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师：通会与首创——纪念韩国书圣金正喜
文/沈鹏
金正喜 《实事求是箴》 纸本水墨
金正喜与苏轼有类似的遭遇。金正喜 24 岁那年参见翁方纲、 阮元，将中国流行的朴学思惟带到韩国，鞭策碑学，放弃颓靡书风，改革韩国书法。
中国“书法”，日本“书道”，韩国“书艺”，各有源出，有配合的文 化特征。中国是汉字书法的母国，但列国有本身的民族特征。各类字体、门户的互补、合成，对书法立异有极大的鞭策感化。
2006年，韩国纪念书圣金正喜（1786-1856）。金正喜一身兼经学家、金 石学家、书法家，而做为书法家的地位遭到更高的爱崇。在他降生 220 周年、逝世 150 周年之际，对他的一生做深进研究，关于韩国甚至汉字圈内的文化艺术能够获得许多启发。
金正喜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我初度走近金正喜是在 2000 年 3 月的一次 济州岛之行，看瞻了金正喜谪居址，那里有几间草屋供生活起居，此中稍大的一间做讲学之用，充满清虚寥寂。壁上一幅金正喜做《岁冷图》，是其时金正喜谪居处的写照。我在回途中赋得七绝：
《岁冷图》写岁冷人，
孤单清居待功身。
不是抗时违世道，
宗师哪得笔通神？
诗写给韩国伴侣，伴侣有点骇怪：你怎么对金正喜有那么多领会？我说 我领会很少，但我从中国宋代的苏轼（1037-1101）想象金正喜，发而为诗。
事隔五年多，承韩国伴侣赠我《阮堂全集》，读到《自题小照》：“覃溪云嗜古经，芸台云不愿吠形吠声。两公之言，尽吾生平。胡为乎海天一笠，忽似元祐功人。”[1]公然，金正喜以东坡自况。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党争，苏东坡反对王安石新法，以做诗“谤讪朝廷”，被贬黄州，后又再次被贬惠州、儋州。金正喜原来就崇敬东坡，包罗东坡人格以及诗、书、画、文。以上引文，“海天一笠”是金正喜自称，“元祐功人”即是苏轼了。金正喜于 1840 年因父亲尹商度之狱扳连，幸免一死，发配济州历 8 年，1851 年又被发配到咸镜道北青二年，后末老于果川。
金宁汉《阮堂先生全集 · 序》有言：
“不佞于丱角也，闻前辈长德论国朝人物，而以 金阮堂先生方诸宋之苏文忠云。稍长益闻所不闻，兼得其遗集而读之，然后始知其轶世之才调，国之手与文忠同焉。博闻多识名满全国者，与文忠同焉。书法之进神，画境之造妙者，与文忠同焉。蚤蒙天眷历扬华贯，中罹祸，故流窜荒裔，而不以荣枯得丧介其灵台，超然独立于物象之表者，一与文忠无异，前辈之言尽不余诬也。”[2]
那段话，足够表白了韩国粹界确是以金正喜与苏 轼比拟拟的。至于金正喜书法中受苏轼的影响，从《紫霞自象山回时载石》等做品中可见。讲到做诗，曾在《题儿辈卷后》说：“须就东坡、山谷两集，熟看烂读千周万遍，自有神明。”金正喜还曾画过《枯木竹石图》，以自比于东坡。[3]
那里我们再回到前引《自题小照》中提到的覃溪 与芸台。覃溪，翁方纲（1733-1818）别名，学界耆宿，精研帖学、金石学的各人，书法家。芸台，阮元（1764-1849）别名，学术渊博、经世致用的通儒，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展到天文、历算、天文。
金正喜 24 岁那年，碰着了一生中具有严重意义的 改变。1809 年至 1810 年，金正喜随父亲鲁敬以子弟军官身份到北京，居留两个月，会见了许多中国的鸿儒，此中对金正喜影响至深且巨的便推翁方纲、阮元二人。其时中国粹界，朴学流行，继续汉代古文经学的训诂办法而加以头头是道，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相关于宋明理学的专究玄奥义理来说，乾嘉学派有积极意义。其时又逢三代、两汉、魏晋的金石文字大量问世，颠末学者考据，促进了碑学的鼓起。文人学者搜集、交换、研究古代碑刻拓本蔚然成风。