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者：王树森（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甫做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之《夔府书怀四十韵》末句“凡百慎交绥”，自宋人郭知达始，古今注说多据晋代杜预对《左传·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句的注解“古名退兵为绥”（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认为此句表达的是诗人期看诸将奋力进攻而不成轻言退军之意。近来有同志提出“交绥”即“交战”，“慎交绥”实为“慎交战”，杜句应解做“希望朝廷隆重用兵、尽快消弭兵灾的意愿”，表现出杜甫“一贯的反战情感”。（郝润华《杜诗“凡百慎交绥”意蕴索解》）据字词本义，全诗意脉以及杜甫后期身处之时局，那个新解不克不及成立。
按，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车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段氏复引《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句周生烈所做“正立执绥，所认为安”之注，引申“绥”为“凡安之称”，进而补许慎所谓“绥”字乃“从丝，妥声”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绥以妥会意，即以妥形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绥”字从求安的本义，演化为后来的通“退”，其间逻辑，唐代孔颖达有过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绥”云：“绥必是退兵之名。绥训为安，盖兵法务在朝上进步，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功，故以绥为名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意即“绥”本做“安”解，因兵法讳言“撤离”，故以“绥”通“退”。
论者或举旧史及诗文文献中多处语例以证“交绥”为“交战”意者，然而一方面有些语例存在明显误读，如陈师道“旧好无新功，常年此交绥。未须坚百战，当即建降旗”（《赠赵奉议》）、刘克庄“君豪频挑战，吾老怯交绥”（《题蔡烓主簿诗卷》）诸句中的“交绥”，显然即只能做“交退”而非“交战”解。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呈现“交绥”者，往往是与“退”“覆”“败”联络在一路，如《梁书·武帝纪上》“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鹜，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回”一段，描写的就是一场败仗的发作，所谓“接距交绥”，指的是对方和我军接距即交绥（溃败），那里的“接距”与“交绥”，是因果毗连而非并列关系。再如唐人杜牧《为中书门下请逃尊号表》中“健兵倅马，不成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数句，杜牧此文做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关收复后，此处的“但能壁垒，岂敢交绥”，恰是对前引《左传》原典的剪裁化用。按“交绥”呈现在《左传》中，是缘于一场秦晋战事，其时晋人臾骈根据秦军之不耐久战，向主帅奉献“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战术，而投降秦国的士会则定见操纵晋将穿（赵之侧室）“不在军事，好勇而狂”的弱点诱使其出，后来晋军果因穿之冒进而溃退。明乎此，可知杜牧现实上是必定唐军面临敌手（吐蕃）的持久军事优势，抉择的是坚守以待其师老无功的准确战略，而不是冒险出战以致“交绥而退”。那也与其后对唐宣宗之“今陛下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沙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赞语相照应，更与杜牧所拥护的晚唐牛党在边陲上反对用兵，一意绥靖的主张相合辙。设若将“交绥”理解为“交战”，则即意味杜牧那里是斥讽我军怯战，在《为中书门下请逃尊号表》如许正式持重的文章场所，杜牧绝无可能如斯“孟浪”。
通览《夔府书怀四十韵》本诗，也完全看不出“凡百慎交绥”句有劝谏诸将乞降避战之意。此诗以“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开篇，起首即标明国度处于危难之际，而诗人的立场即为“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那是明显的以踔厉发奋自励。诗中言“议堂犹集凤，贞看是元龟”，就是在给当朝君臣树立起一个朝上进步有为的政治楷模，而贞看政治的实现是以文臣敢谏、武将善战为根底的。同样，“凡百慎交绥”句之前的“南宫载勋业”一句，涉及东汉开国的二十八名臣（后来杜甫《谒先主庙》诗中有“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之句，所谓“耿邓”，即从汉光武帝起兵的耿弇、邓禹）事迹，也无非进一步以前代汗青上积极朝上进步的出色典型来鼓励当朝将相积极立功立业，不成持禄。所以清人仇兆鳌解《夔府书怀四十韵》最初八句云：“深期济世之人……前曰‘总戎存大致’，惜其遗患于诸镇；此曰‘凡百慎交绥’，冀其敌忾于外夷……南宫事业，看之当事大臣，勿谓交绥而退可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可谓深得杜旨。
