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然：“周旋调护”：《宋文鉴》的编辑与元祐学术丨【学术研究】

“周旋调护”：《宋文鉴》的编辑与元祐学术

文/李法然

吕祖谦所编《宋文鉴》，堪称宋代文章选本中最重要的一种。此书远绍《文选》，近与《唐文粹》《元文类》鼎足而三[①]。凡治宋代文学、文章学与选本之学者，多无法绕过此书。因而，关于此书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凡此书成书之始末、版本之源流、编选之目标、后世之承受，已备见于前贤时哲的阐述之中。此中，较为晚出的两篇文章，许浩然的《从宋文鉴的编修看南宋理学与馆阁之学的不合》[②]与叶文举的《开放性的皇朝文鉴及其背后的学术之争——兼与古文关键编选的比力》[③]引起了笔者的兴致。二位先生均存眷到《宋文鉴》背后的学术纷争，前者从纷繁复杂的论争中抽绎出义理之学与馆阁词学的不合着重阐述，然后者则重视到理学家内部有关此书评判的不合。 本文拟以此为根底，从头梳理《宋文鉴》的编修过程，明白此书的性量，查抄此书的编辑企图，并切磋《宋文鉴》编辑的过程、企图与吕祖谦本身学术布景的关系，以期辨明其背后的学术纷争，以及吕祖谦面临纷争的立场和处置办法。那里需要阐明，许先生文中所用“馆阁”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大致包罗表里造、秘书省、实录院等一系列涉及撰述本能机能的官职。本文为表述便利，仍袭用那一“馆阁”概念。

一、《宋文鉴》的编辑过程与“馆阁之学”

关于《宋文鉴》编辑的始末，备见于吕乔年所著《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条之中。对此，前贤时哲也多有引述。窃认为此书的编修过程殊非小事，实关系到《宋文鉴》一书的性量，因而仍有细加辨析的需要。

有关编修《宋文鉴》一事的缘起，王应麟称：“临安书坊有江钿新编《文海》，淳熙四年（1177）十一月，命校正刻板。壬寅，学士周必大召对清华阁，奏委馆阁官铨择。”[④]对此，周必大也有第一手的笔录，《玉堂杂记》记载：“十一月壬寅轮当内曲。……奏云：‘《文选》之后有《文粹》，已远不及。所谓《文海》，乃近时江钿编类，殊无伦理，书坊刋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体则重，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上大认为然，曰：‘卿可理睬。’奏乞委馆职，上曰：‘待差一两员。’其后遂付吕伯共祖谦。”[⑤]尔后周必大又一再提及此事，如“臣事孝宗皇帝，间闻圣谕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往取差谬不敷看，帝乃诏馆职裒集《皇朝文鉴》”[⑥]，“特命馆职精加摘取，类为一书，将与《文选》《文粹》并传永久”[⑦]。从上述记载之中能够获得两个信息： 其一，整顿《文海》、编修《宋文鉴》的倡议最早由周必大提出，而周必大其时的身份是翰林学士；其二，编修《宋文鉴》的使命由馆阁承担，而非间接派给吕祖谦小我。

吕祖谦在进呈《宋文鉴》的奏章中写道：“伏蒙辅臣具宣圣谕，缘某已除外任，俯询所编次序递次。”[⑧]关于那里的“辅臣”，李心列传载：“上对辅臣，因令王季海枢使问伯恭所编《文海》次序递次，伯恭乃以书进。”[⑨]明白了宣谕的“辅臣”是时任枢密使的王淮（季海）。那里呈现了第二位与《宋文鉴》编辑密切相关的高级文官。对此吕乔年也有一致的记载，[⑩]而且指出，王淮在《宋文鉴》编辑过程中的感化还不行于此：“一日，参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颖奏事。上顾两参道周公前语，俾举其人。……淮对：‘以臣鄙意，非秘书郎吕祖谦不成。’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谕朕意，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谕。”[11] 也就是说，从编辑《宋文鉴》人选确实定、使命的下到达功效的上呈，王淮始末参与此中。而从参知政事到枢密使，王淮经办《宋文鉴》编辑工做的身份，始末是执政官。

由此可见，《宋文鉴》的编辑，是由翰苑词臣倡议、由执政大臣经手、由馆阁承担的国度行为。吕祖谦做为馆阁中的一员，详细施行了那项使命。因而，吕祖谦的身份固然能够被笼统地认定为“理学家”，但是编辑《宋文鉴》那一详细行为，却是覆盖在“馆阁之学”之下的。

