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京丨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惟

注：本文颁发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年第3期，此为做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恩学报编纂部受权发布！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惟

任文京

摘要：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停止了详尽梳理和深进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全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停止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那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基了根底。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根底上，增加了长短揣度，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拔了古籍整理的学术档次。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感化，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能耐，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相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构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创始了李白研究的新境域，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到达了阿谁年代的造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惟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要害词：詹锳；李白集整理；版本学；校勘学；预流

詹锳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次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李白研究，二是《文心雕龙》研究，前者代表做是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1]，后者代表做是《文心雕龙义证》[2]。《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是一部具汇校、集注、串讲、集评性量的新校注，《文心雕龙义证》则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也有校勘集解内容。两部著做固然研究对象和 *** 区别，但詹锳先生都十分重视版本源流的梳理和校勘，《〈文心雕龙〉板本叙录》[3]7-32介绍的各类版本和抄校本共计32种，《〈李白集〉版本源流考》[1]4537-4672 则不吝翰墨，以10万字的篇幅介绍《李白全集》版本的详尽情状。詹锳先生整理古籍所表现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惟，关于今天学术研究出格是古籍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以《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为例，谈谈詹锳先生整理古籍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惟。

一

版本学、校勘学常识关于古籍整理尤为重要，出格是关于一部典范的古籍，若不做版本源流的梳理工做，选不到最古的善本，无异于在典籍的堂奥之外踌躇；而校勘不只要标出文字异同，还要以博识的常识和科学 *** 停止考据论证，做出长短揣度。傅增湘在为张元济《校史漫笔》写的序言中举过一例：“合州张石卿亦吾蜀勤学之士，尝侈言欲重勘全史，持书遍谒胜流。共和之初，遇之海上，告以欲校古书，宜先求善本，不然劳而鲜获，壮志难酬。石卿不喻斯旨，矻矻廿年，取材之书不越殿本、局刊，在上汲古、北监而行。年逾七十，于迁《史》始见震泽王氏本。死后以遗稿见托，则疏失孔多，未堪问世。逃惟往事，深足矜怜。可知校勘之事，良未易言。博求广览，得所据依，斯可循流以溯源，庶免冥途而暗索也。”[4]2 傅增湘以此告诫整理古籍若不求善本，最末将会食力不讨好，留下遗憾。胡适在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写的序言中也强调：“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需有善本互校，刚才可知错误；必需依据善本，刚才能够纠正错误；必需有古本的依据，刚才能够证实所改的长短。”[5]6 葛景春先生评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具有五个特征：校勘版本最多；正文广收博征；集评收逸集奇；题解切要大白，备考兼收并蓄；版本源流考证详明[6]217。从版本、校勘、考据等方面审阅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搜求版本全面，视察源流详明，校勘文本精致，考证阙疑细密，释疑辨伪可信，已经超越王琦注本，成为一部典范的新注本。

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媒介介绍，1977年国度出书局组织召开全国出书工做座谈会，造定了整理和出书中国历代高文家全集的规划，詹锳先生承担整理李白全集的使命，但因规模和难度较大，迟迟数年未能落实。1982年，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又列进全国古籍整理重点规划。詹锳先生对李白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在1956年为《李白诗论丛》一书写的序言中，回忆了其时的情景：“我起头做李诗系年的订正工做是在一九四〇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结合大学任教。其时册本是很罕见的，为了抄录稀有素材，经常驰驱二十里跑到龙头村的伪中心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往。李太白集的比力宝贵的版本，就是在那里看到的。”[7]1 那一期间詹锳先生写了八篇关于李白的论文，首篇便是《李太白集板本叙录（附表）》。詹锳先生还回忆了罗庸和闻一多对他的批示和搀扶扶助：

提到那些论文和李白诗文系年的写做，都不克不及躲匿先师罗膺中（庸）先生给我的批示和启发。出格是《李太白集板本叙录》和《李白乐府探源》两篇，能够说是在膺中先生初稿的根底上扩展起来的。在素材的搜集方面，我从先师闻一多先生也得到了很多搀扶扶助。一多先生很大方地把他手抄的许多素材和草稿借给我看，我曾经屡次背着他的手稿跑警报。假设没有罗、闻两先生的批示和协助，那些文章可能是写不出来的。[7]1

其后詹锳先生出国留学，改学心理学。新中国成立后詹先生回国传授心理学，但仍然心系李白研究，20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写成的论文结集《李白诗论丛》，与同时撰成的《李白诗文系年》，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书。那些功效为詹锳先生后来陆续处置李白研究奠基了十分重要的根底。周勋初先生称詹锳先生那一期间的李白研究功效“创获良多”，因“承担过系统的学术操练，援引文献甚为丰盛”[8]8-9。当20世纪80年代詹锳先生把研究重点放在李白全集整理时，时间已颠末往了整整40年。

