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碰及合成——以忠孝看念为中心
崔建华
内容概要
汉地传统伦理看念的延展是陪伴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汗青过程。在熟悉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欠缺孝道看念而比之为禽兽，跟着汉朝君臣次序的稳固，汉人又因匈奴人摘取仇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方为禽兽，那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看。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计谋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进君臣次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操纵匈奴内部君臣次序的裂隙，将部门匈奴人纳进汉朝既有的君臣次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那既是汉匈伦理合成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本身伦理废弛的忧愁。在汉匈力量比照发作逆转后，西汉朝廷最末从伦理角度必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门融进了匈奴人的轨制、思维中。
在汉代民族史研究中，诸如战争、和亲、治理体系体例等问题，不断是学者存眷的焦点。不外，还应当重视到，汉朝与匈奴交往的内容，并不是仅限于那些显性主题。寡所周知，汉朝欲有效应对匈奴的威胁，起首要构成本身对匈奴社会的认知，其次才气在此根底上提出响应的计谋。而无论是认知抑或应对，汉匈交往迈出的每一步都以深潜于汉代社会机体的特定伦理看念为布景。汉政权所秉承的伦理看念既能够做为看察匈奴的文化基点而存在，亦能够成为执政集团做出相关决策时的思惟资本。从那个角度来说，汉朝与匈奴的交往现实上陪伴着本身伦理系统的外向延展。鉴于忠孝看念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内容” [1]，而汉代又“将忠、孝纳进轨制，以政权的力量强力推向社会” [2]，使得忠孝看念在伦理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尤为显著，本文即以忠孝看念为主轴，测验考试着对汉匈交往中的伦理碰碰及合成停止切磋。
一
“虐老兽心”：汉朝对匈奴孝道缺失的鄙视性评判
先秦时代，中原诸国习惯以“豺狼”“禽兽”来比方周边族群，那本来可能源于对特定生活体例的认知， [3]但落实到政治交往中，逐步便有了鄙视的味道。如《左传》言：“戎狄豺狼，不成厌也”；又言“戎，禽兽也”，“无亲而贪”。 [4]《国语》曰：“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5]有学者指出，构成那种“将蛮夷定位于非人的看念”，是“在本身的话语系统里逐步将蛮夷从道德上否认” [6]。匈奴做为蛮夷的一收，汉代社会对它的熟悉并没有离开夷夏之辨的传统轨道，视之为禽兽，是常有的事。不外，关于汉代人而言，他们对匈奴的道德否认未必仍要以“军事政治的优势”为后盾。
吕后执政时，冒顿单于遣使遗高后书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大怒，召群臣廷议，季布曰：“蛮夷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敷喜，恶言不敷怒也。”将匈奴比做禽兽，是季布劝慰吕后的辞令，但那个说辞无疑是以评判戎狄时普及摘取的鄙视取向为布景的。值得重视的是，在汉初的使节往来中，汉朝其实不敢锐意向匈奴显露本身的道德优胜感。针对冒顿的无礼要求，吕后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惧怕。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出错，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敷以自污。弊邑无功，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7]在回复冒登时，汉朝没有曲斥单于不敬，而是以吕后“年老气衰”为解。那是汉初国力不济所致，待到汉朝渡过休摄生息的阶段，将匈奴比于禽兽的情形便呈现了。
元朔二年，汉武帝诏：“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偷盗为务，行诈诸戎狄，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功。”此处责备匈奴“暴长虐老”，用语尚比力文雅。后来，汉武帝分封其子刘旦为燕王，策曰：“荤粥氏虐老兽心，进犯寇盗，加以巧诈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功，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 [8]荤粥即匈奴别称，昭告全国的策文也说到了匈奴“虐老”的行为体例，不外，此时的汉朝已不称心于陈说匈奴不重视白叟的根本事实，还进一步将虐老行为视为匈奴“兽心”的外在表示。
