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轨制论》与《夷夏工具说》为主的讨论

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倡议庇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社会角色判然不同，他们的著做却有著相当微妙的联系关系。

那篇短文便想切磋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惟学术上的联络。我将先简单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观点及对俗文学的立场，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看，出格是《殷周轨制论》与傅斯年《夷夏工具说》的关系为重心停止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体例讨论过王国维，那就使得后人要考索那一层人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次要是透过傅氏躲书中对王氏著做的一些眉批来停止摸索。

一

王国维与傅斯年有一些近似处。王与傅皆主张在中国成立纯净的学术社会。王氏在许多文字 中频频谈到那一点。譬如《谈近几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故欲学术之兴旺，必视学术为目标，而不视为手段然后可。①

又说：

于长短实伪之别外，而以国度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认为目标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标，而能兴旺者。学术之兴旺，存于其独立罢了。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认为政论之手段，则可有兴旺之日矣欠②。

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而非物量的层面动手求建立中国之道。假设我们看察他早年的道路，即可发现与同时代人纷歧样的处所，他不斤斤于谈强盛、谈政法，而是从教导 、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王氏认为是底子的处所进手，他的教师藤田丰八便早已发现王氏那一个悬殊时人的特色③，

那在近代中国确实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而小他近二十岁的傅斯年，早在北大编《新潮》时，也有类似的觉悟。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提醒国人学术无中外之别，并要晓得本国粹术在世界上地位之低下，强调如自外中国于世界思惟潮水，“不啻自绝于人世”，并且中国粹术界之因循苟且，“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粹术之枯槁如斯”④，他认为“群寡关于学术无喜好心，其成果不特学术消沉罢了，出错民德尤巨”⑤，故认为《新潮》的次要目标之一即是煽动群寡对学术之兴致⑥，那也是傅斯年的北大同窗顾颉刚后来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建立 一个学术社会” 的野心⑦，也是他们的教师胡适早在民国 九年北大开学时所做《进步和普及》的演讲中所再三说到的，进步学术水准为救国的燃眉之急⑧。那一个成立“学术王国”的思惟传统，在其时汲汲求富求强的构想之中是相当特殊的。王国维最早的学术研究取径还有一个特色，便是往下层走，也就是他所说的研究“最下且贱 者”的文学做品⑨，譬如《唐宋大戏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那也似乎预见了五四一代青年的路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同时表示了那一特征。他们都对往昔中下层苍生的汗青、文学极为存眷，那种存眷有许多差别的条理，一方面是想藉编歌谣来领会“国民气声”，同时也是为了领会那些文化前言，以便进一步操纵他们来教 育公众10。

不论是反映国民气声，或是藉着领会下层文学来教导公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赏识通俗文学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乃特殊吸引傅斯年。

《宋元戏曲史》有两个引起五四青年重视的特量：第一，它为下层苍生的文学做史；第二， 宋元戏曲中表达一种“天然”的文学看，与五四青年的文学看相契合。民国八年一月一日《 新潮》第一卷第一期中，傅斯年颁发了《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一文，他说近年坊间所刊刻的各类文学史与文学评断之书，独有王静庵的《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并说“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著做，现代亦莫之与京”11。傅斯年特殊赏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曲所做的评论：

元曲之佳处安在?一言以敝之，曰：天然罢了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天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惟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掉臂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受，与时代之情状，而真诚之理，与秀杰之气，不时露于甚间12。其时傅斯年还认为元曲是研究中国社会汗青的上好素材。顾颉刚在为《文学旬刊》所做《元 曲选叙录》四篇的“小序”上为我们留下了如许一段笔录：

前四年，孟实往国时送给我一部《元曲选》，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汗青，那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汗青的更好材料。13

并且在颠末七年的留学生活后，他仍未改动对《宋元戏曲史》的评判。在他的躲书中， 我发现了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如许一段眉批：

十余年前所读书，其时为之憧憬者。此回自欧洲回，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 一本更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晰)船中。

二

接着我要讨论王国维《殷周轨制论》与傅斯年《夷夏工具说》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中叶，先后呈现几种论著倡议多元古史看，依时代先后，别离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傅斯年《夷夏工具说》(1934)、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1943)。

古史多元论的产生，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天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些震人心弦的文章中量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看念，提出古代民族应当出于多元的揣度，同时也颇思疑殷周不相关14。古史辨派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 ，使得后来的史家能较无拘谨地将那些碎片从头缀合。蒙、傅、徐三人在某种水平上都反映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蒙文通的三集团说最早出，但在其时影响较小。徐炳昶先生之书最为晚出，以阐发古代神话为主，后来发作很大的影响。

