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画家的 “好色”，从明代仕女画可见一斑！
文 | 苏春玲
郭诩《东山携妓图》
在翻看明朝仕女图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郭诩的那幅《东山携妓图》。认真查看下往，竟发现汗青上同样题材的画做还有很多。“东山携妓”是个什么故事，竟令后人频频描画？我忍不住产生了兴致。
那幅画取材于晋代名流谢安的故事。谢安是位旷世才子，自年少起便屡次回绝出山为官的邀请，在会稽东山隐居20余年，日日与歌姬们一路抚琴做诗，每次出门，必携妓同乐。
后来，谢安的兄弟谢万在北伐中不战即败，被朝廷贬为庶民。家族危亡之际，谢何在东山再也坐不住了，停琴散伎，出山仕进，从司马不断做到宰相，帮东晋平定了内忧外患，汗青上以少胜多闻名于世的淝水之战就是他打赢的。
那幅画的仆人公即是谢安，因为隐居东山，世人称之为“谢东山”。画中谢东山长衣微敞，长须飘飘，一幅魏晋名流气宇轩昂的样子，死后跟从着三名美女。画上有郭诩的题诗：“西履东山踏软尘，中原事业在经纶，群姬逐伴相欢笑，犹胜桓温壁后人。”画家郭诩（1456－1532），江西泰和人，曾短暂地进进宫廷办事，从画上的题诗和用印看来，可知他以“清狂道人”、“狂翁”自称，不难想象画家想借谢安的故事，来相比本身狂放不羁、豪放潇洒的个性与生活。
纵看汗青，最早因为“好色”而被弹劾的是战国后期楚国的宋玉。其时的医生登徒子在楚襄王面前说他"好色"，楚襄王便把宋玉找来问话。宋玉做《登徒子好色赋》为本身辩白:“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店主之子暗恋他三年，他都没要，而“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的登徒子却连续生了五子，所以登徒子才是好色者。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战国期间，“好色”仍然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为何唐宋以后的文人们却对美色趋附者众，狎妓之风鼓起不减，不认为耻反认为荣呢？从那幅画的故事里，我们似乎能够一窥那狎妓之风的起源。
寡所周知，魏晋期间名流辈出，魏晋风度世人钦慕，谢安代表的江左风流在东晋已是引领潮水的风向标，尔后历朝历代那些魏晋风度的迷之粉丝们对他更是跟随不已。我们熟知“死灰复然”那个成语，而我们少少提及的“东山携妓”、“东山丝竹”在古代文人圈备受存眷，相关主题的诗文、画做不竭涌现。即使狂傲不羁如李白，也对谢安非常敬慕，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等金句，他在《忆东山》中写“我今携谢妓，长效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那即是要以谢为楷模进修效仿的节拍了。宋朝陈襄有“且做东山携妓乐”的诗句，而清代龚自珍《已亥杂诗》中“别有大言谢时看，东山妓便是苍生” 的看点更是震动听心，连现代陈寅恪在《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中也沿用了那句诗,大有佛家寡生平等之悲悯情怀。在那些文人眼中，“携妓”并没有不成，反而是件雅事，“携妓”的谢安照样功高盖世名留千古，“东山妓便是苍生”更是把文人狎妓写出了寡生平等、悲悯苍生的高峻上意识流,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尔后历代文人都以那位魏晋名流为“楷模”，文人狎妓便成风气。
那种风气到了明朝出格明末更为严峻。明朝限造言论自在，严厉的社会掌握、严格的政治斗争、陈腔滥调文的思惟禁锢，明末期间社会政治更是进进一种动乱、紊乱、无序的形态，多量的文人因政治生活失意而把重视力投向小我的生活情趣，私家生活空间变得相对宽广，各类开放的风气—享受、娱乐、逾造、个性解放等唤之欲出，并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明朝文士狎妓最为流行，他们和红粉良知寄迹山湖、偕游酬唱，他们乐于笔录各类风流韵事，《金瓶梅》、《肉蒲团》等艳情小说风行一时，他们喜好描画各类女子风情，于是那个期间仕女画得以进进中国画史上的昌盛期间。
