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利芝：百年中文 薪火相传——以新见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为中心 |【京师学案】

百年中文 薪火相传

——以新见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为中心

文/彭利芝

中文学科是北师大汗青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它陪伴京师大私塾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现躲在首经贸藏书楼的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保留了民国期间中文学科结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为梳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供给了第一手材料，也为研究余嘉锡、孙楷第、顾随、孙人和等中文先贤名师供给了特殊的视角。

悠久的办学汗青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财产，对校史相关文献的整理，有利于后继者总结、连结、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兴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私塾师范馆，后改称北京高档师范，后又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1年，并进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沿革而来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组建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主体（包罗中文、汗青、外语、数学、物理等学科）并进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因而，从校史来看，辅仁大学是北师大的重要构成部门。

对学科开展史相关文献的发掘，是校史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构成部门。北师大中文学科汗青悠久，它陪伴京师大私塾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至今在全国中文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掘、整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办学史料，梳理其学术文脉，有利于后继者赓续传统、开辟立异。

首都经济商业大学藏书楼（以下简称首经贸藏书楼）躲有辅仁大学文学院结业论文手稿500余份，此中国文系论文203份。辅仁大学的结业论文，除北京师范大学藏书楼躲100余份社经系论文外，其余皆已散佚。因而，此批结业论文手稿的史料价值不问可知。关于此批论文，除首经贸藏书楼停止过根本的编目整理，以及笔者的初步整理与研究外[1]，未有学界同仁予以研究。

首经贸藏书楼躲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是民国期间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办学情状的第一手素材，也是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起首，它保留了民国期间中文学科结业论文的典型特征。其排版、拆帧、题签、印章、书写体例、编制等，闪现出明显的民国风貌，为我们领会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学生结业论文供给了无缺的原始素材。其次，它是研究民国期间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办学情状的重要载体。那此中，“大文学”与“纯文学”之看念，国文系课程系统语言文字学组与文学组之划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争中厚古薄今之倾向，乾嘉考据学研究办法之侧重，北平沦亡期间论文潜躲的爱国情怀等，为我们梳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供给了新鲜的素材。最初，它为研究北师大中文学科先贤名师供给了特殊的视角。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巨匠林立，群贤毕集。余嘉锡、孙楷第、顾随、沈兼士、孙人和、刘盼遂、墨师辙、陆宗达、梁启雄、赵万里、周祖谟等，都在此批论文中留下了批示或评阅的陈迹。后世对他们往往存眷其学者身份，此批论文则可成为看照其师者身份的重要材料。基于此，本文即以此批论文为察看对象，探觅北师大中文学科开展史上的一段灿烂过程。

一、首经贸藏书楼躲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论文概貌

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其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从属辅仁社，1927年改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教导学院、农学院、司铎学院等教学机构。文学院次要由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西语系、社经系构成。首经贸藏书楼躲辅仁大学结业论文，除20余份属司铎学院外，其余皆属文学院。此批500余份结业论文，时间从第2届（1932年）至第19届（1949年）（此中第19届仅1份，为史学所研究生论文）。

1952年，辅仁大学文学院主体（国文、史学、西语）并进北师大。按照老例，辅仁大学文学院结业论文应该收躲于北师大，缘何为首经贸藏书楼收躲？为何论文截行时间为1949年，而不是院系调整的1952年？关于此批论文的递躲情状，现有的藏书楼工做人员已无人晓得。本人德律风摘访了藏书楼已退休的原副馆长谭乃立教师。据谭教师回忆，此批文献可能于1980-1981摆布，由北京财贸学院（首都经济商业大学由北京经济学院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而成）藏书楼购置自中国书店，系整包购置。整包材料中，除辅仁大学结业论文以及沦亡期间的北平师范大学结业论文外，还有民国期间的一些旧书刊。购进后，藏书楼对那批民国论文停止了初步的分类与编目，将其收进藏书楼特躲部。后来，谭教师申请了北京市高校图工委科研项目，对此停止了进一步整理。谭教师还曾试图觅觅论文做者，但收效甚微。从目前可知的论文递躲情状及写做年限来看，此批论文可能是1949年前后从辅仁大学藏书楼流出，后被中国书店收买。

此批结业论文中，有国文系论文203份（有的躲有2册），时间从第2届（1932年）至第18届（1948年），大致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前辅仁大学国文系办学的整个汗青期间。自1927年至1951年，国文系共招生901人。[2]与此相关的年限（1927-1944），国文系共招生618人。此中，1931年至1936年，结业人数不详，首经贸藏书楼躲论文22份。1937年至1948年，结业人数325人，首经贸藏书楼躲论文181份。[3]整体来看，以此察看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的总貌，颇具说服力。