在北宋三馆秘阁的本能机能中，“编书”是重要的一项[12]。南宋秘书省承接了那项本能机能，所谓“元丰官造行，尽以三馆职事回秘书省”[13]。吕祖谦供职秘书省期间，也多参与编书之事。如吕乔年于《年谱》之中提及的《徽宗皇帝实录》与《中兴馆阁书目》[14]，此外，今人辑出吕祖谦《进哲宗徽宗宝训表》一篇[15]，则此书也应是吕祖谦参与编修的。 如斯，《宋文鉴》的编辑也当为馆阁编书的一部门，而不该视做破例。事实上，吕祖谦本人也将《宋文鉴》与在馆阁所编它书等而视之。在与友人的往还手札中，吕祖谦经常提及馆阁编书的工做，如“但《徽录》已逼进书，而其间当整顿处甚多。自此即屏置它事，专意料理”[16]，“某供职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它亦不敷言者”[17]，“以《实录》一两月间进书，日夕整顿无少暇”[18]。而有关《宋文鉴》的编辑，吕祖谦言道：“某馆下碌碌，无足比数。但史程限过促，又《文海》未断手，亦欲蚤送官，庶几往就能够自若。以此穷日繙阅，它事皆废。”[19]与上述所言千篇一律。 可见，《宋文鉴》的编辑带给吕祖谦的感触感染，与《徽宗实录》等书并没有区别，均是馆阁中的日常工做。

此外，楼钥为吕祖谦所做《祠堂记》称：“后为遗书阁，以庋常日所著如《大事记》《读诗记》《闺范》《近思录》《春秋》《尚书讲议》《家法》《祭礼》及他书之未成者，皆能够传远垂后。”[20]差别于史传、碑志列举传主著作，那里开列的书目，当为祠堂中现实所躲。然而连“他书之未成者”都班班具载，唯独不及《宋文鉴》。 从中能够看出，在时人眼中，此书不属于吕祖谦“常日所著”，因而与其他馆阁编书均未列进那一庋躲书目。

至此，还能够对《宋文鉴》编辑过程之中，前贤存眷较多的两个问题略做回应： 其一是有关《宋文鉴》编选思惟，周必大与吕祖谦之间存在的异同；其二是《宋文鉴》编成后面临的非议，特殊是陈骙封还词头的行为。那两件事均被视为“馆阁翰苑之臣关于《皇朝文鉴》编修的干涉”[21]。

有关周必大与吕祖谦的不合，论者多举吕乔年所述：“周益公既被旨做序，序成，书来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读，命子弟躲之。盖其编次之盘曲，益公亦未必知也。”[22]以此为周、吕不合之所在。 笔者不承认周、吕不合的存在，但二人之间不该存在学术上的抵触。吕祖谦对周必大多有赞誉之词，如“子充无三日不往来。善类方孤，得其复留，于邪道极有助”[23]，“近日子充留此，于邪道甚有助”[24]，“周丈自春来请往之章已四上。……大致目前善类，或往或病，悒悒殊鲜况也”[25]。此中“善类”“邪道”如此，显然引周必大为同类。至于周《序》自己，或许吕祖谦存在不附和见，但如叶适所说此《序》“无一词不谄”[26]，恐非周、吕二人产生不合的原因。关于周《序》那种“润饰鸿业”的行为，吕祖谦事实上赐与了必然水平的认同。在承受馆职录用的谢启中，吕祖谦表达：“思枯才竭，不克不及舒藻而为国华；识眊志凋，不克不及献箴而达民瘼。”[27]此为自谦之辞，但也能反映出吕祖谦关于馆阁本能机能的熟悉，此中“舒藻而为国华”所云，即是馆阁“润饰鸿业”的本能机能。而在《进编次文海札子》中，吕祖谦所言：“某窃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寡做相看，诚宜摘掇英华，仰副圣意。”[28]几乎与周《序》统一机杼。至于吕祖谦自叙《宋文鉴》之往取，谓：“如周美成《汴都赋》，亦未能侈国度之盛，行是别无做者，不得已而取之。”[29]同样是以赋起到“侈国度之盛”的感化，从而到达“润饰鸿业”的目标。

至于陈骙封还词头事，李心列传载：“时方严非有功不除职之令，舍人陈叔进将缴之。”[30]吕乔年记载：“时中书舍人陈骙缴公曲阁命，认为推赏太优。”[31]而吕祖谦本人则称：“人心初不相远，窃闻果有驳章。……方圣上责实之日，尤重职名，非有显功，未尝除授。兼某已拜金缯厚赐，至于寓曲中秘，实为太优。”[32] 两边争议的焦点在于曲秘阁的除命能否安妥。所谓职名“非有功不受”，并不是遁词，此言又见于《朝野杂记》乙集卷八“孝宗奖郑自明魏元履”条[33]、卷十四“大臣往位不除职”条[34]，皆淳熙初事，楼钥也称：“时孝宗方以职名为重，非有功不除。”[35]知其时确有此说。陈骙反响也确嫌过激，曲秘阁为贴职中更低一级[36]，《朝野类要》以至有“京官曲秘阁”[37]之言，吕祖谦时为朝散郎，已为朝官。 但无论若何，两边所争是在详细的除命上对政策掌握的宽严差别，不宜上升至学术之争。