那是一方面的情状。另一方面，持久居统治地位的帖学呈现了衰颓，一些名帖剧迹，颠末辗转翻摹而失实，被传为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都碰着了责难。从书学源流而论，碑本各有所长，而碑的汗青实更为长远，所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一出，立时起到开宗立派的成效。阮元认为“两派判若江河”，而北派在先，“书法迁变，门户稠浊，非溯其源，曷返于古？”在阮元那里，最早的源是隶书。他进而提出：“宋、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4]
阮元在碑学上的奉献，除了开宗立派的倡导之外，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对唐以前书法开展史的全新阐明。他发掘出魏晋南北朝期间北派书风（即北朝碑刻）的汗青渊源及艺术价值，从而号召重振北碑书风，用来按捺并代替宋、元以明天将来渐单调靡弱的帖派书风。那对碑派书法审美原则的构成，出格是以隶书为根底，合成隶楷的碑学主张，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金正喜参见阮元时，《南北书派论》、《北碑 南帖论》还没有颁发，但是阮元的学术思惟已经给他严重影响。能够毫不夸饰地说，在其时韩国粹界，金正喜是第一个获得阮元真理的学者。当然那里也不克不及忘记金正喜的韩国教师朴齐家（1750-1805）。朴齐家属北学派，曾先后三次到中国。金正喜从朴齐家得到启发，更从阮元获得决定性的取向。在拜候中国以后，金正喜的书法风气大变，勇敢地走着一条碑学的路子，而且畅通领悟帖学，闪现多种趋势、多种面孔，固执地摸索、逃求，曲到末其一生。金正喜书法变动的大布景，是韩国书坛从高丽末期传进赵孟頫的“松雪体”连结着，朝鲜中期严整的石峰体时髦，朝鲜后期东国实体呈现并时髦。关于书坛时风，金正喜斗胆地以一个改革者、叛逆者的面孔呈现。其时影响很大的李匡师（1705-1777，号圆峤）的圆峤书风，金正喜是如斯责备的：
“噫，世皆震耀于圆峤笔名，又其上左下右，伸 毫笔先诸说，奉以金科玉条，一进其迷误之中，不成破惑，不揆僭妄，高声疾唤，极言不讳如是……不得见古今法书善本，又不得就正大方之家，但以天品之超异，骋其贡高之傲见，不知裁量，此叔季以来所不克不及免也。”[5]
“叔季以来”，即晚近以来，对圆峤的责备，集 中在“不得见古今法书善本，又不得就正大方之家”，表现了金正喜一贯的学术思惟。那篇长达 1300 字的《书圆峤笔诀后》，认为《乐毅论》、《黄庭经》、《遗教经》、《东方赞》、《曹娥碑》皆非王羲之所书，“《淳化》诸帖，实赝稠浊，转转翻讹，最不成为准。”今天我们评断《淳化阁帖》与上述王羲之诸帖，自当参照各类版本，客看地必定其艺术成就。金正喜的立场，由汉儒“实事求是”说为起点。《汉书 · 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训诂为门径，“故为学必精求训诂者，为其不误于堂室”，[6] 订正帖学中的虚妄，从碑学中求索实知。金正喜是其时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传布者，在书法范畴里，是碑学的理论者与发扬者。
然而金正喜的书法，又兼有碑与帖的穿插合成。 金正喜没有一味尊碑而抑帖，此中的原因之一，他从阮元那里承受的是碑学前期理论。清代碑学理论以阮元开风气之先，颠末包世臣发扬，邓石如、何绍基诸家理论曲到康有为卓有大成，此中也有偏执之见。金正喜游学北京，承受了碑学前期理论，后来没有时机再次到北京，固然是遗憾，但也使他其实不拘泥于碑学的一派。
