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渭南的乡居岁月与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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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者:柏峰(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山水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乡。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庆忠县白居易塑像材料图片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门第及迁移过程,据《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身世。季庚生居易。初,成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也。”从上述史料能够看出,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同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来惨遭奸人谗谄,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同一全国后,逃念白起当初的勋绩,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门第代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家从太原迁移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那时白家才迁移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颠末“安史之乱”逐步趋于式微的时代。固然从外表上看,社会次序暂时恢复不变,但是已经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躲万家室”的城市富贵、生齿浓密、畅通昌隆的强大境况了,而是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党祸不竭的场面,处在那汗青夹缝里的唐王朝,固然有过短暂的中兴,然而,摇摇欲坠动乱不安,前景仍然黯然。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那年的暮春时分,回到下邽故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十分明白:“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回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栖身在那里,故名金氏村吧。因为千余年来地名沿革改变,金氏村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么,金氏村现在在何处呢?据乡土学者严谨的考证,即今天的渭南经开区信义街道紫兰村。紫兰村原名上太庄村,前些年因为村庄合并,始为今名。上太庄的村西,早先有一座兴福寺,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重修紫兰寺告竣碑记》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润燥徵岁时之丰歉,白公感其灵,乃造紫衣以献之,始改名为紫兰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绪天然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不变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那是他曲看而朴实的感触感染。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一定地通过严厉的科举测验,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落款处,二十七人起码年”——出息似乎在一霎时放射出来耀眼的光线。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更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前提,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颠末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固然官职不大,却是优良的初步。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老友。那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应出息光景绚烂无边。在那种布景和心绪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鄙人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宅。

金氏村故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非常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那使得持久四处流落的白居易有了家的觉得,他十分珍爱那个家。此日,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白居易忍不住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单独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放好家事之后,事实公事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分开了金氏村故宅。不外,在那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往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进。”他以至产生了如许的念头:那里山川是如斯美妙,就痛快在那里住下不走了吧,“即是衰病身,此生末老处”,何必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再出外四处驰驱呢?然而,他刚刚步进仕途,还未实正尝到世事的困难,“达则兼济全国”的宏伟抱负仍然还在鼓励着他,他不甜心就此停住,末于仍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看一路苦读,以应造举测验。造举测验,最次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发问”做出本身的“计谋”,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察考生的现实处置问题的才能。据此次,造举测验,名目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看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其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本身的定见和主张。

造举测验,白居易进四等,那是白居易后来引认为豪的工作——“十年之间,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

《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长安志》卷第十八载:“周至县,唐畿,东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那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讽喻诗”。此中有反映残暴现实的代表做《看刈麦》。那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气象,对形成人民贫苦之源的忙碌租税提出责备,关于诗人本身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人给家足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惟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陈鸿、王量夫等伴侣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升天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路,议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其时,王量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煽惑地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生避世之才润饰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若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做了出千古名篇《长恨歌》。此诗分四层:第一层,从唐玄宗好色废政写起,摘取烘云托月的艺术手法,凸起描画杨贵妃妩媚万千,生成丽量,令“六宫粉黛无颜色”,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男欢女爱,浓墨重彩,鼎力大举衬着,然而,她恃宠而骄,全家跟着鸡犬升天,为以后故工作节开展蓄满内在张力;第二层,由“喜剧”截然转折为“悲剧”:安史乱起,玄宗仓皇逃蜀,马嵬叛乱,贵妃香消玉殒;第三层,白居易集中翰墨出力描绘唐玄宗对杨贵妃睹物思人的万千思路;第四层,从杨贵妃落笔,既写她万种风情万种仪态,又写她孤单幽怨的心理,表示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实情和永结连理的誓愿——那部门写得实情绵密动人至深,浪漫色彩极其深挚,然而,事实阴阳两隔,幽会之好景不长,最初以“长恨”收笔。

白居易创做《长恨歌》,通过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到达“欲惩美人,窒乱阶,垂于未来者”的讽喻感化,然而,跟着故工作节的推进,由实写转而为虚写,或者说,由客看的描写转化为浪漫的描写,因而此诗也有了对忠贞不渝的恋爱颂扬赞誉的思惟,他本身后来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那里不往切磋。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的诗歌文摘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欢和传吟,也“流闻禁中”。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好婉言纳谏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进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朴直能言极谏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计谋语曲,抽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造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妥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是为“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而而受李德裕排斥。淮南节度使王锷进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成。他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绝进奉,禁掠买良人等,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承认。

白居易就如许“位未足惜,身未足爱”(摆布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全国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活生计,觉得那是实现“达则兼济全国”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客看地说,白居易大多所“谏”,事实事关社稷苍生,唐宪宗皆从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各人不满,“谏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争,“辞情切至”,以至当面责备唐宪宗。唐宪宗很不兴奋,《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上颇不悦”,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那件事的立场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灭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此次上谏的后果很快闪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那段意气风发的“身是谏官,月请谏纸”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活生计,从此结束了,是对白居易从政以来抱有“志在兼济”的远大抱负的严重冲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长短,何曾虞祸福”的愿看,如今落了个“进仕欲荣身,斯须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根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抱负主义者,大量创做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以期裨补时阙,诗风冷峻犀利,鞭笞有力,使那些“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苍生的欢喜,得到普遍的传播,元稹说,“禁省、看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传播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本身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船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赵冀在《瓯北诗话》里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遭到人们的普及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其时的社会暗中现实,激切的内容引起了各人的感情共喊,具有强烈的思惟和熟悉价值。

父(母)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失慎掉进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根据古代的礼法,父母亲往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克不及工做。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父(母)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进白家祖坟。“父(母)丧”故宅,因为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前次“卜居渭上”大纷歧样,在《重到渭上故居》诗里,他写道:

