治安定,进而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但就影响而言,恐怕又事与愿违了。

不论如何,萧衍的努力至少在“侯景之乱”以前是卓有成效的,看起来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也正是基于这种基础,当他在年老体衰,对权力细节愈发无法一手掌握时,便更加依赖宗室,令诸子镇守地方,以备不测。

如以庐陵王萧续为雍州刺史,邵陵王萧纶为江州刺史,以中郎将权摄南徐州事等安排,包括湘州、益州、郢州、荆州等各大要地,都有萧衍的子孙镇守。部署严密,又相互制衡,在巩固萧氏统治的同时,又能防止一家独大,对朝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这看起来是个万无一失的举措,有一大批子孙镇守地方,年事已高的萧衍也不必费尽心力抓权、固权,似乎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惜,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意外”,太清元年,意外出现了。

  • 招降侯景,意图削弱北国

北朝大将侯景先后被高澄和宇文泰猜忌,无处容身的他又向南梁表示,愿意归顺。这就给南梁君臣出了道难题,甚至还在朝廷上引发过一场不小的争论。

大臣们忌惮于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认为“纳侯景非宜”,而拒绝接纳这个二易其主的北朝叛将。不过,侯景的南附也带来了中原十三州的土地,这对梁武帝萧衍是个巨大的诱惑。如果能够将这十三州土地吃下,不但削弱了北朝实力,更使梁朝土地人口得以扩充,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在风险和诱惑面前,梁朝君臣有些选择两难。

诚然,萧衍也意识到接纳侯景的风险,觉得如果接纳侯景所献十三州土地,万一引发不测,将后悔莫及。但几经犹豫之下,他还是力排众议,接纳了侯景和他的土地,并以高官厚禄予以笼络,封其河南王、并使之持节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以及南豫州刺史。

由以上安排可以看出,侯景归附以后是以藩王形式存在于南梁“统治”之内的,在原有的十三州土地上,南梁朝廷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可以任意改动法律,招兵买马。不论是否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萧衍接纳侯景,无疑是接下了一颗烫手的火炭。

否则,以宇文泰之精明,又何以将中原十三州拱手相让呢?

除此以外,萧衍虽然接纳了侯景,但还是对这个数易其主的北朝胡人存了轻蔑之心,以至拒绝了侯景求娶王谢家女子的请求。

南朝门阀士族固然注重门第,但萧衍既然已经接纳了中原十三州的土地,何妨摆脱门第偏见,对寒门出身的侯景再进一步笼络,从王谢家择好女子嫁过去?

萧衍的高姿态虽然不会逼反了侯景,但仍会使不满逐渐累积,直到某日一齐爆发。

于是南梁与东魏的议和成了导火索,萧衍在这个过程中并没能很好的安抚侯景。也许在没有见诸史料的和谈中,他当真打算将其出卖也未可知。毕竟这个尾大不掉的烫手火炭已经很让人难受了。

侯景内心中积累的疑忌和不满在此一股脑爆发,终于发兵攻打健康。

从重用诸子镇守地方到侯景起兵,是萧衍掌控权力一再衰弱的外在表现,这个过程是八十六岁老人无法逆转的。所以,侯景叛乱只是失控的开始。

侯景起兵之初,萧氏诸王在长江上游拥有强大的实力,完全有能力抵挡叛军,但这些人中大多数却出于各自的私心选择了观望,坐看叛军攻入健康,坐看侯景饿死萧衍。

前有萧正德里应外合,后有梁元帝萧绎“坐观国变, 以为身幸”。尤其萧绎,不但自己不救君父,还阻止兄弟赴援,见邵陵王萧纶积极组织勤王,唯恐他成事,便命王僧辩率军讨伐。

萧衍维系皇族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并没有错,错在年老体衰,无力操控权力。这是帝制时期作为皇帝的悲哀,一旦年老,最亲近的人反而是最大的敌人。

希望安度晚年的同时,萧衍选择了向佛治国

  • 年老体衰,心态萎靡 ,荒唐误国

萧衍从出仕到夺取天下,一路顺风顺水,短短数年间,就由七品小官成了面南背北的九五至尊。这让他的自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普天之下已经尽在掌握。实际上,这种自信也是所有开国君主具备的共同特点。

在萧衍执政早期,这种自信往往带来的都是正面效果,比如他任人唯贤、崇尚儒学、励精图治。不论做什么,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权力,操控群臣。而到了古稀之年以后,这种自信被身体一日甚过一日的衰老渐渐侵蚀、摧垮,他开始变得任人唯亲、一心向佛、懒政怠政……

我们在关注帝王的这种变化时,往往忽略了他的年龄,如后来的唐玄宗,年轻时励精图治,将唐朝推向鼎盛,但在年老体衰时,看起来也如萧衍一般昏招迭出,终至酿成“安史之乱”毁掉大好局面。

要知道侯景发动兵变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还能指望一个超过八十岁的老人还能拿出多少精力,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进行博弈?