先秦至西汉前期将蛮夷比做禽兽，不外，假设对那种比附停止分期比力的话，能够发现，先秦所谓“戎狄豺狼，不成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狄贪而不让”，贬斥的重点在于戎狄之利欲熏心，得寸进尺。义利之辨当然是先秦思惟界切磋的一个重要话题，荀子曾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蒙昧，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全国贵也。”他认为人与禽兽相区分的关键因素在于有“义”。然而，决定人之为人的“义”有哪些详细内涵？他认为：“故人之所认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雌雄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9]可见，在战国晚期，区他人与禽兽的义利之辨，已从比力笼统的“义”，化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等详细的礼法主题。
汉代以禽兽喻蛮夷，其详细内涵也因应了思惟界义利之辨的主题变更。秦国因为杂戎狄之风，常被关东诸国视为虎狼。 [10]汉初贾谊在论秦人风俗时说：“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差别禽兽者亡几耳。” [11]贾谊之所以认为秦人如禽兽，除了存眷到其“耆利”的道德缺陷外，更为核心的指斥在于秦人欠缺敬孝晚辈的传统。武帝在诏书中一再强调匈奴“暴长虐老”“虐老兽心”，很明显，也是意在凸起匈奴人对孝道的背离。
虐老之说并不是对匈奴的无故诽谤，而是以必然的事实为根底的。司马迁述匈奴风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12]不外，在深进匈奴日常生活的人看来，匈奴风俗的构成自有其特定现实布景，如文帝期间投降匈奴的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克不及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庇护，如斯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 [13]然而，着眼于现实需求与外在表象之间的客看阐发，其实不能阻挠汉朝士子以家庭伦理为由头，对匈奴停止嘲讽。
汉武帝后期，贰师将军率军降匈奴，单于遣使乞降亲，汉遣使者报送其使，单于使摆布难汉使者，曰：“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出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出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功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 [14]不难看出，其时的匈奴单于本想假借太子刘据谋反一事，一箭双雕，将汉朝标榜的政治伦理、家庭伦理全数击碎。然而，汉使却仍然紧挠冒顿单于杀父代立、“妻后母”等不合汉人家庭伦理的行为，将匈奴比做禽兽。由此可见，家庭伦理关于汉人鄙视匈奴风俗之心态的构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以至能够说是汉人在弱势地位下仍然得以连结本身威严的重要精神依托。而那一精神收柱完全建基于汉地传统伦理，是汉人安身本身以看别人的产品。因为我们从中看不到一丝换位认知的迹象，因而，它强烈表现了汉匈两个政治体之间差别伦理系统的碰碰。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碰碰做为接触的一种形式，蕴含着积极的趋势，与老死不相往来比拟，它事实孕育着合成、立异的可能性。当单于责备汉朝父不慈子不孝的时候，外表上看，是不认可汉朝的伦理优势的，然而，无论是单于责备汉使，抑或汉使挖苦单于，皆在忠孝之道的伦理平台上展开论辩，那不恰是伦理合成的一个表征吗？
二
“求其义，责之礼”：汉朝比匈奴为禽兽的政治伦理取向
匈奴人既不讲究孝道，那么，忠实伦理能否存在呢？笔者认为，匈奴社会其实也有类似于忠实的政治伦理，只不外未必以“忠”字概之罢了。闻名的冒顿杀父故事中，冒顿先以喊镝“自射其善马”，继而“自射其爱妻”，末至于自射其亲父。 [15]以汉人的目光视之，冒顿能够说将父子、夫妇等家庭伦理扫地以尽，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冒顿恰是以弃置汉人所谓家庭伦理为代价，成立起了匈奴部寡对他的绝对从命。合理匈奴内部逐渐成立起以政治从命为核心的类似于忠实伦理的君臣关系之时， [16]汉朝却因为存在大量的诸侯王、功臣，在内部树立皇帝权势巨子成为国度的燃眉之急。受此形势造约，汉王朝不能不忙于本身的政治伦理建构。
《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记》记载，汉初“群臣饮酒争功，醒或妄唤，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朝上进步，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门生共起朝仪’”。后颠末高祖七年长乐宫的群臣朝会大典，刘邦忍不住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17]那一声长叹生动反映了刘邦稳固皇帝权势巨子的迫切心理。为达此目标，汉初君臣以至主张父子、兄弟之间的家庭伦理必需让位于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好比，刘国本来五日一朝其父，“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斯，则威重不可。’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全国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18]此为父子伦理让位于君臣伦理。别的，齐王刘肥是惠帝兄长，“孝惠帝二年，齐王进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 [19]此为兄弟伦理让位于政治伦理。
