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民外出的原因和外流后的情况
二、对“流民”的收留遣送
【正文】
1958 年起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严峻的毁坏和灾难。在1959年到1961年间的所谓“三年困难期间”，许多饥饿的农人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再加上其他流民[1]，构成了大规模的“盲流”[2]。曲到1961岁尾此次“盲流”潮才渐渐平息下来。至今为行，学术界对“大跃进”期间生齿情况的研究次要集中在饿死的人数和原因等方面，笔者则筹算通过火析“大跃进”期间对流民的收留遣送，研究其时对流民的掌握若何影响到农村的灭亡情状。
1953年国度成立了对农产物的“统购统销”轨制。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发布了“关于劝阻农人自觉流进城市的指示”，要求“各县、区、乡政府、农会向筹办或要求进城的农人耐烦阐明，劝行其进城”。该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方案收买和方案赐与的号令”和“粮食市场治理暂行办法”，一方面确保对城市居民赐与的口粮，一方面阻遏非城市居民在城市购置粮食。跟着农村生齿的增加和城乡差距的扩展，仍然有许多农人筹算流进城市谋生。从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之间，中心政府及有关部分持续发布了9个限造农人进城的文件。[3]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心和国务院的结合指示强调，粮食部分不得向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销售粮食。因而，农村生齿向城市的活动根本上被严厉限造住了。1958年1月9日，毛泽东又以“ 令”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注销条例》，“褫夺了占总生齿85%的农人——随后不久即是所有中国人的迁移自在权力。 ”[4]
然而，在“大跃进”期间，跟着饥馑的全国性蔓延，多量流民从家乡涌出，外出觅觅生路。外流情状较严峻的有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5月，上述每个省外流的农人都不下10万名。外流的往向总的是流往城市，尤以流往边陲各省、区的城市为多。据统计，1960年1至3月外流的农人流进内蒙（次要是包头、唤和浩特）的达269,000多人，经哈密流进新疆的约 20多万人，流进兰州市约6万人，在黑龙江省仅哈尔滨市就安设了49,000多流民。[5]饥民的外流“1960年到达了更高峰，全国约有600万人次。 ”[6]
一、流民外出的原因和外流后的情况
从如今掌握的材料来看，其时的流民次要是大饥荒形成的大量饥民。据1959年4月中心有关部分的统计，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甜肃、贵州、河北等15省区“无饭食”的生齿达2,517万。[7]那些饥民向城市活动，次要是求生欲看所差遣，与社会上持久存在的所谓“惯流”（即习惯于流离的人）差别。例如，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1961年1月在县五级干部扩展会议上表达，农人外流“现实上有的是食堂停火没有饭食；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处理，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情愿分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 ”[8]但在“大跃进”期间，在官方文件里，饥民往往被视为“率遣屡返”的“惯流”。
浩瀚饥民从家乡走出，茫无目标地流向异乡。例如，1960年2月，据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墨河、港上、重坊等四个公社的报告请示，江苏新沂县的公众天天流进郯城县“3,000余人，大都扶老携幼，挈家带眷，全家外流。”流民反映，他们“在家生活困难，口粮紧，无法庇护。有的说天天每人4两（老秤，16两为1斤）或9两粮食，也有的说，每人天天发1角钱，不发粮食”，他们“因生活未得到妥帖安放而外出找工具食”，以致“公路上三五成群，陆续北往”。1959年至1961年间，仅甜肃省通渭县“因饥饿外流到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及靖远、会宁、兰州、酒泉、武威、张掖、两当、徽县、武都、临洮等县市的生齿达21,958人。”[9]
