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边境内高句丽遗民的杂居
郑东珉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 汗青文化研究所，韩国京畿道 龙仁市 17035）
摘 要：唐朝消亡高句丽后，期看将高句丽的遗民迁至本国，由此消弭兵变的可能性。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根据身份、经济根底和军事才能的差别，散居于首都、农耕地带和边陲等地，他们一路群居，相互依靠，谋求保存。他们持久连结高句丽人的认同感，既栖身在唐朝的边境，同时又过着具有高句丽人身份的边沿人的生活。
关键词：唐朝；高句丽遗民；连合兵；城傍；边沿人
668年，位于中国东北地域的王朝高句丽被唐朝所灭。其时良多高句丽遗民分开故乡，他们中的一部门移居到了唐朝。来到唐朝的高句丽遗民中有像泉男生、泉献诚、高足酉那种为了小我的荣华富贵而自愿移居的人，但大大都都是根据唐朝的政策而集体移居的人，跟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高句丽人逐步同化成了唐朝人。本文拟察看的是既具有高句丽人的认同感，又不能不生活在目生的唐朝的高句丽遗民。详细来说，就是在领会高句丽遗民移居至唐朝边境的过程和行为后，对他们的认附和识停止揣度。
一、高句丽遗民在唐朝的移居和杂居 （一）移居至唐朝的布景和过程
高句丽消亡后，唐朝在平壤城设立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乡体例为羁縻州，意在让高句丽遗民从属于此，对其停止集体统治。那是比华人没有间接参与统治的典型的羁縻统治政策更为强硬的统治政策[1]79。高句丽遗民对唐朝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表达了强烈反对。但其时的高句丽遗民反对的不但是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他们在新城、辽东城、安市城等一些大城停止了反唐战斗（《三国史记·杂志第六·天文四》），669年剑牟岑选举宝躲王的孙子安胜开展高句丽复兴运动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上》），表示出了抗拒唐朝收配自己的动作。
唐朝不能不为高句丽遗民的对抗而担忧，随后推出了新的政策，该政策就是让高句丽遗民移居到唐朝边境后编进府州，能够说那是避免高句丽遗民聚集力量，不给兵变留下余地的办法。在高句丽遗民中，王族和亲唐派贵族等大多栖身在长安和洛阳。关于其余的高句丽遗民，下列笔录值得存眷：
A-ⓐ.（总章二年4月）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叁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阔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
A-ⓑ.（总章二年5月）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进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闲暇处安设。
（《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
A-ⓒ.（文武王八年9月）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于是，英公以王宝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回唐。（《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上》）
A-ⓓ.仪凤二年丁丑岁，春二月，以降王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回辽东，安辑余寡，东人先在诸州者，皆遣与王俱回。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王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开矅元年，召还卬州。以永淳初死，……散徙其人于何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旧城，徃徃没于新罗。余寡散进靺鞨及突厥。高氏君长遂绝。（《三国史记·高丽本纪第十·宝躲王下》）
A-ⓔ.仪凤中，高宗授高躲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躲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旧唐书·东夷传记上·高句丽》）
记载A 是关于高句丽遗民移居唐朝边境的笔录，A-ⓐ、ⓑ、ⓒ笔录了669年的移居，A-ⓓ、ⓔ笔录了682年的移居。高句丽消亡后，别离在669年和682年有过两次高句丽遗民大规模移居唐朝边境的工作。
669年的移居是在高句丽消亡之后停止的，其时移居的高句丽遗民有38 200 户，20 万人。考虑到消亡其时高句丽有697 000 多户（《旧唐书·东夷传记上·高句丽》），相当于高句丽约5%～6%的生齿移居到了唐朝边境。此外，他们并没有一路前去唐朝边境。记载A-ⓑ中能够看到，一群人路过莱州，另一群人路过营州。莱州是如今山东省的莱州，邻接渤海湾；营州是如今辽宁省的向阳，是毗连中原和辽西的陆地交通要塞。考虑到那两个路过地的天文前提，路过莱州的高句丽遗民应该走了海路，而路过营州的高句丽遗民走的是陆路。从隋朝远征高句丽其时，由莱州动身的隋朝水军沿着大同江逆流而长进军到了平壤城四周的事例来看（《隋书·来护儿传》），测路过莱州的高句丽遗民次要是本来栖身在平壤城的人，路过营州的高句丽遗民则次要是本来栖身在辽东的人。那些高句丽遗民最末栖身在了江淮以南、山南（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并州（山西省）、凉州（甜肃省）等地。