整理李白全集，起首必需对李白集版本停止详尽梳理，对现存版本停止评判，然后确定底本。詹锳先生认为，一般来说，校勘古籍应以清代的精校本为底本，王琦的《李太白全集》可谓代表。但王琦注本因为种种原因，存在着不敷和局限。詹锳先生在对李白集版本研究后指出，王琦注李白诗文虽以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为底本，但他并未见到宋刻本，虽引录缪曰芑影刻本《李翰林集》，但重视不敷，仅仅是做为参考。以至，王琦还未见过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汲古阁本《李翰林集》、元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影宋本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而詹锳先生则看到了明正德八年影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元明期间白文无注本，如元刻二十六卷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刊何焯批校本《李翰林集》、明刊分体无注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等，可知詹锳先生看到的李白集版本要多于王琦。不只如斯，詹锳先生还指出王琦引用古书往往与原文不合，不契合现代引书原则；王琦注本引经据典，但有的处所详加考证过于烦琐，等等。詹锳先生有20世纪40年代领略李白集版本的根底，再加上后来对李白集版本的进一步搜集研究，对李白集的区别版本已经做到洞若看火，那关于超越王琦本长短常重要的前提。

超越王本，起首要找到一个适宜的版本做底本。所谓适宜，一是最早，一是完全且优于其他版本。詹锳先生起首对北京躲书楼躲宋本《李太白文集》停止研究，此本卷十五至二十四原缺，依据避忌缺笔，确定此本刻于南宋高宗期间蜀地，是为宋甲本。傅增湘《躲园群书经眼录》提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躲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是为宋乙本。为比力二者异同，詹锳先生请日本友人查询，得到本来首页复造件。二书板框纵横均差1毫米，詹锳先生揣度其原因乃是框内量和框外量所致。在比力研究宋甲本、宋乙本后，詹锳先生确定二者为一套书版所印，其细微区别当为印次区别微革新成。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三十卷，便是据静嘉堂文库本《李太白文集》影刻。颠末研究阐发，詹锳先生认为静嘉堂文库本是李白集最早的完全宋本，保留了李白诗歌的原貌，优于其他各本李白集。对此，詹锳先生著文《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特征及其优良性》赐与详尽阐述。日本闻名汉学家松浦友久评判说，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静嘉堂躲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平冈武夫影印本）为底本，仅此一点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静嘉堂躲本是现存最早、更优异的李太白全集刊本，清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仅以缪曰芑重刊本为校本，亦即以静嘉堂宋蜀本为底本的李太白全集不曾出书过”[9]。

确定了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詹锳先生还以北京躲书楼躲统一版刻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参考，以补静嘉堂本缺漏、模糊之处，（如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附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魏诗“虎口踞西江”句，“校记”：“口”，此字静嘉堂文库本残破，缪本“虎”字下空一格，王本意补做“虎石”，无据。此据北图躲宋本补。）同时参考缪曰芑《李翰林集》，缪本据其他各本校改了静嘉堂本一些误字，颇具参考价值。在此根底上，詹锳先生用于参校的版本多达14种，现实上，詹锳先生领略的版本不行于此，《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共考证李白集版本24种，既囊括古今，也包罗三种日文版；古今中外的李白诗选本55种。《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堪称李白集版本学研究的集大成之做。

李白全集之外，詹锳先生用于校勘的，还有总集和早期唐诗选本共17种，如《文苑英华》《唐文粹》，敦煌写本唐诗残卷、殷璠《河岳英灵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等。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在校勘之前对重要的版本都停止了专题研究并颁发论文，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其区别版本》《落款〈李翰林集〉的三种区别版本》《元明两代白文无注本〈李太白集〉概要》等，为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研究到达准则性和科学性打下了坚实的根底。关于严羽评点本《李太白诗集》，詹锳先生认为该书很少传播，未见躲家著录，遂依据现有躲本停止认真考证，写成《〈李太白诗集〉严羽评点辨伪》[10] 一文颁发。论文认为所谓评点不会出自严羽本人手笔。又据河北大学躲书楼躲本另有名人过录的顶批，推知顶批做者为明代嘉靖、万历间人。詹锳先生认为，不克不及因为思疑评语的做者不是严羽，就全数否认评语，有的评语和顶批，对理解赏识原诗颇有搀扶扶助。如许的版本考证，既为读者答疑解惑，也表现了詹锳先生“片善不遗”的学术立场和务实求实的科学精神。

二

整理李白全集，校勘是重要的构成部门。詹锳先生梳理古今重要版本，既吸取其优长，也指出其不敷，提出了本身的校勘主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有清一代《李白集》最完美的注本，王琦仿效李善注《文选》编制，次要是阐明典故和用词出处，但有的处所过于烦琐，出格是关于有争议的问题如《蜀道难》能耐，王琦注只是列出萧士赟和胡震亨二说，未加长短揣度。今人瞿蜕园、墨金城编《李白集校注》的校勘，“往往只是把区别版本比照枚举，对异文的长短不做揣度”[1]26。詹锳先生在吸取诸家之长的根底上，也针对各家存在的不敷，扩展参校版本事域。在校勘过程中，不只校异同，还要“细心考量异文的长短”[1]26，进而做出评判。校异同易，辨长短难。詹先生但凡校改明显错误，必然有所依据，择善而从。而那种纠正“均极郑重，尽量少改”[1]4，表现出理性而审慎的校勘立场。

