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的“魔眼”

　　 舍斯托夫的“魔眼”

　　 “文化与亡命”联袂并进，古已有之。欧洲文学语言得以确立的两大重要著做《荷马史诗》与《圣经》皆出先贤流离失所之际，屈子流放，乃赋离骚。但，只要二十世纪的俄国愚人与诗人的亡命才成亡命文化史上最壮丽的一大景看，那一多量亡命的愚人中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基洛夫等，而尤以愚人舍斯托夫（1866—1938）的言论最为孟浪猛烈。

　　在十九世纪晚期，普列汉诺夫还哀叹，俄罗斯就是“欧洲的中国”，野蛮且僵死、顽固且守旧，沉睡在中世纪的泥淖里不成自拨。一夜之间，那些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亡命愚人竟在世界文明之都巴黎构成“宗教哲学”的爆炸，据说后来流布全球的存在主义、后现代都和俄罗斯亡命愚人在巴黎的言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亡命对文化人的捉弄，仍是文化人与亡命自己是一个互相涵盖的保存体例？古代文化人亡命，多出于理想与遭际，而现代文化人亡命，则多出时代危机。危难之际而忧家国全国，那不恰是文化人的天职？换言之，俄罗斯文化人的亡命不只是身体的亡命，更是内在心魂的挣扎，若不是如斯，哪能影响存在主义或后现代？

　　早在被苏俄流放之前，舍斯托夫就与那帮代表普罗群众的常识人格格不进，在《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摘学说中的善》一文中，无论是革命派仍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勿抗恶”派，在舍斯托夫看来，都不外是一丘之貉，“皮萨列夫的末结处就是托尔斯泰的起点”。循着尼摘所指明的道路，舍斯托夫把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雅典理性主义传同一锅端了，更遑论皮萨列夫或托尔斯泰那些俄国门徒。非但如斯，舍斯托夫也没放过同时代的现代派文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后者在其巨著《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把“俄罗斯大地上最伟大的两高文家”当成了逆来顺受的两极，理性与反理性、现实主义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二元对立的“理念”型做家，在《理念的统治》一文中，舍斯托夫的“魔眼”一会儿就看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葫芦里销售的仍是“康德哲学”，“康德不但不会撑持觅觅天主的人，并且，他还以其‘公设’，把任何可能找到天主的期看给扼杀在萌芽形态中”，那无疑是给了那帮期看从康德哲学中获得“天主救赎”的俄国现代派文人一记耳光。如今能够晓得，舍斯托夫的亡命早在大革命之前就起头了，既差别情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浪漫派，又鄙视彼得堡那帮销售“理性主义的轻薄救赎”的现代派文人，与现代文化人相龃龉就是与现代文化格格不进，舍斯托夫当然就自我流放出文化圈之外了。

　　现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皆发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就毫不讳言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惟之子”，罗扎洛夫非但娶了一位大他二十岁的陀氏前恋人，还写了一部书来阐明陀氏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闻名章节《宗教大法官》。舍斯托夫也不破例，《钥匙的统治》一书就是要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则闻名寓言所阐发的思惟砥砺前行。早在1862年的《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借着地下室人的嘴点破了“现代性计划”不外是堆积出一个不需要人道栖身的水晶宫，在《宗教大法官》那个章节中，现代虚无主义者伊凡痛快把天主驱除出尘世，让上帝教理性权势巨子来统治天主的羔羊。那一幕，被舍斯托夫称为“钥匙的统治”。上帝教会本不外是天堂的守门人，而如今却把仆人给摈除了，掌管钥匙的守门人以钥匙的权益统治人群。舍斯托夫声称，恰是希腊愚人苏格拉底的理性狡计授予了哲学以开启天堂之门的权利，衍发了上帝教走进迷途，才有了现代愚人勇于以理性来堆积水晶宫的痴人妄图。

　　舍斯托夫的“魔眼”过分锋利，整个欧洲的希腊哲学传统都在他的冷言冷语之中摇摇欲坠，大厦将倾，愚人有先见之明。《钥匙的统治》颁发于1916年，两年之后，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出书了那本题目不详的名著《西方的式微》，与其说斯宾格勒针对的是西方，不如说斯宾格勒是在指证源自希腊的理性文明已走进绝境。钥匙的仆人已经被希腊愚人们赶走了，现代欧洲人就成了无家可回的流离汉，舍斯托夫也就成了亡命文化人。从那一意义上来说，舍斯托夫一生的勤奋就在于召唤“耶路撒冷”的从头回来，他一如先知约伯一般，“在惧怕与颤栗的深潭里，向天主唤告”。

　　舍斯托夫逝世后，被称为“俄罗斯之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讲，独一能懂得并给他狠狠冲击的愚人就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涵养天然不是彼得堡那帮又跳又闹的现代派文人比得上的。在自传中，他讲得明大白白，他底子就瞧不起那帮成天在巴黎做悲苦状的现代派文人，甘愿忍耐亡命所带来的孤单痛苦，也不肯堕进现代派文人的轻薄虚妄之中。实正的大哲学家，需要的是敌手，舍斯托夫的逝世，对别尔嘉耶夫来说，不啻于少了另一双洞察现代精神的“魔眼”。

　　 《新京报》，刊发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