汉朝努力于本身的政治伦理建立，天然无暇对匈奴社会能否具有忠实操行评头论足，更不成能将那种以下侍上、以卑事尊的忠实伦理强加于匈奴。但是，忠实在伦理系统中并不是孤立，还有一些政治伦理与忠实操行的粘连性很高。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说“吏有五善”，第一善即是“中（忠）信敬上”。 [20]司马相如檄告巴蜀公众，此中赞扬奋勇杀敌的边郡之士“行事甚忠敬” [21]。汉碑中有“履忠顺，阐道常”的说法。 [22]“敬”“顺”都是与“忠”密切联系关系的政治伦理。 [23]而在汉朝与匈奴的交往中，两边政治地位对等与否，两边指导能否获得了足够的尊重，类似问题便关涉“敬”“顺”等政治伦理，汉人对那些细节的存眷与狡辩，现实上也是汉人伦理看念外向延展的表示。
关于西汉前期汉匈两家的政治地位，《史记·匈奴传记》有“约为昆弟”的说法。 [24]有学者指出，所谓“约为昆弟”，“不只是一种不合错误等的关系，并且是一种从属的关系”，“其时的汉对匈奴是一种臣服的关系”。那种关系源自汉高祖被围七日，“最初被迫签定城下盟，以至可能递了降表。” [25]在冒顿嫚书事务中，汉朝的回复文书只能言辞驯顺，不敢流露愤慨情感，某种水平上印证了那一点。但关于现实中的耻辱地位，汉人是无法忍耐的。贾谊曾言：“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全国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进贡职于戎狄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皇帝之号持居此宾？” [26]贾谊责备匈奴对汉朝“至不敬也”，根据在于匈奴对汉朝有“侵甚侮甚”的行为，而功证应当包罗冒顿嫚书事在内。 [27]从那个角度来说，当季布因嫚书事务而呵斥“蛮夷譬如禽兽”时，现实上是以汉朝的君臣政治伦理来定位汉匈关系的，他将匈卑视同禽兽，能够说是将政治伦理的内容附丽于传统的禽兽之喻，只要政治上不敬重不平从，皆可禽兽视之。 [28]
因政治匹敌而比匈奴为禽兽，后来愈发多见。汉武帝时，主父偃说：“夫匈奴行盗侵驱，所认为业，本性当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关于“程督”，师古曰：“程，课也。督，视责也。” [29]“程督”是一种强逼性的行政管控，对匈奴“禽兽畜之”，意谓不合错误其施加管控。而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行盗侵驱”乃匈奴本业。武帝时代的另一位大臣末军也说：“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上将军秉钺，单于奔幕；票骑抗旌，昆邪右祍。” [30]所谓“禽兽行，虎狼心”，可能包罗着对匈奴“随畜荐居”生活体例的定性，但更多地应是指因中原政权“未能摄”而招致的匈奴内侵。汉元帝时，郅收单于与汉朝为敌，卫司马谷吉冒着生命求助紧急出使，上书言：“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郅收）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功，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苍生，国之计，臣之愿也。” [31]谷吉所谓“若怀禽兽”，显然意指欺侮、杀戮汉朝使者。
从“妄言”“嫚侮”为禽兽，到“行盗侵驱”为禽兽，再到辱害汉使为禽兽，能够看出，汉人在表达对匈奴的鄙视心态时，其间政治伦理的比重越来越大。 [32]那个趋向的构成当然离不开如许的汗青大布景，即汉匈实力比照的天平向汉朝一方逐步倾斜，汉匈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使得汉人越来越有贬斥之的底气。此即盐铁会议中贤良所言，匈奴“处戈壁之中”，原来“如中国之麋鹿耳”，然而“功德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 [33]但同时也要重视到，汉朝本身相关政治伦理确实立与开展也是一个前提前提，好比在尊君卑臣的伦理标准中，使者应该饰演如何的角色，那即是政治伦理建构的重要内容。假设没有表现皇权至尊的使者招待轨制，因使者待遇而斥匈奴为禽兽的情形便不会存在。
三
西汉和亲与招降战略背后的伦理考量
将本来适用于内部的君臣政治伦理妥帖到汉匈关系的处置中，那是汉王朝持久以来的不懈逃求。刘邦固然遭遇平城之耻，但并未舍弃那方面的谋划，于是有和亲政策的出台：“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全国初定，士卒罢于兵，未能够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能够仁义说也。独能够计长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克不及为。’上曰：‘诚可，何为不克不及！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嫡女送厚，戎狄必慕认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仪。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 [34]