校勘李白诗，詹锳先生在“校记”中最根本的校法是列出各个版本的异同。陈垣称“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大旨在校异同，不校长短，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优点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原来面目”，此法两大功用，一为“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外表上无误可疑也”，二为“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11]135-136。但是，假设仅仅是把区别版本比照枚举，不合错误异文停止长短揣度，那就超越不了前人，也超越不了今人的注本。詹锳先生校勘区别版本，最凸起的是增加了长短揣度，或依缪本校纠正确者而照改，或对缪本误改而依其他版本据改，或虽有各本依据与宋蜀本区别而确实“意胜”者，但本着“极郑重、尽量少改”的原则不改，而阐明“当据改”，在“校记”平分别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标出。依据区别情状分类校勘，精致审慎，皆有所据，表现了詹先生科学务实和无征不信的校勘学思惟。

今照改缪曰芑依宋蜀本影刻时，对宋蜀本停止了校正。据日人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前《缪本宋本比照表》，缪氏补正缺失的处所计有二百四十三条。詹锳先生颠末研究认为，那些校改或据别本填补的字绝大大都是正确的。詹锳先生在整理李白全集时，凡缪氏纠正无误处，皆依缪氏所改，并阐明“今照改”。如《雉朝飞》“犊牧摘薪感之悲”，校记：“犊牧”，宋来源根基做“瀆沐”，非。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胡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犊牧”。缪本改做“犊牧”。今照改。又如《蓟北门行》“列卒（一做阵）赤山下，开营紫塞傍”，校记：“营”，宋来源根基做“雲”，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英华、敦煌残卷、王本俱做“营”，缪本改“营”，今照改。如许的照改，不只有版本参考依据，并且从上下句辞意来说也是通的。有时照改，不只有版本依据，还从诗歌韵律角度考虑缪本所改能否正确，如《寄崔侍御》“登谢朓楼”，校记：“楼”，宋本做“船”。按此为律诗，不该与第一联同押“船”字。咸本、刘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楼”，是。缪本改做“楼”，今照改。按此诗为七律，第二句为“往国长为不系船”，两处韵脚均用“船”字确为不当。詹锳先生在“正文”中又论证：“崔侍御、李白均为过客，又同为宇文太守之客，但同登谢朓楼亦为罕见时机。”如许，前面的校记改“船”为“楼”就更有说服力了。

缪本校改之处并不是全对，假设看到缪改就今照改，也会显现失误。缪本虽改而不“今照改”，则需要认真阐发。如《洗脚亭》“白道向姑苏，洪亭临道旁”。“苏”，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熟”，缪本也做“熟”。詹锳先生在“校记”平分析：按往当涂、姑熟当为水路，不得称白道，当以“苏”字为是。相持不改。又在《〈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中进一步阐发：“缪改‘姑苏’为‘姑熟’，王琦本从之。按‘白道’谓大路，诗云‘西看白鹭洲’，可见洗脚亭在南京。由南京往姑苏有大道；而姑熟就是当涂，靠近江边。唐时由南京往当涂有水路可通，不成能有大道，故以‘姑苏’为是。”《杨叛儿》也不依缪本所改而“今照改”。首句云“君歌杨叛儿”，校记：

题中及诗中“杨叛儿”，“杨”字，宋本、缪本俱做“阳”。咸本、萧本以下各本俱做“杨”。据《通典》、两《唐书·乐志》及《乐府诗集》改做“杨”。

此处所改，既不依缪本，也不依咸本、萧本，因为“今照改”未有依咸本、萧本以下版本之先例。史乘有关于“杨叛儿”的记载，故据史乘改“阳”为“杨”更为合理。

今据改底本有明显错误，按照其他注本，并以史籍记载为依据而改。那种纠正也需要停止长短揣度。如《古风》（十四）“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校记：“昭”，宋本做“赵”，误。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缪本、王本俱做“昭”，今据改。“燕昭”指燕昭王，《战国策》《史记》均记载燕昭王在燕下都筑黄金台延揽全国贤士之事，故“赵”字误，据改是有足够依据的。又《杨叛儿》“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校记：“烟”，宋来源根基做“咽”，乐府亦是。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墨本、严评本、《李诗选》、全唐诗本、王本俱做“烟”，今据改。改“咽”做“烟”，除了诸版本依据，詹先生还举《西京杂记》《东宫旧事》等，以证“咽”字误而“烟”字正，又举鲍照诗《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内含麝芬之紫烟”以佐证。

