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不像，有关系──谈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
张之杰
一段往事
民国六十六年到七十三年，笔者在天然科学文化公司（后改组为环华出书公司）办事。编书和编杂志需要有不学无术的人帮忙，我的一些伴侣就被挠来当公役（编委），大约从六十七年起头，编委中对科学史有兴致的伴侣渐渐构成一个小团体。其时编纂部设在台北市永康街61巷10号4楼，那间三十多坪的公寓，就成为一群搞科学史的伴侣的聚会所。民国七十年，中研院筹组「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会科学史组中华民国委员会」，我们那群伴侣──陈胜昆、洪万生、刘君灿、刘昭民、张世贤、王道还、吴嘉丽和笔者──就瓜熟蒂落地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
时间实快，上面说的那些已是十六、七年前的往事了。颠末十几年的勤奋，「同窗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胜昆、万生、君灿和昭民都出书了若干部科学史专著，世贤、道还和嘉丽也都斐然成章，唯有区区鄙人，只因东游西荡、备多力分，在科学史上不断没有什么进境。
往年（1995）岁首年月，我收到北京天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邀请函，邀我参与本年元月在深圳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当下立下心愿，决定以此次会议做为再动身的起点，期看在科学史上能有点做为。
另一段往事
目标既定，接下来就要找个标题问题，好好地运营一番。写文史论文和写科学论文一样，率由旧章随便，标新立异困难。我不是个专业学者，也没有师承负担，所以思惟较为自在。觅觅觅觅，在曲看的引导下，最初将目标锁定在科技插图的问题上，暂定了个标题问题「我国古代科技插图的缺失」，起头深进根究。大凡写文章，根究、查证的时间较久，到了动笔，那已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
笔者拟定那个标题问题虽说出于曲看，其实仍有其布景可觅。民国七十年三月或四月的某一天，在《少年科学》和《群众科学》的结合编委会上，陈胜昆带给我一份影印的材料，那是一位留美学生的硕士论文，内容在于介绍我国古代的剖解学。从那篇用英文写做的论文中，我才晓得我国古代只要两种剖解图谱，那就是宋代的〈欧希范五脏图〉和〈存实圜中图〉。固然那两种图谱早已失传，但因广为中、日文医书所引用，所以致今仍可窥其面孔。从那篇论文所附的〈欧希范五脏图〉和〈存实圜中图〉，我立即想到维赛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令人叹为看行的剖解图。中国报酬什么画不出维赛留斯般的图谱？远在十五年前，就在心中升起连续串问号。看完那篇硕士论文，我写了一篇通俗文章〈我国古代剖解学的沿革〉（原刊民国七十年八月号《明日世界》；七十二年收进吴嘉丽编《中国科技史》，天然科学文化公司出书），文中有如许一段话：「步进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已进进飞腾，各类学问都渐孕育成形，剖解学就在那时奠下根底。公元1510年前后，大画家达文西（1452～1519）为了研究人体美，曾剖解过数十具男女尸体。从他剖解时所做的图稿，能够看出剖解学和绘画间的关系。我国绘画不重视明暗、透视，条理一冗杂，就无法表示出来。〈欧希范五脏图〉、〈存实圜中图〉之所以粗心大意、条理不分，原因可能就在此吧。」
「你挠到好标题问题了！」
十五年过往了，那十五年前的一点蒙眬观点化为潜意识，当我搜尽萎肠觅觅标题问题时，潜意识陡然跃出，论文标题问题就那么决定了。
往年九月某一天，科学月刊开社委会，会后搭洪万生的便车回家，我向万生兄提起深圳会议及论文标题问题的事，万生兄连说：「你挠到好标题问题了！」又主动提出，要找一篇在美留学时所看过的文章给我。万生兄翻箱倒柜，费了将近两个月才找出的文章──James, Ackerman所做的“The Involvement of Artists in Renaissance Science“（〈画家对文艺复兴期间科学的奉献〉），是一本论文集“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科学与文艺复兴》）里的一篇。十一月中旬，收到万生兄所寄来的那篇文章。看完后，决定将主题扣紧文艺复兴期间的两部划时代插图科技书，并将标题问题改为《以文艺复兴期间事例试论我国传统科技插图之缺失》。十二月初起头动笔，十二月二十日杀青。打印完毕，刚好赶上本年元月十六日的会议。
笔者在那篇论文中到底开展出些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不外未炒冷饭罢了。有关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问题似乎不断乏人切磋，笔者只是有幸开出一个新的命题。
达文西：绘画就是一种科学
在拍照术创造之前，版画是印造插图的独一手段。版画中的木刻版画，始于我国初唐（七世纪），当西方还不知版画为何物的时候，我国已拥有大量插图刻本，此中包罗《武经总要》、《营造法度》、《证类本草》等闻名科技典籍。在科技插图的起步上，我国至少较西方提早了七个世纪。
西方的木刻版画约始于十四世纪末，起初次要用来印圣像和纸牌，在技法上和版画的发源国我国相较，并没有几不同；但跟着活字版的创造，以及绘画和科学的连系，版画起头发作革命性的改变。