至于傅斯年的《夷夏工具说》，不但责备性地运用文献，并且到处以新出土之甲骨做为证据 ，论证相当细密，贯穿全文的办法，一个是种族的，一个是天文的。引用劳干先生的话，那 一篇文章关于殷人在东周人在西那一点“有一个深入的领会”，“根据那个理论为揣度殷周 两部族的来龙往脉，以及中国文化史的渊源与其分合，那就更显然如在指掌。”15

那篇文章不断到今天都有严重影响。

傅斯年那一篇文字的思惟泉源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受了哥廷根大学汉学家哈隆(G ustav Haloun)的影响16，我小我不太附和此说，傅氏在欧时其实不学汗青，并且我遍检他的躲书也未见到哈隆的文章细读哈隆的文章，也能够发现他的看点与傅氏其实不不异。惟有重视上古多元民族，民族迁徙那一方面两人的取径有类似之处，但是重视种族原来就是其时德国史学界配合关心的问题 17，纷歧定要特殊遭到某人的启发。我小我倾向于认为傅氏原有一些东、西二分的模糊观点，而王国维“殷周轨制论”深入化他原先的看点。

传统中国有几种约定俗成之见，认为三代出于一元，认为殷周皆起于西土，并且认为西土是孕育强大朝代的处所。《史记》中的一段话反映了那一种意识：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8

在那一段话里，“汤起于亳”一说中“亳”，经常被阐明为是在西边，譬如徐广就说京兆杜县有亳亭，则在三亳阪尹之外，又有一个西亳，那么商也是起于西土的。不外，清儒中已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差别的观点，孙星衍、胡天游、郝懿行、金鹗、毕亨，都主张偃师之西亳为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19。王国维在提出一条有力的证据证明汤之亳为 汉代山阳的薄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薄县，他引的素材是《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 ，薄，宗邑也”。

那里必需强调的是，在王国维的瓜皮帽及长辫发之下，其实是反常别致的史家，他运用天文的看点，将一些自古以来认为是一脉相传的拆解开来。譬如他在1916年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一东一西，便突破了由古文而籀文，由籀文而篆，由篆而隶一脉相承之 说。在《殷周轨制论》等文字中，他也运用天文的看点，将过往认为一脉相传的朝代加以空间化。

王国维的一系列考证都邑天文的著做，如《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商》、《亳》等都指向了一个东、西二分的结论，即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起于西土。他说：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白皋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白皋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 与古帝宅京之处差别。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关于梁国 之虞 县，孟子称舜生卒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流，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典范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全国，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版图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兴起西土。20

王国维在《殷周轨制论》中又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 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天文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殷二代文化略同 。21

又说：

殷周之大变化，自其表言之，不外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轨制废 而新轨制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2

在那篇文字中，王国维不单是将商周那两个过往习认为是前后相承的朝代以天文上分为东、 西，并且从轨制上普遍阐述殷周之差别。

当《殷周轨制论》于民国六年颁发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重视。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1927年8月，傅斯年从广州到上海时首度购读《看堂集林》， 我们很幸运地在傅斯年逝世后所遗的躲书中，看到那部《看堂集林》(封面题“中华民国十 六年八月旅次上海，斯年”)，所以能够清晰看出他重视到《殷周轨制论》，并在该文的“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化，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眉批：

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那句简短的眉批必需共同着傅斯年的两段话来看，他在1924年所写的一篇《评丁文江的 “汗青人物与天文的关系”》中有如许一段话：

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汗青与中国人种之关 系是很可研究的。22

此外《与顾颉刚论古史乘》中的一段话也应放在那里看。在那一封写于1924-1926年，没有寄出的长信中，他已经表达了一些后来《夷夏工具说》的影子了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 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姬姜容或是一收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我疑及中国文化原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 ，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否则此地区中何古国之多也 ，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24。

傅氏在那封信中又说：

事实谁是诸夏？谁是戎狄?25

以上几点足够展现出他对上古中国种族复杂性的兴致。

种族看点在傅斯年早年便已深深蚀刻。他在评桑原骘躲的《收那史要》已透露那方面的设法 。桑原之书是最早以新式题材撰写的中国通史，在其时中国影响极大26，许多新出书的教科书皆以之为准，划分上古、中古、近代27。傅斯年熟读该书并曾有过评论。他其实不称心桑原“始以汉族起落为别，后又以工具交通为判，所据认为分本 者，不克不及上下一贯”28，认为“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起落为分期之原则”。他说：研究一国汗青，不能不先辨其种族，诚以汗青一物，不外种族与地盘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才能，种族一经改变，汗青一定顿然一改看。29