有学者指出，刘敬和亲策“操纵了西汉王朝在经济、文化上的长处和匈奴游牧经济、文化的短处”，期看可以“凭仗西汉经济、文化优势往臣服匈奴”，“具有必然的合理性”。 [35]不外，在刘敬的论述中，汉朝操纵本身的经济、文化优势，是一种手段，底子目标则是逐渐培育提拔“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的伦理意识，最末到达“长远子孙为臣”的政治效果。
关于此计，后世非议颇多。李贽嘲讽道：“刘敬日常平凡有意思人，乃出此奇策！” [36]比力而言，司马光的责备既不乏道德色彩，又包罗理性阐发：“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成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血之恩，尊卑之叙，惟仁义之报酬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蛮夷也，服则怀之以徳，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 [37]司马光认为匈奴不知仁义，既能忍心杀父，又怎么会敬重因婚姻而结成的晚辈亲属？
司马光所显示的刘敬和亲策的逻辑矛盾，平心而论，似乎并没有多么深邃，莫非当日议政的汉廷群臣的考虑会不及此？假设认真体味汗青情境，其实不难看出，在应对匈奴的问题上，无论是“震之以威”，仍是“怀之以德”，关于其时的汉王朝来说，都不具备前提。在那种情状下，和亲不失为一种测验考试，固然纷歧定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事实存在缓和汉匈关系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无他，只能是和亲所促成的夫妇恩义，以及由此衍生的姻亲关系。从那个意义上说，刘敬声称的和亲逻辑，必然水平上能够缓解因和亲而带给汉王朝的政治为难。
固然和亲政策未能在现实中达成化孝道为忠顺的目标，但频繁和亲毕竟仍是对匈奴人的伦理意识有所影响。武帝后期，“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回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单于乃自谓：‘我儿子，安敢看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看也。”关于“丈人”，师古曰：“尊老之称也。” [38]从那段记载来看，单于的常识储蓄中，已经纳进长幼之礼的相关内容。遗憾的是，单于只是暂时表达好心，并未将那种常识贯彻到动作中往。面临孝道传染感动踟蹰不前的形态，汉朝势必另辟门路，从忠实的政治伦理进手，通过火化崩溃匈奴族群，间接成立起部门匈奴人对汉朝的臣服关系。
纵看汉匈交往史，早期因匈奴强大，维系汉王朝政治次序的忠实伦理往往遭到冲击，好比缘边的汉诸侯韩王信、燕王卢绾皆因承担不住压力，向匈奴投降。或许是为了缓和那一趋向，汉匈之间遂产生所谓“先帝造”：“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造之”，以期“臣主相安”，连结各自臣民对指导、族群的忠实。但先帝之造其实不能完全阻遏汉朝公众亡进匈奴，汉文帝与单于重申和约时曾提议：“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 [39]，可见，仍然存在汉人流亡的情形。 [40]不外，更值得重视的是，提议傍边还说到了降汉的匈奴人。文帝既然间接点了章尼之名，看来那批匈奴人应非泛泛之辈。采用匈奴降人，此举的意义即在于操纵匈奴君臣关系的裂隙，逐渐将匈奴人纳进汉朝既有的君臣伦理次序中。
总体而言，汉文帝采用匈奴降人的力度有限。史乘所见，实正的匈奴人只要上面提到的章尼。此外还有弓高侯韩颓当、襄成侯韩婴，史载二人皆“以匈奴相国降”，故而封侯。但论及身份，二人都是高祖时投降匈奴的韩王信的后嗣，韩颓当为其子，韩婴为其孙，现实族属并不是匈奴。 [41]到景帝时代，汉朝加大了纳降的力度，其凸起表示在于，安陵侯子军、垣侯赐、遒侯隆强、容成侯唯徐卢、易侯仆黥、范阳侯代、翕侯邯郸七人，皆“以匈奴王降”的理由，获封列侯。 [42]那七人傍边，有的可能亦非匈奴族属，如隆强、赐、邯郸等，名字的汉式风味较重。但唯徐卢应当是实正的匈奴人。景帝的做为意味着，他已经不克不及称心于低调地采用匈奴降将，也不克不及称心于仅仅对从匈奴政权回回的汉人停止封赏，他封赏匈奴降者，期看借此更有效地分化匈奴。
针对景帝的做为，丞相周亚夫曾提出异议：“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43]周氏所言触及了忠实伦理的窘境。做为一种政治伦理，彼方的忠诚恳为己方之不幸。而崩溃彼方的忠实，当然于己有利，但也会在己方内部产生消极的示范。因而，从理论上说，周亚夫的量疑不无事理，但他似乎过于抱负化，比力而言，“汉景帝的决策更多含有功利主义色彩，因时而动，因利而动” [44]，契合现实中的一般政治逻辑，即崩溃敌方内部忠实度的才能越强，往往意味着己方的凝聚力越高。看到那一点，也就无怪乎景帝曰：“丞相议不成用。”在量疑被皇帝驳回后，周亚夫竟然“因谢病”，借此表达对景帝的不满。由那场君臣比武可见，在处置汉匈关系时，政治伦理方面的考量并非无足轻重的。后来，司马迁将汉景帝时代匈奴人的降汉行为标识表记标帜为“外国回义” [45]，所谓“回义”，就是通过对匈奴人降汉行为的道德必定，从而化解投降行为所面对的政治伦理窘境。