说起明朝画家的“好色”，各人一定会想起唐寅。那位大名鼎鼎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风流韵事在市井坊间传播一时，到了现代还几次移上屏幕，周星驰、张家辉、黄晓明等都先后饰演过他，可谓明朝画家中最为人熟悉的超等“网红”。
做为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闻名书画家、诗文家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今属江苏)人。汗青上记载他自幼“奇颖天授，才锋无比”，诗、文、画俱佳，初次参与乡试便高中解元（乡试第一），后来参与会试却莫名卷进一场科举舞弊案，于是“一宵拆尽生平福”，以后就游历名山大川，以卖画为生。
常日，唐伯虎坐在临街的小楼上，假设有求画的人携琼浆来拜见他，就酣畅成天，“醒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他留给世间许多佳做，此中的仕女画最为后人推崇。
唐寅《孟蜀宫妓图》
《孟蜀宫妓图》是他闻名的仕女画之一。画面上四个宫女正在整妆期待君王召唤，正面两个宫妓，头戴花冠，涂抹浓妆，后背的两人可能是侍女，一人托盘举着胭脂水粉之类物品，一人执镜，似乎正在让对面的女子查抄本身的妆扮能否适宜。
“孟蜀宫妓图”那个标题问题是明末收躲家汪珂玉加的，以后也就延续了那个标题问题。但是据考证，那幅画所描画的并不是五代十国期间后蜀后主孟昶，而是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活，所以标题问题应改为“王蜀宫妓图”。
王衍曾经带着一群妃子、宫女到成都四周青城山的上清宫往玩耍，喊宫女们都戴莲花冠，穿道士衣服，脸上敷一层胭脂水粉，好像饮醒一般，喊做“醒妆”。他还便宜一首“甜州曲”：“画罗裙，能完毕，称腰身。柳眉桃脸不堪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沉溺堕落在风尘。”
五代期间各个小王朝都很会玩，也很短寿，那个王衍成天觅欢做乐不睬朝政，后唐的戎行打进来时他还在饮酒，成果可想而知——他被灭了族。该画右上角有唐寅题款：“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过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蜀后主每于宫中裹小巾，命宫妓衣道衣，冠莲花冠，日觅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前导发轫。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唐寅。”借仕女画揭露五代期间后主荒淫之事，讽当朝世风日下的时政，唐寅果实了得！
唐寅《李端端落籍图》
《李端端落籍图》图中，一幅山川大屏风前居中坐一文士，从神志和坐姿的描绘就可看出一种儒雅潇洒的气宇。右侧站着两名梅香；左侧一位女子手持一朵白牡丹，姿势文雅，死后是侍从侍女。上方题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点明图中持白牡丹者即扬州名妓李端端，墨客乃是唐代诗人、久居扬州的崔涯。
据说，崔涯为人豪侠，长于宫词。崔每题一诗于娼肆，即传诵于陌头巷尾：“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于是乎“红楼认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妓女们都怕那位诗人对本身写了欠好的“告白词”，把本身的牌子砸了。其时的扬州名妓李端端美艳过人，但是肤色稍黑，被戏称为“黑妓”，崔涯写诗讪笑她“黄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见诗后“忧心如病”，守在崔涯必经的路边，向他跪拜，“优看哀之”!崔被冲动。一时间“不打不成相识”，一个风尘奇女，一个诗坛高手，一来一往，关系从疏到密，从嘲笑、论辩到了解互重，擦出爱的火花。后来崔涯另题了一首诗：“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往日“黑妓”却胜白牡丹，更是名噪遐迩，于是“大贾居豪，竟臻其户”。足见崔诗的社会效应!
