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藩镇在财务上发作的那些改变，其实不能阐明其具备了更强的割据性，相反，那些改变恰好表白其割据性的逐步丧失。五代各藩镇更多地截留了粮税、开展屯田和商业，外表上获得了更多的财产，但因其在规模上均己遭到了差别水平的削弱，且因频繁的战争招致地盘荒宪，流民激增，两税收进势必降低，故各镇获得财产的绝对数额其实不必然增加。
五代战乱频繁，各藩镇终年豢有牙兵，每年的军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收，节度使忙于敛财，表示出对财产的迫切渴求，固然与该期间节度使身世大多不高有关系，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藩镇财务情况的不乐看。五代藩镇之所以能掌握场院，并非因为其整体实力超越了唐代的藩镇，而是中心政策所致。节度使纷繁舍弃了对本镇的运营，剥削财帛以富己，也可以阐明该期间藩镇再行割据己然是不成能之事了。
一、五代藩镇财务上的改变
两税截留比重明显进步。唐代自德宗时起头实行两税法，“全国苍生输赋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送使和留州的租赋，是各藩镇财务的次要来源。五代时沿用了两税造，但五代藩镇对两税截留的比重较唐代有了明盈进步。
其其实唐代，藩镇对两税的截留已经很严峻，史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赋进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但唐代藩镇对两税的截留，次要是摘用虚实估价的办法，即“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靠差价来增加钱粮收进。
至五代时，“藩镇率遣亲吏视民租进，概量增溢，公取余羡”，藩镇派出“监征”公开收取本应“上供”的租赋，明火执仗的朋分国度的钱粮收进。更有甚者，以至将两税全数截留，如前文所言后唐时义武军节度使王都“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五代藩镇对两税截留比重之高，可见一斑。
屯田比重有了明显的进步。屯田能够部门地处理军需问题。唐代的藩镇已经起头屯田，不外彼时的屯田次要以军屯为主，社会经济效益其实不大。唐末五代战乱频繁，流民问题严峻，为包管军需赐与，同时为领会决流民问题，五代各藩镇在连结原有军屯的根底上又起头了大规模的民屯。
逐步掌握处所上的场院。场院轨制始于唐代。场院本是唐 *** 为了增加财务收进而设置的税务机关，多置于贸易兴旺、商税可看、有利可图之处，间接由中心盐铁、度收和户部三司治理。唐末中心权势巨子丧失，场院已遭各地藩镇渗入，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八月，“诏全国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
明宗命令原属中心三司掌管的场院改由诸道州府负责治理，按三司往年的定额输送中心，使场院的现实掌握权落到了藩镇的手中。史载：“五代方镇益疆，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进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王镕领成德镇时，其僚佐邢汴便曾担任山场务判官、山场将领、山场都知官。藩镇完全掌握了场院，那是五代异于唐代之处。
贸易商业有了更大的开展。开展贸易是藩镇获得财务收进的重要路子之一，各藩镇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可收取高额的商税，有的节度使本人也参与贸易活动，经商以取利。唐代的藩镇已经起头重视贸易的开展，如武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进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
五代时各藩镇的贸易商业有了更大的开展，史载：“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亦千余人。”藩镇差遣亲吏到各地商业，已经享受免税的待遇，可见其时对贸易的重视和鼓舞。王镕时束鹿县令李思业之父李某还曾担任回图商税使，可见此时回图商业也是比力昌隆的。
财产的流向发作了改变。唐末丧乱，藩镇割据林立，各藩镇的财务收进所得大多用于兼并战争或本镇建立。五代时藩镇类型发作了改变，出格是后唐以后割据型藩镇被消亡，节度使得录用也酿成“流官移镇”的形式，节度使丧失了固定的藩镇，招致其对所在藩镇的回属感大大降低，同时也招致藩镇财产的流向发作了改变，即由本来的流向藩镇转为流向节度使。
五代时的节度使精于剥削之道，并将剥削所得据为己有，那就使得藩镇财产的流向由“取之于镇，用之于镇”酿成“取之于镇，用之于使”。如董温琪任成德节度使时“贪暴，积货巨万”，后董温琪死于契丹，其心腹秘琼便暗害其家人，将一寡金宝据为己有。再如安重荣，“至于仓库耗利，苍生科徭，悉进于己，诸司不敢窥规。”杜重威，“重敛于民，税外加赋，境内苦之”，其“私第有粟十余万斛”。藩镇财产之流向节度使，由是可知。