四
从金日磾事迹看西汉时代伦理合成的效果
将孝道、忠实等伦理延伸到匈奴社会中往，使两边所持伦理看念趋同，那是汉朝孜孜以求的，而金日磾故事则可视为反映那种心态的典型案例。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其父与匈奴昆邪王谋降汉，但旋即反悔，时年十四岁的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进官，输黄门养马”。后来，官奴身世的金日磾竟然深得汉武帝赏识，关于其原因，《汉书·金日磾传》认为在于其“笃慎如斯，上尤奇异之”。从金氏一生的次要事迹来看，他的“笃慎”表示在五个方面：一是恭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二是隆重：日磾长子自小为武帝喜欢，长大后“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之。三是勇猛：侍中莽何罗谋杀武帝，“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摆布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行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四是谦虚：武帝临末命霍光辅少主，霍光认为金日磾堪此大任。金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甜居霍光之下。五是孝敬：“日磾母教导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丹青于甜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抽泣，然后乃往。”
金日磾凭仗本身修行而“著忠孝节”，而且将此美名延及家族后嗣。如汉平帝时，王莽为年幼的平帝选置师友，京兆尹金钦即“以门第忠孝为金氏友” [46]。金氏家族成为汉王朝忠孝道德的榜样，此事令人颇为骇怪。班固叹道：“金日磾蛮夷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裔，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清代何焯针对金氏的家教说：“一胡妇耳，能教子从国破家亡，没身厮养，后复获七叶珥貂之福。日磾固材，兴家岂不自内始哉！” [47]相关评论中呈现“蛮夷”“胡妇”字眼，阐明论者赞颂的原因不只在于金氏的卓著操行，还在于金氏的非汉族属。
一个外族人成了忠孝榜样，那其实不意味着汉朝对匈奴的伦理合成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假设认真体察金日磾的处境，不难发现，他对汉武帝的忠实无论若何也离开不开外族、官奴的身份布景。特定的身份使得他的某些行为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限度，好比杀死本身的长子，一般情状下，并没有需要以如斯大的代价来表达忠心。金氏那么做，表忠心并不是重点，他其实是担忧长子行为不检，未来会累及家族安危。再看金氏的孝道问题。金日磾非分特别驰念过世的母亲，那当然与母亲对他的教导有关。金母教诲“甚有法度”，详细是何“法度”，难知其详。但从金氏家风来看，可能不过乎敬慎之道，如许的人生扶引使金日磾在政治上可以稳妥前行。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金氏母子做为外族、官奴进进汉宫，保存是第一要务，相依为命是他们的一定抉择，金氏一旦丧父，非分特别驰念母亲也是情理中事。因而，金日磾的孝敬操行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的磨砺而构成的。
金氏忠孝故事在某种水平上反映汉朝对本身伦理堕废的忧愁。汉武帝外攘蛮夷，内修法度，为共同浩荡事业，他很重视政治伦理建立，积极引导臣民为朝廷尽责、分忧。此中，找榜样树典型即是引导手段之一。好比，为了引导公众向朝廷捐献，武帝给卜式拜官册封：“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末长者，故尊显以风苍生。”但成果仍然不睬想，“苍生末莫分财佐县官”。 [48]由此看来，卜式做为捐帮助国的典型被树立起来，其实不能阐明汉朝臣民政治觉悟普及较高，更常见的情形是匿财保私。同样的事理，金日磾被视为忠孝典型，所能印证的不是忠孝伦理的深度贯彻，而是其日益松弛的趋向。关于那一点，联络到武帝后期法治苛酷、狱讼繁兴、流民移徙、兵变迭起，以至父子相残的大量笔录，便不难理解。
一方面，汉朝本身的伦理优势其实不安定，需要继续地停止庇护；另一方面，推进伦理合成又需要给匈奴施加极为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在那种情状下，汉朝欲将忠孝等伦理看念实正伸展到匈奴的社会文化中，其难度之大是不问可知的。 [49]不外，金日磾如许的外族人因保存压力而在客看行为上渐循忠孝，那个事实自己足以阐明，汉朝方面的伦理合成事实仍是获得了必然的效果。假设说武帝晚期口头表达“我儿子，安敢看汉天子”的且鞮侯单于对汉人伦理的立场只是“知而不可”的话，那么，金日磾事迹则展现了匈奴人面临汉人伦理时的另一种形态，即“行之而不知”。