此批论文手稿保留无缺，闪现出民国期间结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从排版和拆帧体例来看，论文摘用竖向排版，线拆成册。支流的稿纸是辅仁大学公用，印有“辅仁大学”字样的红色格子稿纸，每页10列，每列24、25字不等。少量论文利用印有“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格子或竖行稿纸，如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还有特色稿纸，如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此系辅仁大学藏书楼编号）利用稿纸上标“武陵余氏读已见书斋钞本”，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则利用署有“求自知寄庐”字样的稿纸。有些音韵、训诂、年谱类论文，往往摘用特殊格局的稿纸书写，如阎贵森《周易音义韵编》（国15.7），陈廷瑚《青溪居士程绵庄先生学行之研究》（国15.15）等。论文一般由一人独立完成，但也有2人、以至有4人配合完成者。如《先秦名人传征举隅》（国14.26）系丁秀文、宁志训、刘静娴、傅续淑配合做品。

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稿纸

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稿纸

论文外看比力同一，封面大多标有论文标题问题、姓名、年级、结业年份等，有的还有批示教师签名及其分数。封面格局上，最为同一的即左上竖标论文标题问题，标题问题大多由零丁的纸片题写后贴于封面之上。有的题签系学生本身书写，例如葛砥石《广雅引得》（国14.9）题签下有“砥石自署”字样；有的题签系导师书写，如王福荫论文《萧氏父子之诗文研究》（国18.20）由顾随先生题签、薛桂生论文《金楼子校注》（国18.19）由周祖谟(燕孙)先生题签。有些论文封面或扉页有审阅教师或批示教师签名，例如，张应麟《建安文学研究》（国4.7）封面署有“吴承仕覆阅”“余嘉锡阅”字样。几乎每一份论文封面都钤有“北平辅仁大学藏书楼躲书”印章，有些论文注释第一页右下角钤有“北平辅仁大学图躲书”印章，那明显系论文提交藏书楼时加盖。与此相对应的是封面右上角标有论文编号，如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12.22），封面页标“国12.22”，即国文系第12届（1942届）第22份论文；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15.2）封面页标“国15.2”，即国文系第15届（1945届）第2份论文。有的论文编号仅署届数，如李鼎钟《汉乐府之研究》（国9）标号“国9”，也就是此份论文属于国文系第9届论文，但没有序列号。有些论文躲有2册，此中一册编号后有“甲”字样，可见其时结业论文提交给藏书楼的应该有2册。那批论文中，有的有做者签章，有的评语处有批示教师的私家印章，例如，乐芝田论文《说文省声辨证》（国13.25）、张恩芑《颜氏家训书证篇注补》（国15.1），都留有周祖谟先生的印章；李步云《诸葛忠武侯文集校注》（国15.3），有刘盼遂先生印章。

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12.22）封面

薛桂生《金楼子校注》（国18.19）周祖谟题签

从书写体例来看，论文用墨笔誊写，大都论文用正楷，笔迹工整，书写整洁顺畅。在民国期间，用毛笔仍是钢笔或圆珠笔，似乎也能够上升至中西文化论争。1938年，教导部更是通令全国中小学利用毛笔。[4]此批论文大都抉择毛笔书写，那或许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坚守“国粹”立场的一种表示。

从编制来看，大都论文有序言、目次、凡例（例言）、注释和参考文献。特殊值得重视的是序言与凡例。国文系论文大多有序言，序言内容涉及选题缘起、批示教师信息、撰写过程、完成时间等。在论文做者大多埋没无闻的情状下，序言成为研究此批论文的重要文献。该批论文中，但凡选题涉及校勘、订正、索引、编录、笺证等文献整理类者，皆有“凡例”。如王文尧《四库书目概要考异》（国7）所列“凡例”凡十三条，内容涉及《四库全书概要》所选版本、批示教师、论文构造、订正原则等。那些“凡例”表现了论文做者严谨踏实的治学立场。

翻阅此批论文，有时候还有小欣喜。例如，端木留《元诗四各人之研究》（国13.19），论文中夹有一张十分英俊的男士照片，不知系做者提交论文时夹进，仍是借阅此论文的学生夹进。有些论文中还夹带有小纸片，有的纸片内容涉及英文翻译功课、天文测验题等，很显然是借阅者夹进此中充任书签之用；有的纸片信息涉及辅仁大学教师，例如丁秉成《姜尧章遗事考》（国5.9）夹有小纸片“储先生借的论文一册”，此处的储先生显然系辅仁大学教师储皖峰传授。某些论文中还留存有辅仁大学藏书楼借阅卡，卡片上笔录此份论文的借阅信息等。总之，此批论文较好地保留了论文躲进辅仁大学藏书楼的原貌，为我们领会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学生结业论文供给了无缺的第一手材料。

二、论文选题与早期中文学科办学特色

领会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的办学情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体味，促进整个中文学科的开展。辅仁大学国文系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开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建系早，建造大，曾名师云集，盛极一时，成为研究北师大中文学科早期办学特色的重要窗口。