当据改那类校记现实是依据诸版本情状揣度长短，提出看点，因无切当证据而未改。如《山人劝酒》“各守兔（一做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校记：“兔”，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墨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英华俱做“麋”。詹锳先生认为：“麋鹿”义长，当据改。按《汉语大词典》未见“兔鹿”词条，“麋鹿”则比方隐逸山林，与麋鹿为伍，故称“义长”，其看点合理。又《独不见》“沙鸡喊曲池”，校记：“沙”，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莎”。“莎”字是，当据改。詹锳先生正文引《诗经·七月》“六月莎鸡振羽”，陆玑《草木疏》“莎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以证“莎”字是。又《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颜公三十万”，校记：“三”，萧本、郭本、刘本、墨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二”。“二”字是，当据改。王琦本做“颜公二（缪本做三）十万”。《晋书·陶潜传》记载颜延之“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醒。临往，留二万钱与潜”。即便如斯，仍保留不改。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不只细心考量异文的长短，有时还指出哪些字句为胜”，那是校勘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梁甫吟》“进门开说（一做一开游说）骋雄辩”，校记：“开说”，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乐府俱做“不拜”。按以“进门不拜”为上。既有多个版本参考，又有《史记·郦生陆贾传记》“郦生进，则长揖不拜”佐证，但仍不改原文。又如《金门答苏秀才》“我留在金门，不往卧丹壑”，校记：“不”，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墨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做“君”，从下文看，“君”字为胜。按此诗下文有“未果三山期，远欣一丘药”，“栖岩君寂蔑，处世余龙蠖”，此诗首句又言“君还石门日”，可知“君”字胜并不是虚语。但那只是揣度，其实不校改。

詹锳先生校勘李白集，用对校法列出各本异同，因参校本多，令人视野博识，既可见版本源流改变，又可推知文字变异启事（如避忌改字、由形近而误、由音近而误等）。揣度异文长短，则更需学术胆识和学术功底。陈垣在《校勘学释例》卷六“校法四例”里谈到“理校法”时说：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长短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不然粗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更高妙者此法，最求助紧急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罢了，非有确证，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10]139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搜集版本全面，其汇校超越前人；揣度长短则在遵守“均极郑重，尽量少改”的原则下，分门别类校勘，极具立异性，因而使《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成为一部颇具学术含量的新注本。松浦友久称此书出书“是撼动心灵的学术喜事”，获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历时十余年完成的那部书，按照詹锳传授切确、博搜的编辑方针，根本到达了超越王琦注、代替王琦注的预期目的，确实称得起是划时代的著做”[9]7-8。松浦友久认为“此次的全集，以静嘉堂躲本为底本，以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正德影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为主校本，明正德刊何焯批校本《李翰林集》、元刻廿六卷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为参校本，依据包罗上述王琦未见诸本的三十余种校勘素材做出详尽校记，并对原文加以分段。在全集校勘方面，企看超出上述的前提，可能是不成能的了”[9]6。

三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十分重视唐代唐诗选本，他说：“在校勘中，我们特殊重视《河岳英灵集》和敦煌写本唐诗残卷所收的李白诗。”[1]26 列进校勘的唐代唐诗选本，除《河岳英灵集》和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还有韦庄《又玄集》和韦縠《才调集》。在校勘、考据中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感化，是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的一个凸起特征。唐代唐诗选本，出格是《河岳英灵集》，早于魏颢编《李翰林集》和李阳冰编《草堂集》，所收李白诗最能反映原貌。胡适谈到校勘的证实之法，强调“最可靠的是依据最后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文本的书”[5]5。因而，用收进李白诗最后最古的唐代唐诗选本参校底本，不只能够用对校法校勘异文，重要的是还能够用来停止长短揣度。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篇，其诗能耐为何，众口一词。詹先生称：“《蜀道难》一诗，自来论太白诗者莫不称颂备至。然世人皆赞其奇，至于究其取意安在，则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兹本无征不信之旨，就往旧杂说，逐个辨其长短。”自唐李绰《尚书故实》至陈沆《诗比兴笺》论其能耐，共计16种。詹锳先生综合诸家之说，回纳综合为四种：一为功严武；二为讽玄宗幸蜀；三为讽章仇兼琼；四为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以上诸家论及《蜀道难》能耐，皆未提及《河岳英灵集》，詹锳先生论其能耐，用《河岳英灵集》释疑解惑。詹先生指出，《蜀道难》见于《河岳英灵集》，且殷璠序所言收诗起行，“起甲寅，末癸巳（《文苑英华》做乙丑）”，便是说，《蜀道难》最晚做于天宝十二载之前。严武出镇蜀地在至德后，玄宗幸蜀则在天宝末，“而一二两说之不成信无庸置辨矣”。那是不成推翻的铁证，可谓四两拨千斤。至于“讽章仇兼琼”一说，詹先生先引两《唐书》，阐明章仇为人并不是飞扬嚣张，李白在诗中“断不致以兼琼比诸豺狼”，推论此说疑自范摅《云溪友议》误传。范摅先称《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又称“杜初自做《阆中行》：‘财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医生兼琼为陈拾遗雪狱。”[12]1270 遂逐步讹成“讽章仇兼琼”。詹锳先生又引唐诗选本及总集证之：“按《河岳英灵集》、敦煌唐写本诗选残卷、《文苑英华》《唐文粹》选录此诗均无此六字（指诗题下‘讽章仇兼琼也’），倘是太白自注，诸书断不致略往，则其出于后人所加明矣。”《河岳英灵集》所选诸诗中，题下的做者注均做保留，如陶翰《赠房侍御》题下注：“时房公在新安”，刘昚虚《寄阎防》题下注：“防时在末南丰德寺读书”，此二例也可反证《蜀道难》题下“讽章仇兼琼也”六字若是李白自注，殷璠当不会略往。詹锳先生又称“《蜀道难》，敦煌写本唐诗残卷做《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詹先生最初总结指出：“细察往说，实以萧士赟所解最为详尽，一若实能探悉做者之肺腑然。其后复经各家加以填补，屡有发明，至今几已成为定论。今据《河岳英灵集》，始知其为完全无稽之谈。”借《河岳英灵集》等判明长短，解开千年疑案，其独到的学术目光令人赞颂。