汉武帝时代的个别匈奴人在面临汉人伦理时表示出来的知行别离，与当时汉匈战争持久胶着的形态是相适应的。跟着汉匈力量比照日益明朗化，汉人伦理对匈奴政治生活的辐射愈发普遍，其表示有三：一是汉朝方面陆续将匈奴因种种压力而向汉朝挨近的行为视为“德”“忠孝”的表示。如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与单于有隙，“即率其寡数万骑回汉。汉封日逐王为回德侯”。 [50]汉匈关系史上，唤韩邪单于来朝是一个大事务，就现实情形而言，尔后汉朝对匈奴无非是一种羁縻治理，使匈奴连结对汉朝“更低限度的回属”。 [51]但在汉朝一方看来，便将其视为忠孝之举，如东汉班彪曰“唤韩附亲，忠孝弥著”，他以至认为北匈奴遣使奉献，也属“忠孝之义”的表示。 [52]二是匈奴方面将忠实伦理做为政治抉择的理由。匈奴左伊秩訾“为唤韩邪画计回汉，竟以不变。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唤韩邪疑之。左伊秩訾惧诛，将其寡千余人降汉”。后来唤韩邪恳请其返回匈奴，伊秩訾曰：“既已降汉，又复回匈奴，是两心也。” [53]伊秩訾的说法虽不乏推诿的味道，但忠实伦理事实已成为匈奴贵族停止政治表达的理论支持。三是忠孝伦理还对匈奴的政治轨制发作了影响，《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唤韩邪后，与汉密切，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 [54]如“复株累若鞮单于”“搜谐若鞮单于”“车牙若鞮单于”等皆属此类。只不外，匈奴在将孝看念引进其政造时，发作了较大变异。因为汉朝皇帝谥号中的“孝”字都是身后获得的，而单于号中相当于“孝”的“若鞮”，则是“即位时就一次性获得了”，属于生谥。 [55]
在笔者看来，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伦理碰碰与合成，包罗三个条理的内容：其一，汉人若何熟悉匈奴？概而言之，那个条理的伦理碰碰与合成大致履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因匈奴欠缺孝道等家庭伦理而对之停止鄙视，再是因匈奴所持的敌对立场而鄙视之，最初是因匈奴更低限度的臣服而视之为“忠孝”。其二，汉朝若何以伦理看念为切进点来造定应对匈奴之策？大致说来，汉朝先是试图以和亲体例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从而将汉匈关系纳进君臣伦理的轨道。后来又通过招降纳叛，在崩溃匈奴内部君臣伦理的根底上，逐渐将匈奴人纳进汉朝既有的君臣次序内。敌对形势步步晋级，最末招致汉匈之间发作了持久大规模的战争，汉朝期看以武力彻底将匈奴纳进君臣次序。其三，匈奴对汉朝的伦理影响做何反响？那个问题取决于汉匈之间的力量比照，在匈奴占优势时，它对来自汉朝的道德鄙视不认为然，视汉朝的和亲为理所应当，对汉朝的纳叛往往予以武力惩戒。但在战与和的继续接触中，匈奴无意中已遭到汉人伦理系统的影响，与汉使的争论时常在汉人的伦理框架内展开。而跟着汉匈力量比照发作底子改变，匈奴人停止政治抉择的理论支持，以至匈奴的轨制都融进了汉人传统伦理的因子。
正文
滑动查阅
[1]王子今：《“忠孝”与“孝忠”：中国道德史的察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页。
[2]刘厚琴：《汉代伦理与轨制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8年，第250页。
[3]即便在汉代，仍不乏因周边族群迁移鸟举的去处特征而比之于禽兽者，如《汉书》卷四九《晁错传》：“胡人食肉饮酪，衣外相，非有城郭田宅之回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甜水则行，草尽水竭则移。”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2285页。又如《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传记》：“匈奴负兵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移鸟举，罕见而造也。”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861页。此外，也有因其他生活习惯而视之为禽兽的，如《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第2834页。
[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6、1933页。
[5]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8页。
[6]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17年，第40页。
[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5页。
[8]《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2112页。卷末储先生补文亦收录封燕王策，此中“虐老兽心，进犯寇盗”被写做“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进犯边民”。揣其意，所谓“禽兽心”似指侵盗犯边的政治行为而言。但储氏补文的用语显然比力随意，并不是典雅的策书原文，因而不克不及做为理解对蛮夷“禽兽”之喻的文本根据。
[9]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64、79页。
[10]《史记》卷四四《魏世家》载魏令郎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性。苟有利焉，掉臂亲戚兄弟，若禽兽耳”。第1857页。
[11]《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44页。
