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职业是生病的史铁生离开了病痛，他渐渐地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到另一个世界往了。
纪念一个做家更好的办法，是读他的做品，一读，他就回来了。
那种办法，却不克不及纪念所有的做家，有的做家的做品，你读，他也回不来，因为他的做品里，没有他，也能够说没有他那个我，或者说他那个我从未曾存在过。
世间本无我，我是活出来的，史铁生用他的根究与写做，活出一个我，史铁生和他的做品是一体的，他就在他的做品中。
言说史铁生，是件很不随便的事，以至是件不成能的事。因为坏了腿，史铁生几乎没有什么外部活动，但又绝非没有活动，他的活动不在外，在内，独一，而又丰富，他若不写出来，没人能写得出来。
从史铁生的文字，看不到卡夫卡，看不到博尔赫斯，看不到马尔克斯等等，能看到的，只是史铁生，或如史铁生所说，是名喊史铁生的那具躯体承载的那个我。当今学者邓晓芒说，史铁生是一位实正的创造者，一位倾覆者，“他不再从面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往中逃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抱负，而是从本身的灵魂中来源根基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抱负，并用它来权衡或‘说’我们那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在那纯净的语言中，就如邓晓芒所说，有着一个实正有生命力的、能本身发光的灵魂。［1]
1915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倡议新文学运动，力倡白话文，陈独秀在理论上唤喊，胡适则不但在理论上犁扫与建立，还在文学创做上有所测验考试，期看人们看到，较之文言文，白话文也行。可是，胡适于文学创做力有不逮，就连白话文早期几名家名做，以白话文而言，也每有不顺不当、生硬青涩、稚嫩夹缠以至欠亨的句子，［2]却是后来的张爱玲，以其创做理论，以其白话文做品，对陈独秀、胡适们给出了强有力的撑持，证明白话文也能够有别致的修辞，也能有美文。
尝有人言，汉语迷糊，不敷切确，欠缺逻辑，以至与逻辑无缘，宜于文艺，不宜思辨。曾国藩早有所意识，他在一封复信中说：“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成，但不宜说理耳。”［3]西人黑格尔，亦谓汉语不宜思辨 ，他说，“中国人的文字，因为它的文法构造，有许多的困难，特殊那些对象，因为它们自己笼统和不确定的性量，更是难于表达，中文的文法构造有许多不确定的处所”，“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毗连词，没有格位的改变，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4]文学上热衷于打通中西的钱锺书，视黑格尔的言论为鄙薄吾国语文，在《管锥编》中对黑格尔刻薄了一番，针对黑格尔所举德语中“以相反两意畅通领悟于一字”、“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的“奥伏赫变”（Aufheben），钱锺书说如许的词中国也有，如“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容易三也”，再如“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还说“《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5]往下还说了许多话，举了许多例，但认真端详一下，所举之例都只是些多义字，跟汉语译为“扬弃”之“奥伏赫变”其实并非一回事。
汉语有不敷，出缺陷，以至有问题，我是情愿相信的，拼音文字能否实就较方块字更宜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笼统思维，我也曾有过料想，但因为一门外语也不会，也只能停留在料想那里。早期白话文生硬青涩，几十年以后，白话文又有了或浅薄或繁硬的现象，以至有着严峻的“语言陈旧迂腐”（张维迎语），余光中曾叹道：“白话文运动推行了六十年的成果，竟然培育提拔出那么可怕的繁硬体裁，可见不单所谓封建的文言会出弊端，即连革命的白话也会弊端百出……我不相信，利用如许的白话文，能想得通顺，写得清晰。”［6]
认可汉语有不敷、出缺陷以至有问题，不是什么坏事，设若汉语实于一些思维和表达有所不克不及，有所不敷，正能够调整、开展它，使其能用，好用，没必要像儒道释那样早早地对语言失往了自信心，奥伏赫变，不就使汉语里有了“扬弃”一词吗。世间各类语言，怕没有哪个敢说本身已经很完美了，只要不是用如许那样的办法将人的大脑格局化，思惟是丰富并且开展的，总要想方设法用语言使其外化，事实上，白话文较之早期已经很纷歧样，余光中在另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新文学迄今已有六十年的汗青，白话文在现代的优良做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7]退一万步说，即便汉语在逻辑上实就很不可，只要还想想得大白，说得清晰，只要不是故意要让人们处于混沌之中，汉语就是有期看的。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有话，“思维是客看事物的反映，语言是思维的物量形式，事物的客看性决定了思维的全人类性，思维的全人类性又决定了差别的语言的某些配合性”，思维和语言“同一于语言的深层构造。句子的深层构造，是一种笼统的构造，素质地说，就是语言的逻辑构造；而表层构造是指人们现实说出的天然语句各成分间的关系。表层构造决定天然语句的语形，深层构造则决定它们的语义。生成语义学派认为，句子的深层构造就是语义构造，而语义构造也就是逻辑构造。差别的民族语言千差万此外表层构造，其实不障碍它们有相类似的深层构造。思维和语言就在那里同一了起来”。［8]
史铁生的文字，证明了汉语不只能够美文，也能够思辨。我思，我在，我思在，我就在，一个喊史铁生的人用汉语写做使他那个我留存下来。
有一句话，常被人提起，就是文如其人。然而，文未必就如其人。所谓未必，是说固然未必，却也能够如其人，如其人者，如钱锺书所说“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9]此之我，亦即《世说新语·品藻》“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之我［10]。在史铁生那里，文已不但如其人，我即文，文即我，当史铁生那个承载我的躯体不在了，文仍载我，那个我是有内容的，即史铁生一生的思与行。