事实上，吕祖谦与“馆阁之学”的渊源甚深。其外祖曾几两度出任馆职，所谓“几承日常平凡已为馆职，往三十八年而复至”[38]。岳父芮烨与业师林之奇均有供职秘书省的履历[39]，伯祖吕本中于绍兴八年（1138）“二月，迁中书舍人。三月，兼侍讲。六月，兼权曲学士院”[40]，一年之中先后掌两造。岳父韩元吉也曾权中书舍人[41]。至于吕祖谦本人，则于隆兴元年（1163）中博学鸿词科[42]，其《外集》卷三、四，恰是其时所进的两卷词科进卷。而词科之设，正“以求代言人才”[43]。乾道七年（1171），吕祖谦除秘书郎[44]，初任馆职。自此以后，除父（母）丧、领祠外，吕祖谦不断供职于秘书省，再未分开过馆阁。由此，吕祖谦深谙“馆阁之学”。在馆阁中处置《宋文鉴》的编辑工做时，所面临的学术纷争，并不是理学与“馆阁之学”的抵触。

要之，《宋文鉴》的编修，为词臣所倡议、宰辅所经办、馆阁所承担，而由吕祖谦详细施行。那一编修过程决定了此书的官修性量。吕祖谦参与《宋文鉴》的编修，是以“馆阁词臣”身份承担官修总集项目，而不该视为以“理学家”身份处置小我著作。由此，吕祖谦的编辑行为并不是以其“理学家”身份匹敌“馆阁之学”，而是调取本身学术资本，与《宋文鉴》的编辑目标相适应，从而完成那一官修总集的编辑工做。

二、《宋文鉴》的编辑企图与吕氏家学

关于《宋文鉴》中所表现出的吕祖谦的编辑企图，论者已多有创造，笔者在此没必要赘述。但上文明白了此书的性量为馆阁官修之书，那么在讨论此书的编辑企图时，宋孝宗的意志与那一工程的倡议者周必大的相关表述，便是官方为此书的编辑企图所定下的基调，也应当予以考虑。

《宋文鉴》的编辑企图，起首在于存一代之文献。周必大揣度上意，称：“臣仰惟陛下，当宵旰励精，规恢大业，日不暇给之际，犹以余力，垂意本朝名流之著作。”[45]在其他场所，周必大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深惟本朝述做之盛远过前代，而所谓《文海》者精粗混并，不敷传远，乃诏馆阁之士改定而缮写之，使学者有所矜式，德意厚矣”[46]。可见，宋孝宗与周必大关于《宋文鉴》的等待，在于搜集整理本朝，即北宋一代之著作，使之具备整饬的形式，便于传播。

存一代之文献毕竟只是手段，而编辑《宋文鉴》目标，在于看一代之治道。宋孝宗鄙人达编辑《宋文鉴》的使命时，便着重强调了那一点，因有“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47]之言。在《宋文鉴》进呈之后，宋孝宗也评判道：“朕尝看其奏议，甚有益治道，当与恩数。”[48]以至是在辩驳陈骙封还吕祖谦除曲秘阁词头时，理由仍然是“祖谦所进《文海》，摘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49]。可见，“有益治道”的编辑企图，由宋孝宗提出，并在《宋文鉴》编辑的整个过程中，始末被强调。此书后来被赐名《文鉴》，也是取以文为鉴，看一代治道之意。张栻称：“《文海》事，伯恭错承担。昔温公做《通鉴》似不为无益，前辈犹谓其枉专心。”[50]虽为负面评判，但以《文鉴》比附《通鉴》，也可看出时人对孝宗赐名《文鉴》意图的理解。

基于以文为鉴，以看一代治道的企图，宋孝宗特殊重视《宋文鉴》中所收奏议。前举“尝看其奏议”如此，已经可证。尔后，又有一系列围绕着《宋文鉴》所选奏议的动做。起首是崔敦礼删定《宋文鉴》奏议事。对此韩元吉言道：“以司马公《资治通鉴》于治乱得失、忠邪善恶有所未论者，凡一君之后为总说，一代之末为统论，成六十卷，号《通鉴要览》，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吕祖谦所编《文鉴》中群臣奏议，其增损往留，率有意义。”[51]将修《通鉴要览》与改订《宋文鉴》奏议二事连书，颇与孝宗赐名《文鉴》之举有异曲同工之意。墨熹评判吕祖谦原编奏议，称：“伯恭所编奏议，皆优温和缓者，亦未为满是。”[52]崔敦礼自叙删定《宋文鉴》奏议的工做，称：“臣今于元降出本内取其缓而不切者删之，别摭要而有体者增之。”[53]往其优温和缓者而增进摭要有体者，则改订工做仍是围绕“有益治道”停止的。此外，赵汝愚所编《皇朝名臣奏议》，也与《宋文鉴》奏议有关，赵氏自称：“尝命馆阁儒臣编类《国朝文鉴》，奏疏百五十六篇，犹病其太略。兹不以臣既愚且陋，复许之尽献其书。”[54]基于《宋文鉴》所收奏议，频频修订补充，可见宋孝宗实措意于此。

