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贸港背景下海南菜价问题的思考，海南“菜比肉贵”的根源和对策

　　关于自贸港背景下海南菜价问题的思考

　　——多用市场的办法系统性破解“买菜贵”困局

　　作者：刘旭

　　 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三个最大限度地减少”，即“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事项”。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四条规定：“持续优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经济学上通常将大宗农产品市场看成是类似或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严格而言，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在应对菜价问题中，应注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不断优化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上来。笔者拟就海南菜价问题作一些经济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一、揭开海南菜价高企之“谜”

　　海南菜价偏高，原因究竟何在，众说纷纭？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笔者以为还是供求规律在起作用——供求关系失衡。

　　供求决定价格。一种物品的价格上涨且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价格高企、供不应求，不外四种情形：一是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二是供给减少，需求不变；三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四是供给的增加低于需求的增加。海南菜价近年居高不下，当属于第四种。

　　需求原理告诉我们：当其他情况不变时，只要价格提高，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价格降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就会增加。那为什么海南出现菜价上涨居高、需求仍旺盛的情况呢？仔细想来，这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因价格外因素导致需求增加而产生的“价格上升、需求量仍上升”的例子。

　　在海南生活工作稍长一些的人，记忆中海南这一波的菜价上涨、居高不下，应当是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也就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实施以来，近几年问题则进一步突出（2018年开始，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海南的战略机遇期是几乎同步。

　　战略机遇给海南带来了持续的人流增长，有公开的几组数据可以佐证：

　　一是常住人口。2009年全省常住人口864万人，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省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人、达1008万人。

　　二是人才引进。2018年“4·13”以来，至2020年底，全省共引进人才20.8万人，增长657%。

　　三是免税销售。2020年7月1日，离岛免税购物新政正式实施，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升至10万元、商品类别增加至45类，一年来海南离岛免税商品销售额增长226%、达468亿元，日均购物旅客1.9万人次、增长102%。

　　四是市场主体。2020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之年，当年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1万余户，增长30.86%；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市场主体19.1万户、增长69.23%。这些方面带来的人流量增加，无疑都会推动餐饮业、农产品消费的刚性增长。

　　近些年来，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菜篮子”建设，特别是出台的“菜十条”等系列措施，在积极解决保供稳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菜价偏高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究其原因应是措施的跟进力度还未能很好地解决人口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冲击，简而言之就是供不应求、供给不足。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蓬勃发展，人流量会不断增长，需求亦会持续增加，如果供给的增加始终跟不上需求的增加，海南的菜价将仍持续高企，甚至继续保持上升趋势，直至供需均衡方能有所下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成本不是海南菜价高企的罪魁祸首。很多人把海南菜价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种植和物流成本两个方面：一是海南的气候原因造成蔬菜种植成本高，因此水涨船高，菜价居高不下。二是物流成本。更多的人觉得海南远在“天涯海角”，从兄弟省市运菜过来路途遥远，交通物流成本高不少，琼州海峡更是最大的“菜霸”，额外增加了一笔过海成本。

　　但是，笔者在这里有一个疑问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成本一说成立的话，那怎么解释海南产的青椒、香蕉、芒果等在外省市有时卖得比在海南本地还便宜？

　　的确，价格常常表现为“成本+利润”，但并不代表成本决定价格[②]。在竞争市场，成本决定着企业或商品的竞争力,成本低的一方往往在价格浮动上掌握主动权，成本高的一方则在定价上处于被动，不可能卖高价。

　　交通物流成本应不是菜价居高的根本因素，动辄归咎于琼州海峡有点“背锅侠”的味道。海南“天远地偏”，且琼州海峡也并非近几年才突然有之，记忆里十年前海南的菜价问题并未有现今如此突出，笔者2009年初上岛，所到农贸市场不乏五毛、一块一斤的蔬菜可买。

　　也有人说台风灾害是造成海南菜价高的重要原因。应当说，在台风来临前后，由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往往表现为要买几天的菜囤放，致需求增加），加上恶劣天气对市场供应产生短期影响（愿意冒风雨做生意的菜贩减少，致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与供给减少叠加，菜价上扬，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是,此说不能解释海南菜价为何长年居高不下。