682年移居的契机是高句丽的最初一位国王——宝躲王筹谋兵变。677年宝躲王被录用为朝鲜王后，前去安东都护府所在的辽东新城（辽宁省抚顺市），此前移居到唐朝边境的高句丽遗民也返回了辽东。关于其时返回辽东的高句丽遗民，记载A-ⓓ中说“东人先在诸州者”，揣度应该是669年移居到唐朝边境的高句丽遗民[1]69。宝躲王和高句丽遗民回回辽东，是唐朝为了避免因舍弃韩半岛而发作动乱的办法，但回到辽东的宝躲王反而想聚集高句丽遗民，黑暗勾结靺鞨以谋求复兴高句丽。但跟着兵变被发现，宝躲王于681年被放逐到赣州，死于682年。高句丽人再次移居到唐朝边境，栖身在河南（河南省、山东省的黄河以南，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和陇右（甜肃省西部、黄河以东）诸州。
（二）高句丽遗民在唐朝边境内杂居的情状
如前所述，高句丽遗民曾两次迁往唐朝边境。但唐朝不是容许任何人移居，而是以必然的原则为根底，对高句丽遗民停止挑选后令其移居。记载A-ⓐ表白，唐朝让穷困的弱者庇护安东（平壤城）。反过来说，就是挑选有钱人（具备经济根底的人）和身强力壮的人（军事才能超卓的人）移居到了唐朝边境。唐朝之所以让具备经济根底的人和军事才能超卓的人移居到本国边境，是因为唐朝认为假设他们参与高句丽的复兴运动，会构成浩荡威胁。但揣度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就此，值得存眷唐朝对突厥降户处置的讨论。
630年唐朝灭东突厥时，突厥降户回附于唐，关于若何处置他们一事，唐朝提出了移居至河南诸州县开垦农耕的计划；保留部落，驻防边陲的计划；以及让其返回故乡的计划。最末决定摘用保留部落，让其驻防边陲的计划（《旧唐书·突厥传记上》）。关于对突厥降户的处置，考虑到唐朝提出的计划，唐朝应该是试图让外族移居集团移居到农耕地带，将其做为农耕民，或者移居到边境，将其做为番兵，对高句丽移民的处置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差别。记载A-ⓐ和ⓑ中说，唐朝让高句丽遗民移居到空阔之地。能够认为空阔之地是指无人栖身的处所。揣度人之所以无法生活在那里，是因为地盘过分贫瘠，无法耕种。即唐朝把高句丽遗民迁到了需要开垦的地盘。那与唐朝关于移居遗民的处置计划中“移居至农耕地带，用做农耕民”的计划有关。但差别于突厥降户，高句丽遗民被送到了未经开垦的农耕地带，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做为定居民，比突厥降户更熟悉农耕生活。开开荒地要破费良多钱，那么能够揣度，高句丽遗民中次要是具备经济根底的人被送到了空阔之地[2]。开荒工做还要破费更大的功夫，由此能够想见高句丽遗民为了保存而不能不在异乡开荒的困难和痛苦。
如前所述，移居到唐朝边境的高句丽遗民于669年被安设在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并州、凉州以西），于682年被安设在河南和陇右，山南、京西、河南和陇右靠近太原一带和西北边境。也就是说，一部门高句丽遗民栖身在唐朝的边陲。那与唐朝关于移居遗民的处置计划中“安设于边境，用做番兵”的计划有关。能够揣度，唐朝应该是将高句丽遗民安设在了边陲，用于戍边军事，而栖身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应该是军事才能超卓的人。
关于被用于军事的高句丽遗民，下列笔录值得存眷：
B-ⓐ.凡关内连合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锻练，使知部伍。若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唐六典·尚书兵部·兵部郎中》）
B-ⓑ.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旧唐书·王思礼传》）
记载B-ⓐ介绍，秦、成、岷、渭、河、兰等六州有高句丽遗民构成的连合兵，连合兵做为一种处所民兵，是由州掌握的军事组织[3]。并且六州都是从属于陇右道的地域（《旧唐书·天文志二·陇右道》），也是682年安设高句丽遗民的处所。因而，此前栖身在陇右等西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以军事才能为根底，被用于庇护唐朝边境一事，能够此为佐证。
记载B-ⓑ是关于移居到唐朝的高句丽遗民王思礼的笔录，据说他身世营州的城傍。城傍是唐朝内部由外族构成的军事组织，驻扎在边防军阵的城池四周，保留了外族本来的部落组织，对他们加以运用[4]。如前所述，王思礼栖身的营州是669年高句丽遗民迁徙到唐朝边境时路过的处所之一，除王思礼之外，创建了渤海的大祚荣也住在那里。考虑到那一点，能够认为唐朝可能在高句丽到唐朝边境的次要路过地都安设了高句丽遗民。
综合记载B 能够晓得，在唐朝边境内，只由高句丽遗民构成的军事组织有连合兵和城傍。唐朝在外族回附时停止集体安设后，对其指导人赐赉官职，让其全权治理。考虑到那一点，指导由高句丽遗民构成的连合兵和城傍的领袖很可能也是高句丽遗民。估量那些高句丽遗民是以本家的回属感为根底，在唐朝的边陲相互依靠，谋求保存。