以上是宋孝宗与周必大为《宋文鉴》的编选企图所定下的基调。从此书修成之后孝宗的高度评判来看，其企图无疑得到了优良的施行。对此，《朝野杂记》所引《孝宗实录》提出了异议：“初，祖谦得旨校正，盖上意令校雠差误罢了。祖谦乃奏认为往取未当，欲乞一就增损。三省取旨，许之。甫数日，上仍命磻老与临安教官二员同校正，则上意好像初也。时祖谦已诵言皆当大往取，其实欲自为一书，非复如上命。”[55]针对那一说法，李心传已停止了辨析，称：“时侂胄方以道学为禁，故诋伯恭如斯，而牵联及于伊川。”[56]但时贤仍多摘信此说[57]，故尚可一辨。

宋孝宗的企图，最后或许是“校雠差误罢了”。但据前举《玉堂杂记》的笔录，孝宗已经摘纳了周必大别为“一代之书”的定见。周氏又称：“江钿所编颇失之泛，故其定名有取于海。今若袭而用之，似未足以仰副隆指。”[58]可见《文鉴》与《文海》之有别，乃出于孝宗之“隆指”，则“别为一书”，实为孝宗企图。吕祖谦本人也表达：“某窃见《文海》元系书坊一时刊行，名贤高文大册尚多遗落，遂具札子，乞一就增损，仍断自中兴以前铨次，庶几能够行远。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依。”[59]可见吕氏的计划颠末了孝宗的批准，绝非私行改动孝宗的企图。吕祖谦为官，一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种思惟屡见于往还手札中，如“职分之内不成惰媮，职分之外不成侵越”[60]，“内不敢旷职，外不敢立异”[61]。在馆阁中的工做同样如斯，“虽职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外区区缀缉翰札，外此无所关预。低回随寡，殊以自愧”[62]。详细到《宋文鉴》的编辑，吕氏自称：“若断自渡江以前，盖以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而无往取之嫌也。”[63] 可见其所在意的仍然是避嫌远祸。基于如许的为官处事原则，吕祖谦也绝不会私行改动宋孝宗的企图。

关于吕祖谦对《宋文鉴》编辑企图的施行才能，宋廷君臣似乎不断就不欠缺自信心。关于确定编修《宋文鉴》人选的过程，李心列传载：“后二日，伯恭以秘书郎转对，上遂令伯恭校正，本府开雕，其日甲辰也。始，赵丞相以西府奏事，上问伯恭文摘及为人何如，赵公力荐之，故有是命。”[64]那是同知枢密院事赵雄的选举定见，此外还有前引吕乔年记载的参政王淮的选举定见。 可见，在编辑《宋文鉴》的人选问题上，宋孝宗与宰执获得了一致。事实上，吕祖谦其实不以文学名世，关于文学也持一种无可无不成的立场。吕乔年转述乃父之言，称：“太史之于文也，有不得已而做，故今所传诗多挽章，文多铭志，余皆因事涉笔，未尝有意于立言也。是以生平之做，率无文稿。”[65]既然如斯，为何自宋孝宗以致两府、翰苑，一致附和由吕祖谦承担《宋文鉴》如许一部文学总集的编辑使命？

吕祖谦宿称“有中原文献之传”[66]，而此“中原文献”，实贯串于吕氏家学之始末。只要看《宋元学案》的论述，即可窥见其一斑：“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不变，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回宿于程氏。”[67]“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媒介往行以畜其德。”[68] 如许，北宋自庆历以致于元祐的学术，均被吕氏一族拾掇统合于其家学之中。至于那批学问被称做“中原文献”，则是相关于南渡之后的情形而言的。正如吕祖谦所说：“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69]如许，合成了北宋各个期间、各个宗派，几乎是保留了北宋一代学问的吕氏家学，由吕本中“载之而南”，并在南宋传承不辍。

拥有“中原文献”之称的不行限于吕氏一族，如黄榦为墨熹所做《行状》，亦有“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70]之说。此外，陈傅良称宋文仲“虽生长南土，其家学则中原文献也”[71]，韩淲称赵蕃“故家南渡衣冠少，前辈中原文献长”[72]，曲到南宋后期，马廷鸾为韩禾所撰造词中，尚屡称其“识中原之文献，接诸老之典刑”[73]，“尝登乾淳诸老之门墙，尚接中原文献之绪论”[74]。士生齿中笔下不竭反复着“中原文献”，可见那一表述在宋室南渡布景下有其特殊意义，诚如论者指出：“‘中原文献之传’是在赵宋王朝迁鼎、学术南移的过程中基于正统思惟、文化续承意识而昌隆起来的标语。”[75]而在诸多“中原文献之传”中，吕氏家学无疑是其荦荦大者。吕祖谦称乃师汪应辰“合诸老之规摹，而融其异同；总一代之统纪，而揽其精粹”[76]。那一评判，事实上也是在说吕祖谦本人得自家学师友的“中原文献之传”。能够看出，此中“总一代之统纪”如此，恰是上文所述宋孝宗关于《宋文鉴》的等待。 如斯，南宋朝廷“中原文献之传”的诉求与吕氏一族“中原文献之传”的家学一拍即合，吕祖谦因而成为承担《文鉴》编修使命的不贰人选。

