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教仁逝世后，有多部宋教仁文集出书，但是因为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不只存在诸多错讹，并且还多有遗漏。《宋教仁全集》书稿运用求全、求原、求源、求实、务实的理念和办法，更正原文集中93篇文章的讹夺350余处，发现并新增宋教仁各类佚著350余篇，应为迄今为行搜集最齐全、订正最缜密、规模更大的宋教仁著做结集，关于推进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汗青意义和学术价值。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是我国近代史上闻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 *** 前驱，出色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和鼓吹家。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孙中山以“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实第一人”的挽联，对宋教仁为推翻清朝封建专造统治、成立民主共和轨制所做出的奉献，做了高度的评判。宋教仁逝世后100多年来，有多部宋教仁文集出书，为鞭策宋教仁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展发扬了重要感化。但是因为材料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那些文集不只存在诸多讹夺，并且还多有遗漏。鉴此，编辑一部更为齐全、科学的宋教仁文集，关于深进开展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汗青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宋教仁文集的编辑汗青与存在的问题
鉴于宋教仁其时在 *** 的重要地位和在社会上的普遍影响，宋教仁遗著的搜集和编纂出书工做在其逝世不久就起头了。自此以后的100多年来，宋教仁文集的编纂出书工做，履历了一个由零星到系统，由单一到综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13年至1916年。1913年３月22日宋教仁遭谋害身亡后不久，为了鼓吹和纪念那位中国汗青上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上海《民立报》自24日起头持续登载“特殊启事”普遍收罗宋教仁遗著及事迹。与此同时，宋教仁生前友好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等人忍着哀思，起头编纂宋教仁纪念文集。4月初，徐血儿等人所编之《宋渔父》第一集前编出书。该集在收录宋教仁传略、事略和悲悼宋教仁诗文的同时，还收录了宋教仁《代草 *** 之大政见》《中心行政与处所行政分划之大政见》等8篇遗著。随后问世的《宋渔父》第一集后编中又收录了宋教仁颁发于《民立报》上的时评《变相之割让》《北方又割地矣》等20篇。与此同时，上海新政书局印行《宋教仁先生文集》（亦名《渔父先生文集》），书中选刊《祝军事月报文》《大政见书》《承化寺说》《湖北形势天文说》《间岛界约天文略志》等遗著及节录宋教仁遗著中的精当阐述而构成的《嘉言片片》。之后，陆续有《渔父先生雄辩集》《宋渔父初集》《宋渔父林颂亭书牍》《宋遯初被刺始末记》《宋渔父遇刺记》《桃源痛史》《渔父痛史》等册本问世，此中也收录了宋教仁的部门遗著。1914至1916年，张焌校编的宋教仁遗著《间岛问题》在《地学杂志》上连载刊发。
那一期间宋教仁文集的编辑出书工做，次要是民间出于纪念和鼓吹宋教仁的暂时需要而为，固然所收宋教仁著做比力零星和单一，所涉及史料也十分有限，但仍是为后来编辑更为齐全的宋教仁文集做了初步的材料预备。
第二阶段：自1920年至1949年。1920年，湖南桃源三育乙种农校印行了由宋教仁老友陈陶溪保留的宋教仁日志《我之汗青》。此中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宋教仁自1904年10月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至1907年4月赴辽东组织“马侠”期间的治学和革命活动情状。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上海《建国月刊》连载了由《我之汗青》改名的《宋渔父日志》。与此同时，宋教仁的另两部著做也遭到重视。1928年，宋教仁所撰《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由《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刊出，又经《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于1930 年转载。而上海《建国月刊》则于1935年第1期至第4期连载《地学杂志》此前登载的《间岛问题》。
那一期间次要是宋教仁单行著做的出书阶段，它们的出书和转载进一步扩展了宋教仁遗著的影响。特殊是宋教仁《我之汗青》的发现和出书，不只为研究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惟和活动供给了重要而贵重的史料，并且对研究整个辛亥革命史意义严重。
