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汗青上以测验选拔人才的一种根本轨制，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余姚汗青上文风强盛，人才渊薮。明代余姚乡贤翁大立在撰《重建儒学记》时写到：“乃今称艳姚士第，曰：三科二状元也，二榜四鼎甲也，乡会元魁肩比拟，祖孙父子兄弟进士踵相接也，科而进士十六或十五也。”此句指的是余姚优学之士极多，科第极为昌隆。余姚科举的兴旺，与处所上的文化富贵有着间接的关系。梁启超先生说：“余姚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余姚数百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强盛的神异现象，被当今学术界称做“姚江文化现象”或“姚江人物群体”，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由此，余姚的科举文化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进往研究的重要课题。
余姚文科进士数
在中国科举轨制中，通过更高品级的殿试，排定甲第名次者，称为进士。进士有文科进士与武科进士之分，都是通过层层处所选拔脱颖而出的高档级人才。进士群体的几，历来是权衡一个处所文化积淀深浅的重要原则。关于古代余姚县的进士总数，在余姚的处所文献中不断有数据纷歧致的现象，那也是困扰余姚文史界多年的问题。科举开于隋大业元年（605），末结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间历经1300年岁月变迁，因为年代长远、战乱毁失等原因，招致科举文献记载不全。就我们余姚来说，特殊是隋、唐、宋朝代的科名记载，目前已难窥全豹。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余姚县有史可考最早的科举进士为唐元和年间进士虞九皋，但唐元和年间距隋炀帝开科已有200多年，在那200多年间，余姚做为东南人文大县，多个看族世居地，进士名录为空白，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那当是科举名录失载所致。为尽可能实在地展示汗青，笔者就此课题查阅了较多相关文献，停止了多方考证、比照、辨析，得出的最新统计成果是：自唐代到清末，余姚县有史可稽的文科进士共为633人，此中唐代3人；宋代134人；元代7人；明代388人；清代101人，那是综合目前所知余姚县旧境范畴进士总数的统计。此中明代的进士总数为388人，此成果得之于如下考证：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为387人，漏载谢秉谦1人；1991年编《余姚市志》记载为389人，增录了谢秉谦、胡晋锡2人。按墨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落款碑录索引》记载，谢秉谦为天启二年（1622）进士，此人在光绪《余姚县志》“选举表”举人栏中有载，但进士栏漏载。“胡晋锡”录自民国《余姚六仓志》卷十二“选举表”，《余姚六仓志》备注“胡晋锡”为崇祯三年（1630）庚午科进士，摘自《胡谱》，但据《潭河沿胡氏宗谱》记载：胡晋锡，字蕃侯，余姚云柯乡承福里柏山（今属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人，祖胡怀迁居杭州东城，遂进仁和籍，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科进士，由翰林历仕至光禄寺正卿。但“胡晋锡”此人，在墨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落款碑录索引》弘治十二年己未科进士名录中无载，而崇祯三年庚午并未开进士科，故胡晋锡为《余姚六仓志》所误录。综上所考，余姚明代文科进士为388人。