[12]《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第2879页。
[13]《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第2899～2900页。
[14]《汉书》卷六四上《匈奴传上》，第3780页。
[15]《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第2888页。
[16]需要指出的是，匈奴的忠实伦理受其特殊政治构造的限制。有学者认为，匈奴的政治构造是“草原结合体”，“每一部门都有它本身的地域根底，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假设欠缺冒顿那样强有力的指导，“单于对他们的掌握力是微弱的”，匈奴政权便因而“难以连结有效的连合”。崔瑞德、鲁唯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2年，第371页。也就是说，匈奴社会的忠实伦理的实现更多地依靠单于的小我才能，政权自己的凝聚力相对较弱。而汉朝的忠实伦理则强调臣民对君主小我的效忠，但也很重视对超越君主小我的汉家政权的忠实。忠实伦理在汉匈两方的那种布景差别，颇如陆威仪所总结的：“中国的皇帝做为至高的立法者、法官以及统治者，其地位无可置疑”，而“匈奴政权的权利却被血缘纽带、惯常风俗以及部族间的横向朋分限造、团结。单于只能通过不竭会谈来连结对其臣服的部落指导的掌握，在会谈中，他不是一位绝对权势巨子，而是一群指导中的领头人”。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书社，2016年，第139页。
[17]《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传记》，第2722、2723页。
[18]《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2页。
[19]《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第1999页。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书社，1978年，第283页。
[21]《史记》卷逐个七《司马相如传记》，第3045页。
[22]《山阳太守祝睦碑》，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第81页。
[23]先秦期间即已存在与“忠”密切联络的若干道德范围，如敬、贞、信等。那方面的梳理可参看陈来《古代思惟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惟》，北京大学出书社，2017年，第356～362页。
[24]《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第2895页。
[25]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18页。逯先生认为刘邦“被迫签定城下盟，以至可能递了降表”。因史无明文，那个揣度初看颇为高耸。关于刘邦何以平城脱围，汉世典籍传言，汉献美女，陈平乘隙说服阏氏，进而影响了单于决策，放过了刘邦。逯先生指出：“冒顿单于兴起草原，同一塞北，一代雄主，视女子如敝履，岂能在汉高祖被围七日，平城朝夕可破之际，为一小女子得救而往，舍弃其欲游中国之愿。”他认为女子关说的情节在情理上不成信，应是遭到后来和亲政策的刺激而生成的故事。而关于脱围的实在细节，比拟于小说家言，史乘一再以“世莫得而言”、“其计秘，世莫得闻”掩盖之，逯先生认为“定有勉强”，此勉强即在于汉朝现实上向匈奴称臣了。史家出于政治准确的缘故，不能不加以隐讳。
[26]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53页。
[27]侵甚侮甚”，《汉书》相对应的表述是“嫚侮侵掠”，语义笼统，不知详细所指。不外，关于嫚书事务，《史记》卷一百十《匈奴传记》曰：“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同传另一处又载汉武帝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第2895、2917页。所谓“妄言”“书绝悖逆”，从语义上均可纳进“嫚侮”的范围。
[28]需要重视的是，政治伦理被纳进比方义傍边，其实不对禽兽之喻传统上所针对的家庭伦理构成排斥。现实上，在政治伦理纳进之后，因孝道缺失而喻蛮夷为禽兽的鄙视行为仍然得到延续。
[29]《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第2801页。
[30]《汉书》卷六四下《末军传》，第2815页。
[31]《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3008页。
[32]除了将匈奴人比方为禽兽，后来的汉人社会中又产生了新型的对匈奴的鄙视，即称匈奴为“胡虏”“匈奴虏”。有学者指出：“传世文献与居延汉简中能够证明，两汉期间对匈奴的称呼，存在着一个从‘匈奴’（或曰‘匈奴人’）到‘胡虏’（或曰‘匈奴虏’）改变的过程。发作那一改变明显的时间边界在两汉之际，其关键在于匈奴地位现实上处于不竭的下降过程之中。”宋超：《“匈奴人”与“胡虏”：两汉期间匈奴称呼改变考察——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的讨论》，收进其论文集《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2年，第81页。而那种新型鄙视往往陪伴着匈奴降而复叛的不臣之举，因而，它正可反映西汉晚期以来汉朝方面临政治伦理向匈奴社会伸展的固执心态。
