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勇气的人
中广网 2002-08-28 08:49:02
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布的艾滋病传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查询拜访，北京艾滋病传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查询拜访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传染了艾滋病，那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此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门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筹办成婚或可能成婚，同时国内已传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良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而，假设不摘取有效掌握办法，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时髦，将不限于该人群，会经该人群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或呈现相反的传布。———青岛大学医学院从属病院性安康中心张北川
在往青岛之前，我其实不实正领会张北川传授在做什么，只晓得他研究同性恋，办了一本同性恋杂志———《伴侣通信》。后来才晓得，那是一本内部材料，是对“男男”性接触者停止艾滋病安康干涉和教诲的一个项目。
虽然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没有成见，但临行前，我仍是向同事征询，可不成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配合进餐，要不要本身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沿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进边沿，我们就丧失了按捺艾滋病的期看”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传授德律风，说找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摘访。长那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片子里，我还从未亲目睹过同性恋，不晓得他们什么长相，如何妆扮，行为举行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从属病院往找张传授。
在大门口问保镳，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那里是教学区，底子没有性安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传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病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更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传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施行着两个国度级方案：“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传染率情状研究”和“娱乐办事业青年从业女性的艾滋病性病干涉及研究”；
张传授的安康干涉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次要帮助，并得到国度卫生部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撑持和帮助；
张传授是中国在同性情人群中停止大规模艾滋病干涉的唯一人士，1994年出书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出色人士的更高奖项———马丁奖。
如许一个国际出名的有卓著奉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晓得呢？
无法，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往，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公然，那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流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陈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希罕，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涉批示部，怎么会是如许？
早上8点半，张传授排闼进来，才53岁，头发斑白，穿着纯朴，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传授：“您就在那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那个样子。”
有媒体报导，张传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从属病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域更好的门诊大楼，但病院负责人不让张传授的性安康中心进那幢大楼，说是“同性恋、妓女进进病院影响欠好”。
