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他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动。凡是和无不有何作用
叶圣陶先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元旦，晚上得知那动静，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那繁碎而清脆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痛。参与遗体辞别仪式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一则说说本身的表情，二则做为纪念。可是一迟延就三个月过去了。
依理，或依礼，都应该尽早拿起笔来。写什么呢？那有困难。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堪写；二是遗体辞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惹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做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
但纪念文是还要写。为了不反复，筹算沿着两条线拔取题材：一是写与我有关的，二是写不见于或不明显见于高文典册的。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指导编课本。那之前，我当然晓得他，那是上学期间，大量读新文学做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以字行，用叶绍钧的名字。
我的印象，好比与鲁迅、郁达夫比拟，鲁迅笔下多矛头，郁达夫有才任情，叶先生只是平实端方罢了。了解之后，交往渐多，感应过去的印象固然不克不及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道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那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
中国读书人的思惟，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合的情况很复杂，若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惟是如许，行为也是如许。那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神驰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而，我常常跟他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但凡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打动。
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昔时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那一次他受了教育，尔后写文章，文字标点必然清清晰楚，不敢轻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配合修润课本的文字起头。
当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村夫说苏州话，跟其他处所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定用通俗话。通俗话他陌生，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崇，想不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定见。他说：“没必要客气。如许反而省事，仍是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当都改。
万万不要稳重，怕改得不当。我觉得不当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如许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好比有一两处他认为能够不动的，就必然亲身来，谦善而诚心地问我，同意差别意恢复。我当然暗示同意，而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万万不要再跟我筹议。”他说：“好，就如许。
”可是下次仍是照样来筹议，仿佛应该做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宠遇人。例如一些能够算做小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劝止他远送，无论如何说，他必然仍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
辞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归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克不及起床，我统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老是举手打拱，仍是不竭地说谢谢。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那有如阵风阵雨，不到半晌就过去。但交往老是未便了，何况当时我更是自顾不暇。
所以只能默祝白叟可以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晓得白叟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当时我是根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毕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的权力，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
大要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暇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那一天有伴侣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此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
他说他十分懊悔，实不应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认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做那么多年，最初沦为住旅店，感应很哀痛。我看了信，也很哀痛，不是为本身的流离失所，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如许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表示得更为凸起，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
大要是“讨论”攻讦和自我攻讦之类的大标题问题吧，他说，那，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攻讦；至于攻讦，他人的长短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责人的短处，他老是说不出来。那只能做到一半的做风，是对是错，天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那里我只能说说本身的觉得，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较大，因为它能够使人自重，勤奋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那包罗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惟和动作，范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并且应该遭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那仍嫌范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做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那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汗青，似乎早已处理。那仍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媒介文纷歧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承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认为然，但那是大势所趋，寡意所归，不久就同一了全国，理，认定如何说就应该如何写，行，用笔写白话。
二，看现实，写，都不消文言，而用通俗话。但那里还隐藏着很多问题。由文学革命期间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若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克不及如许写，应该不该该如许写等问题。那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出名的和不很出名的做家，以及广阔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老是如许做了。
功效呢？我的观点，除了少数人、个别体裁(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半推半就”。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白话不尽同；不离，是无论若何，总能够算做雅化的精炼化的层次化的白话。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如今，流行的文的大大都，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比拟，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响应地削减了。
那表示为冗长，扭曲，润色，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天然，不简明，不容易懂。如许写，有的来于爱莫能助，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白的)，认为不如许就不成其为文，以至不敷以称为文。有认识为根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末于成为文风问题。
叶圣陶先生坚定反对那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如果简明而有层次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路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但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那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
”他那个定见，差别的人会有差别的反响。譬如近些年来，有很多人是鼓吹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关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一笑置之。那里为标题问题所限，不克不及牵扯过多，以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观点，写话，固然此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申明，但大致上说，或当做行文用语的一个高尺度看，老是既准确又对症。
说准确，因为那是对峙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离开白话以至有意远离白话的文风正在造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里其实不如许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大都人随便领会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曲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
不简短，不曲说，再加上成果的难于领会，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着两种性量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适才说过的，认为如许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容易，要渐渐学，多多比力，细心体味，求速成办不到。
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历，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天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那也要靠渐渐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力，细心体味；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法子，写完，能够本身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活，不像话，坚定改。叶圣陶先生就是如许严酷要求本身的，所以所做都是本身的写话气概，平易天然，明显简洁，详尽诚心，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敷，就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