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心态如何变化,但以史料推测、常理度之,如对死亡的恐惧,体力不济的无奈,往往都会严重影响到古代帝王的情绪,甚至产生怪异的行为。

如大通元年,萧衍在六十四岁时第一次孤身入寺为僧,既不对群臣交代国事,也不明确将帝位传于子嗣。而这次荒唐所为仅仅是开始,此后他又在大通三年和太清元年再度故技重施,入寺为僧。

行事如此儿戏、荒唐,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开国皇帝的认知,他的懒政、怠政、任用奸佞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

如果这些荒唐的变化出现在一个普通老人身上,或许只是一个人的悲剧,但如果这个老人同时还是一位皇帝,可能就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 以“正法”乱政

梁武帝萧衍从推崇儒学到一心向佛的转变,起自何年何月,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他在即位初期推崇儒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其自述中不止一次透露出自己对儒学的推崇和认可,以及设馆教学这些推广儒学的举措,都可作为佐证。

除此以外,萧衍还在儒学仁政的理论指导下,积极施行富民养民政策,兴修水利,奖励耕织,使得南朝仓储殷实,而百姓乐业。但是这种繁华景象很快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另类景象所取代。

在这种虚幻景象下的现实情况是,在朝廷的扶持下,寺庙资产迅速膨胀,僧尼地位提高以后,大量人口也随之涌入佛寺。但佛寺资产无须缴纳税赋,这就导致了国库压力激增,只能增加税赋,以供应军政开支。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落在那些普通百姓身上。

南梁朝廷大力倡导佛教,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变化,渐渐形成了

“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

的萎靡风气。久而久之,国势也开始走下坡路。

“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

萧衍身处宫阙庙堂之中,只凭喜好心向“正法”,对民间的这种变化毫无察觉,甚至还启用僧人为官,围绕在他身边的多是朱异这种奸佞之徒,致使朝政败坏,积重难返。

侯景之所以能够顺利攻陷健康,除了萧正德的吃里爬外,萧衍诸子见死不救,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萧衍本人自毁根基,如果朝中尚有栋梁将相坐镇,局面也不至于败坏如斯。

后世评价梁武帝萧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在他年老体衰以后,这个问题几乎被无限放大。从孤身入寺出家,到以“正法”乱政,恐怕他到死都没能想清楚,自己何以到了“自我失之”的地步。

诚然,萧衍在晚年确曾试图巩固梁朝国势有所作为,无论以宗室镇守地方,还是招降侯景,意图削弱北朝,都是他做出过的努力。但身为一个八旬老人,他根本无力主导如此繁杂巨细的国事,稍有差池就会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萧衍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满八十岁时禅位太子萧纲,然后安享晚年。

梁武帝萧衍做了48年皇帝 , 最后在侯景叛乱中被软禁,饿死在台城,落了个国破身亡的可悲下场。是因为当时的官吏贪残而且奢靡腐朽实行的法律对权贵太松,对百姓而太过严厉梁武帝晚年信仰佛教,不管国家政务和接纳侯景,养虎为患等这四个因素有关。

第一, 官吏贪残且奢靡腐朽,更重要的是民心丧失

史料记载称,“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其弱惰”。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皇帝可谓富有四海,但萧衍仍公开向臣僚索取贡献,这足以看出来他的昏庸贪婪之态。那么,既然皇帝都这样做,可想而知,在他带头索贿的影响下,梁朝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几乎无不以贪污掠夺为务。萧衍统治中后期以朱异和何敬容主政,二人操掌相权,告以权谋私,大肆贪污纳贿。梁朝官吏不仅贪污掠夺成风,而且生活腐化,奢靡成俗,肆意挥霍民脂民膏。鱼弘曾日:“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 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寥寥数语,颇具代表性地道出了梁朝士族官僚腐朽的人生观。无疑,梁朝官吏骄奢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对广大民众残酷压迫和苟重剥削基础上的。所以,因为梁朝的腐朽,民心早已丧失,这也是后来侯景能攻下建康又攻陷台城,梁武帝萧衍晚年凄凉的原因之一。

第二,法律对权贵太松,对百姓太过严厉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治国不可无法,有法不可不依。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道理,而梁武帝偏偏就是这样的人,有法不依。他对民众实行严刑峻法,百姓犯法要连坐,虽老幼不能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役。可是,对于权贵却十分宽容。比如,宰相何敬容为其妻弟费慧明死罪走后门说情,御史中承张给按法“奏敬容协私罔上,合弃市” ,但萧衍只将他免职了事。