从其时情状看，流民的情况十分悲苦，他们在必然水平上也骚乱社会次序。外出逃荒者有的住亲戚或同亲家，有的则宿居小客店、破空屋、汽车站、候船室或桥洞里，或借宿在浴室、菜场、城罋、交通岗位和公共茅厕等处。他们起初拍卖所照顾的家具、什物等以庇护生活；钱用完后便成群结队四处流离，“以至强讨恶要，骗食骗饮，有的径曲走近市民家说：‘有饭各人食，你食什么，我也食什么。’”因为饮食不敷，加之天冷而衣服薄弱，饥民们又饿又冻，此中部门人染病。1959年3月，据安徽省芜湖市收留劝阻站统计，患有各类大小病者占流民的15%摆布，因病灭亡者19人，仅2月份就灭亡13 人。[10]许多成年人不能不丢弃本身的亲生骨血——婴儿或儿童。例如，徐州市1960年3月1日至23日共收留弃婴、弃童286名（1月收留15名，2 月收留271名）；而徐州专区其他各县3月1日至20日共收留弃婴、弃童452名。[11]据原安徽凤阳县办公室主任张少柏说：1960年“丢弃小孩的良多，赵玉书（原县委书记）不喊下面拾，并说：越拾越多。有一次他说他看到一个田主丢小孩，以后认定，但凡丢弃小孩的就是坏人，哪个拾小孩哪个就是坏干部。 ”到1961岁尾，全县孤儿数达2,389人，仅收留247人。[12]同时，流民夺夺食物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个别做案到一、二十人合伙做案，由陌头巷尾隐蔽处所到街头巷尾、车站、公路上、公共场合四处做案，由夺夺食物到夺夺盗窃衣物家具、鸡、猪、羊、驴子等家禽、六畜等财物”，“盗窃稻子，还有的挖人民公社正在生长的山芋、藕等农做物。”据材料展现，1960年3月中旬徐州市共发作夺夺食物1,603起，盗窃545起；4月1日至28日共发作夺夺食物 917起，盗窃620起；到后来以至“天天有100起摆布。”[13]
流民中“16岁到50岁的人占 60－70%”[14]，他们在外埠也筹算觅觅时机一般谋生。如1959年2月，江苏海安、宝穴、六合、兴化、泰县等地流进江西德安县的60多名农人在德安县人委“哭哭啼啼，下跪恳求”，要求德安县人委安放消费，说“死也不回家，回家也是死。”[15]一些处所也确实设法安设了部门流民。如江苏省丹阳县将部门流民收留后组织他们劳动，“口粮每人天天1斤10两米，没有工资。”[16]1959年1月14日江西省新余县国营南英农场容许来自江苏省高淳县的农人孔繁生将家乡的家属带到该农场，孔回家后“一路就带走14人。”[17]据陕西省宜川县石堡人民公社向中心政府外务部、陕西省委、宜川县委、安徽省委、河南省委、山东省委、河北省委、江苏省委等发出的“关于我社地域内流进外籍哀鸿的情状陈述”：“春节农忙时季，我们社内暂安设了一部门，共计1,500余人，伐木场陆续招收1,300余人，连同家属共2,000余人，中季安设到殿坑水利上一部门，1,400余人。”[18]
二、对“流民”的收留遣送
1959 年的春荒产生了大量饥民，许多饥民离乡求生。虽然饥民属于被迫外流，但其时中心政府认为，“农人不一般活动，既浪费了许多劳动力，倒霉于消费和稳固人民公社，……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 [19]为了将流出的农人限造在其户籍所在地，为了“不变社会次序”、“冲击反坏分子”等，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心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活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根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的农人约有300万人，……必需立即摘取有效办法予以制止。”[20]其时文件中规定的办法次要是劝阻、收留和遣送。各地政府根据此指示，立即在火车站、汽船船埠等交通要道设置劝阻站，劝阻饥民返乡。然而，饥民们其实不愿主动回乡，因为在家乡能得到的口粮少少以至完全无粮，政府又很少周济，若从命政府的定见回家，无异于活活等死。