金圣叹也曾说到他那个我。他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自问自答为何要批《西厢记》处说，六合间本无我，无故生出一我，既然生我，理当永在，最末却又有一往，在生与往之间暂有于此的我欲有所为，且不管我得为不得为，也不管我之所为能成不克不及成，即便果得为而又能成，怕也会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往，既然最末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往，有所为却也无益，但是，无所为，我又做何消遣呢？“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往，而无所惜，是则于其间幸亏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做消遣中随意自做消遣罢了矣”。［11]
史铁生似乎说过近似的话。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活着不是为了写做，而写做是为了活着。你大白了那一点是在一个挺风趣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伴侣劝你：你不克不及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做品等着你往写呢。那时候你突然大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能不写做。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往，你才不能不写做。”［12]针对那番话，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一期《开卷八分钟》节目中是如许阐明的：“他并非为了写做而保存，相反的是，写做是因为你已经活着了，那命运已经给你那么安放了，那你干什么好呢？你怎么样打发那无聊的长日跟那无尽的熬煎呢？那只好写做了。”
生命有不克不及承担之重，也有不克不及承担之轻，人生短暂，时间却又需要打发，孔子就曾叹道：“餍饫整天，无所专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3]钱穆先生是如许译的：“食饱了，一天到晚心没处用，那实难呀！不是有玩六博和对奕的吗？那总比没事好一些。”［14]如斯说，写做就如下棋打牌，免得百无聊懒，也是一乐。但是，假设只是如许，也不外博得个一生还算充分，不太孤单，几书写者也都以书写消遣，形不成那一个我。
史铁生在晚于《我与地坛》的《驰念地坛》中还有话：“回看地坛，回看它的平静，驰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从头展开一张纸吧。写，实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平静。写，那形式，必定是小我的，随便碰见诚恳，随便被诚恳揪住不放，随便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认为是时回回零度。”此即“我与我周旋”。至此，书写与史铁生那个我，或说史铁生那个我与书写，已融为一个。
史铁生却又其实不行于此，不然史铁生那个我就不成其史铁生那个我了。在“我与我周旋”的同时，他还前行。坐轮椅的史铁生，比几不坐轮椅的人走得远，以至是没有行境的，他的书写，具有探险的性量。就像梁文道重视到的，史铁生在《驰念地坛》中还有话。借用法国人罗兰·巴特《写做的零度》之“零度”，他说：“零度，那个词实用得好，我情愿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原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意图，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降生，即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谬感，正就是如许地要求。所以要看中荒谬，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谬领你回到最后的眺看，强逼你往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15]
恰像史铁生本身说的：“一生行于食饮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想必下世也就难于辨认，而一个特殊的心魂天然就便于被回忆。”他说：“DNA所能证明的只是一小我的肉身——也能够喊‘住所’，喊‘故宅’；而记忆可以证明的，那才是我，或者‘我’，即那‘住所’或‘故宅’的仆人。（惟因如斯，神话中的人们才气够隔世相认——肉身巳然更新，DNA已经改写，所幸还有宿世的记忆可供沟通。）所以，记忆=心魂=我或者‘我’，DNA=肉身=种种姓名所标分的一具具心魂的载体。又所以，我≠史铁生；最多是，我≈史铁生。”［16]史铁生那个我是个可以被回忆的，他超越了肉身，活在他的文字里了。
1949年后的中国做家，大多不具有世界性，史铁生是个破例，他不只超越了肉身，还超越了国界。能够向他的文字中重视：“宿世心魂因其困难的跋涉，困苦的根究，深入的疑问而超越了心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他的时机。好比在书店，阅尽百般皆不是，忽一本前人的书立即唤醒了你的才思，激活了你的灵感。又好比佇立陌头，苍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窘一朝通顺。所谓‘寡里觅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瓜熟蒂落的阐明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当然了，心魂的接续，文明的传承，还有其显明或凡是的一路——就好比唤醒你‘灵感’的那本书。你把某位古圣贤的思惟以印刷品的形式接回家，隔世重逢般地融进你的思路，那么不管他喊老子仍是喊苏格拉底，你就都是他们的接续者了，完全没必要有什么族与国的顾忌。趁便说一句：谁如果以国、族的立场来确认实理，谁最末就必然会以本身的利益来确认实理，而那个‘本身’，不免只是那具末将灰飞烟灭的肉身。