再是金正喜敬重的另一位北京前辈翁方纲，以精 研帖学著称，书法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家齐名。在学术立场上，同其时的“朴学”思潮一致，以金石法帖的深进考据为研究的根底。翁方纲在书法风气与学术思惟两个方面都赐与金正喜以严重影响。金正喜一生的名号、堂号良多，此中最重要的名号是“阮堂”，最重要的堂号是“覃揅斋”，显然是表达了对翁方纲（号覃溪）、阮元（斋名揅经室）的由衷崇敬！翁方纲的书法，影响于金正喜者甚多。金正喜 25岁摆布所书手札以及致赵寅永信等能够窥见。以后受翁的影响逐步转淡，但还保留着，所做对联“万树一庄”、“秋水绿阴”可见。[7]
“好古有时搜断碣，研经娄日罢吟诗”，金正喜 的一副合成楷隶的对联，既可看到他书法的别开生面，不主故常，也能够体味到他悠游于“好古”、“研经”、“搜碣”、“吟诗”之间的生活生计。他的《梣溪》有跋语：“以此二字（按指“梣溪”）转承疋嘱，欲以隶写，而汉碑无第一字，不敢妄做。在心不忘者，今已 30 年矣。近颇多读北朝金石，皆以楷隶合体书之，隋唐来《陈思王》、《孟法师》诸碑，又其尤者，仍仿其意写就，今能够应命，而快酬夙志也。阮堂并书。”[8]
只因为汉碑无“梣”字，便不敢落笔，那种重考 据的务实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不落笔而历 30 年之久，熟悉到“北朝金石，皆以楷隶合体书之”，不靠推论，靠的是着实在实的对北朝金石的研究。因为北朝以致隋、唐初期，从大的时代布景来说，处在由隶体过渡到楷体，而在楷体中保留着较多隶意的阶段。
翁方纲比阮元年长 31 岁，尚没有碑本分拨的明显 主张。在他的研究中，对汉碑隶书的考证和对《兰亭序》及浩瀚丛帖的梳理都是代表性的功效，能够说是碑本并重。然而翁方纲对隶书的重视，以及对隶楷二体承接转换关系的熟悉和论述，则与稍后碑学论者的看念殊途同回。翁方纲一生努力于学欧阳询，推重欧体书法，出格推重《化度寺碑》，认为《化度寺碑》“敛尽圭棱，独超尘𡏖 之表，淳古恬澹……所谓逸品，在神品之上也。”以唐代的书格而论，又以欲逃晋法而论，都以《化度寺碑》为第一。[9]
金正喜 《曲心道场》 纸本水墨
从翁方纲崇扬欧体，能够看到翁氏追根究底，意 在抉出欧体之遵照隶书古意。在比力《房彦谦》、《皇甫君》、《虞恭公》、《醴泉铭》诸碑“得法于中郎”之后，认为固然诸碑各有所长，而“《化度》则浑而
化之矣。”[10] 对《化度寺碑》的高度评判，素质上出 于对隶体的本源的爱崇。翁方纲从帖进而得到尊碑的结论，与碑派理论到达了配合点。
持南北两派“判若江河”的阮元，也垂青欧阳询、 褚遂良，一反“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的观点。
“若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磨崖巨石，照射区夏， 询得蔡邕、索靖之传矣。”[11]“所看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觅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12]
阮元、翁方纲的学术立场，同中有异。阮元垂青“南 北派”的时代与地区性量，翁方纲从传统称为帖学的唐初书家中的隶意上溯，到达了与阮元不异的结论，都主张循欧、褚，溯魏、晋泉源。
在韩国，金正喜绝对是得阮元、翁方纲学说实髓 之第一人。金正喜冲击“家家晋体”的风气，不能否定晋体与王羲之，而是有见于一些传为王羲之的刻帖之失实，与此相关的是书法艺术中陈陈相因的萎靡之风。金正喜步趋阮、翁，也同样主张：“书法非《醴泉铭》无以进手……所以不能不俯首就《醴泉》、《化度》等碑也……非此无以上溯于锺、索旧规，何以舍是他求也？”[13]
“东人书，罗、丽间古碑皆欧法，曲能够上溯山 阴……百馀年来，一种书法，尽扫欧、褚，曲欲上探锺、王，又未见锺、王一字，妄自拔职登坛。”[14]
由唐进晋，循欧、褚上探锺、王，欧、褚是学晋 的重要的以致必经的路子。在那一点上，金正喜与他的前辈无异。但是金正喜还认为北碑与晋人也能够相通：