结业论文，是一所大学最为间接的办学功效，可以曲看地表现其办学理念、教学特色、教导量量、治学精神等。首经贸藏书楼躲结业论文，无疑是辅仁大学中文学科的间接教学功效，从中亦能领会其时中文学科的办学情况。此批结业论文，时间跨度较大，做者大多信息不详，量量亦良莠不齐，因而单篇的研究价值有限，但其选题倾向集中表现了辅仁大学中文学科的办学特色。

民国期间的“文学”概念，有“大文学”（或曰“杂文学”）与“纯文学”之分。1902年，清政府发布《钦定京师大私塾章程》，在“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此处的“文学”科显然系“大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术界大致承受了西方的文学看念，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做实正的“文学”，即“纯文学”。但以“纯文学”看照中国文学，《左传》《史记》甚至唐宋八各人的“古文”等都将处于为难地位。因而，民国期间中文学科的办学，并未完全秉承“纯文学”理念，“大文学”看念显然更契合中国文学开展的现实情状。

辅仁大学国文系成立于1927年，文学院成立于1929年。那个时间点，间隔《京师大私塾章程》公布已逾20年，但辅仁大学“文学院”与《钦定京师大私塾章程》的“文学”科，仍有类似之处。从首经贸藏书楼躲论文来看，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社经系的选题，都有涉及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者，表现出文史哲融通的特征。国文系论文更是囊括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的内容，如戚廷珂《补南齐书食货志》（国4.2）、张建昌《汉兴至武帝儒术与百家之消长》（国12.40）、史恩涛《春秋朔闰节气表（附春秋长历）》（国15.18）、王笑天《毛诗正义引用左氏说编录》（国16.39）、张焘《墨子研究略》（国18.8），等等。此类选题论文，在那203份论文中，大约占比30%，时间上几乎继续了国文系的整个办学阶段。管中窥豹，可知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学子心目中，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亦属“国文”应有之义。那种倾向，表现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对民国期间“大文学”看与“纯文学”看的兼容并包，也闪现出我国中文学科早期办学的原始风貌。

就中文学科而言，语言文字与文学是其根本子类。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在办学之初，即将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学组与文学组，学生分甲组（“语言文字组”）与乙组（“文学组”），全系课程亦响应划分两组。辅仁大学做为以国粹见长的院校，强调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增长学生的民族自信力。为了实现其培育提拔目标，辅仁大学国文系课程系统自成特色。自1927年建系至1952年院校合并，27年间，国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共约130余种。[5]以下别离察看“语言文字组”与“文学组”课程开设及其论文选题情状。

关于语言文字类课程及其学术活动。辅仁大学国文系自建系伊始，十分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从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一览表》来看，除了一年级的必修课《文字学纲要》《声韵学纲要》外，“语言文字组”二、三、四年级还设有语言文字类必修课程，如《文字学史》《文字学概论》《声韵学史》《文字学名著点读》《训诂学名著点读》《声韵学名著点读》《甲骨钟鼎文字研究》等。此外，在整个国文系130余门课程中，还有一些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如《声韵源流》《初期意符字之形态与性量》《尔雅方言》《古韵源流》《声韵学名著研究》《古文字学导论》《等韵源流》《比力训诂学》《西方学者中国音韵研究》《方言研究》《广韵研究》，等等。那些课程，必修与选修相连系，“学”“史”“纲要”“点读”“研究”循序渐进地加深学生对音韵、训诂、文字等常识与典籍的领会，此中有些已属十分专业的专题性研究课程。而此类课程的授课教师如沈兼士、陆宗达、唐兰、魏立功、赵荫棠、戴君仁、周祖谟、葛信益，几乎都是颇有建树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专家。从课程设置与教师装备，都能看出辅仁大学国文系对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视。此外，辅仁大学还重视培育提拔学生课外研究语言文字的兴致。1939年暑假，沈兼士与余嘉锡倡议组织辅仁大学国文系语言文字学会，配合切磋或编辑有关语言文学类图书。教师、研究生和三、四年级的本科学生经介绍均可参与。学会的活动有专题演讲、陈述会、查询拜访与研究等。那些学术活动，对激发学生进修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起到了积极的鞭策感化。