1999年，从属病院撤销了性安康中心门诊，理由是消耗太大。在院指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吊儿郎当”。张传授曾将国务院掌握艾滋病中持久规划文件给指导看，回答是“我只施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施行”。
“从1999年5月到如今，我们已经完全失往了行医前提，等于被褫夺了行医权力，那间房子仍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传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颁奖仪式上，结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克不及间接往搀扶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往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工做，他表白在中国与同性恋者成立联络是可能的，假设不如许做，就会一事无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密斯说：“艾滋病正在中国快速蔓延。假设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需改动传统成见和守旧立场。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遭到庇护的权力、获得资讯和办事的权力，有遭到公允看待的权力。我期看向每个中国人发出如许的信息：艾滋病与羞耻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 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并且那种威胁陪伴着惧怕与成见。在中国，张传授所指导的工做，在对那个社区的接触与存眷方面不只是史无前例，并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现实情状却令人冷心。因为无法给病人看病，张传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病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褫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以至在病院的德律风号码本上，都抹往了学术权势巨子张北川的德律风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传授指出：“国度已将艾滋病定为唯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涉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病院的做法不成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按捺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唤吁改进张北川的境况。但遗憾的是，那些来自高层常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那所标致的大病院里，起不到丝毫感化。
张传授愤怒地说：“那事各人都晓得，但院指导无动于衷。我是个常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本身的遭遇，是因为本身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做，那已不是小我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惨。”张北川为本身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沿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进边沿，我们就丧失了按捺艾滋病的期看。蒙昧不成怕，科学教诲能矫正蒙昧；
成见不成怕，有科学精神批示的理论，与高程度同性爱者的交换，会行之有效地矫正成见；但蒙昧、成见一旦与被陈旧迂腐玷污的权利相连系，就会构成极为反常的严峻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那种阻力恰好凡是来自最下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须眉，我再也见不到如许的人了”
我问张传授：“做为一个超卓的皮肤科传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张传授讲起那段履历，十分动情。他说：“我小我研究艾滋病易动人群，是在我看到一小我的遭遇起头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传授，我的医学启蒙教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度天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更优异的教师。‘他是一个堂堂的须眉，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如许的人了。’那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传授说到那里，难以掌握地冲动起来。“1988年，他末生未婚的蜚语传出，说他与须眉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利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告退，不断未被批准，在浩荡的压力下，他以至考虑过他杀。一次政治进修，几小我‘责备’了他两个多小时，其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侮辱他。过后我往看他，安抚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那个事务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查询拜访。查询拜访完毕，指导说：‘所有熟悉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打骂，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历来不会打骂。’
