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土的兴起：“全国”空间格局的重构
《山海经》所反映的以泰山为中心的汗青看和空间看，在周人灭商、出格是周公东征之后，跟着东方古国遭到了扑灭性的冲击而彻底崩溃。
周人定都西土，是华夏世界的政治中心在汗青上第一次由东土向西土的转移，从底子上招致华夏政治邦畿的重构，泰山从此失往了其本来做为全国之中的地位。跟着华夏政治邦畿的重构，华夏世界看也发作了底子性的改变：想象世界的中心从本来的山东一隅转到宽广的中原腹地，想象世界的视野因而得到大大扩展，跟着“泰山中心看”为“中原中心看”所代替，“山东一体看”也被“全国一体看”所代替，华夏世界想象和理解全国的目光发作了底子性的改变。置身于那道汗青分水岭之后的人们，在用新的目光端详和定名在其面前渐次展开的一片新山河之同时，也用同样的目光反看在其死后渐次隐进暮色之中的旧世界，“却顾来时径，茫茫横翠微”，闪现在其视野中的是一个越来越目生、越来越隔阂的世界。
置身于商周汗青分界限之后的人们，基于“中原中心”的世界看想象和理解《山海经》邦畿，很天然会认为那幅拉拢四海八荒的邦畿所写照的以中原为中心、涵盖诸夏四裔的广阔世界，并基于那种熟悉将《山海经》所记述的山水与中原及其四方的山水对号进座：本来在山东南部的山水被误认为在中国南方，本来在山工具部的山水被误认为在中国西方，本来在山东北部的山水被误认为在中国北方，本来在泰山周边的山水则被误认为在中原河洛之间。于是，后人读《山海经》，只能基于中原中心看和中国一体看的世界看念和天文常识理解《山海经》，并考求此中山水的所在。
周公东征后的殷遗民西迁所招致的东方地名的西迁，愈加剧了后人对《山海经》和古史天文的曲解。周公东征之后强逼殷遗民大举西迁于关中和豫西，本来属于泰山地域的地名以及为那些地名所蕴含的汗青记忆也随之被移置到了关中和豫西，渭水、泾水、洛水、伊水、涧水、谷水、泰室、少室、三涂等等地名，都因而而在西周初期迁往了关中和豫西。出格重要的是，伊、洛诸水之名随殷遗民从泰山西麓的殷墟迁到了豫西，招致关于“有夏之居”的记忆也从泰山迁到了豫西，从此之后，人们只晓得豫西的伊、洛，而不晓得泰山之下的伊、洛，只晓得豫西为“有夏之居”，而不晓得泰山之下才是实正的有夏之居，由此招致后人看念中汗青空间的严峻错位，并进而招致了关于古代汗青和天文的一系列曲解。那一曲解的后果延续至今，如今的考古学者一门心思地在豫西发掘夏墟，把二里头遗址当成夏朝都邑，另一批考古学者一门心思地在晋南发掘唐、虞之墟，把陶寺遗址当成尧、舜之都，就是延续了那一曲解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那一曲解。
在《山海经》天文由山东一隅扩大于全中国的拓扑学（Topology， 曲译即地形学）历程中。《禹贡》无疑发扬了最为关键的感化。《禹贡》本为大量撷取《山海经》的天文常识编辑成书，成书晚于《山海经》，其天文常识既不如《山海经》丰富，更不如《山海经》可靠，其地位本来也不如《山海经》，但是，从西汉起头，因为汉武帝爱崇儒学，《禹贡》因为载于《尚书》而被学者奉为清规戒律，更因为郡县造国度确实立，《禹贡》为郡县造国度经略全国、谋划郡国供给了一个乖巧便利的天文学图式，因而，后世的人们，不只据《禹贡》九州看谋划、定名全国山水，并且还反过来根据《禹贡》九州看阐明《山经》山水，根据《禹贡》的空间格局，将《山经》中的山水之名在九州方域中逐个对号进座，《山海经》越发戴稳了全国天文书的帽子，此中山水的实在坐标也越发不成问津了。
自清代起头，考据天文学鼓起，天文学家和《山海经》研究者，不领会《山海经》天文那一错综纠结的拓扑学历程，不晓得《禹贡》、《天文志》、《水经注》等古天文书中与《山海经》相合的山水地名本来就是《山海经》投射的成果，因见那些书中所载山水地名多与《山海经》相合，故根据《禹贡》、《天文志》、《水经注》等的记载，基于九州天文看理解和考证《山经》山水所在和地区所及。一方面，因为《山海经》中的良多记载无法与九州天文逐个契合，因而认为《山海经》的内容大部门出自胡编乱造、虚而不实，《山海经》的天文学价值因而被大大低估；另一方面，则又因《山海经》中个别记载与《禹贡》、《天文志》等书相印合，而孜孜于在九州范畴内考求《山海经》山水之所在及其地区之所及，如斯一来，除在天文学上生出种种葛藤之外，也使对《山海经》天文的理解往其原来面目越来越远。从清代朴学家毕沅、郝懿行、吴承志、吕调阳，到现代天文学家顾颉刚、谭其骧、王成组等等，无一不是在《禹贡》九州看亦即中国邦畿的范畴内理解《山经》地区之范畴、考索其山水之所在。