那种进修兴致，天然投射到了结业论文的写做之中。在那203份论文中，选题为文字、音韵、训诂的大约有30余份。代表做有：杨学贤《广韵地名山名水名录》（国2.1）、李启修《说文段注以声为义举例》（国2.2）、姬世民《汉儒训诂办法解要》（国3.6）、李鑫午《广雅双声迭韵表》（国12.25）、冀淑英《毛诗联绵字之研究》（国12.7）、胡看涛《说文形声字重文声母互换之研究》（国13.7）、郭豸《许氏说文解字双声迭韵谱订补》（国13.36），等等。那些论文，无疑是国文系语言文字类课程教学的间接功效。某些论文选题，以至能够间接看出与所设课程之联系关系。例如，沈兼士在1927年至1935年开设有《文字学上字族问题之研究》，为二甲二乙选修课，此批论文中，就有黄森梁《广韵中来纽主谐字之字族研究》（国6届）（即1936届），该生的就读时间正在沈兼士授课期间之内。同样，1943年国文系开设有《广雅讲读》，1944届结业论文中即有葛砥石的《广雅引得》（国14.9）。1947年，葛信益开设有《广韵研究》，为三四年级选修课，1948届论文中即有杨广祺的《广韵重文之初步研究》（国18.24），批示教师恰是葛信益。

北师大在语言文字学范畴获得的凸起功效，离不开辅仁前辈学人的勤奋。陆宗达曾创建北师大汉语文字学学科博士受权点，萧璋担任中文系指导30余年，对古代汉语学科的成立及开展起到了重要感化，葛信益则为现代汉语学科的开展做出了凸起奉献。

关于文学类课程的设置。民国期间的高校文学教导，因各校办学理念差别，在看待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立场上有所区别。同处北京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表现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比力而言，辅仁大学显然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在辅仁大学130余门课程中，新中国成立前，现代文学类课程仅有《中国现代文学》，可谓微乎其微。辅仁大学国文系的那种厚古薄今倾向，使得那203份论文，没有一份选题为现代文学。

基于那种厚古薄今的倾向，辅仁大学国文系“次要讲授中国古代的诗文与文献典籍”。从其课程系统来看，乙组必修课有：《先秦文》《汉魏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诗三百篇》《诗经》《骚赋》《赋》《汉魏六朝诗》《词及词史》等；选修课有：《诗歌史》《陶谢诗》《曲选》《剧曲与散曲》《中国小说史》《文心雕龙点读》《诸子选读》《左传研究》《骈文选读》《尚书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周秦诸子研究》《汉书研究》等。在必修课中，散文与诗赋的比重差不多，但在选修课中，古代文献典籍的比重远远大于诗赋，特殊是研究性课程，更是集中于《左传》《尚书》等典籍。文学课程授课教师阵容，亦堪称豪华，余嘉锡、孙人和、闵尔昌、顾随、罗庸、容肇祖、储皖峰、刘盼遂、陈君哲、墨师辙、赵万里、孙楷第等，在各自研究范畴都堪称名师。北师大出名传授启功（1912—2005），早年受业于校长陈垣，执教国文系，亦属此豪华阵容中的一员。能够说，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在其时承受了更好的古代文学教导与熏陶。

在那203份论文中，对折论文系古代文学选题，内容涉及散文，如郭崇元《桐城文派名家传略》（国13.10）、李步云《诸葛忠武侯文集校注》（国15.3）；诗词，如连润江《孟东野诗集考异》（国14.21）、曹桓武《张子野词校辑》（国15.23）；戏曲小说，如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国13.8）、张福懿《南词叙录笺证》（国18.7）。此类选题，研究视角也较为多元。第一，做品集研究，如郝鸿慈《离骚五家汇注》（国12.21）、张宗德、罗玉珍《草窗词校注》（国18.2）；第二，做家研究，如端木留《元诗四各人之研究》（国13.19）、刘植兰《唐代女诗人纪事》（国14.34）；第三，文学门户研究，如李允庄《江西诗派研究》（国14.11）、王立玉《永明体研究》（国14.29）；第四，体裁研究，如袁筱船《元剧切磋》（国12.13）、毕可甲《词之起源》（国17.24）；第五，断代文学研究，如张应麟《建安文学研究》（国4.7）、吴秉贤《晚唐诗概看》（国17.11）；第六，文学与文化研究，如石柱民《唐代诗人与茶之关系》（国14.14）、万次章《六朝诗人之山川看》（国15.8）；第七，文学的域别传播研究，如姚子靓《白居易关于安然文学之影响》（国12.38）。举凡古代文学研究涉及范畴，大致囊括此中。那些古代文学选题论文，表现出相当的水准。固然在今天看来，大都论文的看点已属陈词滥调，但置于民国粹术研究视域之中，却不乏新意。更何况，那些学生对古代文学典籍的熟稔水平，令我辈看尘莫及。那一方面表现出新旧瓜代期间学生扎实的国粹功底，另一方面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文学科的实力见证。

辅仁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的强劲实力，汇进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之中，进一步奠基北师大古代文学研究之地位。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余嘉锡、刘盼遂、启功、郭预衡等，及其培育提拔的学生聂石樵、邓魁英等，更是成为北师大古代文学研究的国家栋梁。