　　此外，春节期间特别是大年三十、初一往往菜价疯涨（节日消费需求激增，同时部分菜贩休市，致供给减少）、冬天候鸟增多菜价上涨（买菜的人短期增多，致需求增加）两类情形，与台风之说相当类似，均属短期性、季节性的供给需求变化带来的蔬菜价格上扬。

　　二、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因素是什么

　　一说到供给不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应对措施是鼓励本地种植，千方百计扩大本地蔬菜种植面积。种得多，产得就多。但是，产品生产得足够多，我们就一定能买得足够便宜吗？

　　倘若直来直去如此简单，菜价问题早就迎刃而解，就不会屡屡出现田头菜贱无人问、市场价高惹人怨的情况（前段时间媒体就又报道海南本地种植的泡椒和西红柿出现滞销，几毛钱一斤的田头价格，到零售端依然是4-5元一斤）。

　　笔者的理解是，增加本地种植只是从一个渠道解决货源的问题（另一个货源方式就是岛外调运），本身不一定能直接解决市场供应的问题（还可能因为把握市场行情不准而产生“卖难”）。深圳的蔬菜水果、肉禽蛋鱼95%依靠外地输入，但菜价问题远没有海南突出（新加坡亦类似）。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蔬菜生产国，现代交通通江达海、货畅其流，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货源紧张，菜贵应可排除货源因素；当前，海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怎么防止“卖难”，推动本地农产品便捷地从田头到餐桌，变产品为商品。且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讲，蔬菜种植可能并非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最优选项，海南也不大可能把大量土地用来种植数十个品种的蔬菜而回到自给自足时代。

　　周其仁老师曾说，要不断地到真实世界里观察现象的细节，从而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即使是最简单、最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一旦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内中别有洞天！

　　我想到的是，“民以食为天”，与蔬菜比较类似的物品——大米:政府从来没有鼓励、要求过大米要在海南实现本地充足生产，且同样面对近些年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冲击、面临同样的交通物流条件和水平，但让人感到神奇的是，为什么大米在海南市场上的价格一直比较稳定，且与全国价格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笔者徒步到菜市场买菜，途经数个大小超市等门市店，突然想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同样是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大米的销售方式比蔬菜要灵活得多！除了农贸市场、大小超市，乃至便利店、小商店都有大米出售，甚至不少药店在卖药时还附带赠送大米（或优惠销售）。大米的灵活销售，其实质是什么？实质正是一种充分的市场竞争！

　　与之相比，蔬菜因其特性（保鲜存放难、品种需多样），消费者在购买时往往因为个人偏好，在品质、品种、口感等方面常常喜欢“货比三家”，加上现代城市管理治理的需要（一个城市不可能遍地随意摆摊设点卖菜），因此其售卖的局限条件要严得多，主要选项只能是在专门的农贸市场，再就是部分大型超市（且超市往往因其主业不是卖菜，蔬菜的品种一般有限）。众多的便利店、小商店，则极少带卖蔬菜，偶尔会有带卖生姜、大蒜；至于药店把蔬菜作为买药赠品的，笔者还从未见过。

　　据调查，海南蔬菜从田间地头到批发再到农贸市场零售环节，销售价格比例约为1:2:4。从加价情况来看，零售终端（即农贸市场摊贩）加价占比最为突出。农贸市场摊贩之所以加价多，其原因是缺乏竞争，这从众多农贸市场一摊难求、摊位费高的现状足以窥豹一斑。

　　农产品零售市场平台布局不合理、数量偏少，就会产生局部垄断。局部垄断造就高利润，与大多数商品不同的是，农贸市场由于用地规划、行政许可等原因，常常具有局部垄断性质（供给决定价格,成本不能决定价格。因此,农贸市场摊位费高不是菜价高的因，而是菜价高带来的果,生意比较好致摊位抢手）。

　　因此，笔者以为：农产品零售市场平台的布局和数量问题(农贸市场是当前海南蔬菜销售的主要终端场所)，可能是海南蔬菜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围绕上述假设结论，笔者立马想到了以下几例事实可稍作验证：