在傅斯年留学德国期间“汗青一物，不外种族与地盘相乘之积”一类设法，必获得更深的加 强。在其时德国汗青学界，种族史始末是热门的一收，譬如与傅氏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也 不约而同地表示出以“种族—文化”为主轴来诠释汗青变更的现象。陈寅恪治史时重“种族 —文化”之特色早已有人指出30，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句即引《墨子语类》“唐源流出于蛮夷，故闺门失礼之事不认为 异”一语，然后说“然即此简单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 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成漠视者也。”故他说要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是皇室之氏族 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31。至于《隋唐轨制渊 源略论稿》中提出隋唐轨制的三种来源，也是从“种族—文化”着眼。32傅斯年在欧 洲的六、七年间，对欧洲汗青做过普遍的阅读，在傅氏的古史论文中，到处可见那方面的痕 迹，如《大东小东说》中提到大哥里西、哥里西、大不列颠、小不列颠，近于罗马本土者为 小，远于罗马本土者为大，如《论所谓五等爵》之得到欧洲封建时代爵造之启发。他出格注 意欧洲史中的种族问题，如《周东封与殷遗民》(1934)：

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 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 、意大利西南部三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 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33

值得重视的是除了种族方面的看点，他还遭到巴克(Thomas Buckle)《英国文化史》(A Hist 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中天文史看的影响，一度想将那本书译成中文，足见其 重视之一斑34。

综而言之，傅氏在民国十五年冬回到中国时，心中必怀抱着“种族”及“天文”两种看点。他从欧洲运回来的躲书中便有很多那两类的书。正因为他关心种族史问题，所以他小我的研究工做会以民族与古代中国为主题 ，并且能够说那是他所有关于古代史著做的总纲；而史语所工做之方案与安插，亦与那个主题密切相关，如史禄国等人之体量人类学查询拜访，西南少数民族查询拜访等，都是为领会决中国古代民族的问题。

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后，起首引起他重视的，也是“种族—天文”方面的研究。在他为 董做宾《新获卜辞写本跋文》所做的跋中说：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看堂集林》读书，知国内以族类及天文别离之汗青的 研究，已有如鬼方犭严狁考等之丰长开展者。35

王国维的《殷周轨制论》，在布景差别的人读来，有相当差别的发扬。譬如郭沫若在1930年出书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那是时会使然，即经济情况已开展到另一阶段，自不克不及不有新兴的轨制逐步呈现，并认为是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改变。36

然而，王国维比力殷周轨制异同，并以天文的看点 将殷周加以工具二分的文章，在心中怀抱着“种族—天文”看点的傅斯年看来，意义却纷歧 样。文化上如斯猛烈的改变，显然与“民族”代兴有关。那不是王氏原有的看点。因为在那方面，王国维仍持守传统的观点，主张“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案：《世本》、 《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以后。)但在后人读来，颇觉殷周文化 差别假设以民族代兴往阐明，似乎更为合理。所以王国维将曲线的切开平坦，而傅斯年又以 种族看点将它们划分红两个集团，所以傅氏会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化，莫剧于殷周之际 ”之上批以“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徐中舒显然也是从其师《殷周轨制论》读出王国维意想不到的结论。徐氏在1927年所写 的《从古书揣度之殷周民族》中辩驳其师殷周皆出帝喾之说，认为：

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散布，实经一度极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汗青非但不载 其事，又从而湮晦其迹，使我国古代史上因果之关系全失本相。37

他由几个方面证明殷周非同种民族，譬如说：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阐明殷周非同种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二曰由周 人称殷为戎证之……38

徐中舒所引素材中尤有《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克不及，言语 不达”一条，阐明周人之语言文字其初能否与中国不异，实属疑问。39

徐氏强调殷周非但不是统一种族，并且两者之间有猛烈的抵触，他说牧野之战实系两民族存亡之争，后来周人将那个事实掩盖起来，而儒家又以除暴安良为阐明之，于是工具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无闻焉。