1960 年，因为全国性大饥荒的加剧，外流生齿陡然增加。各地政府在“交通沿线都加强了劝阻”，饥民们为了求生，大部门改绕小道步行流进城市，“使劝阻工做更难停止。”1961年10月31日，外务部、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心和毛泽东提交“关于勇敢制止生齿自在活动的陈述”，提出“以铁路交通为中心，从各个环节上限造生齿自在活动”；定见“水陆交通部分要严厉施行火车、汽船的剪票、查票轨制”；“在客流较多的船埠和火车站，要加强治理，庇护次序，严禁无票上车上船。除外宾、回国华侨等人外，车、船上食饭要收粮票。加强长途慢车和次要货车的保镳、守护工做，严禁爬车。在爬车较多的车站或铁路段，应增加铁路民警，加强守护，力量不敷的处所，由各省恰当增派武拆民警，个别处所还可恳求驻军搀扶帮助。”[21]各地政府还派干部到流进地劝导流进该地的当地农人，并将他们带回。其时，江西省是江南地域饥民的次要流进省之一，江西省委及该省许多县委曾屡次发电报给湖南、江苏、安徽等省委、省政府，要求派人将流进该省的农人、学生等带回。农人逃荒本因“人祸”而起，但其时的官方文件称：“外流生齿比力冗杂，次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有少数是敌我矛盾”，因而对“五类分子”“要进步警惕 ”，“对此中遁藏监视革新，趁火打劫，为非做歹的人必需严厉处置”；“有严峻汗青功责的和有现行毁坏活动的应送交司法部分法办，有严重现行毁坏活动嫌疑的送交公安部分审查处置”；“对确实属于生活困难的要加强守法教诲，强逼遣回原籍监视劳动，并搀扶帮助其处理生活困难”。[22]
根据1961年1月25日发布的“城市收留遣送站工做计划”的规定，城市收留遣送组织有三品种型。其一是“收留遣送站”，其职责是担任当地区的收留遣送使命。据材料展现，江苏省的11个收留遣送站从1960年到1961年1月“共领受和处置省表里活动生齿526,105人（次），此中被各地收留的 242,774人（次），劝阻73,922人（次），半途接转209,409人（次）。在总人（次）中属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有222,511人（次），占总人（次）的42.3%。属于本省的有303, 594人（次），占总人（次）57.7%。”[23]各地收留遣送站的设备、前提、治理等良莠不齐。据一位住过5个收留遣送站的“流离者”魏杰介绍：“物量前提以汉口为更好，在那里有淋浴设备，一天两餐大麦糊，比南昌和九江遣送站的情状强得多。有许多住过湖南各地收留站的人，在站里老是回味着岳阳收留站天天赐与三餐大米饭和长沙赐与一钵蔬菜食大米饭的益处，……九江收留遣送站是在一个空浮泛洞破庙里‘关’人，庙徒四壁，无桌无凳无展板，各人要在湿润的地盘上面打坐和睡觉，象我们那些没有半丝行李的光棍，想找半根稻草垫到地下都不成能。早晨洗脸没有水，更谈不上洗脸和洗衣。大门是锁着的，在墙角内放着粪桶给我们大小便。在治理方面，九江收留遣送站把人锁起来，各人比坐牢还坏，因而，有良多不安本分的就吵闹、逃跑。”“南昌收留遣送站是茅草棚子，碰着下雨比九江的破庙还漏得凶猛；南昌食稀饭用竹筒盛了饮，人多竹筒少，和九江一样要期待接班，接过竹筒来又没有水洗。因而，南昌和九江的卫生最差。”[24]
第二种城市收留遣送组织是“领受站”，它次要负责领受外埠送回的外流农人。笔者根据1961年1月25日的“城市收留遣送站工做计划”，整理出全国各省市的 “领受站”地点清单。1961年1月，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一处以外，河北省有石家庄、张家口、唐山、天津4处，山西省有大同、阳泉、侯马3处，辽宁省有沈阳、锦州2处，黑龙江省有哈尔滨1处，甜肃省有兰州、天水、平凉、张掖4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山东省有济南、德州、兖州3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苏州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3处，河南省有郑州、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5处，湖北省有武汉、宜昌2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醴陵4处，江西省有九江、萍乡、上饶3处，广东省有广州、韶关、汕头、湛江4处，四川省有万县、广元2处。从此清单能够看出，在1961年1月时，吉林、陕西、浙江、福建等4个省以及内蒙、宁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西躲7个少数民族生齿占相当比例的省区未被要求设领受本省区外流农人的“领受站”。