顾颉刚先生做为中国现代汗青天文学的奠定人和古史辨学派的旗头，认为研究古史，需要脱节后世全国一统看的束缚，突破天文自古一体的成见，关于上古史地研究，可谓辟破鸿蒙、振聋发聩之论，他还独具慧眼地熟悉到《山海经》成书早于《禹贡》，《禹贡》内容多有摘撷自《山海经》者。虽然如斯，他在理解《山经》的地区范畴时，却仍未脱节全国一统看和《禹贡》世界看的束缚。
顾颉刚先生完满是根据《禹贡》九州的格局理解《山经》地区，将《山经》五方山水与《禹贡》九州山水逐个对号进座。有见于《北山经》、《西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禹贡》冀、雍、豫、荆、梁诸州山水特为详备，而《东山经》的记载东方山水特为脱略，稀有能与《禹贡》东方青、徐、扬三州相印合者，顾先生因而判定《山经》做者必生于河汉之间，故其撰地志详于西方山水而疏于东方天文。
殊不知，《山经》与《禹贡》比拟，之所以看起来详于西、北、南三部诸州而疏于东方青、兖、徐三州，恰是因为他基于《禹贡》九州看和中原中心看理解《山经》，见《北山经》有霍山、漳水、滱水、大陆、碣石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冀州山水，见《西山经》有弱水、泾水、渭水、漆水、鸟鼠同穴、三危山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雍州山水，见《中山经》有伊水、洛水、涧水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豫州山水，见《中山经》后面几篇有荆山、汉水、九江、汉水等地名而判定其所记为荆州山水，从而将《西山经》从山工具部移到了西方雍州之域，《北山经》从山东北部移到了北方冀州之域，《南山经》从山东南部移到了东南扬州之域，《中山经》则别离从山工具部和西南移到了中原豫州和南方荆州之域，只要《东山经》仍然留在东部，但也从其本来所在的鲁北酿成了整个中国的东方，它所记载的本来只是在鲁东北一隅的青州之山则不能不以一方之山分做兖、青、徐三州，如斯一来，以《禹贡》为主而校《山经》之地区，就一定呈现详于西部而疏于东部的整体格局，那恰是其在顾颉刚先生眼中闪现出的容貌。
中国现代汗青天文学的奠定者顾颉刚先生
跟着《山海经》中的山水被从东方瞒天过海地移到中国各地，同时被挪动的还有东方的神灵与汗青，本来栖息于山东山水的神灵、发作于齐鲁之域的上古汗青，也被放散到了整个九州邦畿和华夏世界，于是东方的山水变得越来越萧条，而《山海经》中所保留的上古神话和汗青记忆则失往其故乡依托，在华夏大地上四散漂荡，却漫无回依，华夏神话学和上古史也因而酿成了一团眉目越来越紊乱的乱麻。
从《禹贡》起头的《山海经》天文拓扑学历程，就相当于有人将一幅题为《山海经》的山东省地图撕成乱七八糟，然后将那些写满山东地名的碎片粘贴到一幅中国地图上并定名之为《禹贡九州图》。要将那些碎片从头拼贴复原为其原来的样子，恢复《山海经》地图的旧看，就必需先将那些写满地名的碎片从《禹贡九州图》上剥离下来，然后根据山东地图的固有脉络将它们回复原位从头拼合起来。但是，那些碎片在错误的处所已经粘贴了千百年，人们早已习认为常，要将它们撕下来，要推翻早已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成见，谈何随便！你起首要向人们证明，那些碎片确实贴错了处所，那些碎片是若何被贴错了处所，是什么人、基于如何的曲解、处于如何的动机、甚至因为如何的汗青情境而做出那些错误的粘贴……。那大致上就是本书所做的工作。
《山海经》一书，不论是《山经》的博载五方之山水宝躲，仍是《海经》的总览四海之方国神灵，都是基于实在体味和实地察看，《山海经》才是最古老的科学天文书，其科学性和实证性远远高于《禹贡》。但是，自从华夏世界看和华夏天文学被《禹贡》一统全国，后世的人们用颠末《禹贡》规训的目光看看《山海经》，《山海经》反倒变得令人费解、难以想象，被当成了一部充满胡言乱语和海客怪谈的神话天文书。