那么，栖身在非边陲的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也是以本家的回属感为根底谋求保存吗？其实因为没有关于栖身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的材料，所以很难领会。但揣度被送到农耕地带的有经济根底的高句丽遗民不只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并且他们在高句丽时统帅过的人也一路移居到了唐朝，他们之间也有可能构成回属感，但因为存在身份差别，所以那种可能性其实不高。相反，隶属于有经济根底之人的人们之间很可能相互依靠。就如许，移居唐朝并栖身在农耕地带或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带着本家的回属感相互依靠，配合生活。
二、高句丽遗民移居唐朝边境后的认附和识
栖身在农耕地带和边陲的高句丽遗民以及栖身在唐朝首都的高句丽遗民持久生活在唐朝边境，最末失往了高句丽人的认同感。但揣度，根据小我、集体和栖身地域的差别，高句丽人的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也差别。
唐朝在边境体例了只由高句丽遗民构成的军事组织（连合兵、城傍），让他们本来的部落组织得以保留[4]，那在必然水平上有助于保留高句丽人的认同感。并且从属于军事组织的高句丽遗民在战斗中同存亡共患难，不只加强了回属感，还加强了同为高句丽人的意识。
收录在《唐书》等野史传记中的高句丽遗民身世的高仙芝（？-755年）、王思礼（？-761年）、李正己（732-781年）等人，他们的配合点是身世于有良多高句丽遗民的城傍[4]。那么，他们之所以可以崭露头角，是因为有由高句丽遗民构成的城傍的搀扶帮助吗？即，他们以高句丽遗民的认同感和共性为根底，获得了城傍的撑持，并以此为根底得以足够发扬军事才能，立功立业，从而崭露头角。
像如许，栖身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有几种能够连结高句丽人认同感的契机。那么，栖身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情状又若何？就此，值得存眷下列记载：
C.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苦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昔时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苍生，不得为蕃户也。……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唐六典·尚书户部·户部郎中》）
记载C 笔录了唐朝对外族的待遇，说回附后出生的子女被认定为唐人。假设在农耕地带陆续栖身，天然能够做为唐人生活。那么，能够揣度栖身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比起栖身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吸收同化到唐朝社会的速度以及高句丽人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要更快。
至此，笔者察看了栖身在边境和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下面要察看的是栖身在洛阳和长安，享受特权的王族或贵族身世的高句丽遗民。在关于他们的材料不多的情状下，期看对他们的墓志加以存眷。
上表整理了移居唐朝的王族、贵族身世的高句丽遗民的墓志所记载的身世情状。表1 中1-11 是高句丽消亡前出生的高句丽遗民，对本身的身世笔录为辽东人、国内城人、辽东栅州人、辽东平壤城人、辽东朝鲜人等，而那些出生地都是和高句丽有关的地名。在本身的墓志里加进高句丽的地名，表白他们仍然有高句丽人的认同感。
表1 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墓志铭所记身世情状
表1 中12-23 是高句丽消亡后出生的高句丽遗民二代。此中，值得存眷的是13、16、19、22 和23，他们在墓志里笔录本身的先朝别离是尧周、殷、东汉（东平宪王）、鲁、周。即，把本身的家族和中国历代王朝联络起来，强调本身是中国人的后代。那能够视为高句丽遗民认同感变模糊的根据吗？假设那么看，应该确保前提是加进了那些笔录的墓志里没有虚假或被歪曲，能够毫无保留地表达认附和识。但从墓志的造造过程来看，高句丽遗民很难爽快地表达本身的设法。唐朝官人的墓志是在被葬者的家人或亲戚向唐朝朝廷提交的行状根底上造造的[5]。假设必需向唐朝朝廷提交包罗墓志内容的行状，那么从高句丽遗民的立场来看，只能在撰写墓志内容的过程中有意掩饰。那么，强调本身是中国人后代的记述就并不是表白高句丽后代认知弱化的证据，而是为了掩饰高句丽人的认同感，有意表示出同化为唐人的措辞。
王族、贵族身世的高句丽遗民如许自觉地、有意地不强调本身是高句丽的后代，反过来能够做为他们具有高句丽人认同感的证据。其时参与了唐朝朝廷的高句丽遗民应该是因为排斥、鄙视而实在感触感染到了“高句丽人的身份”。
D-ⓐ.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上将军薛吐摩收，摩收固辞。献成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新唐书·泉男生附子献诚传》）
D-ⓑ.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察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旧唐书·高仙芝传》）