而‘永久的行魂’行迹无限，思虑深远，岂是一条报酬的国界或一标偶尔的族别能够圈定！”［17]那就恰像邓晓芒所说：“那种纯净的、神圣的、普及化的语言（它绝对是可翻译的，却其实不损害它的艺术性），只要那种深怀着普及人道情怀（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怀、地区情怀等等）的人才说得出来，才创造得出来。”［18]史铁生虽用汉语写做，他的语言却是世界的，史铁生那个我很大，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生有没有意义，张中行为此读了许多书，诘问了许多年，最初的结论是，没有，至少是无法证明其有。［19]一般人或许理解不了也承受不了人生没有意义，理解了，承受了，而又不想死，也就只好苟活，理解了却承受不了，怕就都得他杀。在有的人那里，问却仍是要问下往，在问中有所思，有所写。史铁生在先于《我与地坛》的《答本身问》中早已说过：“报酬什么要写做？最简要的答复就是：为了不至于他杀。为什么要耕田呢？为什么要做工食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做就是为了不至于他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弊端，除了活着还得晓得事实活的什么劲儿。耕田做工食饭乃是为活着供给物量包管，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做即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毕竟找不到就不免他杀或还不如他杀。”他说：“往除种种外表上的原因看，写做就是要为保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但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分、兴旺、快乐和沉着的精神过程。假设求生是包罗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但要活还要活得大白，若不克不及大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痛快死了吧。所以人会他杀，所以人要写做，所以人是为了不致他杀而写做。”［20]那已不但是史铁生那个我，而是接通了人类的大我了。
注：
［1]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保存境域》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条记》，湖北人民出书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1页。
［2]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书社2004年1月初版，第529页。
［3] 曾国藩撰：《复吴南屏》，见李翰章编辑、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书札》卷九，吉林人民出书社1995年10月初版，第2102页。
［4]［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初版，1983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127-128页。
［5] 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3-4页。
［6]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书社2004年1月初版，第535-536页。
［7] 余光中著：《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书社2004年1月初版，第278页。
［8] 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人民出书社1993年11月初版，第4页。
［9] 钱锺书著：《谈艺录》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502页。
［10]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墨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中卷《品藻第九》，上海古籍出书社2002年12月初版，第447页。
［11] 金圣叹撰，曹方人、周锡山标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曰恸哭前人》，《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书社1985年9月初版，第5-6页。
［12] 史铁生著：《我与地坛》，《史铁生做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5年6月初版，第178-179页。
［13] 《论语·阳货》。
［14] 钱穆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11月初版，第434-435页。
［15] 史铁生著：《驰念地坛》，浙江文艺出书社2018年8月初版。
［16] 史铁生著：《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史铁生《昼信基督夜信佛》，香港中和出书有限公司2012年3月初版，第136、142页。
［17] 同上，第143-145页。
［18]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保存境域》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条记》，湖北人民出书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2页。
［19] 张中行著：《我与读书》，张中行著、徐秀珊编《东方赤子·各人丛书：张中行卷》，华文出书社1998年1月初版，第16页。
［20] 史铁生著：《答本身问》，《史铁生做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5年6月初版，第407-408页。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