《山海经》空间格局的重构，从以山东为中心的世界看，到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看，曲到被《禹贡》的九州世界看所遮蔽和代替，那一天文拓扑学历程的背后，是一个彻底改动中国政治空间格局的汗青历程，那一汗青历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起头于周人灭商之后本来居于东方的夏、商遗民的西迁招致的“全国之中”从泰山转移到豫西，最末的完成则要比及秦始皇扫灭东方六国，最末将全国熔炼为一个国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伟大帝国。
二、东方的召唤：秦始皇巡守的神话天文学
在历经数百年的列强竞逐、攻城略地的战国兼并战争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亦即公元前221 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齐王建俯首称臣，至此，秦国的铁骑踏平六国，各国纷争的战国时代宣告完毕，酝酿已久的全国大一统格局从想象酿成现实。秦始皇初并全国，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听取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的定见，废除封建造，成立郡县造，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颁定法令，同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在欧亚大陆的东方第一次成立了同一的集权造王朝，华夏世界由血缘纽带和礼乐文化的想象性认同改变为法令一统的政治配合体。天文学历来就跟政治轨制密不成分，舆地邦畿既为政治权利供给了现实的运行空间，同时也反过来为政治权利所构建，天文学就是政治轨制在大地山水的投影。秦王朝的成立，一定招致对华夏世界天文空间的重构和天文学的转型。秦始皇规模空前的巡守之旅，其动机和感化之一，就是那位雄心壮志的始皇帝试图用他本身的脚印和山水祭奠仪式亲身测量、从头谋划全国天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二十六岁首年月并全国之后，秦始皇即热衷于巡视边境。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议封禅看祭山水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禅，刻石颂秦德；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做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乃西南渡淮水，至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关回。二十九年，复东游，登之罘，刻石；遂至琅邪，旋回，取道上党回咸阳。三十二年，至辽东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继而巡北边，从上郡回咸阳。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初一次出游，南行至云梦，看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看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南行会稽，祭大禹，看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复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射巨鱼；遂并渤海西行，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崩于沙丘平台。