唐寅根据那个故事加以革新，将李端端向崔涯求谅变成当场论辩的画面，表示了李氏的伶俐和胆略。她娇小端丽，傲然玉立，手持一收白牡丹，似乎正在评析自比，面部脸色稍露出不安，却又沉着大方。而崔涯静气安坐，凝思倾听，心里服气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间，手按着一卷正拟写的新诗。唐寅还从崔涯诗中“取端端”一句衍化出“娶”，称李氏“落籍”(旧时妓女从良)崔家，事实上也是一种好心的曲解，史乘记载 “大贾居豪，竟臻其户”，不外是崔涯写了段好告白词，给她兜揽客人。传说图中崔涯的头像恰是唐伯虎的自画像，那足够表现出唐寅关于那位唐代名妓的垂怜之心。虽相隔几个世纪，唐寅关于女性的吝惜和敬重之情仍昭然可见。
那些画里，王蜀宫伎给人的印象是标致纯实而非明媚；秦蒻兰危坐弹奏琵琶，也没有一丝轻佻的觉得；李端端手执牡丹亭亭玉立，持重而拘谨。唐寅笔下的女子，老是温婉标致、聪明多才，汉子反而成了陪衬。他貌似不经心的几句题咏，却流露出他对其时虚假官场和社会现状的挖苦与对抗。
良多年前，我看片子《唐伯虎点秋香》，周星驰扮演的唐伯虎油滑离奇，我一路看下来，只觉好笑，曲到他高声念出《桃花庵歌》中的四句诗，“世人笑我太疯颠，我笑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俊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我立即被震到了，又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击中。星爷看似无厘头的搞笑，背后全是伤痕和眼泪。那一刻，我认为，星爷是懂得唐寅的，狂放不羁掩饰了他一生的失意、无法、不忿和抗争。
唐寅自称“醒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关于他的传说《三笑姻缘》、《唐伯虎点秋香》、《九美图》等早在明清期间便广为传播，事实上唐寅一生命运多舛，发妻在他20多岁时往世，第二个妻子又在他涉科举案被挠后离他而往，36岁时，才娶了患难中的红颜良知沈九娘。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纯属虚构，明代确实有一个喊秋香的女子，但与唐寅并没有交集。可能是因为唐寅如许一位才子的故事为人们喜闻乐见，各人出于对他官场失意的同情，以及对他诗书画三绝的钦佩，把他的故事加以革新创做，于是传播逾广。
当当时，唐寅也偶有混迹风月场合，但他并不是花花公子，而是在游离于世俗与礼教之外的倡寮里逃求精神安慰，妓女是他绘画创做中的重要形象。假设笃定那些风流韵事无风不起浪的话，只能说缘于他的个性放纵不羁，文风肆意潇洒。他画秘戏图画，也恰是他不羁性格的表示。据说他是我国绘画史上独一以妓女为模特儿、画过赤身的画家，所以对秘戏图画才画得那么逼真。他画过一套《风流绝畅图》，多达二十四幅，经由徽派刻工贵一明摹刻成版画，被视为中国古代秘戏图图之瑰宝。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呆霸王薛蟠曾在他人家里见过一幅非常精致的秘戏图画，讲起此事，喜形于色，可是他目不识丁，把做者“唐寅”误读为“庚黄”。
自明朝下半期间以后，因为社会风气的原因秘戏图画特殊时髦，那方面的画家能与唐寅并列的，还有仇十洲仇英。
生卒年月不太可考的画家仇英，身世于江苏太仓人一个布衣家庭，本来是一名身份低下的漆工。他从一个社会底层漆工生长为一名闻名画家，次要依靠一生中三位贵人。最早，他在画家周臣家中当漆工，周臣是唐寅的教师，他从那名小漆工的拆修墙绘中发现了他的先天，于是把他收为学生，教他画画。在周臣的引导下，他结识了其时执掌吴中文坛的“大佬”文徵明，文对仇英加以引导，使之在绘画技法中融进文人兴趣。有了文徵明的提携，仇英才逐步被苏州的文人圈子承受。
最初，实正让仇英得以画技大涨的则是来源于与项元汴的来往。项元汴是明朝的大收躲家、大鉴赏家，“所躲书法、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国内”,据记载：“项氏所躲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等，不知其数，看者累月不克不及尽也……”。项元汴聘仇英为自家的画师，在家中摹仿本身所收躲的古画。关于仇项两边来说，相互其实太适宜不外了。仇英不只从此生活有了保障，并且通过摹仿项家的躲画，深进进修前人精华，身手敏捷进步，也为他最末可以构成集大成式的绘画风貌奠基了根底。那对一个漆匠身世的画工来说，几乎是可遇不成求的事。
明朝期间,手工业和贸易日益兴旺，带动了本钱主义消费体例的萌芽，经济的富贵带动了文化的开展。项元汴是一个相当具有现代博物馆意识和的经纪人意识的收躲家。他让仇英摹仿古画，一是为了复造保留便于收躲的需要，二是用来做为高仿品出卖。他力捧仇英，把他介绍给圈子里的书画名人，巨富大贾们，将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卷，定为200金，远在其时最负盛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之上。公然，仇英声名鹊起，订件纷繁而来，最末名列明四家之末。