傅斯年以“民族代兴”的看点来理解殷周之间猛烈的改变，深化了他原有的周人在西、殷人在东的看点，成为他后来的古史方面的几篇杰做，出格是《“新获卜辞写本跋文”跋》、《 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工具说》的一个根本论点。在《“新获卜辞写本跋文”跋》中傅斯年一再强调殷周种姓差别，认为“《诗》《书》上明大白白记出他们的种姓、天文、建置 、各项区此外。”40

在《夷夏工具说 》中傅斯年又说从天文上看，三代及近于三代前期，有着东、西二个系统：

汗青凭藉天文而生……如今以察看古天文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 代之前期，大致上有工具差别的两个系统。41

他说工具相持史即三代史：

工具相持，而相争相灭，即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42

至传同一元式的古史是像希腊“全神堂”，本是多元，却被硬凑成一个大系统：

《左传》中所谓才子鄙人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原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差别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元首股肱”， 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那实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崇奉，把他们硬形成一个大系。43

不外，我们绝对不克不及轻率地认为《夷夏工具说》是《殷周轨制论》单纯的延续。事实上在《 夷夏工具说》中，间接称引王国维的处所只要寥寥几处。44

并且，《夷夏工具说》的许多看点还与王氏明显差别。譬如王国维说夏在东而傅斯年说夏在西 ，王国维很少说及夷，而傅文中考论东夷的部门相当之多，然而，在原始的精神上，我们仍能够在那两篇文字之间发现一些微妙的连络。

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关系当然还不行于此。

傅斯年早年有疑古倾向，但他后来不称心于思疑古史，并主张重建古史。促成其改变的，当 然是史语所殷墟考古的功效，不外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字也发扬了影响。在1930年所写《“新获卜辞写本跋文”跋》中，他说：

即以《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甚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 是死的，而且如鬼，如无殷虚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创造，则敢往用那些素材的，是没 有清晰思维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 其联类的此一般素材，顿时变活了。45

他接着推论说，《殷本纪》之世系虽有小误，但是“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 《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46

足证《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 考》及《续考》两篇文字加强了他对古代文献的自信心。值得重视的是1940年出书的《性 命古训辩证》中，也有一段显然与前引有关的话，认为夏代可信：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便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时髦之说，如“ 殷文化甚低”、“当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伪造”等等 观点，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而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若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克不及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 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进于汗青为例，设定其必为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是演进至若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一定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重要的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47

他从出土的殷商遗物中推论其“乃聚集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高甚久之布景可知也。”48

那个立场与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上所说的，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克不及加以否认，而其已得证明者，不克不及不加以必定”颇为附近。49

三

除了王国维以外，从未见到傅斯年对任何学者如斯倾慕。他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感，既必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汗青素材亦为 西方游览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期看能成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但傅斯年在叹伤“中土之摇落”时，却认为王国维与陈 垣是两位足以傲视西方的学者，他说：“幸中国遗训不停，典范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50。

单以甲骨文来说，他在董做宾《殷历谱》序中说自孙诒让始得甲骨文字以来，对甲骨文的研究，“若夫综合研究，上下贯串，旁通而合适，则明明有四个阶段可觅 ，其一为王国维君之考证先公先王，与其殷墟考释之一书。”51

不外傅斯年显然认为王国维的史学看点仍有所限造，即他其实不能离开“二重证据法”，仍然局限于将地下史料与古代文献比拟较的办法，未有“整个的看点”52。故在《“新获卜辞写本跋文”跋》中又说：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功效，而对于殷墟之整个，那还算是第一次。53

言下之意，傅氏认为史语所以“整个的看点”处置商代考古发掘的工做是超出王国维的境域了。54

此外，傅斯年并没有王国维《殷周轨制论》中所反映的那种强烈的道德关心。王国维说：“ 此数者皆周之所以法纪全国，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令天子诸侯卿医生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造造之本意其实于此。”55

从王国维语气中能够清晰看出他是“周文化主义者”，所以说周是“成一道德团体”，傅氏与王国维差别，他已经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烈的道德动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而言，传统宗法社会早已失往了光环。在《殷周轨制论》的文末，我们能够看到如许几句批语，足够反映两代学者 在面临附近的汗青现象时差别的看点。傅斯年在《殷周轨制论》的末尾上眉批说：

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礼记》为素材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汗青学矣。

此外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工具说》中不单在一些史事上与王氏有差别，并且还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强调东夷和商的文化奉献。他说东夷中“如太白皋，则有系八卦传说；有造嫁取用人烟之传说。如少白皋，则伯益一收以牧畜闻名，皋陶一收以造刑著 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闻名。可见夷之奉献于文化者很多。殷人本非蛮夷，而抚有蛮夷人民地盘……”56