“就如许，一小我的遭遇，使我起头存眷一小我群，更使我熟悉到我们文明的缺陷。我想，任何一个耿直的热爱科学和人类生命的医生，遭遇了那种事务，城市为责备我们文化中的落后而奋起抗争。因为那也是庇护科学，庇护正义和理念，庇护本身的良知。”
在青岛，我有幸见到了张北川崇拜的那位老传授，他身段高峻，满头鹤发，仪表堂堂，文质彬彬。通过和他的扳谈，我领会了他的看点和履历。
那位老传授认为，在大街上你不难认出一名黑皮肤的人，在饭桌上你不难认出一个左撇子，但你能一会儿认出一名同性爱者吗？肤色和利手都是明显的心理现象，但同性爱就不但是深躲的心理和心理问题，并且还涉及更为冗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性心理自己，它的量和量是能够用有关的各类“度”来表征的。一小我的性爱量量能够由多个谱系形态的差别水平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性爱到绝对同性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性爱为中点，能够分为7个依序的性别倾心度（按金西分类），又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聪明的耻辱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做的风险度，性履历的深度等等，都是性爱量量的掌握因素。那些“谱”和“度”都能够联络着同性爱来议论。
谈到本身的履历，白叟爽快地说：“人的恋爱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柏拉图式的，一种倾向于本能，而我是后者。”
在青岛，我还见到一位老者，他也是同性恋，人生履历尤为坎坷，但至今他仍用本身的退休金，供养着他没有工做的朋友以及朋友的老婆和儿子。我曾担忧地问那位白叟：“您为什么不给本身留些钱？”
他反问我：“留钱有什么用？”
我说：“养老呀，万一什么时候他们要走了呢？”
他淡淡地笑了：“假设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此时，那位老先生已经浅笑着转身离我而往了。
“在公共场所，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
张传授对我说：“好像人的容貌一定有区别一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区别也是一定的，一般的，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功责。同性恋的呈现起首与先天因素，包罗染色体、大脑构造等有关；其次与小我出生后18—36个月的情况因素有关。医治不克不及使同性恋者酿成异性恋者。”
他在论文中曾指出：“在颠末100多年的科学研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天然现象，其实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即反常）。国际上的大量查询拜访表白，差别国度、社会轨制、文化布景，都有恒定比例的生齿是同性恋者，凡是占生齿的2％—5％。同时有大量非同性恋者有过同性性行为。据我国社会学家公布的对多个地域、差别人群大量的查询拜访，我国有3％—4％的人是同性恋者，约3600—4800万人。”
国际闻名性学家黑伯乐针对中国的一项查询拜访也曾指出，在总生齿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人有某些同性性行为，只不外是人类做为哺乳动物的传统的一部门；在那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原因阐明中国人是破例的。
但是据领会，在中国，至今仍有刊物在介绍所谓医治同性恋的“疗法”。
我问张传授：“那为什么专家学者不往堵那些卖淫、输血等随便传染艾滋病毒的渠道，却强调男同性恋随便传染艾滋病，如许会不会遭到同性情人群的恶感？”
张传授笑了：“在大都国度，易于传染艾滋病者的挨次是：卖淫嫖娼者、男同性恋者、吸毒者。1981年，起首在美国的同性情人群中，发现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艾滋病传染者次要是同性恋者。曲到1995年，美国艾滋病传染者中，同性恋仍占对折以上。欧洲1996年艾滋病传染者中同性恋占45％，从同属东方文化的一些有较高比例华人的国度来看，艾滋病传染者中，30％是同性恋，我国港台地域如斯，北京的比例也是如许。“如今社会上大大都人普及对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情人群欠缺科学的熟悉，招致同性恋者之间难以成立不变的性关系，并且大都适应了不不变的性关系。因而，固然同性恋者在生齿中所占比例小，但远比一般人更易传染艾滋病。”
那时，突然有个小伙子排闼进来，安然坐在椅子上。张传授向我介绍，那是小尤，从外埠出差趁便来看我，也是gay（在同性情人群中，凡是称男同性恋者为gay，女同性恋者为啦啦。记者注）。他让我和小尤谈谈。
面临那个文静的小伙子，我生怕不小心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我小声问张传授：“可不成以再找个处所谈？”
张传授大笑：“没关系，在那间房子里，你什么都能够问。”
却是小尤很大方，主意向我说起他的履历。