李白一些诗存在标题问题区别现象，不做深究，往往视为版本传播过程中的异文现象。詹锳先生依据唐诗选本，就区别标题问题观察论证，发现标题问题背后隐躲的深层意蕴。以《南陵别儿童进京（一云〈古意〉）》为例，“校记”云：标题问题，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俱无“一云《古意》”四字题下注。《英灵》《又玄》俱做“《古意》”。詹锳先生“题解”又称：“此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与《唐文粹》均题做《古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方题做《南陵别儿童进京》，但仍阐明‘一云《古意》’。”关于那首诗两个标题问题内涵的来龙往脉，詹锳先生写过一篇论文《谈李白〈南陵别儿童进京〉》。此诗中有“会稽愚妇轻买臣”一句，“愚妇”指谁？詹锳先生引魏颢《李翰林集序》：“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二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末娶于宋。”认为“会稽愚妇”应指刘氏。

本诗写时，刘氏未往，而对李白已有不放在眼里之意，称她为“会稽愚妇”是能够理解的。后来李白虽进翰林，而被谮出京，又回故山。以后可能就和刘氏散了。把刘氏比为“会稽愚妇”，李白可能心有未安，于是用了《古意》那个诗题，表达那不是其时的事。并且那首诗里进京前的迟疑满志之情也表达得太露骨，题做《古意》，表达是仿制古诗的意图来想象的，不是实写。所以殷璠在天宝十二载编成《河岳英灵集》选进此诗，就题做《古意》。那是《古意》一题的来源。后来刘氏死别而往，李白在交给魏颢和临末前授给李阳冰的诗稿里就纷歧定再隐讳那件事，于是将此诗改题为《南陵别儿童进京》，凸起了对儿女的恋情，不再提“别内”了。韦庄《又玄集》、姚铉《唐文粹》是继《河岳英灵集》来的，都题做《古意》。宋代乐史编《李翰林集》，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是从李阳冰编的《草堂集》和魏颢的《李翰林集》来的，就题为《南陵别儿童进京》并注出“一云《古意》”了。[13]

由一首诗论证出唐诗选本和别集两条脉络，且指出此诗最早被殷璠选进《河岳英灵集》，并对李白最后命题及后来改题的心理停止详尽阐发，合情合理，令人心服。

《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13首，敦煌写本唐诗残卷选43首，虽为少数，却是收李白诗最后最古的选本，保留了李白诗的最早风貌，能够填补后世丧失的信息。如《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其“校记”云：“敦煌残卷题做《鲁中都有小吏逄七郎，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往》。”中都小吏逄七郎，其他各本未有再提到者，保留小吏姓名，可谓敦煌写本唐诗残卷之独到价值。

