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行省可逃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大都行省仍是朝廷暂时派出机构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逃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国行尚书省。蒙古国期间，燕京、别失八里、阿姆河三断事官及回降的金国仕宦、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不外，那些都算不上严厉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暂时到某一地域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此中，设立于咸淳九年（1273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处所更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那一阶段的行省已闪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处所更高官府的两重性眉目。只不外此类两重性仅表达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畴内，大都行省的性量仍然是朝廷的暂时派出机构。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跟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甜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步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处所更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做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缔中书省宰执“系衔” ；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凡是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 ；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停止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造于阃外” 的体系体例。那三项行动大致奠基了行省做为处所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利框架。

需要特殊指出的是，行省演化为固定的父母官府，是指其次要性量而言。即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持久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量。许有壬云：“都省握全国之十省分全国之治”。虞集说：“国度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元史•百官志七》也说：“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内外。”以上三处明言行省“分全国之治”，“掌国庶务”，且与朝廷都省互为“内外”，亲昵相连。另，末元一代，行省官不断属于“内任”官。元末柳贯、孙做、虞集称行省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 。那些都展现：世祖、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处所更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机构的两重性量，其代表中心分驭各地的任务仍然如故。与世祖前期行省的两重性量区别的是，其处所更高官府的性量已占主导，朝廷派出机构的旧有性量则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学指南•府号》说：“分镇方面，故为行省。”《元史•明宗纪》和《达识帖睦迩传》也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此“分镇方面”和“方面之权”，对理解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心分驭各地的任务，很有搀扶扶助。“分镇方面”、“方面之权”和“方面之寄”，显然不是一般父母官府在某地区范畴内“画地统民”，而蕴含着由中心派出，代表中心统辖“方面”的意思。别的，从灭南宋之后湖广、江西、江淮、陕西数省的辖区均与中书省曲辖区“腹里”交界，其治所均在与京师比来的水陆交通线上，也不难窥见行省代中心“分镇方面”之本能机能是相当凸起的。当然，还需要无视和认可世祖朝以后行省性量的次要方面演化为常设处所更高官府的事实。元行省的那一半性量，也可在元人笔下窥其眉目：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书的徐元瑞《吏学指南》称行省为“分镇方面”；但时至元末，柳贯则云“行免得画地统民”，与柳贯同仕于顺帝朝的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称：“吾受天子命为藩大臣”。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画地统民”和“藩大臣”等说，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处所更高官府的性量也就非常清楚了。

元代行省示企图

所以，具有两重性量和代表中心分驭各地的任务，是元行省造的一个根本特征。

还需要重视，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感化，各有偏重，其实不完全一致。如“人丁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全国十六七” 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致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索财赋为根本目的，其治所响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冲要，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批示。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檄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把握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 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甜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提防蒙古诸王，把握蒙古部寡及赐与军需做为次要任务。从以上设置目的和感化看，元行省次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把握，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做为朝廷的暂时派出机构，抑或做为常设的处所更高官府，其代表中心停止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不断十分深挚。

别的，朝廷为部门行省给予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量。如咸淳六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咸淳七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甜肃行省” ；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赡思丁到差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甜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门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那既能够看做是朝廷对部门行省的财务援助，也是行省做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务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偏重和对折摆布行省经费由中心给予，也能够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不是地道的父母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