此批论文，在研究办法上也表现出明显的辅仁大学特色。国文系的办学特色深受陈垣、余嘉锡诸先生之影响。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汗青学家、教导家。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师大校长。陈垣系校勘学各人，其《校勘学释例》回纳的4种校勘办法，为学界所普及承受和摘用，成为古籍校勘的根本办法。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湖南常德人，曾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余嘉锡精于目次学、文献学，长于考据，其《四库概要辨证》引经据典，指陈得失，考证详实，为学界所称道。在陈垣、余嘉锡诸先生影响下，辅仁大学十分重视文献考据之学。在国文系的课程系统中，一年级学生开设有《目次学》，二年级有《经学通论》，三年级有《校勘学》，四年级则有《目次学研究》等课程。那些课程与“点读”“研究”类课程相连系，引导学生阅读典籍，进而校勘、整理典籍。文献的正文、校勘与辑佚，成为国文系结业论文的常见选题。穆芳迹在其《论语古义》（国16.22）序言中提及：“课余之暇，余尝熟读深思，有心得，辄书之于册，拳拳服膺而弗失，以做祈响之隼鹄也。”丛治苏《孟浩然诗集考异》（国15.17）较为详尽地阐明其选题启事与写做过程，其序言云：

余虽不敏，雅好读诗，而于孟诗尤甚喜。一编在手，常不觉日之将暮也。惟间考坊间诸本，错误实多，不独鲁鱼亥豕之字变，于穆不祀之音讹，即书中之卷数首数，亦多与原书不合。……又衍其不妥衍，……缺其所不该缺，……亦显为后人之移改，而非原书之实面也。坊本既讹误如斯，故宅常每以不得见原书为恨，耿耿于心，未或豁然也。民国三十年春，负芨燕都，得游于盐城孙蜀臣先生之门，始得悉影印宋本孟集已行于世。欣喜求之，展读一遇，见其卷数首数悉与原序吻合，箧无坊本增缺之误。欣幸之余，爰取通行本之佳者四部丛刊本为蓝本，而以宋本及明刻诸本校之，并摘时代较早之选诗总集认为旁校，互为□对，逐句比勘。冀明其得失之由，稍窥庐山实面。

丛治苏由喜读孟诗，到发现坊间版本错误，至获孙蜀臣（人和）指点得善本，最初抉择校勘孟浩然诗集。他的论文选题与撰写过程，颇具代表性。

此批论文中，做品类论文多为校勘、订正、整理，论文标题问题往往有目次、订正、举例、解要、志、校补、辑证、集评、补遗、考异、汇注、索引、疏证、考释、校注、辑佚、编录、略、笺证等字样。做家类论文多为年谱、评传类。其根本研究办法则为考证，以至蔡超尘《考证办法论》（国5.10），专门对考证办法停止了研究。而考证类论文，在此批论文中，亦属得分更高者。在203份论文中，有分数者135份，大都论文70、80分，此中90分以上仅15份，占比11%。在那15份论文中，对折以上论文标题问题中有“志”“考”“表”“注”等字样，其他论文也不乏考证的陈迹。论文的分数存在不确定性，好比评分教师喜恶、各年份施行原则差别等。但总体而言，那表现出辅仁学子在考证上的偏好及其强劲实力。

此外，此批论文的写做心态也值得玩味。如前所述，此批论文做者大多肄业于北平沦亡期间。校长陈垣所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遁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6]，表现了辅仁大学教师在北平沦亡期间的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那种以学术为时局办事的治学精神，薪火相传，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结业论文的写做。此批论文的选题与序言，同样表现了沦亡区青年学子在特按时局下肄业之艰苦、治学之不容易，以及论文中潜躲的爱国情怀。周实《庄子齐物论论略》（国14.24）自序云：“逮夫赴芨燕京，肆业辅仁。身膺家国之变，人陷涂炭之难。昊天不仁，岛豢黔首。怵世惕时，始孳孳于修学敏行而不敢少怠矣。”史献芝《离骚义疏》（国15.44）序言亦云：“当今乱世，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献芝不愧才短学浅而成此篇，以寄吾意。”此类文字，在论文序言中触目皆是。阅读那些鼓动感动以至悲忿的文字，似乎触摸到一个个年轻的灵魂，听到北平城里压制中充满渴盼的时代之音。

三、论文批示、评阅与中文学科先贤名师风采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师大中文学科在120年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批德教双馨的名师。那些名师，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学术文脉的创始者与传承人。那此中，活泼着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的身影。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巨匠云集，名人荟萃。系主任余嘉锡教目次学，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唐宋文，孙人和教词选，孙楷第教小说史，顾随教元曲，刘盼遂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音韵学。[7]北师大文学院网页上的“先贤名师”中，余嘉锡、沈兼士、刘盼遂、顾随、陆宗达、萧璋、启功，都曾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此中余嘉锡、沈兼士、顾随曾任国文系主任。他们兼有学者与师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学生及其结业论文，是其师者身份的佐证。