小尤大学结业，迫于家庭压力，和女友结了婚，而现实上在爱情期间，他和女友除了拉手，以至都没有接过吻。婚后第一次性爱，他觉得到的是一种灵与肉别离的痛苦觉得。他不喜欢女人，但是没有办法，他测验考试着征服本身，却没有胜利，他其实忍耐不下往，觉得如许对不起老婆也对不起本身，成婚一年多，他毕竟以性格反面提出了离婚。女方不附和，觉得丈夫没有什么欠好。但小尤始末不敢向女方说出实情，只好在法院托人办了离婚。
我问小尤：“那后来你有男友了吗？”“曾经有过一个，处了两年多分手了。在我们阿谁小处所，欠好找，有时看到本身喜欢的，不晓得人家是不是同性恋，也不敢表达本身的意思，只能等着。有时出差到外埠大城市，到同性恋聚集的处所转转，不敢随便交往，很怕着上病。”“那如今就一小我过？”“没办法，只好如许。”“那你如今……”我很想问他怎么处理本身的性需求。
张传授赶忙接过来：“你看看，就是如许一种情况，一般异性恋青年男性，一周一次性生活是最少的吧，但是同性恋却只能如许本身熬着，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到那些公厕、公园、浴室，往觅觅 了。”
后来在《伴侣通信》中，我看到一位同性恋者如许写道：“能够帮我介绍个伴侣吗？笔友也行，我其实太孤寂、太压造了。本身心里深处的思惟豪情，无法与家人和四周的人倾吐。在我们那个小处所，固然也有一两个公厕能够找到同性爱者，但那似乎只是一种性的发泄，很难找到能够实正倾吐的伴侣，我不肯往那种处所。生活中我要将本身假装起来，觉得本身似乎舞台上戴着假面具的小丑，外表上给人以快乐的觉得，可是心中的苦楚谁人理解？没有感情的交换，就贫乏了生活动力，对前途感应渺茫，有时掌握不住，实想往那几个公厕。”
另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是一个单元的负责人。为了父母也为了本身的前途（婚否、婚姻生活在一些单元是用人十分重要的一条原则）结了婚，老婆人挺好，可是婚后好几年和老婆无法停止一般的性生活。后来牵强能够，有了小女儿。在外人看来我有圆满的家庭，可在我心里深处仍感应反常的孤单、压造。我恐惧给家庭、本身的前途带来损害，不敢交固定的伴侣。有时压造太久，就跑到公厕之类的处所，随意找小我发泄一通。可是又恐惧传染上艾滋病，给家人带来更大的损害。觉得活着实累，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问张传授：“您看一般异性恋不也有许多独身？他们怎么不到公园公厕浴室往找呢？”
小尤立即说：“至少他们能够公开觅觅朋友，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希罕，但是同性恋却不可，在公共场所，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咱们交往一下吧，那可能吗？”
据张传授查询拜访统计表白，33.9％的同性爱者有过他杀的念头，13.7％的同性爱者有过他杀行为。查询拜访还表白，男同性爱者一般性伴数为6人摆布，多者数百人。并且男同性爱者彼此穿插性行为也较常见。但查询拜访又表白，74.5％的同性爱者期看有一个固定的同性朋友。
在《伴侣通信》中，还有如许一个故事：有位同性爱者得了性病，却老是往公共浴室，惟恐他人染不上性病，有人责备他，告诉他如许更随便染上艾滋病，他却说：“染上更好，与其如许活着，还不如得了艾
滋病死掉算了。我如果染上艾滋病毒，我会让更多的人也染上。”看了实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在某曲辖市的同性恋者说，他的100多位伴侣中，近3年内被证明因艾滋病过去世，或因艾滋病传染而他杀、进院医治和“下落不明”的，已超越10人。
另一位已传染艾滋病毒的同性恋者则说，他所在的某曲辖市，他往就医时屡次碰着过“圈内”熟人。
“那孩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实不如死了的好”
据领会，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和一些国度造定了多种惩处同性恋者的法令，此中包罗持久监禁和苦役，以至将同性恋者用火刑、绞刑等办法处死。德国纳粹在集中营杀戮了同性恋者30余万，他们以粉红色三角为标记，其时地位与犹太人相当。
但是在今天，仅在德国的汉堡，就有70多个同性爱组织，别的还有专为同性爱者开放的诊所、律师事务所、旅店和商铺。
在欧洲，你能够在富贵的火车站或闹市区看到夺目的“平安套”告白，而不是喊“避孕套”。人们从它的功用上已经改动了看念。
一位在美国一家银行供职的同性爱者如许写道：“我供职的公司里大约有300名中国同事，光我熟悉的男同性爱者就有9个，还有一名女同性爱者。我工做的部分每年举办圣诞晚会，晚会的请柬上说明雇员能够照顾‘重要别人’参与，那个‘重要别人’既能够是配头，也能够是异性或者同性朋友。在我们那里，许多大公司、出名大学和高科技公司，容许雇员的同性朋友在医疗保险等方面享受配头待遇，而那项福利已经成为权衡该企业和公司能否跟得上时代程序的重要标记。”
现实上，中国同性恋者最过不了的，是家庭那一关。
目前许多同性恋者，将出国视为遁藏情况压力的一大出路。绝大大都中国父母对同性恋一无所知，或者心存曲解。
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向父母爽快，本身对异性欠缺兴致，成果父母越洋给他寄来一些加强性功用的中草药。还有的父母不晓得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天然天性，惋叹儿女在国外受了诱惑而学坏。
而在国内，同性恋者来自家庭的压力就更大了。一位同性恋者说：我的父母盼看我早成婚。大学结业后，我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没办法，我毕竟找到一个情愿共同我的坐台蜜斯和我搞一次假成婚。我给了她几千块钱，像模像样地在家乡举办了正式的婚礼，还照告终婚照，摆在我的住房里，我与那些已婚者的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一纸成婚证书。
对我的成婚，父母仍有许多疑虑，他们一再问我，老婆怀孕了没有，什么时候有孩子。不得已，秋天我探家时，只好又对他们说离婚了。我的“离婚”对父母损害很重。我姐曾问我为什么搞假成婚，我说每次看到母亲那种等待的眼神，我就肉痛。
一位同性恋者给伴侣写信，讲了同性恋的事，信没写完，就被父亲发现了，其时他的父亲一边气汹汹的喊他，一边往厨房拿菜刀要砍他，吓得他跑了出往，几天没敢回家。