第三,晚年信仰佛教,不管政务

萧衍晚年信仰佛教,他是佛教的狂热倡导者。公元504年,他下诏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为外道”,从而事实上宣布了佛教为国教。不仅如此,他热衷于累建 寺院、寺塔和佛像,据《南史》记载,他曾设大法会16次,其中529年九月在同泰寺所设四部无遮大会,僧俗与会竟达5万余人。还有,他曾经4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让群臣以亿万钱赎他回宫,前后用钱达4亿之巨,使从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大量钱财就轻易地落入了僧倡的口袋。他还赐予寺院大量土地财产和种种特权,如在钟山建造大爱敬寺,一次就赐给寺院良田80余顷。萧衍的种种行为,不仅使越来越多百姓破产流亡,更使得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

第四,接纳侯景,养虎为患

在萧衍正做着统一中原的美梦的时候,侯景前来归降,于是萧衍认为这是统一北方的天赐良机而予以接纳,并且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让他管理黄河南北的军政事务。然而,历史却同萧衍开了一个玩笑。548年,降梁不久的侯景,在寿阳举兵叛梁,迅速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次年又陷台城,86岁的梁武帝被软禁,不久活活被饿死,落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总结

南梁梁武帝萧衍晚年如此凄凉,是因为梁朝的腐朽,而这又是他倡行和放纵各级官吏搞腐朽的结果,所以这也是他晚年凄凉的重要原因。

南梁梁武帝萧衍早年是一个很英武的人,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侯景之乱中活活被饿死,但是仔细了解一下梁武帝萧衍的一生,你只能说活该,罪有应得,只是可怜了战乱在丧生的无数无辜百姓。

梁武帝萧衍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门阀世家,据说是为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南齐时,萧衍累官雍州刺史,其间两次参与抵御北魏,颇受齐明帝宠待。后来萧衍见萧宝融和东昏侯萧宝卷一样怠慢朝政,便起了取而代之的心思,并最终策动受禅仪典,称帝并建立梁朝。

萧衍建立南梁后,早年还能励精图治,萧衍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做了一些改革,南梁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萧衍广泛纳谏,听取意见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

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统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除此之外,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示范了良好的向学风气。

但是这都是早年的萧衍,萧衍在位长达48年,典型的前明后混,在位中后期的所作所为让南梁步入了灭亡的边缘。

萧衍乱梁

众所周知梁武帝萧衍是在侯景之乱中死去的,但是侯景当初只带了八百人投降梁国,之后造反也就几万乌合之众,侯景能够闹这样大的动静,其实是昏聩萧衍早已将南梁治理成了摇摇欲坠的败亡之国。

萧衍在位中后期,南梁早已腐朽不堪,濒临亡国的边缘,这是这帮皇族门阀歌舞升平不自知而已。

一、萧衍宽纵皇室到了任其为所欲为的地步。萧衍给诸王以实权,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掠也不闻不问。到了萧衍晚年,皇室间的相互残杀较之宋、齐两代更为残酷。梁武帝对皇族的一味纵容使得他们的心膨胀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嗜杀冷血,甚至一个个都有了谋朝篡位之心。

二、萧衍优容士族,对门阀世族,萧衍一改前例,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下诏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特别是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增设官职,满足士族入仕要求。结果门阀世家把持一切,而这帮人有大多数是酒囊饭袋之徒,南梁朝廷被庸人废人所把持,非门阀世家的优秀人才难有出头之日。

三、萧衍信佛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大规模兴建佛寺。创立三教同源说,调和释、儒、道三者矛盾。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等以成亿的钱奉赎。萧衍不仅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朝政昏暗。

四、以虚伪的勤俭、仁慈掩盖其残暴腐朽的统治。南梁的徭役较以往更为繁重,甚至役及女丁。赋税由过去的计资改为计丁。规定每年丁男之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此外每亩田还要收税米二升。他责令地方官“上献”,因而莫不竞相聚敛。梁世用法,对皇室、士族分外宽容,对劳苦大众极其严酷。民众犯法连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举家罚作苦役。人民纷纷逃亡或奋起反抗。

萧衍之死

实质上,侯景之乱前的南梁早就处在崩溃东东边缘,各种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侯景之乱前夕,南梁国内已经达到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地步。

公元548年,被萧衍收留的东魏叛将侯景,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长驱直入,最后兵临建康、围困台城,萧衍号召各地军马驰援,但由于各路援军心志各异,在攻打叛军几次不利后就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侯景最终攻入建康将萧衍囚禁于台城宫中,引领了南朝一个时代的梁武帝萧衍,在宫中因无食物而死。