结业论文的撰写是学生在导师批示下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师生教与学的特殊互动体例。在首经贸藏书楼躲结业论文中，余嘉锡、孙楷第、孙人和、顾随、刘盼遂、赵万里、周祖谟等都留下了论文批示或评阅陈迹，有的评语长达千言。那些贵重的墨宝，成为逃思先贤名师师者风采的重要史料。

从结业论文看先贤名师，最重要的材料即论文序言。此批论文，大大都都有序言，一般涉及选题缘起、批示教师等情状。从中能够推知论文做者爱好的课程及其教师，以至能够联想批示教师的授课情状。学生因喜欢某位教师，爱上某类课程，进而抉择撰写某范畴的结业论文，此乃天然之理。因而结业论文的撰写，与教师小我风摘以及课堂教学效果息息相关。

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15.2）序言提及：“此书历一冷暑，先后承教于余季豫（嘉锡）孙蜀臣（人和）刘盼遂赵斐云（万里）周燕孙（祖谟）诸先生。赖诸师长敦促之严，得尽书中阪拖延之功。”论文做者郭预衡（1920—2010），1945年结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硕士结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传授、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历代散文丛谈》《中国散文史》等，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等。《战国策辨证》表现出郭预衡对先秦散文的偏好，也是其处置古代散文研究的起点。20多年前，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此中《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一书，编制上兼文学史纲要与材料汇编之特征。那种将材料汇进文学史的构想，表现出郭预衡对原始文献的高度重视。因段启明师负责该书元明清文学的撰写工做，本人有幸聆听郭先生教导，近间隔感触感染他严谨的治学立场。郭先生的治学途径与治学精神，显然深受辅仁大学诸位先生之影响。郭先生曾回忆余嘉锡上课的情形：

从先生学的第一门课是“目次学”。参考教材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先生讲授目次学，从《书目答问》到《四库概要》，从治学门径到学术源流，每有“会心”，无不“举以告人”。但对我辈后生小子来说，先生“自认为自得”之处，其时却未能尽解。加以我小我赋性愚鲁，“不解”之处尤多。[8]

关于余嘉锡《目次学》的授课情形，史学系的来新夏亦有回忆[9]，可知余嘉锡上课一本正经，对所讲内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看待学生十分严厉，治学立场严谨。

与郭预衡统一届的叶嘉莹，则对顾随念念不忘，更是以顾随晚年名号“驼庵”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以奖励后学。顾随（1897—1960）1939年始任教于辅仁大学，讲授《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宋诗》《曲选》《词选》等课程。叶嘉莹1942年进学辅仁大学国文系，深得顾随赏识。遗憾的是，此批论文中未见叶嘉莹的结业论文。顾随批示或评阅的论文，以诗词曲赋为主，那与其所授课程与研究范畴相婚配。如前所述，辅仁大学国文系论文以考据见长，顾随批示的论文亦有此类，但显然更重视文学性与思惟性，如左钟谦《唐五代词研究》（国13.18）、王端杰《马致远杂剧之研究》（国14.20）、万次章《六朝诗人之山川看》（国15.8）、王徽《唐诗田园看》（国18.21）等。即便是考证类论文，写做上亦充满感性色彩。如沈恩

《西游记杂剧本领演变考》（国16.34）重在“故事演变考”，对《西游记》杂剧“上溯其源，下析其流”；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激情，赞誉“唐代巨匠陈玄奘之往印度取经也，不畏险，不出亡，不为名，不求利，心如金石，志若长虹，长途跋涉，一念弗摇者，正缘此一点不忍之心，发大慈善，以求人类之光亮也。”那股激情，源于做者身处沦亡期间的北平，在“血腥遍野，沙尘满天”中，渴盼“一二先觉之士，攘臂高唤”，“驱彼浊流，以俾宇宙恢复原形，日月重光，山河带笑”。那种文学感悟以及论文写做中的激情翰墨，与批示教师顾随的授课风气趋于一致。据叶嘉莹回忆：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起头于1942年之秋季，其时甫升进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关于诗词具有极灵敏之感触感染与极深入之理解，愈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涵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引经据典，兴会淋漓，触绪发扬，皆具妙义，能够予听者极深之感触感染与启发。我……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仿佛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10]

叶嘉莹还说：“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不重在拘狭死板的阐明阐明”，“先生讲诗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做诗与做人相并立论”。那种重“感发”“学文与学道”“相并立论”的授课风气，给学生留下深入印象。[11]将叶嘉莹的回忆与那些论文连系起来，更能领会顾随对学生影响之深远。