余姚明代甲科之盛，世所稀有。据吴宣德先生著《明代进士的天文散布》一书著录，有明一代，共开科89次，全国登科进士24862人，按籍贯统计，此中浙江人占3444人，排名全国各省第一，而绍兴府进士数为836人，排名浙江全省各府第一，而余姚做为明代绍兴府八县之一，进士总数竟达388人，远超其它七县，排名绍兴府第一。按那个数据来算，余姚的明代进士数占明代全国进士总数的1.6%，位列浙江省第一位、全国第三位，仅次于福建莆田、晋江二县［注：按《明代进士的天文散布》对莆田、晋江二县的进士统计数据比照］，而莆田、晋江二县均为府治所在地（兴化府府治在莆田县，泉州府府治在晋江县），而余姚却是一个远离府治的建造县（间隔绍兴府治路途达一百五十里），由此也能够说：余姚是中国明代进士第一县。在明代，全国共有1400多个县，那在其时是一个十分了不得的创举。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全国共登科进士325人，余姚县生齿仅有10万余，高中进士者却多达17人，并且状元、榜眼又同为余姚人所得，他们是韩应龙（状元）、孙陞（榜眼）、邹绚、诸燮、顾廉、钱应扬、卢璘、徐方、胡崇德、黄齐贤、吴辕、郑寅、王乔龄、邵基、张元、郑炯、罗恩。该科余姚人考中进士数占昔时全国取士总数的5.2%多，一个县一科十七进士的科举纪录不断到科举废行时都没有被突破。
明代科举的兴旺，使余姚一邑名流迭起，贤能如林。按光绪《余姚县志》记载，明代共开科89科，余姚人每科中5名进士以上的达36科,详列如下：洪武十八年6名；景泰五年9名；成化二年5名；成化五年8名；成化八年6名；成化十一年5名；成化十七年9名；成化二十年6名；成化二十三年7名；弘治六年7名；弘治九年7名；弘治十二年5名；弘治十五年8名；弘治十八年6名；正德三年5名；正德十二年5名；正德十六年9名；嘉靖二年6名；嘉靖八年7名；嘉靖十一年8名；嘉靖十四年17名；嘉靖十七年7名；嘉靖二十年14名；嘉靖二十三年8名；嘉靖二十六年7名；嘉靖三十五年7名；嘉靖三十八年8名；嘉靖四十一年6名；隆庆二年11名；隆庆五年8名；万历二年5名；万历十一年10名；万历二十年6名；万历四十一年5名；万历四十七年6名，崇祯十年5名。明代89科中，余姚人在近一半的国度更高品级的人才选拔中担任了配角，从余姚县选拔出来的科举人才，每一科都遭到了世人的注目。
在明代科举测验中，余姚的名门看族簪缨奕世，科第济美，科举功效表示不俗。据不完全统计，在余姚浩瀚世族中，四世考中进士的有孙家境孙氏一门：孙燧，子：孙陞，孙：孙鑨、孙铤、孙錝、孙鑛，曾孙：孙如法、孙如洵、孙如游。三世考中进士的有四门，烛溪胡氏：胡轩，子：胡安，孙：胡维新；开原陈氏：陈焕，子：陈墀、陈陞、陈觐，孙：陈鍭；北城叶氏：叶选，子：叶逢春，孙：叶宪祖。姜家渡姜氏：姜子羔，子：姜镜，孙：姜逢元、姜一洪。兄弟同榜进士的有二门，开原陈氏：陈墀、陈陞兄弟；云柯眉山陈氏：陈治标、陈治则兄弟。父子进士则是数不堪数，如泗门谢氏谢迁、谢丕父子，他们不单是父子鼎甲（父状元，子探花），并且是父子解元，在明代近三百年间，仅此一例。而在余姚县科第最显的世族当数横河孙家境孙氏，仅明代一朝，文科方面，孙氏共有文进士16人，文榜眼2人，文会元1人；武科方面，共有武进士7人，武状元1人。族中人物官至尚书（实授正衔）者有6人，位至大学士者2人，堪称明代国内第一世家。如许的科举胜迹，在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县可与余姚相媲比。从上述一些堪称奇观的科举数据来看，余姚完全能够称得上是“中国明代科举第一县”。
到了清代，固然余姚县的文科进士数有所下降，但仍列于全国各县之前列。按光绪《余姚县志》笔录，自清朝开科至光绪二十五年县志编成时余姚县共有进士95人；1991年版《余姚市志》记载清代进士101人，补充了民国《余姚六仓志》所录顺治三年进士廉自成、雍正二年进士陈本、雍正八年进士诸齐贤、乾隆元年进士周雷、乾隆二十三年进士周鏊5人，此中除周雷可考之外，其余4人在墨保炯、谢沛霖所编《明清进士落款碑录索引》中均无记载，故除周雷外，其余4人不予摘录。补充漏载戚扬1人，为光绪十五年进士，清代官刑部主事、松江知府，余姚县湖堤村人，居于山阴。另光绪二十五年编县志后余姚县又中进士一人，即余姚县汗青上最初一名进士—墨元树，由此得出进士98人。另参考天孙荣先生著《慈溪进士录》补充进士班达礼、高舆、桑调元3人。此3人均为余姚县旧境人氏。班达礼原姓胡，出自乌山胡氏，其曾祖是明万历三十八年武进士胡伯灏，曾任参将、副总兵。