萧衍咎由自取,只是苦了南梁百姓,侯景之乱江南地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死亡人口过半,百姓真苦。

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

上古的人离神最近,也许他们看见过“天神”是什么样的存在!见识过“天神”法力到底多么广大无边,所以他们告诫后人,并书之于书说: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

梁武帝萧衍肯定读到了这句话,一直不敢作孽,前半辈子励精图治,战战兢兢的牧民治国四十八年之久,很是难为他了。

皇帝这个工作从来也不是好工作,因为管理的是叵测人心,应付的是天下所有人,一个帮手也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孤家寡人是也!

南北朝时代也不是一个适宜做皇帝的时代,忒乱了,那些做臣子的还没有学习“三纲五常”,动不动就造反换皇帝,甚至杀掉皇帝自己做。

萧衍他本人的皇位就是抢来的,所以一开始为了守住皇位他很认真的工作,也许时间太长他懈怠了,也许他认为他做的已经够好了,防守的够严密了,——用不着怕别人来抢他的皇帝之位了。

萧衍这个人呢,文史艺术水平也很高。上面说过了,皇帝工作是一个孤家寡人的孤寂工作,没有知心朋友,周围全是陷阱。

免不了就苦闷。

一般的粗人皇帝或者俗人皇帝,精神苦闷会去找乐子,玩女人,玩男人,玩艺术,玩木工不论去玩什么找乐子吧,总是有一个寄托。

萧衍这个人文史俱佳——他以研究哲学当乐子,而,南北朝之时,佛教刚进入中国不久,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正有生命力的时候。

萧衍遇到了佛教。

所有的宗教从本质意义上说,都和邪教类通,多走一步,就是邪教——葭明通

萧衍肯定不同意上面那句话,当然了,佛教肯定不是邪教。

但是,萧衍“迷信”佛教了,他多走了好几步。

读者君子您一定听说过或者看见过迷信宗教的人是怎样不可理喻的人。

对,后期的萧衍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皇帝,他把国家财富全部拿去修庙了,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他的杰作。

在他的治下,你只要把脑袋剃了去做一个和尚,就可以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了。可以役使士兵,呼喝 *** 官员了。

侯景打来,无人替他出力,那些和尚们也帮不了战阵之事呀!后来就被活捉控制了起来,饮食不能自给,三餐不继,堂堂皇帝之尊要一口蜂蜜水而不得,饥渴饿而死。

不过,他这种“得道高僧”,临死之际有没有痛苦,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佛经有云:

难舍能舍,大者头目肢体,其次国城妻子,此所谓难舍也。

萧衍倒是都“舍”了。

不作评价!

萧衍晚景凄凉。和他自己的很多骚操作分不开

一、晚年信佛,耗费国家财富

梁武帝萧衍活的很长,在位时间也是南朝诸帝里最长的, 活了86岁,在位48年。前期功绩巨大。但人老了以后精力和思想就跟不上了。

萧衍晚年特别崇佛,佛教和他高寿确实也有很大关系,晚年禁女色,吃素食。引导了他之后的和尚的生活方式。

要是这只是他的个人习惯,对国家其实影响不大,但他作为皇帝,四度出家,每一次都要朝廷拿好几亿来赎回他来。这就把国家财富耗空了。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朝四百八十寺 ,僧侣众多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

二、接纳侯景,酿成大错

侯景这个人,少有的在后三国都待过。他原本是高欢手下大将,因不见容与高欢之子高澄而选择投靠西魏宇文泰,可宇文泰知道侯景的人品始终提防着他。侯景转身马上向萧衍送去橄榄枝,分裂时代就有这个好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最终萧衍也因为留下侯景这一决策,导致身死国灭,南方生灵涂炭。

公元548年侯景以清君侧之名发动叛乱,居然由几千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越打越多,在围观台城时号称十万人。萧衍被自己接纳的毒舌咬了一口。被侯景活活饿死在台城(建康皇宫)。

三、深层次矛盾

侯景之乱其实反应了萧衍统治四十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总爆发,梁朝统治区已经是到处是火药。要不然一个区区北朝叛将不会越打越多。受不了梁朝重赋的百姓很多跟着侯景叛乱。

梁武帝虽然对宗室很好,可宗室不领情。建康守将萧正德一开始就秘密接济侯景,想浑水摸鱼,并趁机过一把皇帝瘾。台城被攻破后侯景的几个儿子不忙着救驾。先自己打个你死我活争出个输赢。

最终侯景之乱虽然平定。萧梁王朝也跟着陪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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