郭预衡与叶嘉莹，做为国文系统一届学生，二者享受的教导资本几乎一样，但因兴致之差别，对课程以及任课教师的偏好也差别。郭预衡喜散文，受余嘉锡、刘盼遂等人影响甚深，走向文学史研究之路，特殊在散文史研究上成就卓著。叶嘉莹爱诗词，服膺于顾随、孙人和等人诗词课堂之感发，一生努力于古典诗词教学与传布。恰是因为国文系拥有丰富的课程系统以及名师云集的教师阵容，郭、叶二人才气从那一路点动身，发扬本身所长，躬身三尺讲台，传道受业，杏坛流芳。辅仁大学国文系，藉此优良传统，在并进北师大之后，更是发扬师范教导之优势，以一流的人才培育提拔形式，称心学生之需求，激发学生之潜力，最末桃李全国，硕果累累。

关于教师课堂教学与结业论文选题之关系，周实《庄子齐物论论略》（国14.24）表达得十分明白。周其实“自序”中说：

盐城孙师人和，黟县墨师师辙，新会梁师启雄，俱以诸子学执教，奖勉殷挚，匡补确公。因自庄荀商韩，靡不攻选，耳拾目取，数载于兹，诸子之学，亦略得识六家之要旨矣。年来衷有所怀，情不本身，爰取南华把读，以销漫夜永昼之愁。惟其书传代淹久，殊多陔隔，乃取魏晋以下旧注逐个诵读，举凡论述精义，厘定鲁鱼者，俱书之眉端。往岁夏课，孙师嘱以庄子外杂及道德鸿烈证释齐物，乃成齐物论义证若干条。暑假业末，仍不以炎暑辍废。暑往冷来，不觉积稿已盈箧矣。因稍事理次，成齐物论发微一篇。……

周实从课堂所得，到“把读”“南华”，最初经孙人和授意，以《庄子》外篇杂篇与《淮南子》证释《齐物论》，完成其结业论文。

此批论文选题与批示教师学术研究闪现出高度的契合度。校长陈垣十分重视本科生科研才能的培育提拔，为此摘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行动。例如，在结业论文撰写上，各学院根据传授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生的现实情状，公布一些课题研究项目，由学生自主抉择后，然后在传授批示下停止研究。此项“特殊研究工做”，对学生结业论文的选题提到了重要的批示感化。在此“特殊研究工做”中，国文系与史学系曾有一项“协做研究”，由陈垣、余嘉锡等传授批示，详细内容则是“四库全书概要考异”与“各史姓名备考”。显然，那两项次要基于陈垣与余嘉锡在史学与目次学等方面的研究特长及其教学课程而设定。本文次要阐述对象为国文系，因而仅以余嘉锡为例。余嘉锡为目次学家、古文献学家，讲授《目次学》《古籍校读法》《文章著做源流》《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其批示的结业论文，往往为辑佚、索引、目次、勘校等。在任教期间，余嘉锡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做，就是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概要》，最末写成《四库概要辨正》一书。他的那项课题，进进学院的“特殊研究工做”，成为学生结业论文的规定选题。首经贸藏书楼躲论文中，就有2份1937届论文与此相关。余嘉锡还曾处置文言小说文献整理工做，而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王海臣《西京杂记校注》（国16.8）等，显然与此项工做息息相关。此外，孙楷第（1898—1986）曾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其《日本东京所见小平话目》《大连藏书楼所见小平话目》和《中国通俗小平话目》等目次学著做，为古典小说研究创建了目次学根底，特殊是“对《西游记》《水浒传》及有关隋唐故事的几部演义小说的记载最为翔实，广征博引，考校异同，时发新见，对后世的研究极具重要意义。”[12]其批示的2份章回小说选题论文，即与《西游记》《隋唐演义》相关。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国13.8）在序言中交代选题缘起：“近数十年来，学者于各家小说皆有详尽之订正，独于隋唐演义一书尚无收字道及。……兹者吾师子书先生于东京、大连藏书楼，曾见有隋唐两代志传及唐书志传各书皆与演义之出处有关者，承嘱小子对此问题略加切磋”。《刘益暐西游记演变》（国16.6）亦提及论文选题出自孙楷第。那两份论文别离就《隋唐演义》与《西游记》的故事演变停止考证，皆系孙楷第拟定标题问题并担任批示教师。

那种批示教师学术研究与学生结业论文撰写相连系的体例，有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批示，在其时的研究前提下，学生也能更便当地逃求到所需文献材料。就教师与学生而言，实乃双赢的抉择。

此批论文的评阅信息也表现出辅仁国文系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批示教师在评阅论文时，都十分重视原始文献的精准性，尤以余嘉锡为最。余嘉锡所留评语数则，几乎每一则都指向原始文献，如在评判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时称：“引经据典用力颇勤，惟所注出典另有不得其本源者。略为纠正数条，著于卷内，可自看之，则于著作之事思过丰矣。”余嘉锡还有眉批的习惯，或纠正学生熟悉之误差，或指出援引素材之错误，或填补其他相关文献。例如，宁岳南《御览引北齐书考异》（国12.44）写道：