由此可见，《宋文鉴》做为馆阁官修之书所表现出的官方意旨，与吕祖谦做为编辑工做的现实承担者所秉承的学术布景其实不矛盾。宋孝宗关于《宋文鉴》传一代之文献、看一代之治道的期许，事实上也就是吕氏家学中“中原文献之传”。由此，官方确定的编辑企图为吕祖谦施展其本身学术布景供给了空间，二者高度契合，成为鞭策《宋文鉴》编辑的合力。吕祖谦所面临的学术纷争，其实不在其本身学术布景与《宋文鉴》编辑企图之间，而正在于上文阐述的《宋文鉴》编辑企图内部。

三、《宋文鉴》的编辑与元祐学术

固然《宋文鉴》的编辑企图在于存一代之文献、看一代之治道，但其所“存”所“看”，现实上有所取舍。关于那里的“一代”，庆历、嘉祐以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而熙宁、元丰以下，则触及宋代士医生的一块心病，即熙丰新法所带来的创伤。如沈松勤所说：“熙宁以后，赵宋王朝因王安石变法步进了周期性频频的怪圈，给士医生群体带来了悲剧性的政治命运……又将北宋政权推向了覆亡之路， 所以南渡后，‘元祐学术’的整体价值与意义被非分特别地衬托出来，士人在痛苦深思北宋新旧党争的汗青中，也以一种过于偏执的认同，展开了以‘元祐学术’为揣度原则的汗青叙事。”[77]如许，《宋文鉴》对一代文献的保留、对一代治道的展示，也必需在“元祐叙事”之下停止。

关于“元祐叙事”，吕祖谦有着高度的认同。其称周必大所做《筠州重修道院记》“惬当无可议，创造元祐之政尤善”[78]，称陈傅良“振元祐之余算”[79]，皆着眼于对“元祐”的继续与阐发。如许的认同也反映在《宋文鉴》的编辑过程中。做为《宋文鉴》的前身，《宋文海》虽仅存六卷，但残存部门中仍能见到大量代表新党立场的诏令，而更早编辑的《圣宋文选》，也收有新党成员李清臣所著全面反映政治看点的《进卷》五十篇[80]。吕祖谦在《宋文海》根底长进行的重要修订，即是全面摘取旧党立场。《宋文鉴》对王安石文章的处置颇可阐明问题。此书收王氏文章112篇，数量上仅次于苏轼、欧阳修，而进选文章在百篇以上者仅此三人。但诚如论者所指出，“王安石有关变法内容的奏疏则一概不选。”[81]姑举此一例，以见其一斑。

但是，对峙“元祐叙事”也殊非易事，因为元祐政治，及其背后的元祐学术其实过分复杂。关于元祐政治，王水照、墨刚二先生指出：“与王安石指导的新党比拟，旧党原来就是乌合之寡，失往了司马光那面大旗后，他们底子就不是一个同一体。”[82]元祐学术亦然，前举沈先生文中指出，元祐学术“在性量上，它做为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品，不是某一学派的自称，而是具有敌意的他称，是‘绍述’新党排斥政敌所利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在内容上，它通过蜀、洛、朔三党‘相羽翼以攻新说’，黏合了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中某些相通的经学思惟，并辐射到了文学、史学、轨制等多个文化层面”[83]。 也就是说，与政治上的旧党相类，元祐学术也是相关于荆公新学而存在的，其内部本不是“一个同一体”，而是存在诸多异量以至是互斥的构成部门。

在那里，吕氏家学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吕公著在元祐政治与元祐学术中发扬的感化颇为值得存眷。如方诚峰所说：“到了元祐三年（1088）四月，右相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是，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同时空缺的摆布相位置由吕大防和范纯仁继补。……吕公著做为平章军国是乃一个超越并统御三省、枢密院的角色。”[84]潘富恩、徐余庆则指出吕公著先“与司马光同掌权益”，继而“独揽大权，权重一时”[85]，仿佛视之为司马光的继任者。在司马光之后，吕公著成为是元祐政治的现实管辖者，牵强维系着元祐旧党那一不是同一体的同一体。至于学术方面，也有论者指出：“做为元祐宰相，他是‘元祐学术’的重要鞭策者。”[86]如许，吕公著的存在使得吕祖谦较别人更有前提处置“元祐叙事”的工做。