但是，在明朝画坛，文人画已经极为流行，做画都要有文人气，才是上品。在文人画家统治下的画坛，似乎历来就不放在眼里画工。仇英身世冷微，纵然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也被士医生阶层看成白丁，不把他当回工作。那也是为什么他的生卒年月几乎不成考证，因为汗青的记载里几乎将他漠视不记。他的做品中，只签名盖印，却无一款题咏。
明末画坛评论大佬董其昌著书立说，以“南北宗论”将仇英回为了贬抑里手画的“北宗”一派，但看到仇英的精工细笔，却也默默竖起了大拇指，称仇英为“近代高手第一”，“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被仇英的画所服气。
仇英《汉宫春晓图》部分
仇英做品《汉宫春晓图》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绢本重彩，纵30.6cm,横574.1cm, 是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那幅画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时节宫闱之中的日常琐事：妆扮、浇灌、折枝、插花、饲养、歌舞、弹唱、围炉、下棋、读书、斗草、对镜、看画、图像、戏婴、送食、挥扇，画后妃、宫娥、皇子、寺人、画师凡一百一十五人，个个穿着鲜丽，姿势各别，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展现了画家过人的看察才能与精湛的写实功力。全画构景繁复，林木、奇石与华贵的宫阙交叉掩映，展陈出好像仙境般的绮丽气象。那是一幅美女群像，更是一幅其时皇宫贵族休闲生活的风俗花卷。
读古画我们都晓得，历代画家的做品，绝少有超大尺幅，如人物与山川同时呈现，也不外一二山川，三四人物。可是仇英的画，不怕人多，不怕山川茂盛，更不怕楼宇精工堆叠。他的《汉宫春晓图》，动辄就绘几十、上百个姿势各别的文人、美人，河流一丝水纹很多，大树一片叶子不拉，房脊上瓦片一块不差，如许的精巧详尽，如许的纷繁复杂，需要多么呕心沥血的精心造造可想而知。仇英的画，每一幅都像豁出了命一样，极度的精致，极度的细谨。他似乎一生都不克不及放松，不克不及随意，不克不及画坏任何一笔。
更令人沉迷的是，他把其时皇宫贵族热闹特殊、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琴棋书画、休闲娱乐，活生生地闪现于今人的面前，几百年过往，那种文雅极致的生活看起来好像世外仙人一般的唯美。我想，仇英得以详尽地把那些排场一幕幕描画下来，可能是因为一个出生社会底层的漆工突然被邀进一个他完全目生的一种贵族生活，可能相当于《聊斋志异》里一个俗世墨客无意中闯进世外仙境，他以一种窃看的姿势，用本身的画笔把他看到的画面，古画中的宫廷生活也好，现实中的富贵人门第俗生活也好，合成起来，画成了一幅古代贵族女子闺阁生活的图卷。而今天的我们，得以从一个窃看者的角度，窥见几百年前，天井深深处，幕帘重重下，那些衣香鬓影、莺歌燕舞的生活场景，香艳、生动、新鲜。
晚明的董其昌评判仇英的绘画说“至如描绘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气也。”他认为画画极其工谨详尽，就被现实所累，失往了生气，会损害阳寿。据考证，画工笔、白描那种精巧的画儿，极其考验耐力，目力眼光，精神长时间高度集中和严重，十分有损安康。画得过于细谨随便短寿，那几乎像一句咒骂。仇英活了不到五十岁就英年早逝，董其昌说他为“造物役”，那并不是没有事理。
唐寅和仇英算是同门师兄弟，在良多场所，唐寅也时常提携那位身世微冷的师弟。碰巧的是，俩人所做的秘戏图图，在民间绘画史中享有更高的声誉。与桀骜不驯的唐寅差别，仇英不断是谦虚隆重、勤学长进的勤学生。唐寅的仕女图，是文人画的代表，最出彩的是他的题诗，起到画龙点睛的感化；而仇英画中从无提款，他只把本身的名字隆重地、小心地提在画的一角。如许的性格也让人觉得到，假设说唐寅的秘戏图图更多表现了他不羁的个性，仇英的秘戏图图可能是为了谋生和称心雇主的要求。与其说仇英为人“好色”，不如说他做画“好色”，好“色”恰是仇英末其一生的艺术抱负和精神逃求。
事实上，明朝画家里，最“好色”的是陈洪绶。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他书法遒逸，善山川，又工人物，人称“明三百年无此翰墨也”。据说他每宴必酒,每酒必醒, “非妇人在坐不饮,非妇人不得寐”,饮酒必然要有美女做陪,睡觉必然要有美女婢侯。如许一个学养全面的画家,何以放纵恣肆到如斯地步?本性风流之外能否还有难言之苦楚?
