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惧怕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实。
已诉收罗贫到骨，正思兵马泪盈巾。
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流落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预。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本身移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往。不意那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制止打枣。寡妇向杜甫抱怨，杜甫便写此诗往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做《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那个似乎和对方成分不大相当的敬词，那是让吴郎易于承受。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本身过往如何看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那里不消阿谁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那个急促的、冷静的进声字“扑”，是为了获得腔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听任。为什么要听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本来那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食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似乎是在对吴郎说：关于如许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惧怕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假设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法，她又哪里会往打他人家的枣子呢？正因为她扑枣时老是怀着一种惧怕的心绪，所以我们不单不该该干预，反而还要表达些亲善，使她放心扑枣。那里阐明杜甫非常同情体谅穷鬼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苍生苦中苦。”实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穿，是杜甫自叙以前的工作，目标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实。”那两句上下一气，彼此联系关系，彼此依靠，彼此填补，要联络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那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不免难免多心，不免难免神颠末敏；但是，你一移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实的要制止她打枣呢！弦外之音是：那不克不及怪她多心，却是你本身有点太不体谅人。她原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殊表达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那两句诗，措词非常委婉委婉。那是因为怕话说得太曲、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恶感，反而不随便承受劝告。
最初两句“已诉收罗贫到骨，正思兵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外表上是对偶句，其实并不是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开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抱怨，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其时广阔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那就是仕宦们的抽剥，也就是诗中所谓“收罗”，使她穷到了顶点。那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做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入，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炽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那就是安史之乱以来继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兵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度大局，以致于流泪。那一方面当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惟豪情的天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启发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晓得：在那兵荒马乱的情状下，磨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行寡妇一个；战乱的场面不改动，就连我们本身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如今不恰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做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初一句诗，好象扯得太远，好象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感化的。期看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天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我们恰是要从那种处所看出诗人的“苦专心”和他看待人民的立场。
那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明显的，在凡是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出格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示方面也很有特征。起首是现身说法，用本身的现实动作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事理来点醒对方，最初还用本身的眼泪来冲动对方，尽可能地制止笼统的说教，措词委婉，进情进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做转接。象“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乖巧性，顿挫顿挫，耐人觅味。
（萧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