因为秦王朝鼓起于西方，六国故地皆在东方，秦始皇初并全国，起首面对的是对东方国土的经略与控御，因而他的五次巡行，除二十七年的第一次所巡为秦国故地之外，其它四次所巡皆为其所征服的东方六国之地，秦始皇的政治意图很明显，通过展现君王的威权以到达震慑东方、强化王朝空间一体化的目标，通过巡行郡国、祭奠山水，将秦王朝的权利、法度和教化明示全国。秦始皇每至一地，皆立即石，颂秦德，为山水打下明白的秦王朝印记。秦始皇用其巡行的脚印，勾勒出了秦王朝的边境空间，其意义堪与传说中舜巡四岳或大禹周行九州的豪举相媲美，拾掇六国山河、重构帝国山河的意图非常明显。“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的那段文字，即明白地表达了秦王朝经略东方、混一国内的政治理想和空间意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秦始皇命人“立石东海上朐界中，认为秦东门。”上朐，《国内南经》谓之北朐，在今连云港。连云港与咸阳的纬度几乎不异，恰位于咸阳的正东方，足见秦始皇以上朐为秦东门，立石为表，并不是仅出揣测，而肯定是颠末实测的成果。那意味着，秦始皇的东方巡守之旅，除了文武官员、儒生方士之外，亦当有能仰看天文、俯察天文的博学之士伴行鞍前马后。秦始皇的巡狩之旅，路途迢远，消耗浩荡，不成能纯为象征性的耀武扬威，更不成能专为求仙访道，通过现实勘查和测绘，以辨朴直位、体国经野，对“皇帝之土”停止全面的经略，当是其巡行郡国的重要目标。
连云港孔看山公园的秦东门石刻
《山海经》做为一个总览四海方国、囊括九州山水的全国天文书，为战国粹者所共述，出自秦国粹者之手的《吕氏春秋》，频频援引《山海经》，表白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前，秦国粹者就已经熟稔《山海经》其书。《山海经》做为其时独一一部详尽笔录全国山水天文常识的天文书，也肯定是秦始皇舆地经略的重要参照，同时，秦王朝的舆地经略和空间意识，肯定也会反过来影响其时学者对《山海经》的理解和阐明。
《史记·秦始皇本纪》述秦始皇初并全国时的边境范畴为：“秦王初并全国，……分全国认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山海经》邦畿，东有海，东南有会稽、具区（《南次二经》），南有洞庭、潇湘（《中次十二经》），西南有岷山（《中次九经》）、黑水（《西次三经》），西有嶓冢、鸟鼠同穴、流沙、黑水（《西山经》），北到雁门（《北次三经》），东北到碣石（《北次三经》），若根据其在《禹贡》九州中的位置理解那些地名，它们所勾勒出来的地区范畴大致与秦始皇二十六岁首年月并全国的邦畿相当，那意味着，在秦代学者的眼里，《山海经》无疑就是一部现成的全国舆地志。
因而，秦始皇并一全国之后，经略边境，新置郡县，即根据《山海经》四方的山水地名为其新辟边境和新置郡县定名，好比说，以“雁门”定名北方之郡，以“洞庭”、“苍梧”、“桂林”、“南海”定名南方之郡，都是根据《山海经》，“衡山”、“郁水”、“湘水”、“洞庭”、“澧水”、“沅水”等见于《山海经》“江水”流域的南方山水也是在秦始皇期间被移到了江南。
《史记》的记载表白，秦始皇巡行东土的随行者中，必有熟读《山海经》的博学之士。《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自琅邪还，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而弗得。乃西南渡淮水，经衡山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为大风所阻，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正义以《括地志》所记岳州湘阴县（今湖南湘阴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为此湘山，并谓“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湘山祠（青草山）在洞庭湖，近湘水进湖处。湘君之说，实出自《山海经》，即《中次十二经》所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进必以飘风暴雨。”如上所考，此条所言诸地，本来皆在彭城以东的沂、泗交汇之地，江为沂水，洞庭之山为沂、沭二水之间的马陵山，潇、湘为别离流经淮北萧、相二县的两条河流，潇湘之渊为萧、相二水与泗水所会而成之回渊，帝之二女即栖居于沂、泗、萧、相诸水之际的江神，相山原为相水所出之山，今淮北相县犹有相山。《山海经》云帝之二女“出进必以飘风暴雨”，阐明此二神仍是风神，而秦始皇浮江至湘山为大风所阻，问湘君何神，博士答以尧女、舜妻，阐明他们所根据的恰是《山海经》关于帝之二女的记载。湘山原在淮北，不在江滨，帝之二女亦非尧女、舜妻，秦博士自系误说，但却足以表白他们是熟谙《山海经》的，而且已经把《山海经》中的江水误认为南方的长江了。