“吾辈之于隶书，生平所心摹手逃，在西京东京 古法……若其上溯，六朝之《刁遵》、《高湛》、《高贞》、《武平》、《天统》、《始平》诸碑，如天上之难，又况上溯山阴耶？山阴最以雄强见长，此其神髓也。如非北碑，无以见其雄强。”[15]
“魏碑为金石家希珍，字体奇崛，已开欧阳信本 一派。且魏之从山，盖见前人之于篆法甚严也。”[16]
以“雄强”将北碑与王氏相连，着眼于书风。又 以魏碑与欧书相连，其意义超越了阮元的“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魏体是隶体到楷体的过渡，要说欧书与魏体有姻缘，也是合理的。金正喜在此处固然没有从笔法细加比力，但仍着眼于书法风气（“奇倔”）。比之仅以隶体为尊，又仅以地域为“北派”的泉源，应是进了一步。以后曲到康有为（1858-1927），力主“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就六朝各碑详加评说，把碑学的范围与碑学的理论又推进了一大步。
将“朴学”思惟与书派理论引进韩国，金正喜实 践着“实事求是”的重考据的学术思惟，他与金敬渊一路发现《新罗实兴大王巡狩之碑》，改动了前人曾误称《妖僧无学枉觅到此之碑》，又比力了黄草岭《咸兴实兴王巡狩碑》，确定他发现的是实兴古碑。金正喜兴奋地写道：“千二百年奇迹，一朝大明辨破，无学碑吊诡之说，金石之学有补于世乃如是也。是岂吾辈一金石人缘而行也哉！”[17]
金正喜的考据，丰富了韩国金石学，在必然水平 上也能够说促使碑派书法的“韩国化”金正喜与清朝学者成立的密切关系，不只使朝鲜的学术和书法在朴学与碑学的滋溉下进一步成熟，也使清朝的碑学研究拓宽了眼界。翁方纲曾撰有《海东金石文字记》5 卷，专门著录评论朝鲜的碑刻，此中的材料来源必定有金正喜的奉献。稍后的金石学家刘喜海也与朝鲜学者赵羲卿、赵景宝叔侄为金石交，根据赵氏赠予的拓本著成《海东金石苑》8 卷。应该说，两国粹者的交换，对各自的研究都起到了丰富和鞭策的感化。在金正喜分开中国 20 年以后，道光十年（1830），阮元之子阮常生还曾将本身临写的《石鼓文》寄赠给远在海东的金正喜。[18]
在书法创做的范畴里，金正喜熔化碑本，独立特 行。大致说来，手札以帖为主，兼融碑意；《考兰亭》、《书圆峤笔诀后》书法功底深挚可见，又都是重要的书学论文，有思惟，有见地，有文摘。匾额、对联，多从隶法，兼取帖意。书法个性在匾额、对联中表示非常凸起。就笔者所见，好比《茗禅》（竖幅）用《白石神君碑》意，章法充沛，笔力夯实。
《西山无尽》（横披）：笔划简者任其虚空，而 后两个笔划繁复的字重迭在一路，益见其实，有“疏可走马，密欠亨风”之妙。
类似的《一炉香阁》、《无量寿阁》，也可见书家把握全局、改变方圆与虚实的才能。《画法有长江万里，书艺如孤松一枝》（对联）从汉隶得笔，取其厚重，但有活泼天然之趣，转折处以圆笔为主，辅以方笔。与此联类似的有《施为要似千钩弩，磨淬当如百湅金》。再是《大烹腐瓜姜菜，高会夫妻儿女孙》，固然书写的纸量与上述两件不异（蜡笺），而方笔的运用使做品风气与上两件拉开了间隔。
韩国书法评判，讲究“文字香”。以我的理解， “文字香”指向书写文字内容的丰富性、可读性，出格是文字的文摘。“文字香”应是书法的“书外功夫”的重要方面。在那一点上，中、韩书法都是不异的。我重视到金正喜对联旁附加的文字，它使构图充沛又有改变。文字的内容，有关于艺术的观点，学术的阐发，人生的感悟，读来感应书法家在向读者陈说本身的观点，暴露本身的气度。且看对联《青李来禽帖，天池石壁图》旁边四行小字：
近颇学做《青李来禽帖》意，又于大痴《天池石 壁图》有审订。二事皆于尘剧中稍占一点闲人缘，合成一联，为怡堂一粲。[19]
按《青李来禽帖》为王羲之楷书，属可信者。《天 池石壁图》为黄公看（大痴）做。两件做品正好是做者其时用功研习的目标，做品的标题问题合起来巧成一联，似乎垂手而得，“于尘剧中稍占一点闲人缘”，是很有情面味的。从那一侧面，能够看到金正喜是具有多重性格而且富于情趣的人。对联《凡物皆有可取，于人何所不容？》也有一段密意的旁白，是书写者与读者亲热扳谈的一段隽永的散文：