唐代唐诗选本特殊的价值还能够搀扶扶助系年、辨伪。如《远分别》，诸家诬捏能耐。王世懋《艺圃撷余》认为此诗为李白晚年所做，“先是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不得已称上皇，迎回大内，又为李辅国劫而幽之，太白忧愤而做此诗”[14]778。沈德潜《说诗晬语》亦持此说：“《远分别》本咏英、皇，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15]251詹锳先生称：“此诗已进选《河岳英灵集》，当是天宝十二载以前所做，王世懋、奚禄诒、沈德潜、陈沆……诸家之说皆非也。”诸家讲解正襟危坐，引经据典，严厉论证，而詹锳先生却以《河岳英灵集》一例轻松揭破，确定系年，则所谓能耐纯属子虚乌有，令人恍然开悟。墨谏《李诗辨疑》认为《远分别》是伪做，詹先生认为：“此诗见于《河岳英灵集》，绝非伪做。”类似的辨伪还有良多，如《古风》（十九）“抽抽泣与亲朋别”，墨谏将此诗八句俱节往。詹锳先生认为韦縠《才调集》选进此诗，故墨谏误。又《白纻词三首》，墨谏《李诗辨疑》认为其二、其三是伪做，“乃效白而为之者也”。詹先生依据三首诗俱见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认为当非伪做。又《玉阶怨》，墨谏判为伪做，詹先生以此诗进选韦庄《又玄集》，判定不是伪做。李白《相逢行》，墨谏《李诗辨疑》称：“按《相逢行》前后二篇。前篇四句，辞意浅促可辨。尔后篇计三十句，收离卑弱，如妇人女子之所道者，尤可厌也。皆非白做，不知何人功德者而妄为之者。”对此，詹锳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李白诗文系年》中就予以廓清：“按此诗既见于蜀韦縠所编《才调集》，而《杨升庵外集》亦称家躲乐史本来有《相逢行》，恐非伪做。”[16]50 看似轻松简单，实乃非底蕴深挚和目光灵敏者不克不及道之。

四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无论是版本源流梳理，仍是校勘、考据，老是强挪用证据说话。他说：“我目前处置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考据之学。我关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经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老是‘无征不信’。”[17] 同时，詹先生又有兼容并包的理念与开放的学术视野，相持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古今并重，意指不只重视古代版本及各家看点，也重视吸取今人的最新功效，实正做到“片善不遗”。停止版本校勘，詹锳先生特殊强调李珍华、傅璇琮所著《河岳英灵集研究》[18] 和杨雄在《敦煌研究》上刊发的论文《敦煌写本李白诗刍议》[19]。杨雄颁发此文时刚届不惑之年，詹先生不以其学界无名而屡有引用；李珍华、傅璇琮所著出书于1992年，詹锳先生媒介写于1993年，应该是李白全集整理后期见到二人新做出书而用来校勘参考。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从军》“汉中太守醒起舞”，校记：“中”，刘本、胡本、英华俱做“东”。英华注云：集做“中”。《河岳英灵集校点》：按前有“汉东太守来相迎”句，此处承前而言，亦应做“东”。此外，对裴斐、罗宗强、张锡厚等学者的看点，也多予引用。

中外并重，詹锳先生陆续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也吸取了西学的优长，强调文学研究是科学研究，必需无征不信，以证据说话。詹锳先生不只重视中国粹者看点，也借鉴外国粹者研究李白的学术功效。《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不只列中国古今《李白集》，也列日本学者整理《李白集》三部，即平冈武夫编《李白の做品》（此中含影印静嘉堂文库躲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久保天随《李太白诗集》、大野实之助《李太白诗歌全解》。选本部门，日人近藤元粹编《李太白诗醇》之外，又列日文选译本十三种，英文选译本五种，韩文选译本二种。此外，日人松浦友久、笕久美子、碕允明等学者的看点或功效也屡次援引。

外国粹者阐发的看点，往往标新立异，有助于深化校勘，也能够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如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鹤发三千丈”，校记：“千”，宋来源根基做“十”。咸本、萧本以下皆做“三千丈”。缪本“十”字改做“千”。詹锳先生整理李白集此处是“今照改”。其“正文”引《李诗曲解》曰：“三千丈，言其多也。陈后山‘鹤发缘愁百尺长’本此。”詹先生指出：“以后山此句看，可想其所见李诗当为‘鹤发三十丈’。”其下集评，诸家均言李白诗句夸饰，很难见出新意。备考则引一则韩国诗话素材，令人耳目一新。素材始由香港中文大学邝健行论文《韩国诗话中论李白诗新义举隅评析》刊出，詹先生引用李瀷（1681-1763，其《星湖僿说》撰成于朝鲜英祖三十八年，当清乾隆二十七年）原文有省略，今全录如下：

李太白《秋浦歌》十七首，其“鹤发三千丈”一绝，人皆疑之，而未得其实。萧士赟谓极其描述，非殢形泥迹者所可解。然人老而发短，觅丈亦过矣，何至以三千丈为喻耶？是必不尔矣。其第一首云：“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据此必有秋浦之所以得名者也。第二首云：“秋浦猿夜啼，黄山堪白头。”山头未有头白之理，而谓之白头，则亦必有所指者矣。第八首云：“秋浦千重岭，水车岭最奇。天倾欲坠石，水拂寄生枝。”据此则所谓水车岭者，必临水欲坠映在波间者也。宋郭祥正诗云：“万丈水车岭，还如九叠屏。冬风来不竭，六月亦生冰。”然则所谓水车岭者危峻如斯，而又必泉瀑交泻，风冽气冷，冰雪不解，常若白头者也。如是而映在水中，如发照镜里，故曰彼发之白，亦若缘愁而得者，即“黄山堪白头”之意也。又有《游秋浦白笴陂》诗云：“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冷枝。”此亦能够干证。古今人不晓此义，谓实有发长如斯，强做模写之，极令人齿冷。[20]211

