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乾的政权敏捷瓦解，表露出仕宦的陈旧迂腐，将士的懦怯，戎行的无组织、无规律、无斗志，社会次序的紊乱，人民的贫苦。杜甫在那几年中，流落于长安、洛阳之间，把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许多诗篇。此中有许多组诗，如“二哀”(《哀江头》，《哀天孙》)，“二悲”(《悲陈陶》、《悲青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闻名的做品。如今从“三吏”中选讲一首。许多选本都拔取《石壕吏》，比来又已选进中学语文教材，我就不选了。改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唤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六合末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看其平。
岂意贼难料，回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照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育甚清楚。
送行勿抽泣血，仆射如父兄。
那首诗的时代布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援助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九节度的戎行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据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遏了安史戎行南下。那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填补。于是朝廷命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状，写了那首诗。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往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鼓噪，本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生齿不多，比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能够进伍吗?吏人答复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进伍了。旅客说：啊，中男仍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往庇护东都啊?
唐代的战士，从属于折衝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进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衝府颁布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须眉，都已征发往参军，有的灭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如今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认为那些青年还没有生长，不克不及担任庇护王城的使命。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如今白话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瘦削的青年可能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消瘦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往，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斯气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抽泣的人安抚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枉然伤了身体。六合末是一个无情的工具啊!那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方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动身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假设联络《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即可以看出杜甫习用如许的比方，而且还能够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拆伙的百官宫女。
“六合末无情”一句，做《杜臆》的王嗣奭认为“六合”指朝廷，未便正面怨朝廷役使未成丁的青年，故以“六合”取代。做《读杜心解》的浦起龙既附和王说，又说：“然相州之败，实亦六合尚未悔祸也。”那两个讲法，我认为都可讨论。试看那首诗的后段，杜甫并没有训斥朝廷征用中男的意思，关于此次战事，他还必定是“王师顺”，那么，在那里讲做指斥朝廷无情，就显得不成能了。我认为那“六合”二字是适用，并且是复词偏义用法。做者行是说“天道无情”，在无可阐明而又要安抚人民的时候，行得回之于天意。那是定数论的看点，在古代做家做品中是常见的。浦起龙固然也认为六合是实指，但他说那“无情”是因为“六合尚未悔祸”，却是迂儒之见了。
接下往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原来期看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仇敌的形势估量错了，以致打了败仗，战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回其营也。”(《杜诗镜铨》)那个注解恐怕不合错误。战败的戎行，一般老是逃散，决不会“各回其营”。那三个字应理解做“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若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离。散的是什么?是营的体例。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拆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朝夕"，而没必要讲做“日日夜夜”。其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认为朝夕之间能够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假设讲做“日日夜夜”地看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不测之事了。
接下往八句，给被征进伍的中男阐明他们将若何往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抚。伙食就在旧堡垒四周赐与，操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做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比力轻的使命。那是说，不要他们往远征，而是就在本地庇护东都。粮食不缺，工做不烦重。接着说：况且那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与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关于战士，显然是很关心抚育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消哭得很悲伤，仆射对战士仁爱得象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其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那首诗的主题思惟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关于点选中男，做者感应的是同情和同情。但那种同情的情感，并没有开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惟。因为他不克不及反对那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抚送行的家属做完毕。“六合末无情”阐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惟；“仆射如父兄”阐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惟。那两个主题思惟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其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形态。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平分析那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怜悯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通俗家数。”他认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示了诗人的仁，他要以那种怜悯之心冲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示诗人的义，他要以参军卫国的责任往鼓舞战士。那就不是通俗的创做办法了。
假设用那一讲法，那首诗就成为庇护封建统治政权的做品。前半篇对中男的同情成为虚假的同情，其目标是劝诱他们往为庇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那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那就契合于“温存敦朴”的诗教了。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看点阐明那首诗，自认为抬高了杜甫，称颂那首诗“措词得体”，继续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其实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进伍的惨状往冲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那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训斥”。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训斥的意味。我认为杜甫其时只是抒述本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豪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六合末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立场，各有差别。对战争自己，他们都是反对的，关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立场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而，在参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惟经常会呈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那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那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非为了“温存敦朴”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醒人民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