第三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教仁的研究得到重视。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陈旭麓在《汗青研究》第5期颁发《论宋教仁》一文，那是新中国粹术界第一篇研究宋教仁的学术论文。之后，陈旭麓又动手搜集和编纂宋教仁文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此项工做被迫停行。
那一期间，大陆固然没有编纂和出书宋教仁文集，但在台湾，宋教仁的著做却仍在编纂和出书。1962年，台湾文星书店重版桃源三育乙种农校印行的《我之汗青》。1973年，台湾文海出书社又将《我之汗青》改名为《宋渔父遗著》再行出书发行。1976年台湾出书的《革命先烈先辈诗文选集》第一册中列有《宋教仁选集》，分上下两编，其上编收录了《宋渔父》第一集前、后编中的宋氏著做（增加《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一文），下编收录《间岛问题》和《我之汗青》。那一期间固然只是重版以前出书的宋教仁著做，但也为以后愈加完美的宋教仁文集积存了材料和体味。
第四阶段：自1980年至2008年。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变革开放政策以后，宋教仁文集的搜集、编纂和出书工做又得以恢复和开展。198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杨世骥、刘晴波、刘泱泱等一批学者，以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拆本《我之汗青》为蓝本，参照《建国月刊》所载《宋渔父日志》加以校订，并对日志中所涉及人物的字号、隐名及某些事迹做了600余条正文，编成《宋教仁日志》一书，由湖南人民出书社出书。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陈旭麓颠末不懈的勤奋，末于编成两卷本《宋教仁集》，由中华书局出书。此中收录宋教仁各类遗著240余篇，凡60万字，是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较为齐全的宋教仁著做结集。
1982年，由 *** 民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编纂的《宋教仁先生文集》在台北出书。该集分《我之汗青》（宋教仁日志）《革命文征》《著作》《演讲谈话》《函电》等五编，共收录宋教仁各类遗著258篇，是为台湾地域第一部较为齐全的宋教仁著做结集。
2006年，为弘扬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辑出书《湖湘文库》大型丛书，将《宋教仁集》列进出书方案。2008年6月，由郭汉民编纂的《宋教仁集》面世。该集在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的根底上，补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宋教仁佚文27篇，使宋教仁著做的数量增到275篇，凡70万字，那是其时最为齐全的一部宋教仁文集。
2011年出书的《宋教仁自述》一书，由文明国从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中选出《我之汗青》并增加宋教仁谈话、演说辞及其他文章编纂而成，因而只是前人所编宋教仁文集的选编。
那一期间，宋教仁文集的编纂出书工做获得严重打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域编纂出书了三部相对齐全的宋教仁文集，无论在篇目仍是内容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功效。
所以，以上差别期间的宋教仁著做的编纂和出书，关于鞭策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发扬了重要感化。
然而，因为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陈旭麓、郭汉民各编之《宋教仁集》（因为那两部《宋教仁集》大同小异，以下如无特殊指出，均简称为《宋教仁集》）也还存在一些不敷和错讹，次要表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漏。《宋教仁集》出书之后，陈旭麓曾说：“在宋集付印之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没有编进的诗文,以至他在《民立报》上的文章,因为我们的忽略,也有遗漏。”经查，陈旭麓此言不虚。例如，《民立报》1911年6月30日第4页“新刊责备”栏目签名渔父的《张晏熊译比力财务学》以及1911年8月24日第1页“天声人语”栏目签名渔父的《民族元气何在》等文均被失收。
又如，《二十世纪之收那》第一期上有《二月大事表》，查1905年4月21日宋教仁日志，此中记载：“编二月份时事日史成,共十页,以备登进《二十世纪之收那》也。”但此文也未被收进《宋教仁集》。