第九条 御览卷一百六十一 武使潘岳镇北城，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傋西魏，又东魏所筑……

按翫此文当见于隋书百官志或天文志，然皆无此条，齐书北史又皆无潘岳高永乐传，曲不知此当何属也。

余嘉锡在此处有眉批：“此潘岳乃潘乐之误。乐于北齐书十五北史五十三皆有传：言文宣嗣过后镇河阳与此条能够互证。惟两传皆无此数语，当是御览所因书名有误耳。又按以上二条必不出于北齐书，不得谓之遗文。当移进误文内别立，不知何书一题可也。”在王金声《宋金元戏剧总录》（国11）中，余嘉锡更是填补了大量史料，在《闹旗亭》剧目处，有眉批“疑演王焕之旗亭画壁事务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在《无鬼论》处，有眉批“晋阮瞻执无鬼论见晋书本传”。如斯批注，在论文中不乏其人。翻阅之余，不由慨叹余嘉锡之博闻强记。

余嘉锡的博闻强记曾给学生留下深入印象。据王静芝回忆：

北平辅大国文系主任，先师余嘉锡先生，……博学强记，读书几乎过目成诵；曾读五千几百部书，多能记起梗要。……因为先生对我们所问的，无不解答如流，阐明出处。学生们无不赞颂不已，背地称先生“活藏书楼”，假设在今日，想必称为电脑了。[13]

先贤名师治学之严谨，不只表现在对文献之重视，看点之精准，且对语言文字的表达也要求甚严。顾随在审阅端木留《元诗四各人之研究》（国13.19）时，评判其“引经据典，用力甚勤，虽创见无多，而文笔近畅，亦尚能自圆其说。”在审阅刘元善《建安诗歌概述》（国13）则曰：“见地大白，议论尚不收离，惟文笔时有不克不及达意之处耳。”两则评语，表现出顾随对学生“文笔”之在意。而孙楷第在审阅刘镜清《唐人传奇概论》（国12.30）时，关于论文中的“唐稗”一词，不只在文中留有眉批，且在总评中停止了责备：

看其称唐传奇为唐稗，“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乃班固之言，然稗官不成省称稗。……稗，稗者，小也。今称唐小说为“唐小”可乎。此时人欠亨之语，而竟谚沿用之，亦可知其苍猝成书，不睱择言矣。

无论着眼于通篇之文笔，仍是针对论文中一个字眼，都表现出审阅教师对论文语言表达之重视。

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余嘉锡评语

刘镜清《唐人传奇概论》（国12.30）孙楷第眉批

穿越汗青的风烟，先贤名师已然远往。然而他们批示的论文，留存在论文中的翰墨，幸运得以保留。他们，是北师大中文学科最为贵重的精神财产。笔者有幸于北师大百年校庆时进进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且硕士导师段启明先生、博士导师于天池先生皆出自北师大中文系。研读此批论文，看到先贤留存的批语手迹，很天然就联想到本身撰写硕、博士论文时导师的敦敦教导，那些增删、修改、圈点、批语，与此批论文竟是一脉相承。实是人事有代谢，学统无昔今！

百年中文，薪火相传。回溯既往，着眼未来。值此北师大120周年校庆之际,仅以辅仁大学国文系结业论文为例,回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早期办学汗青,远看民国期间中文学子群像,逃思先贤名师风采,以此赓续学术传统，凝练治学精神，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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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拙做：《新见民国论文西游记演变 与西游记》早期研究热点述略》，《学术交换》2020年第1期；《新见辅仁论文西游记杂剧本领演变考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新见辅仁论文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论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出书社2005年版，第878页。

[3]进学人数参看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785-833页。结业生人数参看孙邦华编著《会友贝勒府 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导出书社2004年版，第28、46、80、108页。

[4]《国表里要闻：教部通令用毛笔》，《民训批示》1938年第34期，第7页。

[5]拜见《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一览表》，《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121-125页。

[6]刘乃和、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书社2000年版，第546页。

[7]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5页。

[8]郭预衡《回忆余嘉锡师“杜门却扫”时》，《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9]来新夏（1923-2014），现代闻名藏书楼学家，辅仁大学史学系1946届结业生。来新夏《师恩难忘——追想先师张星烺、余嘉锡、陈垣》，《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384页。

[10]叶嘉莹《纪念我的教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6年第1期。

[11]张恩芑《浅谈羡季先生的教学艺术》《羡季先生 朗读杜诗——记北图“爱国诗人杜甫讲演会”》，王辅臣《忆爱国诗人顾随先生》，于是之《听课时令我憧憬》，详见《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401-403页。

[12]潘建国：《中国古代小平话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5年版，第302 页。

[13]王静芝《忆余师嘉锡先生博学强记二三事》，《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391-392页。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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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做者简介：

彭利芝，文学博士，首都经济商业大学文化与传布学院传授。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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