根据1961年10月29日外务部的“全国民政厅、局长关于收留遣送工做座谈纪要”，笔者又整理出1961年10月底全国各省市的“领受站”地点清单。那份清单明显比上面提到的那份10个月前的清单长得多：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1处之外，河北省有沧县、石家庄、张家口、邯郸、唐山5处，内蒙有包头、集宁、通辽3处，山西省有太原、大同、长治、侯马4处，辽宁省有锦州、大连、铁岭、叶柏寿4处，吉林省有四平1处，黑龙江省有双城、齐齐哈尔2处，陕西省有宝鸡、渭南、阳平关3处，甜肃省有兰州、天水、酒泉3处，宁夏区有石嘴山、中卫、固原3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新疆有大河沿、盐湖2处，山东省有德州、兖州、烟台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蚌埠4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2处，浙江省有嘉兴、湖州、金华3处，福建省有福安、龙岩、邵武3处，江西省有九江、上饶、萍乡、鹰潭4处，河南省有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4处，湖北省有汉口、宜昌、黄石3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株洲4处，广东省有汕头、湛江、韶关3处，广西有桂林、梧州、柳州、玉林、贵县5处，四川省有重庆、广元、万县、泸州4处，云南省有霑益1处，贵州省有贵阳、独山、安顺3处。显然，到 1961年10月底，几乎所有省市都设了领受本省区外流农人的“领受站”。
第三种城市收留遣送组织是“直达站”，其使命是处理各地遣送回乡的外流农人的途中暂时食宿和打点转车手续。“城市收留遣送站工做计划”确定，在全国设天津、济南、徐州、郑州、上海、南京、丰台（北京）、武汉、宝鸡、株洲、金华共11个“直达站”。被遣送者“半途不换车的不得在半途下车”。[25]
上述收留遣送单元的次要使命是：（1）对外埠流进当地区生齿及时收留，不使他们四处流离，搀扶帮助处理暂时食宿困难，及时遣送回乡消费；（2）对外埠送来的外流生齿负责转送，并处理沿途食宿困难，及时转送；（3）对颠末当地区的外流生齿停止劝阻，发动回乡。收留遣送对象次要是农人，其时的文件称他们“因生活困难或思惟问题而自在活动外出谋生活的流进流出生齿”。[26]在收留遣送过程中，许多农人不肯被遣送回乡。因而，许多流民有意不报实在姓名和家庭住址[27]，或者“在收留时，睡在地上哭闹不走，有的还以自带的铁器等物弄破工做人员的手，有的送上车又跑下来，送到收留站硬行逃跑，有的屡送屡返十屡次，也有个别跳河他杀，还有个别公开漫骂共产党。”[28]有的流民还通过殴打干部遁藏收留、遣送。1959年春节，芜湖市收留劝阻站收留了几百名“流民”，正诡计遣送，“流民”中有人就煽动说：“人多力量大，我们把干部打一顿后集体逃跑。”后被发现制止。[29]良多收留遣送站工做人员“肆意吵架盲流人员，贪污偷盗，强奸妇女，毁坏粮食政策，胡做非为，无法无天”。如1960年郑州市民政部分遣送站的108名工做人员中有92人有违法乱纪行为，他们摘用多种刑罚看待“流民”，仅1960年 1月至9月“就有246人被熬煎致死，此中有5人被活活打死。”[30]有些收留站还对“流民”不法搜身。[31]有些工做人员则把部门不该收留或不该由 “遣送站”处置的人，也交给“遣送站”收留和处置。若有些处所对所有投亲访友的、持有公社证明外出购置工具的、串街串乡的手工业者等当做“流民”收留；有的工做人员将栖身本市的或过往旅客中的偷盗、赌钱、打架、乱搞男女关系、涂改证件的人，送到遣送站拘留审查，且随意拘留和充公财物；还有的工做人员把小商小贩、出卖统购物资等某些违背其时市场治理规定的人，送到遣送站审查处置；也有的把在火车上发现的涂改车票、坐车越站的旅客都送给遣送站处置。根据部门地域的查询拜访，在遣送站收留的人员中，“错收的和不该由遣送站处置的一般占10%摆布，个此外到达30－40%。”[32]
收留遣送过程中，有些处所为了甩负担，把“流民”扔在途中。据郑州市1961年2月反映：兰州、西安、武汉、北京、石家庄等市和本省内专区有几批被遣送人员本不该在郑州下车，却都只送到郑州就不管了。又如，兰州市2月1日至9日派人遣送3批共122名外流农人回郑州，中途遣送工做人员就下车不再干预干与。据天津市反映，河南省南阳领受站和安徽省蚌埠领受站只收本专区的外流农人，对本省其他地域的不情愿领受。另据沈阳、徐州等市反映：郑州、吉林、内蒙等地在遣送外流农人中也有此类情状。[33]
发作于1958年至1961年间的“盲流”是千百万饥民的逃生动作，而强逼性的收留遣送阻断了他们的求生、谋生之路，固然庇护了城市的不变以及政权的“威严”，却把回乡后没有粮食的农人逼向了绝路。今天，我们深思“大跃进”那段可悲的汗青，不克不及漠视“盲流”的原因和强逼性收留遣送的后果。
做者：皮学军
南京大学汗青系博士生
湖南省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治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