　　一是笔者所居住的海甸岛人民街道（海南大学在其辖区），十余年前有3家农贸市场：沿江三路农贸市场（政府规划建设,3000余平米）、创新村农贸市场（村集体自建,约2000平米）、安民路农贸市场（街道办设立的临时便民疏导点，约1800平米）。还记得2009年人民街道靠海地带几乎一片荒芜；随着该片区的开发推进、人口增长，2014年美兰区新设立一个社区(美丽沙社区),近年更是规划布局新建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人民街道辖区的农贸市场依然只有上述3家。

　　二是在海口居民的口碑中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城区农贸市场，那就是最便宜的海玻农贸市场。有人解释海玻市场的蔬菜价格便宜，是由于它批零兼营，所以面对个人零售时，价格偏低。听起来不无道理，笔者到现场走一圈，却觉得应是另有乾坤：在与海玻市场距离1公里左右，还开设有秀英小街、港丰两家农贸市场。扎堆经营、三足鼎立，且出现了适当分工，可谓是在竞争中共生互补,如海玻市场主要是叶菜的批零兼营；秀英小街市场更多的是肉类、海鲜的经营，当然也有叶菜，但叶菜的品相看起来比海玻市场要好不少。三个市场生意都比较好，特别是海玻市场名声在外，因为批零兼营价位低，不乏慕名坐公交车远程过来买菜的人。

　　由此，我想到在海口另一个贵得极有代表性的文华农贸市场，之所以贵，一般的解释是说文华菜市场所处地段商业繁华、居民相对收入较高、购买力强等，所以菜价高。但笔者大胆设想，如果能试试海玻市场片区“三分天下”的做法，在文华市场附近新布局两家菜市场，该区域菜价在市场竞争中由高走低当是大概率事件。

　　三是从海口来看,目前全市农贸市场总数是66家,5年前是68家。因业态调整关拆4家,规划新建2家,总的看，5年来全市农贸市场未增反而减少2家。其中新增的有一家是五源河农贸市场，辐射整个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所在西海岸新片区(仅此1家)，涉及范围较大、人口较多，由于缺乏竞争，菜价也较高。

　　三、关于价格管制、中间商营利和打击“菜霸”

　　判断一项措施的优劣高下,不是听它声称要达到如何美好的目的,而是要看它实际上有没有达到那个美好的目的。[③]

　　价格管制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地方动辄实施商品价格管制进行“反暴利”，但降价效果总是不尽人意，且往往造成供给减少（菜贩因收益被迫减少而转行）。这里面，有一个重要问题：“暴利”难以界定。[④]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成本与价格的差额到底多大，或利润率到底多高是暴利。因为标准难以明确，价格管理部门对是不是暴利就有了话语权。

　　比如，有的要求蔬菜销售“在进货价的基础上每斤加价最高不超过1.5元”，有的要求农贸市场“推动零售菜价每斤普降0.3元”等。此类行为是令人费解的，凭什么能保证你的定价就比摊贩们的价格科学合理呢？

　　买过菜的人一般都知道，早上叶菜由于生鲜度高，往往价格会高一些，到了晚上价格会低一些，有的甚至会论堆卖，价格有时远低于成本。

　　比如，近几年比较火的深圳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一句“不卖隔夜肉”俘获了多少消费者的心，每天晚上7点全场商品打9折，之后每半个小时再降1折，到了11点半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免费赠送；8年时间，“钱大妈”从深圳走向全国，开了3000家店、拿了5轮融资，估值上百亿元。

　　因此，应慎用价格管制，防止人为地带来“菜贵伤民、菜贱伤农”。价格管制是一种“硬刹车”，当非不得已为之。

　　这一点，古人有些方面是值得学习的。《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大意是：谷价低至每斗20钱就会损害农民，谷价高至90钱就会损害工商业。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钱、不高于80钱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损害工商业者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

　　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在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就能起到平定粮食及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是“平粜齐物”。汉代设“常平仓”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因此，与其实施价格管制硬降菜价，不如下功夫推动冷链物流仓储建设等，有针对性地发力平抑物价；国有菜企的主要职责之一亦应是平抑物价，在菜价发生极大波动时方出手。但是，价格管控是不是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从社会效果来说，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政府的行政作为，有利于暂时平息民声舆情。

　　正确认识中间商的作用。时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蔬菜中间批发商作祟，为了牟取暴利，加价太多，从而推高了菜价。于是希望政府管控中间商，这种做法可谓是价格管制的翻版。