其意谓水车岭白雪倒映水中，“如发照镜里”，故令诗人生出鹤发三千丈之觉得。李瀷连系《秋浦歌》其他诗句提出看点，其说颇有新意。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集，相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评判古今中外学者看点，相持做到实事求是。如墨谏的《李诗选注》《李诗辨疑》，詹锳先生认为“墨谏书卷功夫不深，赏识程度也不算高”，以至有些诗无依据地疑为伪做，詹锳先生对墨谏无故疑为伪做屡有褒贬。但詹先生认可，墨谏的“串讲却有特征，就是实事求是，出格是乐府部门，大都就事论事，求得把诗意通同而行， *** 凿附会，也不多讲什么比兴、喻意”，“看起来他的串讲似乎程度不高，其实如许的串讲其实不随便写”[1]27，赐与足够必定和实事求是的评判。对一些现代各人、名家看点，詹锳先生也不盲从，如《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醒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一诗，郭沫若以崔侍御、崔宗之为一人。詹锳先生指出“郭说不确，有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载《李白丛考》）辨之甚力”。以至，有学者不附和本身看点，詹锳先生也照样列出。如《淮海对雪赠傅霭》，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认为此诗做于李白客梁园之后，瞿蜕园、墨金城《李白集校注》不附和此说，詹先生在“备考”列出瞿、墨看点：“詹氏以诗有‘梁园’二字，谓似当做于客梁园之后，但唐人往往以梁园与剡溪做为对雪之典故，与客梁园恐不相涉。”

五

詹锳先生1935年进北京大学，从胡适学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版本目次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从罗长培学语音学、音韵学；西南联大期间，又从陈寅恪学元稹、白居易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罗庸学李白、杜甫诗歌，从墨自清学陶渊明诗。那些教师，皆为其时一流学者。詹锳先生亲炙名师教导，加以天资和勤劳，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底。詹锳先生曾说：“我们要像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关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操纵校勘学、训诂学的 *** ，弄清它的含义；关于此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它的来源，弄清刘勰是如何运用自若的；而且依据六朝的详尽情状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如许关于《文心雕龙》的理解才有比力可靠的根底。”[3]2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每篇做品都分为题解、校记、正文、集评、备考，涉及版本学、校勘学、音韵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詹锳先生对做者生平、做品系年订正、版本梳理、字句校勘、做品辨伪等。

海外的肄业履历又使詹锳先生开阔了视野。詹先生在美国粹习心理学，侧重阅读心理学和心理统计。那关于他的李白研究也起到了搀扶扶助感化。詹先生总结本身的治学 *** “是以天然科学、社会科学的 *** 研究文学”。詹锳先生熟知英语、法语、俄语，但许多人不领略詹先生在美国还学过第一代计算机，所以他对20世纪80年代显现操纵计算机输进的数据库的 *** 编索引赐与极大存眷，认为那关于版本校勘和典故正文，不只省力并且更切确。詹锳先生认为：“文学做品自己当然不是科学，关于文学做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思维，才气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如许就不地道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构造方面、汗青布景方面、做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他认可，“研究一部文学做品，特殊是一首诗词，我爱做心理阐发”[17]。因而，詹锳先生在研究《南陵别儿童进京》一诗时，对李白详尽进微的心理阐发是有科学依据的，绝非臆想和测度。既有深挚的朴学功底，又深受西学感染影响，那使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闪现出崭新的气象。他认可本身“没有中国冬烘的固成之见”，“也历来不崇敬洋人”[17]。他是打通中西、兼具中学和西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各人。

詹锳先生肄业的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粹术新发现和新 *** 显现的时代。葛兆光认为：“‘四大发现（指甲骨文、敦煌躲经洞、明清大内档案、居延汉简）’同时在20年代和30年代起头发酵，为什么会发酵？其一，是颠末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再者，是刚好与此时新看念、新 *** 、新理论相连系；第三，东瀛和西洋的学者的研究，也带来了 *** 。所以，一会儿就改动了中国文史学界的情状。很快，其时的中国粹术界就显现了一片崭新的面孔。”[21] 詹先生研究李白的布景，恰是处于如许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为其时学人给予了学术开展的契机。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素材与新问题。取用此素材，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水。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水者，谓之预流（借用释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进流。”[22]266 关于李白研究而言，新发现的敦煌写本唐诗残卷就是未操纵的新素材。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自中唐至清末，一千余年不被人知。詹锳先生以敦煌写本唐诗残卷研究李白，如上文所言，不只用于校勘，还用于系年、释疑、辨伪，那就是用新素材研究问题。《河岳英灵集》也可视为研究李白的新素材，那部典范唐诗选本虽非出土之物，但自晚唐至清末，千余年间诸家讲解《蜀道难》能耐，竟无人重视《河岳英灵集》，而詹锳先生用其破解了李白研究的诸多疑难。能够说，詹锳先生是利用敦煌写本唐诗残卷和《河岳英灵集》用于李白研究获得凸起成就的第一人。