陈洪绶生活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名门看族，年少时即已画艺奇绝声名远播。但是，像大大都中国文人一样，治国济世才是最末抱负。陈洪绶屡次应试但又屡试不第，后来却鬼使神差因其绘画先天被招为国子监生,授命进宫摹仿历代皇帝画像。那当然不是陈洪绶的抱负职位，加上明末宫廷种种陈旧迂腐邪恶，让本性脱俗的陈洪绶忍无可忍，痛定思痛,决然洒泪离京。不久,李自成的农人军攻破京城,旋即又是清兵进关,明朝国破,山河凋敝，陈的师友或以身殉国,或流浪失散。清人毛奇龄在《陈老莲外传》里记载，1646年炎天，陈洪绶在浙东被清兵所掳，清兵似乎也很识货，挠住那位大画家“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他做画，他都不愿，给他酒和女人，他却立马容许了。
不久，陈洪绶逃脱清兵，到绍兴的云门寺削发为僧。削发的理由不是爱上佛门，仅仅只是逃生罢了。但从此，陈洪绶自称悔僧、悔迟。悔什么呢？他写诗说：“剃落亦无颜，偷惹事未了”；“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堪哀。”不久他又出家，以卖画为生。然而，如许的偷生也没庇护多久，四年后他就往世了。
一生无法实现抱负和掌握命运的陈洪绶，除了靠艺术创做宣泄苦闷，还以动作上的率性往离经叛道，获得精神上的自在——于是他沉浸于酒和女人。乱世之中,一个不愿苟且的文人画家,或许,只要通过放浪形骸、醒生梦死,才气暂且过活偷生。
年轻时，那位风流倜傥的世家子弟名噪一时，美女们也对那位才调绝世、名满全国的大才子青眼相看。他22岁那年在西子湖畔游览，时值三月，春色明丽，桃花盛开，名妓董飞仙慕名骑马奔驰而来，随手撕下身上一块白绡求他做画。那是多么令人梦魂萦绕的一个场景，浪漫而美妙——尔后,陈洪绶不断无法忘记昔时的情景,他曾写诗:“桃花立即董飞仙,自剪生绡乞画莲。功德日多常记得,庚申三月岳坟前。”事隔多年，又写了一首《梦故妓董香绡》:“长安梦见董香绡,照旧桃花立即娇。醒后彩云万万里,应随月到定香桥。”
那类故事，陈洪绶颇多。他的好伴侣张岱在《陶庵梦忆》记述了另一段大雅趣事。1639年的中秋夜，张、陈二人在西湖乘画舫玩耍，一个女郎声称要乘船同游，此女“轻纨淡弱、婉瘗可人”，原来饮得昏昏欲睡的陈洪绶登时兴奋莫名，两眼炯炯，他以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自命，要求与此女同饮。女郎竟然也毫不扭捏做态，欣然就饮，把船上带的酒都给饮空了。等她下了船，陈在后面悄悄跟踪，只见此女倩影飘过岳王坟，就消逝了。那个女子，是人是鬼？是妖是仙？醒酒“嚎嚣”的陈洪绶赶上如许的美女，是如何的心神不定？
到了晚年，不改天性的陈洪绶越发轻狂不羁。时人称他“纵酒狎妓”，所谓“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勿与。至酒间招妓，辄自索翰墨，小夫冲弱无勿应也。”有钱人拿大把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会，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本身就会做画，即便贩夫走卒甚至垂髫小儿，他都有求必应。时人云:“人欲得其画者,争向妓家求之。”在乱世之中，他自愿陷于尘凡迷乱，如今看来，似乎也是一种无法和辛酸。
那么，如今来看他的仕女画，又是如何的风摘呢？希罕的是，他所画的仕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他笔下的仕女头大、身小，身体向前倾斜构成弓形——那种夸饰变形的美女是陈洪绶仕女画的特有符号。明朝仕女多画消瘦，他却用了唐代仕女的形象外型，面部圆润丰肥，发髻丰厚，却也没有重彩衬着。画中的女子多是八字眉、丹凤眼,人物长相并非多美,却逼真地诠释了《红楼梦》中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那种典雅、诗意的女性形象。画中人身体前倾的姿势看似病态，却又出奇地显得文雅淡定、委婉沉着。
陈洪绶《扑蝶》、《持菊仕女图》
陈洪绶《歌诗图》、《授徒图》
他画了良多画如《歌诗图》、《授徒图》等，那些画表示的内容大同小异，画中都是一名文士坐在天井中，宽袍大袖，坐姿沉着，天井中安排着花插与酒具，别的有两个美人相伴在旁，或看画、或拈花、或抚琴、或吟唱——那可能即是改日常生活的写照。从那些画中表现出,他笔下的女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因为他最为垂青的并不是一个女子外表的美貌，而是她的才华和情趣。他的“好色”,也绝非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而是称心本身精神上的愉悦和安慰，并完成一种萦绕心怀的精神沟通与艺术交换。
