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唐宋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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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的本质

邹金灿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候。然而从作者的身份上看,此作又可以视为宋诗。

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里,但是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

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出任赵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赵宋政权的;另一方面,赵宋不是异族政权,所以把徐铉的诗归为宋诗,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满清的明代遗民,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尽管他们人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划代,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宋代积贫积弱”的旧识,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君不见,当年战胜赵宋的蒙元已经烟消云散,但宋人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却遗泽深远。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宋诗。徐铉此作,尽管算不上是典型的宋诗,但已初具宋诗气象,它乍看平平,但静下心来读,就能感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长情意。此等文字,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这也是宋诗的特点之一。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弟弟徐锴齐名,是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徐铉曾奉李煜之命出使大宋,意图让赵匡胤息兵。对于这位书生,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今天已不可考,从语词看,应该是徐铉的朋友。南唐的都城在今天的南京,诗中东都指的扬州。“海内兵方起”,是指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争,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成了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烟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是《孔子家语》里的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背回家,风雨无阻,甘之如饴。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其父母已经离世,令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里;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就也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是惯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有着“柳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在中国诗学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重大议题,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里,开篇第一章就是“诗分唐宋”。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深沉,语句可以不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方可下笔。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永远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实现了从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是在唐诗的百尺竿头上,更进了一步。

从本质上看,唐宋诗之争并不是时代之争,也不是风格之争,而是两种心性之争——反智抑或是尚智。参与唐宋诗之争的人,大抵会呈现这样一种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则并不否定唐诗。宗唐还是宗宋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对知识的态度。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因为有两种人,所以才有两种诗,是以“诗分唐宋”成了经久不息的议题。

相比而言,唐诗面目讨人喜欢,它拥有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但是沉着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今人论诗,固然不能囿于唐宋,但仔细观察宋代以后的诗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成就不大,例如高举学唐大旗的明朝诗家,其作品水平上不如宋、下不如清;然而宗宋者则往往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卓然成家,如清末的郑珍,晚清民国的陈三立、郑孝胥、陈曾寿等。这是一个值得深切注意的现象。

时移世易,“好平易而恶艰深”的价值观似乎更加深入人心,懒汉思维变本加厉,遂致今天有些人写诗,连平水韵都觉得碍手碍脚,于是出现了新韵改革、蔑弃格律这种隳坏古典的运动。在仇学风气的笼罩下,宗唐的人不会减少,宗宋的人反而成了怪胎,哪怕是偶尔提起宋诗的人,多只知道苏东坡和陆放翁。这恐怕是地下的明朝人在鼓吹唐诗、贬抑宋诗时未曾料想到的。

(注:本文原载《书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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