又说：

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进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 ，燕齐之仙人，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惟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57

小结

在那一篇短文中，我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王国维、傅斯年那两位相差近二十年的学人， 在学术意趣上的类似性。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想在中国成立学术社会的意愿，另一个是 对民俗文学的立场。第二是逃溯傅斯年《夷夏工具说》的思惟渊源。从以上的讨论中似乎能够看出，王国维那位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学者，以相当微妙的体例为新文化运动开道。但是在新一代人看来，他那具有深入道德关心与经世专心的《殷周轨制论》却有了相当差别的意 义，“所存者神，所遇者化”。王国维与傅斯年那两代学者的关系似乎就是如许。

正文：

①《王静庵文集》(台北·僶勉，1978)页173 。

②同前书，页176。

③狩野曲喜，《忆王静庵君》，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 ，人民，1996)。页25。

④《〈新潮〉发刊旨趣书》，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1980)，页1398。

⑤同上注，见1399。

⑥同上注。

⑦顾颉刚，《中山大学汗青语言研究所年报》“序”，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3)，页169。

⑧《胡适讲演集》(台北，中心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8)中册，页490。

⑨王国维《优语录》序，《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1983)，册16，页1。

10傅斯年在《戏剧改进各面看》中说“有人说道中国戏剧，最是滋长中国人淫 杀的心理，认真看来有如许的社会心理，就有如许戏剧的思惟，有如许戏剧的思惟，更促成 如许社会心理，两事是交相为用，互为因果”(《傅斯年全集》，页1080)，所以在统一篇文 章中他说“我们并非从命社会，是用将就社会的手段，来征服社会”(同前书，页1092)， “我期看未来的戏剧，是责备社会的戏剧，不是专描述社会的戏剧”(同前书，页1095)。至 于顾颉刚之摘民谣，访妙峰山等，也有同样的意义。

11同前书，页1492

12同前书，页1431。那段文字原呈现在《宋元戏曲史》，《王国维遗书》(上海 ：上海古籍，1983)，册15，页73。

13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页83。

14《答刘胡雨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页96-102。《讨论古史答刘胡二 先生》，同前书，页105-150，出格是页142-150。

15见傅成功，《傅斯年先生年谱》，在《傅斯年全集》，页2637。

16Gustav Haloun,“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in A ncient China I”,Asia Major,Volume 1(1924),pp，76-111。

17Friedrich Meineck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Princeto n,1963),pp,12-13.

18《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页686。

19傅斯年，《夷夏工具说》，《傅斯年全集》，页840。

20王国维，《殷周轨制论》，《看堂集林》(台北，河洛，1975)，页451-452。

21同上注。

22《看堂集林》，页453。

23《傅斯年全集》，页1150。

24《傅斯年全集》，页1533-1534。

25同前书，页1535。

26桑原书之中译本我未见到，该书本来《中等东瀛史》收于《桑原骘躲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四卷，页1-290。

27傅斯年，《中国汗青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页1225。

28同前书，页1226。

29同前书，页1230。

31《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1977)，页173。

32前引《汗青研究》文，页37。

33《傅斯年全集》，页902。

34墨家骅一度拟聘傅氏为中研院天文所筹备委员之一，足见其天文方面的素养 。信存中心研究院近代史究所档案馆。

35《傅斯年全集》，页998。

36潘光哲，《王国维与郭沫若》(未刊稿)。

37《国粹论丛》1：1(1927)，页109

38同上注，页110。关于徐文与王国维之关系，参考预顾颉刚《现代中国史学》 (台北，无出书时间)，页131。

39同上注，页109。

40《傅斯年全集》，页986。

41同前书，页822。

42同前书，页887。

43同前书，页883

44傅斯年特殊重视到的是，王国维关于“亳”的考证。

45同前书，页961

46同前书，页978

47同前书，页632-633

48同前书，页633

49《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书社，1994)，页2-3。

50傅斯年致陈垣函，躲于中心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公函档。

51《“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页953。

52关于整个的看点，拜见傅斯年《考古学的新办法》，同前书，页289-299 。

53同前书，页959。

54拜见王汎森，《什么能够成为汗青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看点的抵触》，《新史学》8：2(1997)，页117。

55《看堂集林》，页454。

56《傅斯年全集》，页882。

57同前书，页902-903。

来源：《学术思惟评论》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