　　管控中间商，措施不外有三：一是管控中间批发商价格；二是减少部分中间商，比如减少二级批发；三是绕过中间商，直接到田间地头购买，或直供到居民。

　　第一种办法，前面在价格管控中已经说过，对于调节市场价格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种办法，往往是一厢情愿。比如，减少二级中间批发商，看似降低了零售菜贩的进货直接成本，但是往往又会接间增加其进货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且辛苦劳累程度增加。

　　第三种办法实质是第二种办法的进一步深化，供需双方无障碍直接对接，可直接解决农产品供给源头和消费者终端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杜绝了中间商赚取差价。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农民手里买菜，菜农多挣钱，居民少花钱，真可谓是“两全其美”。

　　细思，如果菜农直接一户一户送菜到家，需不需要交通工具、交通成本？还有人力成本算不算？把这些总起来，最后的成本十有八九会比市价还高，那么菜农还愿意按市价出售吗？（有人提倡农超对接，其实把上述的居民换成超市或农贸市场的零售菜贩，其中道理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菜农不直接给居民一户一户送菜，而是居民一个一个直接去田头买菜（亦可实现供需双方无障碍直接对接），就可谓是一件荒诞的事了。

　　事实是，中间商在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由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过程中，起着桥梁纽带和“蓄水池”作用，它可以简化销售手续、节约销售费用、扩大销售范围、提高销售效率，可以缓和供需之间在时间、地点和商品数量、种类等方面的矛盾，能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带来诸多便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并阐述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分工合作、术业专攻，就是中间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凭直觉认为中间商似乎就是左手进、右手出，“一边压榨菜农、一边高价暴利”，应属被消灭对象。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允许中间商赚差价，给中间商他想要的东西，他也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最终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再想一想,减少中间商降菜价之说如果能成立，我们应还有更为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千家万户自己种菜自己吃，最原始的自给自足，绝对没有一分利润被盘剥。真是“上上策”？这样的田园生活当然惬意无比，问题是每家每户岂不是又都要有一块菜地？这天量的菜地又该从何而来（从这个角度，笔者倒是倾向于海南楼盘建筑上宜多采用大阳台设计，可学习借鉴新加坡“食用园艺计划”，鼓励民众利用阳台屋顶进行居家种菜。劳作、吃菜、绿化、生态、养心养眼，可谓一举多得！）？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意思是说,农民不生产粮食，食物就匮乏;工匠不生产器物，劳动与生活就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中间商是搞活流通、稳定价格的有功之臣，政府断不可与中间商大动干戈。[⑤]

　　与上述对价格管制、中间商的认识大不一样的是，笔者认为打击“菜霸”可谓是一举多得，大快人心。

　　前不久，海南警方一举打掉了一批“菜霸”“果霸”黑恶团伙，这些“菜霸”“果霸”长期在海南蔬菜、水果流通领域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

　　“菜霸”“果霸”欺行霸市,控制和垄断某些农产品的交易，强行压价收购产品，转手高价出售，并限制市场的准入,使得其他市场主体无法公平地参与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正是政府这只手要做的事情！

　　笔者想赘述一句的是，打击“菜霸”的要旨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不必然的直接带来菜价下降。供给决定价格,如果只是铲除了“菜霸”,而没有增加市场供给,菜价亦难下降。

　　这与整治砂石行业乱象比较类似，在打击“砂霸”的同时，要坚持疏堵结合，加大砂石资源市场供给能力，保障市场供给，否则由于供需不平衡，砂石价格就会不降反涨。

　　四、结论与对策性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是海南菜价偏高，归根结底是供给不足，也就是蔬菜供给的增加跟不上需求的增加；种植成本、物流成本不是海南菜价高企的罪魁祸首，琼州海峡不能是“背锅侠”。

　　二是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是农产品零售市场平台的布局和数量问题，其中最大因素可能是蔬菜零售主要场所——农贸市场供给不足；扩种并不能等同于增加供给，价格管制、中间商管控往往徒劳无益。

　　那么，问题怎么解决？总的来说就是增加蔬菜销售供给，而增加供给则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路径还得回到海南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上来,应多元化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充分竞争。

　　医学上有一个简约法则，就是在诊断中，无论病人病情多么复杂，一定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发病因导致了各类症状相继出现，即能用一种疾病来解释患者症状时,就用这样的一种疾病来解释,而次要考虑其他疾病的因素；能用一种治疗方法给病人医治，就尽量避免面面俱到。

