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被擒后，写了几万字的素材，后来被曾国藩改动了哪些内容？

李秀成投降与否，是一个史学界争论多年的话题，先不要忙着下结论。

单说李秀成在囚笼中写的素材，那份素材，到底包罗有几字，如今仍是个未知数。

李秀成在素材中间写有那么一段话：“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毁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克不及，烦列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

即，根据李秀成那个说法，素材的全数字数绝对会多于三万七八千字，可能到达五万多字。

但那些素材的第一个阅读曾国藩，却对素材的字数给出了多种说法。

他本身在日志里写：七月初六日：“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逐个校对，今日仅校二万余字。”

在那里，《李秀成供词》为“约四万余字”。

然而，第二天的日志，即七月初七日又记：午后，“将李秀成之供，分做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拆成一本，……封送军机处备查。”

以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来计算，全数不外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字罢了。

诡异的是，同日，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信中却又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视力。”

在那封家书里，曾国藩说《李秀成供词》“多至五万余字”，与人们根据《李秀成供词》中“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从而推出的五万多字的说法相符。

改日，曾国藩在写给钱应溥的信中却又说：“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其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

即在那封信里，《李秀成供词》的字数又成了“三万余字”。

那之后，曾国藩在回答彭玉麟的信件中就咬定了“三万余字”，说：“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业经抄送军机处，拟即刊刻咨送遍地，即于七月初六日处死。”

看看，统一份素材，曾国藩一会儿说其字数有四万余，一会儿又说二万八千余，还有五万余、三万余的说法。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也读过李秀成的亲供，还搀扶帮助曾国藩改定送军机处的簿本。他在日志里则记道：“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欠亨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成谓非桀黠矣。”

看，又多出了五、六万多字的说法。

实是一笔糊涂账啊！

曾国藩把颠末本身和幕僚赵烈文等人改定、整理、誊抄的《李秀成供词》上交军机处后，本身保留了李秀成亲笔所书的草稿。

上交给军机处的誊抄文本后出处九如堂刊刻行世，仅二万七千多字，比李秀成在中间说的“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还少了一万多字。

那阐明曾国藩在李秀成的亲笔原稿根底上删减了大量文字。

被删减的文字包罗些什么内容呢？

良多史学家，包罗孟森、陈寅恪等等，一致认为，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登基做皇帝，曾国藩为免遭清廷猜疑，不能不将之删掉。

当然，那里面也涉及到李秀成是实投降仍是假投降等诸多问题了。

实在情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必需取到那份被曾国藩暗里保留下来原稿的原稿比照才知分晓。

更先进行誊写比照的是在广西通志馆工做的学者吕集义，他于1944年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颠末一番周折，从曾国藩后人手中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与刊行本比照。

比照的成果是：九如堂刻来源根基有二万七千余多字，原稿是三万三千多字。

吕集义把补抄上的五千多字，合计三万三千多字，出书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但罗尔纲等人认为原稿应该是五万多字，那三万三千多字仍是不合，对曾家人给吕集义出示的能否是李秀成实原稿存疑。

幸亏，吕集义从曾家拍下了十四张稿件照片。

罗尔纲从字迹和内容两方面做判定，最末判定成果是：曾家所躲的“原稿”是实品，曾国藩除了在某些处所停止了涂改删省。

但罗尔纲对峙认为，曾国藩间接从原稿某个处所抽毁了一万多字。

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为证曾祖清白，痛快把吕集义曾经看过的那份“自述原稿”（以下简称影印“原稿”）拿出来影印，公诸于世。

影印的“原稿”共七十四页，约三万六千字，比吕集义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更全面，还多出了三千多字；当然，也比罗尔纲等人认为的五万多字原稿要少。

所以，《李秀成供词》在被曾国藩删改之前是几字，曾国藩又从中删减了几字，如今还没人说得清。

至于曾国藩在原稿根底上修改和窜改的处所，因为曾约农的影印“原稿”摘取的是对原稿影印的体例刊行的，所以，修改和窜改处历历可查，某些被删减之处也能揣度得出。

那么，可揣度得出的删减之处有哪些呢？

赵烈文在日志中说：“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欠亨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成谓非桀黠矣。”但查影印“原稿”中发作在“咸丰四、五年后”的承平军与湘军的次要战争均略而不详。可见，曾国藩删往了承平军与湘军做战的重要部门。

曾国藩之所以要删除，显然是担忧清政府看到那些文字会责难他畴前奏报不实。而他没有献俘京师，早早将李秀成当场处决，应该也是那个原因。

别的，影印“原稿”第三十八页后三、四两行鲜明写：“中堂在祁门，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成，他人祁门不克不及屯也。”那行文字，在九如堂刊刻的《刻本》已经看不到了。

“祁门之败”，乃是曾国藩一生奇耻大辱，之所以看不见了，就足够印证了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一心“讳败扬胜”的特征。

还有，李秀成论述本身被擒履历，影印“原稿”是如许写的：“因而我躲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曾国藩提墨笔改成了“因而我躲不住，遂被曾帅逃兵拿获，解送前来。”

如斯窜改的目标是要掩盖湘军的无能，扼杀村民的勋绩，把落到村民手里的李秀成说成是弟弟曾国荃逃兵的战利品。

别的，李秀成写本身庇护幼天王从缺口突围事，影印“原稿”是如许写：“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

须知，六月的“初更之候”，天尚未擦黑，李秀成却在那个时候凸起城外，若为清政府晓得，曾氏兄弟必会受责。曾国藩为此不能不改一字而卸责。

最明显的还有，影印“原稿”是如许交待天王洪秀全之死的：“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欠好亦不平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曾国藩提笔把李秀成那段记述划掉，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蒲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把已于四月廿一日病死的洪秀全，说成是因为弟弟曾国荃攻城迅猛，困顿不胜，于蒲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的。

综上所述，曾国藩窜改的处所，除了推卸责任、掩饰败绩外，还在意于强调战绩，夺功夺功。

最初填补一下，李秀成能否投降呢？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对外声称，李秀成降意浓重，“频频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朝夕之一命”、“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但曾氏兄弟的说词却让左宗棠、李鸿章哂然失笑。

左宗棠认为李秀成不外是想“庇纵逆党”罢了。

李鸿章则认为李秀成的表示，其实是另一种“忠勇”，要如许的人投降底子就是做梦。

罗尔纲则于1944年，提出了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魏钟会故智，以图恢复承平天堂的观点。

但罗尔纲也认可，本身暂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撑持那个看点。

事实上，李秀成被处决前一天，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曾到监狱里拜候，对李秀成的印象是：“（我）问他能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答复说他独一的期看于天。说此话似乎几乎以快乐的腔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同业者路易填补：“阿拉巴斯德是最初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熟悉李的。李对他说，他所看到的那小我（指李本身）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本身还能够操纵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汗青而感应兴奋，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丧失。虽然他遭到了残残暴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沉着，连结着威严。”

赵烈文在日志中记，李秀成就死的当日下战书，并“无戚容”，到了薄暮“赴市”，仍“谭笑自如”，“做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好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看时人对李秀成殉国前的描述，绝非贪生怕死之人的表示。

就我而言，我是不相信李秀成会实心投降满清的，即便流露出投降之意，也是别有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