故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回路。

逃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做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白叟,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往。

白天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动,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墨颜销不歇,鹤发生无数。

唯有门外山,三峰色如故。

从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时间,白居易在那首诗里谓“十年方一还”,是概数而言。仅仅几年时间,故居的村庄就发作了那么大的改变,昔时在地盘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试问旧白叟,半为绕村墓”,本身呢?“墨颜销不歇,鹤发生无数”。那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感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凶事,泪水还没有擦干,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了,年仅三岁,那实祸不但行,落井下石,“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做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进了痛苦的深潭,病倒了,“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如许的苦痛该若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情愿“置心为行水,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存亡轮。胡为恋此苦,不往犹逡巡?”——欲遁进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造紫衣以献之,始改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要专注礼佛才气暂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灵

陕西渭南白氏家族陵寝 柏峰摄

柩,别离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见《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同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榇从“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路。次年二月,从符离县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榇迁葬于北原。那是他父(母)丧故宅期间,全力为之的事关孝道的大工作,结束了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持续履历了那么多的大事,破费天然不小,父(母)丧期间又无俸禄,长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量也没有几帮助,家中生计陷进穷困之中。

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顺脚走落发门,往田间散散心:“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看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那辽阔的田野里,寒冷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阔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里单独一人到村外渭河沙岸上往漫步:

渭水冷渐落,里里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火苇苕。

近水光景冷,晴明犹寥寂。

复兹夕阴起,野思重萧条。

萧条独回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本身的愁苦排遣在大天然的斑斓风光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曲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天色已暮,那才踏着湿润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轻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垂钓,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回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异乡”,他想起远远时代的姜太公了。昔时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垂钓”,希望有人上钩,以实现本身的宏图大志,那与本身多么类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末被周文王请往干了一番大事业。而本身呢?当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那里,又不由心头一沉,顿生难过,他又坐不住了,吃紧地收起钓竿,默默地走回家往;回到家里,又单独碰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渭上偶钓》诗企图材料图片

白居易身体“原来形体羸”,而那连续串的冲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对峙本身是准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小我利益同化此中,满是为了社稷苍生,虽然忧而成疾,却不改动其主张,“唯有病客心,沉然独如故”。但那有用吗?因而又有“往国固非乐,回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感流露——古代的常识分子老是在“出生避世”与“进世”之间踌躇,白居易表示得更明显一些,碰着挫折便想舍弃本身的主张,《遣怀》那首诗就表示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出处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末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适,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村落老苍生的日子实是苦透了,“回看村闾间,十室八九贫”,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热,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穷困而不竭发作亲人的丧亡,惨痛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那令人揪心的哭声,此中有如许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勾栏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斯,全国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鹤发。

此刻,他联想到本身: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生灵涂炭的生活比拟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斯的觉悟,在当时算是朝上进步的思惟,阐了然他对老苍生的磨难有深入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进侵,唐王朝中心政府掌握的地区大为削减,却供养了大量戎行,再加上仕宦、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以至占到生齿的一半以上。农人承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勤”一样,那是他对村落现实生活的实在写照。冷冬腊月天,“岁晏无口食”的穷鬼家的妇女儿童,穿戴破烂的衣服,冒着如剑的西冬风,到田野里摘地黄,从凌晨摘到黄昏,摘得了那么一点点。“携来墨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那是一幅多么辛酸悲苦、目不忍睹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父(母)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于是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不免难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摘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那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当然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然而却是他在村落实在的农人生活笔录,否则,写不出如斯的务农生活细节。成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强壮起来,他《得袁相书》诗中描述本身:“谷苗深处一农人,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了解。此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袁相的信件,有谁还熟悉他是白居易呢?鄙人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其实,也感应踏实,“莫恋长安道,莫觅方丈山”“不如回山下,如法种春田”,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看黍做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冷岁。

病身知几时,且做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惟豪情发作了很大改变,认为耕田人是应该遭到人们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进修:“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并同老苍生成立了深挚友谊:“村中了解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无邪,未觉农夫恶”。他也逐步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颠末谈笑者,

不外农家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冷未起烟。

贫家重零落,半为日高眠。

那年的冬天,唐宪宗末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医生给白居易。从此他永久分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家山长忆,无论是谪贬江州仍是其他处所,故土仍然是白居易精神拜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告别家乡,心头一阵辛酸:“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是啊,此往不知何日还,他满怀难过,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父(母)丧期间,是其诗歌的严重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竭的情状下,白居易诗兴却未曾削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119首诗歌,认真检点,不算一题多诗,例如《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计有86首之多,大致分类,次要有描写故乡风土着土偶情、反映其时村落社会现实和表达本身思惟情感以及与前人及友朋之间酬和等。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那段期间,他勇于理论“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对那年科考风波的明显立场与抵抗淮南节度使王锷进朝,与图进奉、行贿宦官而求宰相之职,力谏不成,还对气焰嚣张的吐突承璀等宦官赐与了公开的弹劾,以至惹恼了唐宪宗。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更高条理,也是他诗歌创做的一个顶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即他讽喻诗所创造的“一个顶峰”。顶峰事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改官,接着父(母)丧渭上遭遇的小我种种伤痛忧患,“给他带来思惟、情感上的更大冲击”。在那个布景下,反映在诗歌写做上,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进伤感诗写做。

父(母)丧渭上的乡居岁月,是白居易的人生与思惟及诗歌写做重要的转折期,在秉承积极进世的儒家思惟的同时,起头出进于道释,出格是在其诗歌写做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用和政治影响,而转向抒写内在的小我的感情与忧愁,开启了伤感诗的写做阶段——那个过程还将继续到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做萃于退居村落故宅那个期间。

《光亮日报》( 2023年02月03日13版)

来源: 光亮网-《光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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