一位同性恋者的父母带着本身20几岁的儿子来找张传授征询。当着张传授的面恶狠狠地说：“那孩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实不如死了的好。”
“只要你过得好，你幸福，我们就快乐”
因同性恋议题，张传授从1994年至今，已给当事者写了大约8000封信，他手边保留的1万多封同性恋者的来信中，很多人谈及了与双亲、兄弟姐妹的关系，此中有些父母，已经较好地采用了本身的同性恋子女。
一位戎行干部曾屡次来德律风，他们夫妻两人期看搀扶帮助21岁的儿子与其他同性恋者成立联络。
一位在国度机关工做的干部说：“我母亲曾在某国度机关做指导工做，我不肯做违犯良心、不负责任、不道德的事———成婚、成家、生子，那得到了我伟大母亲的撑持。她看了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后，明白撑持我的生活抉择。有时候，她与熟悉我的老同志们讲到同性恋，还以我做实例。她说，你们也熟悉我的儿子，他在中心计心情关工做过很长时间，政治原则强，工做表示好，很踏实。他有什么不一般？”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比力幸运，他说：2001岁首年月，我回家投亲，我母亲是一个连本身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家女性。我把本身喜欢男孩的情状告诉了她，她很沉着，问我能否遭遇了什么冲击，或是身体出了什么弊端。我告诉她没有那类原因，我如今已有了男友。母亲问我能否爱对方，我说确实很爱。母亲说，只要你过得好，你幸福，我们就快乐。父亲对我的情状不非常理解，母亲劝他说：“你不要逼孩子，孩子够苦的了！”
有专家指出：同性恋是一种本能，靠教诲、管束、压造、赏罚都不克不及按捺那种本能，动用强逼力的唯一后果是使同性恋者的豪情和生活极不不变，也极不安康，很多人就在公厕苟合，没有威严，却很有可能传染艾滋病毒。中国的生齿绝对数更大，同性恋者当然也可能是所有国度中最多的，那一群人，不该该再生活在迷糊中。
亚洲性学联会副 ，社会学家刘达临认为，在全世界，比力公认的性道德评判就是四个字：自愿，无伤。就是说性交行为，也包罗同性性行为，起首要自愿。不自愿的性交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还有无伤，就是两边自愿，但不克不及损害对方，损害别人，损害社会。
一个在国外生活十多年，回国开同性恋酒吧的老板说，国内到同性恋者活动场合人群中，有相当一部门不是同性恋者，只是混在此中做性交易生意；还有一部门人奇形怪状；一部门同性恋者有相当的经济收进和社会地位，但又怕表露小我隐私。那使得一小撮不良分子锁定了那批特定人群，疯狂停止欺诈和讹诈。而我们的执法部分却没有相对成熟健全的法令来处置那些问题，从而使得那个特定人群的现状令人堪忧。
一位同性爱者认为：中国《刑法》对“地痞功”的细分化和“法令没有规定的不算立功”的司法原则，已经把不冒犯有关法令的同性性行为肃清在“有功”之外。从有关的法令文件和公开报导中，我们已经看到警方对一些欺诈、讹诈同性爱者合法人身权益的庇护立场。应该说，那是用科学的立场和先辈文化的人道主义认知立场初步构成的新的国情立场。
“我们都干什么？和你们一样呀！”
分开青岛的那天，正好一些同性恋意愿者要在张传授那里集中起来邮寄《伴侣通信》，我也赶了过往。上午9点，小伙子们陆续来到那里。我骇怪地看着他们安康明朗的样子，和张传授开打趣说：“您实不像话，身边几乎是美男如云。”各人都笑了。
张传授指着两个标致小伙子对我说：“他们就是通过《伴侣通信》熟悉的。”
我问此中一个：“你们两人在一路谁更爱做家务，下班谁来做饭？”
他说：“我们都很爱清洁，都夺着做家务。”
我说：“时间长了就不是如许了，女人做家务时间长了，心理也会不服稳的，你们可要分配好了。”
各人都笑我：“那因为你是女人。”
那天，我和他们在一路，贴邮票，粘信封，随意地开着各类打趣，没有一点不温馨的觉得，反倒很轻松。
在青岛期间，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张传授往讲课。张传授问讲些什么，对方吞吞吐吐地说，就讲您研究的那些。张传授笑了，我研究好几个专题，有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有妓女卖淫等问题，事实讲哪个呢？对方仍然欠好意思，说，就是那些。张传授又问，你们是不是想让我讲同性恋者与艾滋病问题？对方那才答复，是。
张传授说起那件事很是慨叹，做为医学院的学生，是研究科学的，可是在谈到那个话题的时候，竟然就说不出口。
那次和张传授一路走上讲台的，还有一位喊智同的中年男同性恋者，其时他安然空中对着200多名医学院的学生说：“我今天站在那里，各人能够把我当做剖解床上的一个标本，什么问题都能够提。”
没一会儿功夫，下面递上来几十张纸条。
有学生问：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不是见到男性就会冲动？
智同反问：你是一个异性恋者，你四周有许多女同窗，你见到她们就冲动吗？
有学生问：做为一个同性恋者，你实的对异性历来没有产生过兴致吗？
智同又反问：做为一个异性恋者，你对同性历来没产生过兴致吗？
有学生问：男同性恋者是不是都有些娘娘腔？
智同看到那个纸条时摇了摇头，仰起本身棱角清楚颇为男性化的脸问各人：你们觉得我有娘娘腔吗？
学生们都笑了。还有学生问：你们同性恋天天都干什么？
智同瞪着眼睛看着各人几乎不知说什么好：我们都干什么？和你们一样呀，你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食饭，看书，上班，唱卡拉0K，往商场买工具。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除了性取向差别之外，是没有区此外呀。
其时我和张传授一样，也产生了许多慨叹。其实学生们的很多疑问，在我心里也存在着，只是学生们把它说出来了罢了。我大白当前心存那种疑问的是大大都人。固然说起来只是性取向差别，但是要让人们承受那“很一般”，在中国，还有十分远远的路要走。由此我才深深体味到，张北川传授所开辟的事业，确实是最需要勇气的事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做者：蔡平 责编：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