吕祖谦面临的情状是，元祐学术已经全面苏醒，但元祐学术内部紊乱的场面仍然没有得到处理。一方面，如王水照、墨刚二先生所说：“当靖康元年（1126）新党和‘新学’的统治摆荡之时，太学学生就团结为拥护‘苏氏之学’的一派与拥护‘王氏之学’的一派，两派打起架来，反把传承洛学的太学祭酒杨时轰走了。南渡之后，朝野改崇‘元祐学术’，发作力最强的天然也是那暗藏已久的苏学。”[87]另一方面，王水照、熊海英二先生指出：“在绍兴之初的“更化”期间，杨时被荐进经筵，一批洛学之士也相继进朝。”[88]如斯，在元祐学术苏醒的势头中，其重要的构成部门蜀学与洛学，几乎是齐头并进。如许，《宋文鉴》在孝宗更化布景下完成“元祐叙事”，其难点现实上是元祐更化的遗留问题，即蜀学洛学若何相处。说到底，即是若何处置“周程、欧苏之裂”。

关于《宋文鉴》往取的凡例，吕祖谦没有留下系统的表述。却是墨熹替他总结了出来：“伯恭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斯，而世人认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有文虽欠安，而理可取者，凡五例。”[89] 能够看出，此中除以文存人一条外，其余各条均是在处置文道关系。“文理之佳者”天然是更高抱负，但实正做到那一点的文章可谓少之又少。诚如墨熹所说：“要之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外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90]而剩下的两条，即是文与道各偏一端。

吕祖谦本身具有理学家身份，此外，在编辑《宋文鉴》的过程中还遭到了来自理学阵营的压力。如墨熹曾致信吕祖谦，称：“《文海》条例甚当，今想已有次序递次。但一种文胜而义理古怪者，恐不成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无妨耳。佛老文字，恐须如欧阳公《登实看记》、曾子固《仙都看》《菜园记》之属乃可进，其他赞邪害正者，文词虽工，恐皆不成取也。盖此书一成，便为永久传布，司往取之权者，其所担任，亦不减《纲目》，非细事也。况在今日，将认为沉着说议，开发伶俐之助，尤不成杂置异端邪说于其间也。”[91]详细表白了选本往取所应遵照的原则。吕祖谦仕途虽不显要，但久任馆职，地位清要，理学家或视之为在朝的代言人，如张栻便期看通过吕祖谦冲击朝中反对程学的力量[92]。如斯，吕氏一旦筹划选柄，理学家们也期看借以表达他们的学术思惟。况如前举墨熹“此书一成”如此，显然是看到了《宋文鉴》做为官修选本的传布效果，期看那一优良的传布前言能为理学所用。

但如前文所述，吕祖谦固然身为理学家，其编选《宋文鉴》的工做却是以馆阁之臣的身份停止的。 因而，《宋文鉴》中闪现出的理学取向，同时也是停止“元祐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该完全视做吕祖谦代表理学家的自我表示。因而若缜密所言“墨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往取多墨意”[93]，便似嫌过分。吴子良称：“东莱编《文鉴》，晦庵未认为然。”[94]可见，《宋文鉴》之往取，实未能敷理学家之意。墨熹曾经表达：“伯恭《文鉴》往取之文，若某日常平凡看不熟者，也不敢断他。有数般皆某熟读底，今拣得也无巴鼻。”[95]张栻所言更毫不客气：“伯恭近遣人送药与之，未回。渠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96]此中“闲文字”如此，已经点出理学家们种种不满的原因。对此，墨熹有所展开，称《文鉴》不收崔德符《鱼诗》，“不知若何邪道理不取，只要巧”[97]，又称所收《战国策序》“文健意弱，太做为、伤正气”[98]。此中“巧”“文健意弱”“做为”“伤正气”，皆是责怪吕祖谦耽于文而漠视道。此实不待多言，只要看《宋文鉴》中，选欧、苏两家文章，便几乎占到了进选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即可知吕祖谦于周程、欧苏之间，虽学宗周程，却绝不漠视欧苏一端。

关于自视醇儒的理学家几乎偏执地排斥欧苏一端，吕祖谦表达：“同时如唐勒、景差辈，浮词丽语，未尝一言与之辩，岂非判然差别，没必要区区劳颊舌，较胜败耶？某氏之于吾道非杨、墨也，乃唐、景也，似没必要深与之辩。”[99]视文与道为判然二事，从而取缔了二者之间发作抵触的可能性。在《宋文鉴》中，吕祖谦即是摘取如许一种立场，不寒而栗地平衡着“文且如斯，而世人认为佳者”与“文虽欠安，而理可取者”，即侧重于文与侧重于道的两种文章。墨熹固然对此不满，却也颇有“理解之同情”，称：“东莱《文鉴》编得泛，然亦见得近代之文。”[100]后半句便是说吕祖谦要在“元祐叙事”之下完成“存一代文献”的工做，如斯才闪现出“编得泛”的面孔。