　　基于此，笔者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1、构建农产品销售终端的充分竞争市场。当前，海南农产品零售终端平台建设短板的重中之重是农贸市场，应通过增加农贸市场来保障蔬菜供给零售终端——菜贩摊位有较为充足的供给。

　　首先，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做好农贸市场的规划布局。农贸市场究竟怎样规划布局才算科学合理？

　　比如，关于主城区农贸市场的规划布局。《海南省农贸市场设计导则》（琼商建〔2017〕316号） 的明确要求是：“主城区农贸市场：服务半径不小于 1500m，营业面积 3000 ㎡左右，服务人口不少于3万人。”

　　但是，笔者以为，在营业面积相对固定的前提下（营业面积 3000 ㎡左右），要求服务半径不小于1500m，服务人口不少于3万人的规定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放开思维去理解这项规定，似乎一个主城区无论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理论上只需要一个营业面积3000㎡左右的农贸市场就足亦）。可能这项政策规定制定的初衷是担心农贸市场出现空置，或兼有节约利用土地的目的，亦或是考虑到开车出行的居民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距离远点不算个事儿），所以出台了“两个不”的下限要求。

　　个人窃以为：“两个不”变更为“服务半径不大于1500m，服务人口不多于3万人”，可能更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前不久，商务部等12个部门出台《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商流通函〔2021〕176号）、商务部办公厅等11部门出台《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商办流通函〔2021〕247号），明确指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在此，建议城市农贸市场合理规划布局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除了能更好地服务居民外，也未尝不是在节约能源、低碳出行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那么，15分钟步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般的认知是，步行分慢走和快走，慢走适合体重较大和老年人，快走适合中青年；慢走一个小时大概3千米左右，快走一小时则是6千米以上，折算成15分钟的话分别是750米左右、1500米以上。

　　如果我们取中间值1000米作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半径，那么这个圈所覆盖的面积大致在3平方公里。因此，如果把辐射3平方公里左右作为主城区农贸市场规划布局一个基本考量因素，可能是适宜的。

　　以海口市为例，2020年其建成区面积是203.7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208.96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在1万人）；按照辐射3平方公里左右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要求来测算，海口城区农贸市场应在70家左右，目前这一数据是41，缺口还较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分析得出的农贸市场供给不足结论可能是对的）。

　　上述说的是面上规划布局问题。在一些菜价尤为突出的重点区域，农贸市场规划布局还应遵循竞争规则、更精准聚焦。

　　比如前文说到的海口金贸片区文华农贸市场，可在其附近规划新增1到2家农贸市场来加大供给，像海玻市场片区一样形成多家竞争，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文华农贸市场菜贵、摊位贵等问题。

　　同时，建议支持、鼓励大型小区配建农贸市场；支持、鼓励棚改项目配建农贸市场；支持、鼓励城中村、近郊村挖潜，利用闲置土地或房屋，配建农贸市场（亦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方式，可以达到双赢效果）。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解决销售末端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主要靠规划建设农贸市场呢？一步到位搞标准更高的生鲜超市不可以吗？理论上的确可以。

　　但是从海南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海南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的实际来看，农贸市场更切合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生鲜超市则是对收入较高群体更有吸引力。应当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深入推进、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生鲜超市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退一步讲，我们现在规划建设一批农贸市场，即便五年八年后要提档升级，实行“农改超”应不是一件难事。

　　其次，培育多元竞争性农贸市场建设经营市场主体。合理规划布局后，接下来就是谁来建设经营。

　　在这个问题上，当前有一种声音：海南农贸市场私人投资建设或承包经营较多，往往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政府应回购、赎买关键地段或所有的农贸市场，确保在零售终端市场的调控能力，或成立国有菜企实行专营。

　　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一概地全部民营或者是政府（国企）所有，可能都不会是一个好办法。个人的建议是应坚持市场化、多元化、竞争性：一部分由私人投资建设经营；一部分由所在的城中村村集体投资建设经营；一部分由国企投资建设经营（国企须真正自负盈亏，方可参与，否则，拿着政府补贴进入市场，对其他市场主体是不公平的）。