李白是中国的，但李白研究却属于世界。因而，研究李白不克不及自我封锁，局限在中国，还要展开眼界，从世界看李白研究。清末民初，海外出格日本学者研究李白屡有新功效问世，詹锳先生20世纪40年代著文《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即援引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菩萨蛮考》及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诗余（三）》（孙俍工译本）看点。王永兴曾举王国维、罗振玉、陈垣、陈寅恪以及向达、王重民等为敦煌学之预流[23]202。在李白研究方面，詹锳先生也是预流，他不只与国际学界停止“对话”，并且取外来学术与本国粹术相参证，把李白研究放在了更为宽广的世界学术平台，从而提拔了李白研究的条理和境域。詹锳先生是以“预流”的学问开启李白研究新途径的第一人，他的那一学术思惟自20世纪40年代不断延续下来，不只影响李白研究，也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詹锳先生撰写《文心雕龙义证》详加参照施友忠英文译本第二版和第三版，对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桥川时雄、斯波六郎的研究功效也有援引，对中国台湾学者李曰刚、张立斋以及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潘重规的功效多有引录，学术视野极为宽广，其学术目光是看向世界的。詹锳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写于20世纪40年代，与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同于1958年由做家出书社出书。其时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看到二书后，即刻“列了一个黄谱和《系年》的比照表”，收进《李白の做品》一书中。詹锳先生对平冈武夫的比照成果及其李白研究亦赐与了及时的存眷[1]25。20世纪80年代，詹先生应《文史常识》之约撰写《古典文学研究杂谈》，提及日本汉学家如盐谷温、儿岛献吉郎、青木正儿等人的著做，“在二三十年代曾经译成汉文，并且对30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发作过影响”，再次强调“需要开阔视野”，“从外国人的汉学著做中吸取营养”[17]。1993年，日本学者芳村宏道两篇论文《关于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赟》[1]26 的译文在我国相继颁发，同年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完成，在1993年9月30日撰写的媒介中，詹先生便迅即援引芳村宏道的论文以证实本身关于李白集版本的看点，阐明他在伏案整理李白全集时，仍在灵敏地捕捉着海外学者的最新学术信息。

畅通领略古今，打通中西，师前贤而不泥古，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因而构成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境域，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到达了阿谁年代李白全集整理的造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成为留给后世宝贵的学术遗产。

参考文献：

［1］詹锳.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 天津:百花文艺出书社, 1996.

［2］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书社, 1989.

［3］詹锳. 《文心雕龙》板本叙录[M]//詹锳全集. 石家庄: 河北教导出书社, 2016.

［4］傅增湘. 序言[M]//张元济. 校史漫笔. 上海: 上海古籍出书社, 1998.

［5］胡适.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M]//陈垣. 校勘学释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6］葛景春. 詹锳先生与二十世纪李白研究[M]//葛景春. 李白研究管窥. 保定: 河北大学出书社, 2002.

［7］詹锳. 序言[M]//李白诗论丛. 北京: 人民文学出书社, 1984.

［8］周勋初. 李白研究百年回眸[M]//陈平原. 20世纪中国粹术文存. 武汉: 湖北教导出书社, 2003.

［9］松浦友久. 李白研究的划时代功效——《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J]. 宋红, 译. 古籍整理出书情状简报, 1998(9): 5-8.

［10］詹锳. 李太白诗集严羽评点辨伪[J]. 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8(4): 119-125.

［11］陈垣. 校勘学释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2］范摅. 云溪友议[M]//唐五代条记小说大看.上海: 上海古籍出书社, 2000.

［13］詹锳. 谈李白《南陵别儿童进京》[J]. 文史常识, 1987(12): 102.

［14］王世懋. 艺圃撷余[M]//何文焕. 历代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5］沈德潜. 说诗晬语[M]. 霍松林,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书社, 1979.

［16］詹锳. 李白诗文系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书社, 1984.

［17］詹锳. 古典文学研究杂谈[J]. 文史常识, 1988(10): 4-5, 7.

［18］李珍华, 傅璇琮. 河岳英灵集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9］杨雄. 敦煌写本李白诗刍议[J]. 敦煌研究, 1986(1): 56-76.

［20］李瀷. 星湖僿说[M]//邝健行, 陈永明, 吴淑钿, 选编. 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素材选粹.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1］葛兆光. 预流的学问: 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J]. 文史哲, 2015(5): 6-17.

［22］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3］王永兴.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 1998.

【做者简介】

任文京（1955- ），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新闻传布学院传授。次要研究标的目的：中国古代文学、编纂出书学。

相关链接：

詹福瑞丨推究来源根基 根究奥义——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

葛景春丨“詹锳先生的学术思惟和学术成就研究专题”主持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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