“曾于端砚竹炉室，见此联共赏识，今已近 20 年。 烟云破灭，书香墨翠，无可觅处。赖有圭斋，尚与之逃觅前梦，书此以识故事。”[20]
唐 · 欧阳询《化度寺碑》（部分）水墨
“凡物皆有可取，于人何所不容？”既是为人处事， 也能够理解为对书法艺术的宽大精神。金正喜书法早期学帖，后学碑，循帖（欧阳询、虞世南等）而逃觅碑的泉源，形形色色，又独树一帜；不拘碑本，又合成碑本，展现了一位大艺术家的博大襟怀。我们从他的做品中能够体味到中锋与侧锋，方笔与圆笔的互用，体味到折钗股、屋漏痕的真理，体味到他既无邪，又强硬，一股桀骜不驯的精神。从《阮堂金公小传》透
露金正喜性格的一侧：
“公甚清软，气宇安和，与人言蔼然，各得欢。 及夫义理之际，议论如雷霆剑戟，人皆不冷而栗。”[21]
从金正喜性格中安然平静与刚烈的互融互补，我们不 是很随便想到“书如其人”那句清规戒律的话语吗？
阮承烈为《阮堂全集》写的后记，[22] 称道金正喜书法，能够归纳综合为以下几点：一、“至足之余，旁溢而为之。”好像在我国古代大艺术家、大学问家那里，书法仅是余事，“是游艺一斑之遗现人世者也。”但正因为如斯，所以可以到达很高的境域。二、“然其胸中坦无涯涘，飞翔物表，故其流出于腕底者，纯以天机行之，神情互注，巧力两到。”那里重要的是“天机”二字。“天机”同时存在于胸中与腕底，“天机”由“腕底”得以表现，而发于胸中。三、“鼓元化之妙，尽古今之变，正者规圆矩方，奇者波谲云诡，小者镂金琢玉，大者崇山峻岭，典雅则商尊周鼎，瑰玮则天球弘璧，雍容则祥麟威凤，横逸则骧虎腾龙，包罗万象，集成千家。”那段话，展陈金正喜书法气象之浩荡，包含之深广，风气之多变。
从金正喜的人格到书艺，博学到特长，素养到功力， 我们看到了汉字文化圈内对书法与书法家的要求具有配合性。评论书法家，由人品高低看书艺，再从书艺好坏求人品；由学识深浅看书艺，再从书艺精粗测学识。至于书法的功力，间接或间接关系到书法家的全数程度。总之，是书内与书外不成朋分，书法的外延老是远远大于书法的内涵，而书内又有许多可分的条理。用如许的根本看点，1000 多年来评说王羲之、颜实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赵孟頫……价值取向或有变异，根本的理念不会过时。中国早期的书论以最简炼的语言做了更大限度的归纳综合，我们都熟知扬雄的“书，心画也”，也熟知传为钟繇的“字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法是书法家的创造，一切的创造都要从书法家本身找到根源。
中国“书法”一词的起源，一般认为能够逃溯到 东汉：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 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全国咸取则焉。”[23]
从“以相参检”、“取则”来看，此处的“书法”， 指向书写的“法例”、“办法”。当“书法”构成了一个专门名词以后，就曲指以汉字为载体的特殊的文化艺术门类，有它本身的哲学、美学理念和文化内涵，此中也包罗了书写的“法例”、“办法”。但是我们决不成以把“书法”那一特定的专门名词简单化，仅从“法例”、“办法”理解“书法”，出格不克不及把“书法”降到仅仅是“技法”如许一个层面。
同样，日本构成于江户时代的“书道”那个词语， 就其形而上的意义来说，与其时流行墨熹、王阳明学说有关；又与茶道、花道、剑道、武士道等同属与行为仪式有关的文化现象。凤林承章《隔蓂记》，承应三年（1654）11 月 25 日条：
“25 日，阴阴，折折细雨。新命寮大习也。斋了， 有案内也……予依居新命寮，而不合错误也。大杉原拾帖、段子壹卷，酉永大樽壹丁并小鹰十帖、金扇一本返献也。右被惠之也。子书道旧疏故欤。种种之芳惠也。[24]