　　至于政府是否可以直接介入？建议政府只直接投资建设适当的公益性农贸市场（政府亦可约束在上述三种方式建立的农贸市场中设立公益性摊位）作为补充，主要是方便部分近郊农户自产自销、季节性临时销售。

　　公益性农贸市场（或公益性摊位）应具备两个特点：低摊位费、无固定摊位。无论是公益性农贸市场，还是公益性摊位，最关键的一点应是菜贩入市经营无固定摊位，实行先来先占法则，否则对非公益性固定摊位菜贩是一种伤害。

　　公益性农贸市场也可采取定时定点临时设置的办法，比如上海闵行区曾经探索的虹莘路“马路钟点菜场”（与海南大学南门露天马路夜市比较类似）。“马路钟点菜场”亦可作为应对农贸市场供给不足的一种“短平快”过渡措施，相信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再次，积极探索农产品零售终端平台和销售方式多样性。从当前海南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多数居民消费习惯出发，海南蔬菜销售终端平台建设的重点是农贸市场，并不是说要排斥其他销售平台和销售方式。

　　适应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除农贸市场外，应大力支持、鼓励发展生鲜专营店、社区菜店、网络电商、移动菜车、“配送到宅”等多种业态，以各自特点满足特定消费群体，形成丰富的生鲜销售网服务。

　　还可支持、鼓励消费扶贫更好地改进方式，推动蔬菜水果等扶贫农产品进农贸市场常年销售；支持、鼓励市县乡镇特色品牌农产品全省布局销售，如文昌鸡、仙沟牛肉、云龙淮山等可进驻农贸市场或在农贸市场周边建立直销门店、连锁经营。

　　2、推动中间环节的充分竞争。中间商是沟通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缺少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是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之一。

　　在持续保持打击“菜霸”力度，防止垄断经营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蔬菜运销、经营的绿色通道建设，推动农产品中商批发商多元发展、充分竞争。

　　应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市县规划布局并坚持多元化引进岛内外投资主体建设面向全省经营的一级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支持、鼓励现有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展经营，到区（县市）、街道、乡镇发展连锁型中小型批发市场；

　　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农贸市场转型升级为像前文所说的海玻市场，打造区域性批零兼营中心农贸市场。

　　同时，建议国有菜企应把主攻方向放在一级大型农产品的批发经营上，个人不太赞同国有菜企依靠独享的政府扶持政策,设立众多终端销售网点，多品种地大量进行农产品平价低价零售，虽然其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往往弊大于利，对农产品市场正常运行会带来伤害，对没有享受扶持政策的众多普通菜贩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3、注重加强本地蔬菜种植对接市场能力建设。在鼓励加大本地蔬菜种植的同时，应更多地积极引导种植农户、种植企业观察市场、对接市场，不能只顾埋头生产,应努力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应着力提高蔬菜产业的组织化程度，特别是推动市县乡镇实施农产品品牌和绿色食品战略，依靠科技提升种植水平，重视蔬菜保鲜能力建设，拧紧种植户、经纪人、中间商之间的“链条”，形成生产、收购、包装、销售一体化，创立一批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同时，适应市场需求、应对市场变化，引导优化蔬菜品种种植结构，做强做大具有海南比较优势的品种。推进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工作，避免“菜贱”伤农。

　　当前，有的地方针对农产品滞销问题，往往采取发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进行“爱心销售”。个人以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种捐赠式、照顾式“包销”可以作为一种针对卖难个案的应急手段偶尔为之，但不能成为常规办法、面上措施。只有让产品充分接受市场的检验与粹炼，在爱心帮扶销售措施退出后，他们自己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根、在市场的大海中生存游弋。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菜篮子”看似虽小,但装着大民生,影响着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题中之意。

　　农产品市场体系特别是农贸市场看上去亦不是大事，但小切口、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买全球，卖全球”的海南自贸港开放水平，是展示海南市场环境、市场体系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也是衡量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

　　期待着海南人民的“菜篮子”越拎越轻、越拎越丰富、越拎越幸福！

　　参考文献：

　　[①]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②]王东京: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第95页。

　　[③]李俊慧:《经济学讲义:颠覆传统经济学26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第131页。

　　[④]王东京: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第102页。

　　[⑤]王东京: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第104页。

　　（作者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