[3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444～445页。
[34]《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传记》，第2719页。
[35]李大龙：《汉代中国边陲史》，黑龙江教导出书社，2014年，第27、32页。
[36]李贽：《史纲评要》，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页。
[37]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第386页。
[38]《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7页。
[39]《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62、3763页。
[40]关于汉人逃进匈奴的情形，可参看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的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示》，收进其著《秦汉边陲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11年，第431～446页。
[41]《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1005～1006页。
[42]《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1018～1021页。
[43]《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8页。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率寡降，迎降破费甚巨，《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传记》载汲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全国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蛮夷之人乎！”第3109页。所言与周亚夫之意类似。
[44]阎盛国：《秦汉招降战术战术研究》，人民出书社，2010年，第180页。
[45]《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977页。
[46]《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第2961、2964页。
[47]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310页。
[4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2、1434页。
[49]《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更始二年冬，汉遣使者至匈奴，单于倨傲，谓使者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唤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收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全国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第3829页。由此言可见，纵然唤韩邪单于朝汉以来已数十年，匈奴仍然秉承以力较高低尊卑的政治逻辑，对汉朝并没有实正的忠实看念。
[5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90页。
[51]“更低限度的回属”是借用侯旭东之说。见其论文《北魏看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74页。收进《近看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第236页。
[52]《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946～2947页。
[53]《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6页。
[54]《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8～3829页。主动效法的事例还见于西域，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成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3页。
[55]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37页。
(做者单元：陕西师范大学汗青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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