以上是做者所知“书道”一词最早的来历。然而“书 道”一词呈现的前后履历了漫长的汗青期间，它的理念，不是简单地以一个“道”字能够归纳综合，更不克不及以创始“书道”阿谁年代的“道”理解全数日本书道。
在韩国，被认为金正喜之后又一个书坛大师的孙 在馨，于 1945 年把在目本统治时代通用的术语“书道”改名为“书艺”，凸起民族特色，有着“书即画，画即书”的传统意义。但是具有悠久汗青的朝鲜——韩国书法远远超出了“书艺”字面上的意义。
中国的书法与韩国书艺，目本书道，都是重要的 传统文化，有力地影响着本国文化。在全世界，固然因文字的隔膜障碍沟通，但其独树一帜的书法精神却影响到许多国度民族，而成为世界的文化艺术之宝。
中国书法，韩国书艺，日本书道，固然名词相异， 但是素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求技、艺、道的同一，由身手而到达人生看与世界看的高度。书学的讲究文雅，深进哲理，逃求书内与书外的连系，人品与书品的同一，都是配合的。中国的王羲之、颜实卿，日本的“三笔”（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韩国的金正喜等等，都是更高的范例。
唐 ·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部分）
我们需要存眷各民族之间书法文化的配合与相异。 处在差别汗青、天文、人文情况下，书法固然有配合点，但其差别的特征也不容漠视。我们需要互相尊重与互订交流。中国是汉字书法的母国，但我历来不把邻国的书法当做中国书法的“分收”，我确认邻国书法的特长。每当读到日本“三迹”之一藤原佐理的狂草，我老是非常冲动，不能自制。从那位出色的天才身上令人想到怀素的衣钵，但藤原佐理绝对浸透着本民族的气量，有他强烈的个性。单是日本假名的活动、超脱气息的渗进，就是中国书家所不具备的。如今我们又走近了韩国金正喜。崇尚碑学，合成碑本，在金正喜时代的中国清朝是支流，金正喜把那一支流带到韩国，促进韩国书风的变化，但它不是中国清中叶的翻版，而是在金正喜的小我特色中具有朝鲜民族的共性，反之也能够说朝鲜民族的共性付与金正喜以个性。金正喜处于变化中的书法做品，脱节了温良恭顺，远离了传统的赏识兴趣，那强烈的叛逆性格，出格是以碑进帖的某种“不协调”性，会使一般人不容易承受，却经久而耐看。我们由金正喜书法中感触感染到朝鲜民族强烈的独立、自主、自强性格，令人震动、振奋。金正喜书法中的人格力量，浸透着朝鲜民族性格，生生不息。
韩国粹者朴东圭研究金正喜，准确地指出金正喜 在中国滞留总共只要两个月，介绍到韩国的次要是碑学前期的思惟，“那也决定了他眼中的古拙、奇崛，与中国碑派的后期的审美有着明显的间隔”，“没有跌进嗣后中国书坛贬帖尊碑的泥淖。”[25] 汗青上有如许的先例：一种学说，当其新呈现的时候，表示了朝上进步、锐气，以后逐步衰退，以至成为守旧权力。碑派到了后期，一部门做者走进狭隘的道路，固然“写碑”，却不思改革，无异于馆阁体之“写帖”。然而另一部门做者走着碑本合成的道路，“碑”在新的布景下合成、消化，连结其长久的生命力。
碑派复兴，冲击陈陈相因的帖学，带来了别致空气， 但是也有局限性。刻石与墨迹是两种差别的审好意趣，各有所长，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早已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入，则碑据其胜。”[26]
草书的低迷，呈现在清代中叶以后，草书成为清 代书法的一大缺失。清初傅山、王铎、八大山人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黄慎、郑燮等也曾从碑刻吸收营养，丰富草书。从此以后，就不再呈现草书的各人，以致碑派最末一位集大成者的康有为也说：