墨梅邨（1911-1993）绘《湘夫人造像》
《周礼·地官》云：“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看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谓王者出行必有熟知天文物产、处所掌故、四方风俗的学者伴同。始皇远游，所经之地皆为其从未涉足之域，推之情理，必征熟悉天文、风土的土训、诵训者流随行为领导，而秦始皇之前，详载四方山水的唯《山海经》其书罢了，故《山海经》被秦始皇及其随行博士做为“游览指南”，随身照顾备考，自属情理之中。
秦始皇设置郡县，统理河山，以出自《山海经》的地名定名四方郡县、山水，如以洞庭、桂林、苍梧、番禺为南方郡、县名，以雁门为朔北郡名，以洞庭、彭泽、湘水、沅水、郁水（皆见《国内东经》所附“秦水经”）等为南方之水，以衡山、苍梧、九疑等为南方之山，很可能就是此辈熟谙《山海经》的博士们的主意。
恰是秦始皇的同一大业，让聚集于咸阳的博学之士们有可能基于混一国内、全国一统的世界看和空间看，对《山海经》做出了全新的解读，将《山海经》的地名拓扑、附丽于秦帝国空前广袤的邦畿之上，使之改变成为一个弥纶全国、囊括九州的天文学文本，从而彻底斩断了其与齐鲁山水之间的联络，而蕴涵于那部山水地志中的古老的汗青记忆也因而而逐步漫漶模糊。
虽然秦始皇的博士们已经遗忘了《山海经》其书与齐鲁山水的联系关系，不外，在秦始皇的时代，齐鲁山水的文化记忆尚未彻底失落，《山海经》与齐鲁山水之间的联络虽然已经无人晓得，但齐鲁山水的神话和传说却仍在世间传播，齐鲁山水的神性魅力也尚未消失，《山海经》中的山水神灵虽然早已面目模糊，但那些山水的神性和传说却借齐地学者、儒生、方士们的齐东野语、齐谐故事而传播于世间。现实上，秦始皇的东巡之旅，除了经略国土的政治意义之外，在很大水平上确是为了响应齐鲁山水的古老汗青和神性魅力向他发出的召唤。
秦始皇东巡琅琊台雕像
秦始皇东巡虽然有着明白的政治目标，其宗教诉求也是毋庸置疑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四次东方之行，至少三次都有祠神求仙之举：二十八年，登封泰山，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进海求仙人；三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使韩末、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七年，验问方士徐巿等进海求神药而无果。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东巡的宗教意味以至超越了政治意味。司马迁将始皇东巡的宗教诉求分为三项，即封禅泰山、祠祀八神、海上求仙。汉武帝步武秦始皇之后，也是一生好做仙山游，其东游齐鲁海岱的拜祠活动，亦不过乎那三项。
前人关于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那三种宗教看念的来源已多有阐述，但对其与《山海经》之间的关系，虽偶有涉猎，却尚欠缺系统的研究，原因在于前人皆未熟悉到《山海经》实为齐鲁天文书，此中系统地反映了齐地的山水神灵和原始宗教。现实上，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那三种宗教看念，在《山海经》都有或明或暗的反映，《山海经》博载齐地的山水、风土、神祀，保留了丰富的齐地山水崇敬和宗教文化记忆，实无妨视为一部齐地宗教天文志。
