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著名作家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皆为心腹之交，他们之间曾演绎过一段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
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他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精神偶像。
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
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文稿，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
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
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
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应该早于鲁迅。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
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
最近检阅周作人的早年日记，其中在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余封。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
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300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恐还有不少。
令人遗憾的是，曹聚仁在为鲁迅先生立传之后，一直希望并准备为周作人先生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我的恩师钱理群，应我之邀，曾写过《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谈到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至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深情厚谊，值得后人追忆缅怀与仿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