“近世北碑流行，帖学渐废，草法例既灭绝。行 草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27]
多么灵敏的看察！在碑派履历了一段灿烂之后， 智者发现汗青的缺失。即便如金正喜如许的天才，也没有在草书范畴辟一六合，那是时代使然，未可厚责前人的。
时至今日，“碑派”的看念又有了扩大。从罗振 玉、马衡等人著做可知，由早期的碑派崇尚隶书、篆书，到后来尊魏，扩展到甲骨、翰札，都在“碑”的范畴之内。不只如斯，古代丰富的竹木简、写经体、陶砖瓦文，还有许多出自民间艺人的书体，都成为我们时代书法的营养。我们的视野比 200 多年前扩展了许多，我们面对着一条宽广的多元开展的道路。
书体那个词，能够有两种阐明。一指字体，包罗篆、 隶、实、草等。一指书法的风气门户，碑与帖是其大者，下面又分许多派别，以地域、时代特殊是开风气之先的宗师为标记。书法的改革，汗青上常处在字体变异的时代，中国汗青上从汉末到魏晋，呈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宗师；有唐一代，呈现了颜实卿等一多量楷、行、草的宗师。到了清代，再也不成能呈现新的字体，面临门户纷呈的帖学，以至有人认为书法到了极致，不成能再有做为。而因为碑学的鼓起（一多量古碑的出土是重要原因），进进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由此能够说，固然我们当前时代不成能呈现新的字体，一时难以呈现新的有浩荡影响力的门户，但是各类字体、各类门户的消化、吸收、互补、合成，必定对书法的立异有极大的推进感化。
书法的创造，有赖看念更新。无论碑、帖，无论 何种严重的门户，在汗青上都有合理性，都具有不成企及的范例的意义。我们的任何立异都从前人的丰功伟绩起步，但是任何前人的创造也都在前人的根底上添加了新的元素。我们进修前人，不只进修前人留下的那一份现成的财产，并且还要进修前人的创造精神。何况，我们面对着世界不成制止的日趋一体的新时代。传统艺术几乎不成能简单地将外来的一切拒之门外，要在世界潮水中独树一帜，就要在连结本身特色的同时，勇于吸收世界列国文化中有益的成分而时刻庇护着传统中相对不变的素质的因素。照此，有着深挚传统的民族艺术方能获得新的生气。那也是我们研究汗青获得的启迪。
2006 年 5 月北京
正文：
[1]《阮堂全集》卷六，《自题小照·在济洲时》。
[2]《阮堂全集》序言。
[3] 南秉吉：《覃揅斋诗集》序。
[4] 阮元：《南北书派论》。
[5]《阮堂全集》卷六，《书圆峤笔诀后》。
[6]《阮堂全集》卷六，《实事求是说》。
[7][8][19][20]《秋史精华》（常识财产社）。
[9] 翁方纲：跋《虞恭公碑》，1785 年。
[10] 同上。“得法于中郎”，中郎，蔡邕。此处以蔡中郎指汉隶，非曲指蔡邕书法。
[11] 阮元：《北碑南帖论》。
[12] 阮元：《南北书派论》。
[13]《阮堂全集》卷七，《书示佑儿》。
[14]《阮堂全集》卷七，《书赠郑六》。
[15]《阮堂全集》卷七，《书赠方老》。
[16]《阮堂全集》卷四，《与金黄山》。
[17]《阮堂全集》卷一，《实兴二碑考》。
[18] 本段文字由刘恒供给。
[21] 闵奎镐：《阮堂金公小传》，见《阮堂全集》。
[22]《阮堂全集》卷末
[23]《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记》。
[24] 引自《小松茂美著做集》第 16 册《日本书流全史》二。
[25] 朴东圭：《阮堂金正喜书法艺术研究》。
[26] 阮元：《北碑南帖论》。
[27] 康有为：《广艺船双楫》。
（以上内容来源于：兰亭书会 做者：沈鹏）
监造：书墨林
编纂：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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