祖父是万历四十四年武进士胡相。父胡煜，明末时被清兵掳获进满籍，娶哈氏，生班达礼。班达礼考中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时，在他的殿试卷三代履历中对自已的家族情状写得十分清晰。高舆，姚江高士奇之子，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桑调元，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世居余姚县孝义眉山司城（现属慈溪市周巷镇）人，后迁居钱塘县。以上三人均可考为余姚人，故予摘录。综上所述，余姚在清代共有文科进士101名。
余姚武科进士数
武进士科始创于武则天周长安二年（702），曲到光绪二十七年皇帝发布谕旨正式废行武科进士测验为行，武举轨制在中国汗青上施行了一千二百年。但因为处所文献的缺失，余姚的武科科名记载极不完全，明代永乐十年（1412）前的武科名录均已失载。虽然如斯，自永乐十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间，光绪《余姚县志》尚记载有明清武进士62人。现补充民国八年编《余姚六仓志》所录武进士钱中选、戚师塘、童辅清3人，故为65人。另参考天孙荣先生著《慈溪进士录》记载，补充万历十七年（1589）武会魁孙应枢、万历二十年武进士孙如昶、万历四十一年武进士孙光祖、万历四十四年武进士孙光祉4人，以上4人均为余姚县旧境人；再补充余姚泗门双桥杨氏家族崇祯十三年武进士杨光弼1人，共达70人。另据光绪《余姚县志》“选举表”记载：雍正九年庚戌（误，庚戌科为雍正八年），有武状元孙琮夏（寄籍天津）。但据王鸿鹏等编著《中国历代武状元》一书记载，雍正八年庚戌科武状元为河北昌黎人齐大勇，而雍正十一年癸丑科武状元为陕西商县人孙宗夏，故孙琮夏此人在汗青上其实不存在，为光绪《余姚县志》误录，应予往掉。综上所述，余姚在明清期间有史可考的武进士总数为69人。
余姚的状元数
说到余姚的进士，我们不能不说余姚的状元。自开科取士以来，能参与殿试并考中状元不断是士子所逃逐的梦想。在科场上考中进士，已经长短常之难，若想在殿试中夺得冠军，那可是难上加难。余姚最早的状元是谁？传说中的“状元莫子纯”到底是不是状元？余姚的状元有几名？那些都是余姚人所感兴致的话题。据目前所见文献考证可知，余姚最早的状元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壬戌科状元方山京，而非南宋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莫子纯。据光绪《余姚县志》“莫子纯传”记载可知，莫子纯铨试及试江东运司俱第一，庆元二年礼部奏名复第一，那一年没有停止殿试，按会试次第赐进士时，因莫子纯有官职在身，按宋朝律律例定，现职官员参与进士测验，称“锁厅试”，不克不及取为第一名。由此，福建泰宁人邹应龙幸运地成为了该科状元，而莫子纯屈居第二名，那个鼎甲排名，在现代诸多社科类著作中均得到认定。由此可知，莫子纯是榜眼身份，故余姚目前有文献可考最早的状元是余姚梁弄人方山京。
在明代，余姚有文科状元3人，别离是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谢迁、成化十七年状元王华、嘉靖十四年状元韩应龙。余姚乡贤翁大立在《重建儒学记》中的“三科二状元”之说，指的是成化十一年至成化十七年三科中，余姚人就考中状元2名，别离是泗门人谢迁和余姚北城人王华，时间仅隔6年，可谓举世稀有。嘉靖十四年，余姚县菁江渡人韩应龙又高中状元，成为了余姚文科进士测验中最初一名状元。明代共开科89科，取状元90名（此中有一科为南北榜，各取状元1名），浙江免得20名，余姚得3名，余姚的明代状元数占浙江全省明代状元总数的15%，占全国状元总数的3.3%，位居浙江各县之首，排名全国各县第二。除了状元之外，榜眼及第（殿试第二名）的余姚人，南宋有莫子纯1人，明代有黄珣、孙清、孙陞、毛惇元4人，清代有诸重光、邵瑛2人。探花及第（殿试第三名）的余姚人明代有谢丕、胡正蒙2人，清代有卢文弨、墨兰2人。值得一提的是，余姚明代的4名榜眼数占全国榜眼总数90名中的4.45%，明代榜眼数也名列全国各县第二。
