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在纸媒一线斗争的兄弟姐妹们，现在都在哪里
序言：我有良多教师都在北京支流媒体工做。都是通俗的编纂。蛩某，《中国XX》资深记者，专门负责革命女性那块的编纂工做。2014年的春节，主编告诉她，您负责的那块编纂工做，因为老一辈的革命女性年纪大了，而且越来越少，那个板块就暂时先封闭了；汪某，国度某媒体副刊主任，在北京甜家口那带。突然，主编专门打德律风通知说，您那个副刊，天天送出稿费将近7000到10000元，也没有赞助单元，就先告一段落吧。前几天，已经传闻《成都晚报》要停刊了。我心里晓得，那多半是实的。近几年，纸媒停刊的动静，老是从外埠传过来。乔万兴，吕东海等都是海南媒体一线人物。他们曾经工做过的媒体还在，可是他们退出了；河南资深记者温某，是和我一路长大的发小，可是如今收集上都搜刮不到任何相关他的所有材料。他们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媒体功臣，可是，他们却无法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他们走了。谁的错都不是，是时代开展太迅猛。
每当一家纸媒停刊，伴侣圈里总会激起一圈哀叹之声。伴侣圈里许多写做者和前媒体从业者，所以，往往会讲出，本身跟那家停刊的纸媒的往事。“我在那里开过专栏啊！”“那是我的第一份工做啊！”“我有一个重要报导，是跟他们同时摘访的！”那是一份伤感的热闹，似乎一位名人往世，良多人要写点什么，怀旧一番。我不免要凑如许的热闹。因为在十多年前，纸媒昌隆的时候，我曾先后在良多媒体开设专栏。大大小小，能数出上百家纸媒。更早的时候，二十年前，我在媒体工做，当记者和编纂，换了三个城市，北京、广州和成都。我曾在那三地十分有代表性的媒体工做。我许多伴侣，也都是那两个阶段积存下来的。
如今轮到《成都晚报》了。因为动静还没正式出来，我踌躇半天，给一位在晚报的伴侣发了微信，问他此后的诡计。那位伴侣，仍是我二十年前的旧同事。我在成都，很少还有伴侣留在媒体里了。不只成都，北京、广州，还在纸媒工做的伴侣也相当少了。有时，想起来仍觉得难以相信，曾经认为我和伴侣们会跟媒体不断纠缠下往。2006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小说，喊《练习记者》，写在北漂的媒体青年。2012年，又写了一本关于媒体青年的小说，喊《看不见的河流》。我那时想象，我要写成一个系列，就喊“新闻三部曲”。年轻人怀着抱负，进进媒体，改动着媒体的面孔，也被媒体塑造。与媒体纠缠日深，总有一种幻觉，觉得，我们改动的不单单是媒体的面孔，也能改动更多的工具。
在《练习记者》里，我写的是刚刚停止的青年，还在觅觅本身的道路。在《看不见的河流》，我写的是不称心于现状的媒体人，想扩展本身的空间。两部小说的结尾，年轻人都在出走，他们抉择往了南方。在纸媒昌隆的那十多年，跳槽或者被挖角，都是再天然不外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业们，经常处于不断地改变中。如今回溯，才发现，纸媒生长最强劲的时候，其实也已有颓势暗藏。两千零几年，一些锋头正健的媒体伴侣，转行往了别处。有几位，进进新兴的收集公司。那时收集公司，前途未明。有几位，退出纸媒的工做，成为专业的写做者。那种转行，有的是出于喜好，更多的是出于压力。
我一位老友，是相当优良的记者，往了某个网站，就试图把网站革新成做新闻的平台。于是有一段时间，阿谁网站的新闻页面，相当活泼都雅，成为阿谁网站内容上最灿烂的阶段。但是，就如记者会从纸媒出走，那位伴侣后来又一次转型，往做经济，最初相当胜利，成为他所在范畴的一方大佬。在阿谁阶段，分开媒体的人，从如今来看，都已各得其所。 好比伴侣周浩，早先是《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导》的摄影记者，后来转行拍摄纪录片，从起头的《高三》、《龙哥》，到那几年的《棉花》、《书记》，他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纪录片导演。成熟的媒体人分开，又有新的媒体人加进。在十年之前，我们没为纸媒感应担忧。以至有一段时间，收集平台也显得富贵昌盛，充满可能，我还有了错觉，觉得媒体形势大好，人民群寡很需要我的文章，纸媒和网媒的约稿，我都写不外来了。
2015年突然才意识到冬天降临。其时我们正住在广州。广州曾是我最热爱的城市，那里有我许多伴侣，有更好的市民，和他们营造出的城市气氛。以前碰着有抱负有冲劲的媒体年轻人，我老是跟他们说，往广州吧，那里有更好的报纸。广州的好，跟那里的报纸分不开。2015年的时候，各地的纸媒的销量极速下滑。那一年，报纸老总彼此交换的体味是怎么少吃亏，若何“减负”。在报社的伴侣跟我讲起，每小我都恐惧被指导喊往，特殊是中干。中干来到老总的办公室，老总可能会给出一个数字，阿谁数字即是让中干往裁掉的人数。我的一位伴侣，拿到那个数字后，第一个反响，就是把本身的名字填进裁人的名单。我虽不在报社，但经常和伴侣相聚，在消沉的情感里，我也能感同身受：就像一艘巨轮，正在缓缓下沉，每小我都站在船舷，眼睁睁看着那一切。 跳仍是不跳？什么时候跳？那一年，我在广州媒体工做的伴侣，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告退了。有编纂，有记者，有中干也有老总。那一次去职潮，跟十来年前的那些可纷歧样。各人不是有预备、有时机，才抉择分开的，而是分开了才起头想，本身的标的目的。一位分开媒体的伴侣跟我讲他的茫然。之前，因为做新闻，似乎什么都通，交游广，路径广，但分开了实正要抉择做点什么，又发现，每个行业进进都很难，以前积存的人脉，一点用途都没有。激情、体味，全都丧失在纸媒里了，改行做公家平台，公号的规则完全差别，以前的那些体味，以至都仍是负资产。
2015年、2016年，好长一阵，都在时髦一种“飞猪”的说法，意思是说，只要站在风口上，哪怕你是一只猪，也能飞起来。那种说法，次要是来自我前媒体伴侣们。他们分开了媒体，正在积极创业。于是，最热衷传布那“飞猪”的神话。几年下来，没见到哪位伴侣飞起来。但也还好，固然历经折腾，伴侣们有的移了好几个城市，有的换了完全不相关的行业。凭着媒体人比力乖巧的脑子，大多都算不变下来了。 前两月我又回了一次广州，我发现，没有了那令人骄傲的媒体气象，广州的气氛已经大不如畴前。如今，留在纸媒的人，许多都处于期待退休的形态，期待本身退休，或者期待纸媒关张，等最初那一只靴子落下。我那位在《成都晚报》的伴侣，他告诉我，关于那一天的到来，他早有心理预备。今天，《成都晚报》即将封闭的动静正式出来，有一位伴侣发出了他读《看不见的河流》的感受，我也感慨，我也许永久完成不了我的“新闻三部曲”。老友凌越说，第三部就写一写散失的新闻人吧。我想他必然也相当有慨叹，他是诗人，是大学教师，十年以前也曾是相当优良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