再如，《宋教仁集》收有北京政府《政府公报》上登载的宋教仁遗著。但1912年7月16日出书的该刊第77号上登载的宋教仁第二次呈袁世凯的告退文，却被漏收。
还值得指出的是，《民立报》在1911年3月7日至3月19日因“补缀机器，添铸铅字”（现实原因系报社发作火灾），改为每日出石印版两张。因为那些石印版的《民立报》未被 *** 民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于1969年影印出书的《民立报》收进，宋教仁在那些石印版《民立报》上颁发的社论及杂文，鲜为人知，更未被收进《宋教仁集》。
宋教仁在石印版《民立报》上颁发的社论
所以，因为搜集范畴不敷普遍，搜集水平不敷详尽、彻底等原因，迄今还有一半以上的宋教仁遗著未被发现和收录（详后）。
其二，讹夺。以前宋教仁文集的编纂工做均为辗转手抄，加之校勘不严，因而存在很多讹夺。然后人在搜集、整理、编纂宋教仁遗著过程中对以前出书的宋教仁遗著又往往是全文照抄，且疏于溯源和校勘，从而招致以前版本中的讹夺沿袭成习，传播不竭。
特殊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昔时在《民立报》上颁发的文章，因为校对不严，时有讹夺，详尽、严谨的宋教仁发现后，经常及时在《民立报》上登载“更正”或“订正”，以求弥补：
1911年2月13日登载的“更正”称：“十二日《蒙古之祸源篇》第二段末行‘极东政策与近东政策’、第三段第十四行‘近东政策系统中’，‘近东’二字皆应改为‘中亚’。”
1911年2月17日登载的“更正”称：“昨日社说第一段末行‘又移隶土目左氏’应改为‘加给兵部札’。第二段九行‘左氏亦亡’为衍文。又十二行‘Lasili’应改为‘Lasihi’。十六行‘躲缅语辞’应改为‘躲缅语族’。”
1911年7月10日的“订正”曰：“昨日《期看立宪者其失看矣》论中第三段第十八行‘唐’字应改为‘谬’字。第四段第二十一行‘其之言动合此’应改为‘其言动之与此相合’。第三十二行‘权限’应改为‘感化’。”
1911年7月30日的“订正”曰：“初四日《历法平议》第二段第八行‘三十日’应改为‘二十九日余’；第十一行‘往数日’应改为‘所短于前种之岁之数日’。”
1911年8月26日所登之“正误”曰：“昨初二日《论〈美英公评公约〉》第二格第六行‘俄德联盟’当改为‘俄法联盟’。第十一行‘俄法’二字下亦当加进‘联盟’二字。”
宋教仁登载的更正
非常遗憾的是，关于以上宋教仁声明更正的内容，前人在搜集和编纂《宋教仁集》时，均未加重视，以致宋教仁其时就已发现的错误仍延续至今。至于《宋教仁集》中存在的其他讹夺，就更多了。例如，《 *** 沪交通部欢送会演说辞（1913年2月19日）》《代草 *** 之大政见（1913年３月）》两篇重要文章的讹夺之处就别离达20余处和50余处。又如，宋教仁涉及天文方面的一些文章中所附地图也全数被删往了。关于其他讹夺，笔者之前已颁发《宋教仁集订正》一文，此中多有涉及，此处从略。
其三，残破。因为查考不详尽，有些宋教仁遗著存在不完全的现象。例如，经我们查考，宋教仁《东三省之借债问题》一文于1911年10月9日至10日在《民立报》连载，但《宋教仁集》只收录了10日的续编，而贫乏9日的前编，招致文章内容残破不全。又如，《宋教仁集》收录了来自1912年7月24日出书的《政府公报》第85号上登载的《关于林务局官造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渔政厅官造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垦殖厅等官造草案致国务院函》。但颠末查对原件，以上文件均由草案提出的启事（注释）和草案（附件）两部门构成，然而《宋教仁集》均只抄录了文件的附件，即草案，而文件的注释部门却全数遗漏，以致此三份文件残破不全，漏掉了此中的重要部门，招致读者无法晓得造定相关机构官造的理由。
其四，误判。因为查考不周，加之欠缺考辨，《宋教仁集》中也有一些遗著的版本或日期有被误判的现象。
例如，《间岛问题（1908年）》系录自北京《地学杂志》1914年至1916年连载，张焌“校编”的版本。但经笔者查考，那个版本讹夺甚多，当属“赝品”，而“实品”则是1908年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印行的《间岛问题》。
又如，《致李燮和书（1911年11月21日）》，系录自1911年11月21日的上海《民立报》，因为书内未署日期，即以其刊布日期为准。但笔者发现，此书中有“弟拟抽空至沪，与公面商大计”之语，可知其为11月4日上海光复之后，宋教仁在武汉期间所写。而宋教仁11月13日离汉赴沪，故知该书应写于11月13日之前。
再如，《致黄兴陈英士电（1911年12月5日）》，系录自1911年12月8日上海《民立报》，文中未见签名和代日韵目，故将其日期定为1911年12月5日。但据笔者查考，同日的《申报》所刊此电有签名和代日韵目：“教仁。铣”。“铣”代十六日，即阴历十月十六日，公历1911年12月6日。故宋教仁此电实发于1911年12月6日。
此外，《恳奖刘道一公呈（1912年4月19日）》，系录自1912年4月19日～20日的上海《民立报》，故将其日期定为1912年4月19日。但据查考，1912年4月1日出书的《暂时政府公报》第54号上刊有孙中山于1912年3月27日对此呈的批令，故黄兴、宋教仁此呈应写于1912年3月27日之前。
鉴此，编辑一部齐全、科学的《宋教仁全集》，以适应全面、深进、精准研究宋教仁和辛亥革命史的需要，是非常需要的。（未完）
（原载：《武陵学刊》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