在武科方面，余姚有武状元1人，系余姚县横河孙家境（现属慈溪市）人孙堪，获嘉靖五年（1526）武会试第一，其时未开武殿试，孙堪为昔时全国武进士第一人，按现代史学界对未开武殿试期间的武会元，亦称武状元，武状元孙堪在王鸿鹏等著《中国历代武状元》武状元名录中有载。按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统计可知，余姚汗青上有文献可查的状元为文状元4人、武状元1人，合称“五状元”。
余姚的解元、会元数
乡试是省级科举测验，唐宋时称“乡贡”、“解试”。明、清两代各省乡试均在省城举行，试场称为“贡院”，又称“举院”。别的，明代另有南北曲隶的应天府与顺天府乡试，清代仍沿续有顺天乡试，俗称“北闱”。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期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间，又称“秋闱”，为“正科”，遇皇帝登极及寿诞庆典，加科为“恩科”。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日，应考者为本省、府、州、厅、县的生员、贡生、监生中的获得乡试资格者。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余姚在明清两代有史可稽的解元共有21人，明代有黄珣、谢迁、孙昇、胡铎、孙清、谢丕、孙继先、张怀、诸大圭、孙思述、姜镜、张绍魁、毛凤起、宋宾王等14人，明代解元数居全省各县之首。清代有徐景范、邵奏平、谢宜相、邵大业、岑兆松、翁元圻、陈锦等7人。按明清科举造，考生可在五经中选考一经，故每经第一名称“五魁”，或称“五经魁”、“乡魁”。在乡试中获经魁的余姚籍举人，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明代有李居义、闻人景辉、石塘、蔡钦等五十余人，清代有孙槚、胡邦翰、邵是柟等十余人。谢迁之孙谢用模14岁考中举人，为余姚士子群体中的少年得志者。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集试贡举选士于礼部，以礼部侍郎主之。那是科举轨制中会试形式的初始，但在唐朝贡举轨制中如许的礼部测验，其时其实不称“会试”，而称为“省试”。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全国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那即是文献中“会试”之称的最早笔录。明代会试定为三年一科，于乡试的次年举行，会试的地点在京师，因明代京师之设有改变，其会试初在南京，永乐十三年（1415）后改在北京举行。明代会试开榜因时在春季，正值杏花盛开之时，故又称“杏榜”。明代会试中式又称“捷南宫”，明代会试取中者称“会试中式举人”，清代会试取中者称“贡士”。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按明清科举造，取各五经第一名，称“会魁”。因会试分为十八房，民间也以会试十八房所取第一名称“会魁”。据文献记载，余姚在明清两代共有会元3人，明代有胡正蒙、孙鑛2人，清代有邵晋涵1人。明清两代，余姚籍会魁有史可稽的有华福、邹轩、王守仁、黄堂、谢丕、诸燮、陈塏、陈陞等13人。
武科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余姚另有武解元12 人，此中明代有周书、徐世卿、丁世美、徐邦达、钱中选、孙光祖、孙光祉7人，清代有戚师塘、杨廷秀、胡九如、吴大勇、张景运5人。另有武会元2人，别离是嘉靖五年武会元孙堪，顺治十七年（1660）武会元谢文(其时已开武殿试，谢文武殿试名列第二甲第二名)。
因为余姚历代科举文献的不完全，招致余姚早期科举名录多有遗佚，本文仅以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为线索，停止考证、辨析与数据统计，以期抛砖引玉，等待此后有更多的学者参与交换、搜遗补阙，以使余姚的科举数据更为详实、完全。 做者：褚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