记载D-ⓐ中，武则天欲从五名擅长射箭的人中选出一名赐与恩赐。高句丽遗民泉献诚得到了选举，但他不只回绝参与大会，还定见取缔大会，原因是包罗本身在内被选举的人都是外族。武则天在位期间（690-705年），唐朝逃求开放政策，大举提拔外族身世的人物，朝廷部门官员对此表示出了强烈的排斥感。在朝廷内部对外族印象欠安的情状下，泉献诚担忧假设外族得到存眷，唐人对外族的恶感会越来越大，就会对本身形成影响。
从上述内容能够看出，泉献诚心识到本身是高句丽遗民，动作谨小慎微。但他最末仍是被来俊臣诬蔑而死。假设说做为大莫离收泉盖苏文的孙子，身居高句丽更高阶层的泉献诚也因为是高句丽遗民而小心行事，那么其他高句丽遗民的生活则可想而知。
部门唐人的恶感不但局限于对第一代高句丽遗民。记载D-ⓑ笔录了747年高句丽遗民高仙芝在与小勃律的战斗中获得了成功，亲身给皇帝呈上告捷书后，他的上官夫蒙灵察所表示出的行为。他频频辱骂高仙芝是“高丽奴”，对他加以责备。“高丽奴”不是只针对高仙芝的脏话，而是针对全体高句丽遗民的脏话。能够揣度，部门唐人的那种辱骂和鄙视，对高句丽遗民来说可能成了无法忘记本身的根是亡国高句丽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唐朝668年消亡高句丽后，通过在平壤城设立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乡体例为羁縻州，试图让高句丽遗民从属于唐，对其停止集体统治。但良多高句丽遗民反对安东都护府的统治政策，以至抗拒唐朝的统治，因而唐朝想把高句丽遗民迁徙到本国，编进府州，避免他们聚集力量，消弭兵变的可能性。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根据小我经济根底或军事才能的差别，栖身在农耕地带或边陲，那些人群居在一路，相互依靠，谋求保存。
唐朝在边陲体例了只由高句丽遗民构成的军事组织（连合兵、城傍），完全地保留了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从属于军事组织的高句丽遗民在战斗中同存亡共患难，在那种情状下栖身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得以持久连结了高句丽人的认同感。相反，跟着时间的流逝，栖身在农耕地带的高句丽遗民在法令上天然地做为唐人生活，所以和栖身在边境的高句丽遗民比拟，他们被唐朝社会吸收同化的速度和高句丽人认同感变模糊的速度更快。而栖身在洛阳和长安的王族、贵族身世的高句丽遗民，因为遭到排斥、鄙视而亲身感触感染到了“高句丽人的身份”。
移居到唐朝边境的高句丽遗民栖身在异乡，过着艰辛的生活，同时还要忍耐排斥、鄙视。在那种生活中，他们不能不持久意识到高句丽人的身份。即，栖身在唐朝边境，同时过着具有高句丽人身份的边沿人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金贤淑.高句丽崩坏后其遗民的往就问题[J].韩国古代史研究,2004(33):30.
[2]李奎浩.唐朝高的句丽遗民政策和遗民的意向[J].汗青和现实,2016(101):159.
[3]郑炳俊.唐朝的高句丽人军士集团[J].东北亚汗青论丛,2009(24):198-199.
[4]郑炳俊.营州的大祚荣集团和渤海国的性格[J].东北亚汗青论丛,2007(16):11-17.
[5]李成造.高句丽、渤海遗民墓志的出自笔录和其意味[J].韩国古代史研究,2014(75):165.
Mixed Inhabitancy of Goguryeo Survivors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JUNG Dongm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Yongin-si, Gyeonggi-do 17035, Republic of Korea)
Abstract: After it annihilated Goguryeo, the Tang Dynasty tried to eliminate any possibility of rebellion by relocating Goguryeo survivors to its own country. Those survivors who migrated to the Tang Dynasty scattered in the capital,farming areas and frontier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identities, economic bases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ey lived together in groups and depended on each other to make a living. They have long maintained the identity of Goguryeo people and lived as marginal people with the identity of Goguryeo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Goguryeo survivors; tuanjie bing; cheng bang; marginal people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2.05.016
做者简介：郑东珉（1978-），男，韩国忠清南道洪城人，HK 研究传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