关于《宋文鉴》最末闪现出的那种面孔，林駉总结道：“经学至国朝而愈明”“诗体至国朝而始正”“文章杂体，至我国朝而尤盛。绅耆扬厉之文，如梁周翰《五凤楼赋》，展陈艺祖圣德；进士科举之文，如王曾之《有物混成》，盖有古诗风骨；名臣奏议之文，如张方平之《谏用兵》、东坡之《疏买灯》、颍滨之《言条例》，出格内外愈伟者。”[101] 如斯，经学与文学，甚至文学之中的各个条理，均在《宋文鉴》中展示出来。在离开了元祐政争，单纯地总结元祐学术的前提下，吕祖谦末于将元祐学术中本来不相下的各个构成部门放置在了一路，从而完成了“元祐叙事”下对北宋一代文献的总结。

结语

《宋文鉴》一书具有馆阁官修之书的性量。此书的编辑，是一项由翰苑词臣倡议，由执政官员经办，由馆阁承担的国度行为。吕祖谦以馆职身份，在多位执政的选举下，详细施行了此书的编辑使命。吕祖谦熟谙“馆阁之学”，在详细编辑过程中与周必大、陈骙等馆阁词臣虽偶有不合，但均就事论事，并不是理学与“馆阁之学”的学术之争。与此同时，吕祖谦本身的学术布景与《宋文鉴》做为官修总集所表现的官方意旨也不抵触。吕祖谦得自吕氏家学的“中原文献之传”，与宋孝宗、周必大等报酬《宋文鉴》造定的存一代文献、看一代治道的编辑企图高度契合，因而成为编辑《宋文鉴》的更佳人选。《宋文鉴》背后的学术纷争，事实上来自于此书的编辑企图自己，是在南渡之后“元祐叙事”的布景下，总结一代文献、展示一代治道时，所不能不面临的元祐学术的遗留问题，即蜀学洛学若何相容。对此，吕祖谦摘取文与道为判然二事的立场，取缔了二者发作抵触的可能，进而将其并置于《宋文鉴》之中，于二者之间获得平衡。

吕祖谦的那种处置体例，看似消弭了文与道的矛盾。但从现实效果上看，有关的议论纷争反而因而而起。吕祖谦感慨：“《文海》奏篇，异数便蕃，一时纷繁，盖因忿激而展转至此。”[102]各类学说并置于《宋文鉴》之中，评论者各自看到了《宋文鉴》的一个侧面，各自看到了他们认同的或反对的，那便招致了差别人，甚至统一人关于《宋文鉴》的差别评判。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吴子良称：“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会融之。”[103]吕祖谦主看上有“合周程、欧苏之裂”的意愿，但在《宋文鉴》中，理与文仍然闪现为判然二分的形态。或许那根植于吕祖谦的治学立场，吕氏曾经表达：“至于周旋调护，含蓄进细，恰是意笃见明，于天职层次略无亏欠。如有避就回互拉拢之心，乃是私衷。”[104]在《宋文鉴》的编选中，吕祖谦所秉承的恰是那种立场，于内定见笃明，而于外无所避就，沉着周旋调护于寡说之间。潘富恩、徐余庆指出，吕祖谦治学“具有浓郁的调和色彩”[105]。《宋文鉴》关于元祐学术的立场，也是“调和”而非“合成”，元祐学术并未实正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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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页41。

[②]许浩然《从宋文鉴的编修看南宋理学与馆阁之学的不合》，《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

[③]叶文举《开放性的皇朝文鉴及其背后的学术之争——兼与《古文关键》编选的比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卷二十，凤凰出书社，2013年，页950。

[⑤][宋]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中，《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页35至36。

[⑥][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平园续稿》卷十五，《文忠集》卷五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周必大《论文海定名札子》，《玉堂类稿》卷四，《文忠集》卷一〇四。

[⑧][宋]吕祖谦《进编次文海札子》，《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书社，2017年，页51-52。

[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页596。

[⑩] 参[宋]吕乔年《年谱》，[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卷一，《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690。

[11][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宋]吕祖谦《宋文鉴》附录一，中华书局，1992年，页2117。

[12]参龚延明《宋代崇文院双重本能机能探析——以三馆秘阁官实职、贴职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页138。

[13][宋]程俱《麟台故事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页7。

[14][宋]吕乔年《年谱》，页688至689。

[15][宋]吕祖谦《吕集佚文》，《东莱吕太史文集》新增附录，《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790。

[16][宋]吕祖谦《与墨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386。

[17][宋]吕祖谦《与墨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386。

[18][宋]吕祖谦《答潘叔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56。

[19][宋]吕祖谦《与墨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390。

[20][宋]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攻媿集》卷五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许浩然《周必大的汗青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凤凰出书社，2016年，页254。

[22][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页2118。

[23][宋]吕祖谦《与刘衡州》，《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九，《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18。

[24][宋]吕祖谦《答潘叔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53。

[25][宋]吕祖谦《与李侍郎》，《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645。

[26][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宋]吕祖谦《宋文鉴》附录二，页2125。

[27][宋]吕祖谦《除馆职谢政府启》，《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四，《吕祖谦全集》第1册，页66。