《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做之。”其实不管说八神自古有之，仍是说太公以来做之，都有事理。八神之数，必定是齐国报酬构建的成果，但必定不会是凭空诬捏，而是皆有其本地古老的原始宗教渊源所谓依托。八神栖于山泽，其神性也源于那些山泽。那些山泽在齐国邦畿中所处的特定方位付与它们特定的宇宙论地位，使之具有了特定的宗教意义和神性意味，从而使那些山泽成为特定神祀之所在，并生发出相关的神话。
恰是那些生发于大地山水的神灵和神话，在为大地山水定名和付与意义之同时，也将那些山水铭记在文化记忆和风土传说之中，风土传说凭仗土著故老的野语掌故而世代相传，比之于镌于金石、书于简帛的书面文献，往往有着更为强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并且，书面文献不免遭到权利操弄和文人缘饰发扬而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土生土长、故老相传的风土传说却能免于权利的操弄和文人的改窜，穿越因王朝更替、轨制变迁招致的汗青断裂，将关于乡土山水的文化记忆传诸长远。
因而，我们看到，在战国秦汉之际，跟着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格局确实立，当秦王朝的博士们已经不晓得《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些山水以及神灵的实在所在，正根据其时如日中天的大一统世界看对《山海经》的山水群神停止从头定位，《山海经》的本相变得日益漫漶难辨，而与《山海经》中的山水神灵相关的文化记忆却仍借齐东野人的齐谐故事、海上方士的仙山神话而得以传播，并借助封禅泰山、蓬莱仙山、齐地八神的名义镌刻进秦、汉王朝的祀典之中。《山海经》天文学虽然遭到了遗忘，但《山海经》天文学依托于其上的山水、以及依托于那些山水的文化记忆却借乡野故事、故老传说而传播了下来。
（摘自刘宗迪《寡神的山水：〈山海经〉与上古天文、汗青及神话的重建》第十六章《寡神的黄昏》，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404-1452页。此处文字略有改动。）
《寡神的山水——
山海经与上古天文、汗青及神话的重建》
刘宗迪 著
本书的使命大致分为三个部门。
第一，《山海经》常识形态学研究:基于对古代天文学生成机造的理解，阐明《山海经》天文常识的存在形态和表达体例，证明《山海经》并不是什么怪物志，扫清障碍理解《山海经》的成见，那部门内容为下文做展垫，是为上编。
第二，《山海经》天文和汗青研究:考证《山海经》各篇所记山水天文的地区范畴，以及《山海经》天文与中国古史传说出格是夏、商汗青记忆的关系，那部门内容是本书的主体，是为中编。
第三，《山海经》年代学研究:基于上一部门研究得出的结论，考证《山海经》成书的年代和地区文化渊源，阐明《山海经》关于重建华夏上古史的史料价值，那部门内容可视为本书的结论，是为下编。
《山海经》是一部囊括万有的宇宙图志，仰看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堪称一部上古天然常识与文化记忆的宝库。经文笔录的浩瀚山水、方国、丘墟地名，做为先民铭写于大地之上永不磨灭的汗青印记，凝聚了极为丰富的上古汗青、天文和宗教文化记忆。它们组合为一幅山水与都邑并陈、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地图，指引着我们穿越光阴之门，回到阿谁寡神守护山水、大地与星空交映、华夏与万国杂然并存的汗青图景。借助《山海经》天文空间的重建，让我们从头回到汗青曙光初启的“前华夏”世界。
刘宗迪，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传授。次要处置上古汗青天文、先秦文献、神话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失落的天书》《古典的草根》等书。
延伸阅读：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看》(增订本)
《山海经》(普及版)(国粹典范标准读本)
《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