在古腾堡（？～1468）创造活字版（公元1448年）之前，西方的图书以手手本为主，其时全欧洲的手本书不外数千册（一说数万册）。我国传进的雕版，次要用来印祈求文，其实不用来印书。活字版创造之后，从公元1450年至1500年，五十年内欧洲的图书数量增加到九百万册！出书业的兴旺开展，使得插图的需求量大增。许多画家投进版画造造，不单进步了版画的水准，也使得版画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
另一方面，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海潮影响着西欧的各个方面，绘画天然不克不及破例。在文艺复兴期间，绘画和科学密不成分。达文西以至认为，绘画就是一种科学。基于对光学和几何学的研究，十五世纪的画家们开展出远近法（透视法）和明暗法，使得画家能够在平面上表示物体的立体感，进而使得所描画的景物唯妙唯肖，到达拍照般的效果。
两座科技插图里程碑
绘画的新看念和新技法不成能不合错误版画发作影响。在版画上表示明暗，必需藉助冗杂的线条，技法上不克不及不有所进步。当技法进步到极致，仍不克不及称心需求时，铜版画就应时呈现了。
德国画家杜勒（1471～1528）是进步版画技法的关键性人物，他不单刻出无以复加的本刻版画，也刻出精巧传神的铜版画，他的成就，使得版画能够刻出素描般的效果，为版画做为科技插图供给了前提。
因而，大约从十五世纪末叶起，西方的版画就能够复印出形象传神的插画，那对科技传布的助益不言可喻。西方的第一本毕肖原物的插图科技书，是1530年布朗菲斯（Otto Brunfels）所著的《本草图谱》（Herbarum vivae icones），插图者魏迪兹（Hans Weiditz）摘用杜勒的木描绘技法，图版精审，可供读者按图索骥。1543年，维赛留斯的旷世巨着《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出书，插图者可能是版画家卡尔克（Stefan von Calcar），并可能由维赛留斯自行打稿。此书之插图类似达文西的剖解画稿。既为图谱，也是艺术精品，技法之高，令人叹为看行。
从证类本草到动物名实图考
与西方比拟，我国显然贫乏绘画与科学相连系的阶段，所以不断没有开展出远近法和明暗法，也就画不出拍照般的效果。绘画如斯，版画更是如斯。在西方，版画很早就成为独立画种，版画家和画家享有同等的地位。在我国，版画中的「画」与「刻」不断分工，刻工所要做的，不外是忠实原稿，将书稿或画稿原封不动地刻下来。刻工社会地位低下，在贱工末技的大传统下，历代出名画家没有一人成为画、刻兼擅的版画家。
以西方插图科技书的两座重要里程碑──《本草图谱》和《人体构造》为基准，比照我国响应的插图科技书，更能看出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以我国的插图本草书来说，现存最早的插图本草书是宋徽宗大看二年（公元1108年）刊行的《证类本草》（图七），其后各类重要本草书大多附有插图，但水准普及不高，即便是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照旧乏善可陈，曲到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吴其浚（公元1789～1846年）的《动物名实图考》（图八）问世，才具有按图索骥的功用。
我国传统版画虽拙于表示远近、明暗，但动物的形态较为简单，用来表示动物尚能应付。历代本草插图之所以没有到达应有的根本水准，可能和画稿欠安有关。我国传统版画的精粗，多半由画稿决定，刻工只是依样雕琢，所负的责任较少。《动物名实图考》的插图大多根据实物画成，并且可能由吴其浚自行打稿。做者和出书者重视插图，可能是《动物名实图考》凌越其它本草书的次要原因。还有一项原因，笔者思疑吴其浚曾看过西方的版画，不外仅限于思疑，还没找到详细证据。
那是个科学哲学问题
以剖解图来说，人体较动物冗杂得多，如不克不及实在掌握素描中的远近法及明暗法，绝对无法在平面上重建各个器官的立体关系。不擅长处置远近、明暗的我国传统绘画，其实不具备表示人体构造的前提；只用轮廓线处置画面的传统版画，更是力所不及。因而，那已不是重视与否的问题，而是我国传统绘画和版画的素质问题，换句话说，是不克不及也，非不为也。
在文献上，我国有关剖解的记载次要有三次，别离是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至四年（公元1044～1045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都是以活生生的死刑犯做素材。宋代的两次剖解曾命画工画下剖解图，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欧希范五脏图〉和〈存实圜中图〉。以我国的那两种剖解图和维赛留斯的《人体构造》比拟较，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就愈加一目了然了。
科技插图不克不及使读者按图索骥会有什么影响？笔者认为，那将招致科技传习上的未便，以及在传习中必需愈加仰赖师承。
从外表上看，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似乎是因为贫乏绘画与科学相连系的阶段，没有开展出远近法和明暗法，因而刻不出活灵敏现的插图。但从深一层看，恐怕和我国的绘画思惟及教诲思惟有关。那些科学哲学的问题已非区区鄙人所能处置，为免自暴其短，就此打住吧！
（刊《科学月刊》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