陈洪绶“好色”,对女子生成一段温情脉脉――虽然那份用情几有点众多，只那份用情之痴也是实在。没有那种实情至性的“用情之痴”，若何能“所画美女，姚冶绝伦”？单纯说陈洪绶“好色”，乃是不懂他“密意”罢。
唐寅为人狂放不羁，仇英勤力为画，陈洪绶就算“好色”也算是多情所累。诗酒风流是古代文人骚人的常事，更多的是能为文化艺术增添色彩，但是，明朝汗青上却有一个因“好色”而臭名远扬的一个大画家，他事实是谁？此人事实“好色”到什么水平，竟然引起公愤？——他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董其昌。
董其昌何许人也？他不只是晚明最出色、影响更大的书画各人，并且官至大明朝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乃“华亭派”的指导人物，被誉为“国内文宗”，执艺坛盟主数十年。
董其昌头上有高官和大书画家的几重光环，在家乡悠游时，许多附庸大雅的权要豪绅纷至沓来，请他写字、做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看。董其昌敏捷演酿成名动江南的名人，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势压一方的权要大田主。迅猛增长的财产使他丢失了天性，他老而渔色、骄奢淫逸，虽已妻妾成群，却还经常招致方士，用幼女炼房中术，竟到了反常的地步。
明朝十六帝，除太祖、建文、崇祯外，其余各帝都有习炼房中术的喜好，所谓上行下效，名相张居正食了春药发热冬天都不戴帽子, 最初腹泻暴死。而董其昌最为恶劣的事发作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已六十高龄的他纵子强夺诸生陆绍芳耕户的女儿。陆绍芳出言责备，本地公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定见，有人编出故事《黑白传》来表达愤慨之情，董家竟然私设公堂，“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最初激起民愤，整个松江府都在大骂董其昌“兽宦”，儿童妇女竞相传布“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第二年春天，一场群寡自觉的抄家运动起头，苍生将董家数百余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烧成灰烬，大火通宵不行。
董其昌做为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出错成一个为非做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克不及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不料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斯，声名如斯！”思白（董其昌号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做恶如斯，异特有玷大雅？”
其实，诗人和艺术家之好色，放之古今中外，都是常见的命题。他们需要别致标致的女子，来激发本身更多的创做灵感和激情，即便多被世人所诟病，似乎也无可厚非。明朝的政治轨制和经济开展所构成的畸形的社会风气，更是使得许多文人画家深进到“好色”那种风气中。也恰是有了那些恰如其分的“好色”“多情”，明朝进进中国绘画史上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并且在表示技法上亦丰富多彩，促使其仕女画得到更进一步的富贵和开展，从而降生了许多冷艳世俗的唯美做品，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最流光溢彩、灿艳多姿的篇章。今天我们回头看那些画家，已然离开尘世的浩瀚爱怨情仇，前尘往事已随光阴消失，唯有他们留下的那些个摇曳多姿的女子，曾经是他们的梦，曾经是他们的笑，曾经是他们的爱与愁，那笔划中凝聚的感情，一并定格在光阴隧道，成为汗青更舒适的回首，最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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