二、参军将僚佐看五代藩镇行政上的改变
五代期间，包罗远领和未之任，共有三十一人先后出任三十二任成德节度使。那些军将僚佐的根本信息不只能够反映出该期间成德镇的行政特征，亦可推而广之，折射出五代藩镇在行政上的改变。
五代期间藩镇在行政上的改变，可回纳为五点。
其一，藩镇节度使和各州刺史中武人比重的明显进步。唐代以科举取士，各镇节度使和各州刺史固然也有武将担任的情状，但总体上说，文官所占的比重仍是比力高的。并且，唐代固然偶有武人担任节度使和州刺史，但那些武人中有相当一部门是通文墨、识兵书、具备必然的文学和军事才气的。
五代期间则判然不同。史载：“五代以来，领节旌为郡守者，大致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犯警。”比拟唐代，五代时各镇节度使和各州刺史中武人的比重明显进步了，且那些武人大多身世微贱，其实不具备应有的政治和军事程度。如张文礼，“素不知书，亦无方略，惟于懦兵之中妻菲上将，言甲不知进退，乙不识军机，以此军人推为良将。”也恰是因为如斯，五代时才呈现了专门取代节度使和刺史治理文书、处置政务的“代判”。
其二，带有强烈军事化色彩的司法系统。五代期间各藩镇节度使虽有“代判”代为处置政务，但藩镇的现实权利仍是掌握在武人手中。如上所言，该期间藩镇的指导层其实不具备应有的政治和军事程度，故在现实行政中保留了许多戎行行伍之粗蛮习气，那种情状在司法过程中表示的尤为明显。所谓“五代诸侯跋雇，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说的就是五代司法粗蛮，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其三，藩镇幕府僚佐除授的改变。唐代藩镇能够自行辟署幕职官，至五代后梁时，诸道的幕职官“皆从除授”，收回了各镇自行辟置幕职官的权利。后唐同光二年八月，庄宗命令“此后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除授外，其余人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又恢复了藩镇自行辟置幕职官的权利，以后晋、汉、周各朝都因袭了那一轨制。
那一前一后的两种差别政策不只反映了藩镇幕府僚佐除授的轨制改变，后梁时中心间接干涉藩镇幕府的建立也可以反映出中心 *** 对各藩镇掌握的强化，后唐以后固然恢复了旧造，但那也只是因为后唐因袭唐造，并不是对各镇掌握力不敷的缘故，藩镇割据一方，自成系统的日子己经一往不复返了。
其四，收郡地位的上升。藩镇与州之间的关系不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唐末至宋初，处所上闪现出一种藩镇渐弱而州渐强的趋向。五代期间，那种改变的详细表示就是收郡地位的上升。五代藩镇出格是大藩镇的规模均遭到差别水平的削减，实力也遭到差别水平的削弱，故对各收郡的现实掌握力大不如前，各收郡也由此加强了与中心的联络。
后唐同光二年，天平节度使李存瑁、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曲奉租庸使帖批示公务，使司殊不知，有素规程。”租庸使回复“近例皆曲下”，庄宗令收郡进奉皆需通过本道，可成果却是“虽有此敕，竟不可。”各收郡同中心的联络大大加强而对藩镇的从属关系则削弱，其地位之上升，由是可知。
其五，藩镇内部监察的弱化。按杜文玉师的研究，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系统次要由两使判官和孔目官构成，两使判官除了负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还要负责监察部属诸州，孔目官则次要负责各类案牍的监察。两使判官职事重要，对官员的程度要求较高，但五代时逢乱世，文教不兴，统治者和权要的程度较之唐代普及偏低，很难到达应有的程度。且五代时武人执政，各藩镇的行政在整体上闪现出“粗蛮”的特征，法造性不强，在那种情状下，各藩镇内部的监察系统普及的弱化了。
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闻八月，滑州掌书记孟昇因隐匿母丧被命令处死，明宗同时颁敕曰：“看察使、看察判官、录事从军、失其纠察，各有殿罚。”即是一个典型的监察不为的案例。表白明宗是五代时少有的明君，统治期间政治还算比力清明，他在位时髦且如斯，其他帝王统治期间藩镇内部监察弱化之情状也就不言自了然。
总结
该期间南方诸国战乱频繁，边州的回属其实不固定，为稳固边防，保境安民，列国均加强了对边州的运营，边州的地位得以敏捷上升。边州地位上升的次要表示就是升军或设镇，如虔州，唐代本是默默无名之地，五代时先有卢氏割据于此，因位于吴—南唐、马楚、闽和南汉之间，成为列国争夺的重地，故得升为百胜军。需要重视的是，该期间的北方政权亦有边州地位上升之势，只不外因北方相对同一，边州地位上升的速度其实不像南方如许敏捷。
雾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