[28][宋]吕祖谦《进编次文海札子》，页51。

[29][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页2118。

[3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页596。

[31][宋]吕乔年《年谱》，页690。

[32][宋]吕祖谦《除曲秘阁辞免札子》，《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吕祖谦全集》第1册，页52。

[3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页638。

[3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页743。

[35][宋]楼钥《龙图阁待造赵公神道碑》，《攻媿集》卷九八。

[36]参《增置贴职御笔》，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中华书局，1962年，页627。

[37][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页45。

[38][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二，中华书局，1985年，页11768。

[39]参[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八，中华书局，1998年，页121至122。

[40][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七六，页11637。

[41]参[宋]周必大《辞兼中书舍人札子》，《掖垣类稿》卷七，《文忠集》卷一百。

[42][宋]吕乔年《年谱》，页683。

[43]聂崇岐《宋词科考》，《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页169。

[44][宋]吕乔年《年谱》，页687。

[45][宋]周必大《论文海定名札子》。

[46][宋]周必大《试军器监丞叶山》，《玉堂类稿》卷二十，《文忠集》卷一二〇。

[47][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页2117。

[48][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页2117。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页596。

[50][宋]张栻《语录》，《南轩先生集补遗》，《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页1502。

[51][宋]韩元吉《中书舍人兼侍讲曲学士院崔公墓志铭》，《南涧甲乙稿》卷二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页433。

[52][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页2954。

[53][宋]崔敦礼《进重删定吕祖谦所编文鉴札子》，《宫教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宋]赵汝愚《进皇朝名臣奏议序》，《宋朝诸臣奏议》附录，上海古籍出书社，1999年，页1725。

[5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页597。

[5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页597。

[57]如闵泽平《南宋“浙学”与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浙江大学出书社，2014年，第133页；叶文举《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察看中心》，齐鲁书社，2015年，第137-240页；许浩然《周必大的汗青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第247页等。

[58][宋]周必大《论文海定名札子》。

[59][宋]吕祖谦《进编次文海札子》，页51。

[60][宋]吕祖谦《答潘叔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57。

[61][宋]吕祖谦《答潘叔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58。

[62][宋]吕祖谦《与墨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388。

[63][宋]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页2118。

[6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页595至596。

[65][宋]吕乔年《东莱吕太史文集跋》，[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新增附录，《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908。

[66][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四，页12872。

[67][清]黄宗羲原撰，全祖看补修《宋元学案》卷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页902。

[68][清]黄宗羲原撰，全祖看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六，页1233。

[69][宋]吕祖谦《祭林宗丞文》，《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1册，页115。

[70][宋]黄榦《朝奉医生文华阁侍造赠宝谟阁曲学士通议医生谥文墨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宋]陈傅良《湖南提推荐士状》，《行斋先生文集》卷二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72][宋]韩淲《二十五日次韵昌甫别后所寄》，《涧泉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宋]马廷鸾《韩禾行司农少卿兼国史兼侍读造》，《碧梧玩芳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宋]马廷鸾《韩禾除国子司业造》，《碧梧玩芳集》卷四。

[75]陈开勇《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0年，页54。

[76][宋]吕祖谦《祭汪端明文》，《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1册，页112。

[77]沈松勤《“元祐学术”与“元祐叙事”》，《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95。

[78][宋]吕祖谦《与周丞相》，《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15。

[79][宋]吕祖谦《祭陈君举文》，《东莱吕太史文集》新增附录，《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823。

[80]参墨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医生文学》，复旦大学出书社，2013年，页255。

[81]郭庆财《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惟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页193。

[82]王水照、墨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书社，2004年，页392。

[83]沈松勤《“元祐学术”与“元祐叙事”》，页94。

[84]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系体例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书社，2015年，页53至54。

[85]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书社，1992年，页4。

[86]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0年，页193。

[87]王水照、墨刚《苏轼评传》，页157。

[88]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书社，2009年，页25。

[89][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二二，页2954。

[90][宋]墨熹《答巩仲至》，《晦庵先生白文公函集》卷六四，《墨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书社、安徽教导出书社，2002年，页3108。

[91][宋]墨熹《答吕伯恭》，《晦庵先生白文公函集》卷三四，《墨子全书》第21册，页1476。

[92]见[宋]张栻《答墨元晦》，《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四，《张栻集》，页1123。

[93][宋]缜密《浩然斋雅谈评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书社，2007年，页1120。

[94][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页550。

[95][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二二，页2954。

[96][宋]张栻《答墨元晦》，《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四，《张栻集》，页1132。

[97][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四〇，页3330。

[98][宋]墨熹《答巩仲至》，页3108。

[99][宋]吕祖谦《与墨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365。

[100][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二二，页2954。

[101][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宋]吕祖谦《与李侍郎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吕祖谦全集》第3册，页647。

[103][宋]吴子良《筼窗续集序》，[宋]陈耆卿《筼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宋]吕祖谦《与陈君举》，《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吕祖谦全集》第2册，页426。

[105]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页15。

- 全文完 -

原文颁发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1期

做者简介

李法然

李法然，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次要处置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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