将“凡百慎交绥”强解为“隆重用兵”（本色就是反对用兵），除了因为对根本字词训释和诗意理解的误差外，底子原因在于不克不及准确对待杜甫辩证的战争看，换言之是将杜甫所乐见之勇武抖擞与杜甫所深非的穷兵黩武相混。杜甫确实反对不义之战。玄宗统治后期的大开边衅，杜甫不只其时即能在一片狂热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警世先声，明日黄花之后，他还充满遗憾地逃议：“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响马蕃寇总退标语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悯之心沉痛展现战乱之苦的诗句，就更是不乏其人。但是假设据此认为杜甫有“一贯的反战情感”，显然与现实不符。杜甫对战争的残暴与危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斯，他又深知良多时候非以战而不克不及行战的事理。在面临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和西南军阀骚动那三次较为严格的军事危机时，杜甫皆做如是看，而绝不是一味调和妥协。
安史之乱发作之时，在京洛一带的士人特殊是陷贼者群体中，确实产生过类如后来抗战期间有些人宣扬的“曲线救国”论调的投降主张与理论，但杜甫不只本身不肯屈身事逆，并且在场面地步尚未明朗以至呈现像九节度相州惨败如许的严重频频之际，仍然对峙与贼做战之志。做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三吏”“三别”，旧说多认为题旨是伤悼战乱与悯怀苍生，但是那种伤悼悯怀，绝不会招致杜甫连撑持伐叛战争的立场也会舍弃。《新安吏》的最初十二句一再劝慰被迫应征的年轻壮丁，让他安心参军，其关键性的理由就是诗人认为其时王朝所停止的是一场以顺讨逆的正义战争，“况乃王师顺，抚育甚清楚”，在杜甫看来，做为王朝子民，投身于此甚至付出牺牲是为义不容辞，虽然那一熟悉难免有汗青局限，但表现出杜甫面临兵变权力的勇敢抵抗立场。同样，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的吐蕃攻下长安事务以及其后两年的西疆边防危机，也一度震动全国。史载吐蕃陷京时，“（代宗）出幸陕州，（长安）仕宦躲窜，六军逃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时远在西南边隅的杜甫，一方面揪心于长安四周的“行在诸军阙，来朝上将稀”（《伤春五首》其三），沉痛发出“六合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的责问，另一方面又鼓励西川主帅严武能在南线给吐蕃以牵造，“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表现在此中的主战立场都是显豁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因为严武的早逝，蜀中发作崔旰之乱，并连累到山南一带，朝廷对此一意姑息，授命前去平乱的杜鸿渐唯知抚绥，而各地藩镇亦看看拖延，以至诈降实叛，对此杜甫深认为非。其意在《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壮游》《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等一时之做中频频申诉，历来注杜者多有发覆。如卢世傕解“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往在》）云：“时藩镇不克不及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东，布昭王命，使主将率民进关，以敌忾乎？”（《杜诗详注》引）黄生则评《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云：“时诸将连兵讨崔旰，胜败未决，杜鸿渐以节度使让旰，而使诸将各罢兵。公盖深愤此事，故于诗中透露之曰……夫旰功当诛，势必藉兵，今乃与诸将同拜朝命，功功不明……必杀崔旰，愤始摅矣。”（同前引）假设取其与后来《诸将五首》诗中“几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等句对读，可知杜甫在各类有害王朝平和平静的表里危机临近之时，历来都力主奋进出击，勇敢反对行苟安遁藏之计，“凡百慎交绥”一句，意正在此。杜甫关于战争的立场，只能详细情状详细阐发，一概而论，不免有失。
《光亮日报》（ 2022年08月22日13版）
来源： 光亮网-《光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