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看改变与阻卜、鞑靼名称之演变
那顺乌力吉*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汗青学院 通辽市 028000)
[内容概要] 本文从“以我为中心”、“文化中心主义”思惟进手,连系“夷夏之辨”与“变夏为夷”相对立的两种史学看的改变,切磋了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大量呈现“阻卜”的记载,而早在唐朝就已载进史册的“鞑靼”那一名称,在《辽史》、《金史》中消逝的原因。中原史学家在“文化中心主义”与“夷夏之辨”思惟的影响下,经常用带有贬义色彩的字句记载周边民族的名称。以“鞑靼”名称为例,就有贬义色彩。那在元代蒙前人“变夏为夷”的思惟影响下,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将“鞑靼”改成了“阻卜”。
[关键词] 夷夏之辨 阻卜 鞑靼
中原早在春秋期间就已经产生“夷夏之辨”思惟,“正统论”是“夷夏之辨”思惟在史学上的详细运用。元人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时,呈现三史以何为正统的争论。南方大儒们在“夷夏之辨”思惟和“正统论”史看的影响下,主张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偏闰,实则否认元朝的正统性。
元代蒙前人以世界征服者自居,推行“变夏为夷”的思惟,在三史以何为正统的争论中,推行“三史各为正统”的主张。在三史“各为正统”的编撰原则下编修而成的宋、辽、金三史,在内容和编制上表现出与以往史乘差别的特征。中原传统史看和少数民族统治期间的史学看的改变,影响到若何编修史乘的问题,《辽史》、《金史》中呈现的阻卜那一名称问题,就是此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阻卜”与“鞑靼”问题
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大量呈现了关于“阻卜”的记载,早在唐朝就已载进史册的“鞑靼”名称却不见踪影。那与鞑靼其时所处的重要汗青地位很不相当,那一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存眷。
更先存眷“阻卜”问题的学者是高宝铨,他在《元朝秘史李注补正》中注解塔塔儿(鞑靼)部汗青事务时,揣度《辽史》、《金史》中所记载的“阻卜”有可能是鞑靼的别称。①那一说法引起了日本学者松井、箭内亘等的重视,他们也先后颁发了论文停止论证。①
王国维就此问题停止了愈加深进的研究。他从史料和天文位置两个方面停止论证,根据《辽史·圣宗纪》与《萧图玉传》中有关开泰元年(u12)统一事务的差别记载,即《辽史·圣宗纪》中记叙兵围镇州城的是达旦,而《萧图玉传》中记载兵围该城者则为阻卜;《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实宗咸平六年(u03)契丹供奉官李信陈述辽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西捍塔靼之事,与《辽史·圣宗纪》、《萧挞凛传》中提到的统和十二年至十五年(994—997)辽兵西征驴驹河西之阻卜。此两处记载为统一事务。一说阻卜,一说塔靼;《元朝秘史》记叙大金完颜丞相领军讨塔塔儿之蔑古实薛兀勒图于浯勒札河之战。克烈部王罕与蒙古部铁木实收兵助战获大胜。《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等皆记有此事。《金史·夹谷清臣传》易记述此事时,将塔塔儿部称为北阻卜等三则史料,揣度“阻卜”即达旦(鞑靼)。②
王国维并没有称心阻卜即鞑靼那一考证,他进而提出“避忌说”“倒误说”来阐明阻卜替代鞑靼的原因。
蔡美彪在《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中,根据《辽陵石刻集录》中的《辽道宗哀册》和金人《金完颜希尹神道碑》关于鞑靼的记事,认为《辽道宗哀册》里关于鞑靼的记事,是辽人对鞑靼的原始记载。然而,在《辽史》道宗一朝的记事里,竟找不到关于鞑靼的任何记载,却逐年记载了关于阻卜的史料。《辽史》上所记的阻卜在哀册上没有提到,而哀册上所特殊提出的鞑靼,又不见于《辽史》。宋辽金的史料:《松漠纪闻》、《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中都记有鞑靼杀死耶律余覩父子的颠末,《金完颜希尹神道碑》碑文拓本内容中记有鞑靼杀死耶律余覩父子的记载,但元人所撰《辽史》《金史》里将鞑靼杀死耶律余覩父子之事删改并把鞑靼之名删除③。蔡美彪将宋辽金人关于鞑靼的原始笔录与元人所编修的《辽史》、《金史》中的记事的差别停止比照,进一步证明了王国维所揣度的阻卜即鞑靼的结论及其“避忌说”,为王国维的结论供给了最有力的新证。
笔者附和王国维阻卜即鞑靼的说法,笔者在《“阻卜”的语源语义考》一文中,认为“阻卜为契丹、蒙古语中的方位词j ü b ü或j e g ü n(东),其语义为左”④,在《论“鞑靼”名称的演变》一文中提出了鞑靼名称的广义、狭义演变和鞑靼名称的贬义色彩。⑤在《《辽史》“阻卜”名称的演变》一文中,连系《辽史》关于阻卜的记载论证了“阻卜”替代“鞑靼”名称的过程。⑥本文在原有的研究根底上,围绕王国维的“避忌说”,从史学看的角度动身,试论“阻卜”名称替代“鞑靼”名称时所“避忌”的原因。
二、中原“正统论”史看与“鞑靼”一词的贬义
“以我为中心”的思惟看念,是人类社会开展中存在的普及法例,是“文化中心主义”的一定产品。“文化中心主义”也称种族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度、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常易于将本身的生活体例、崇奉、价值看、行为标准看成是更好的、是优于其别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形式当做中心和原则,以此权衡和评判其他文化,经常仇视和思疑为本身所不熟悉的文化形式。⑦
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思惟早在商朝就已构成,“中土”、“中国”等名称就是那一思惟的反映,认为本身的国度是其他国度的中心,是世界的核心,详细到史学上那一思惟开展为“正统论”和“夷夏之辨”思惟。
孔子从华夏礼义文明角度强调华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在《论语·八佾》里就已提到:“蛮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进一步强调“夷夏”主从关系:“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①
《春秋公羊传》继续了孟子重“华”轻“夷”的看念,提出了“内诸夏而外蛮夷”的“夷夏之辨”思惟。
“四夷”那一称呼也是在华夏“文化中心论”的思惟看念的产品。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乘《史记》按各族所处的天文位置来记述《匈奴传记》、《南越尉佗传记》、《东越传记》、《朝鲜传记》、《西南夷传记》。以上所指“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方位的核心(以我为中心)是“中原”(中土),是“中原中心论”在史学上的表示。
“夷夏之辩”思惟是以“中原中心论”思惟的深化和开展。“正统论”史学看是“夷夏之辩”思惟在史学上的运用,它强调皇朝成立者的合理合理的地位和身份,勇敢反对和承认外族统治。
宋元期间是我国民族大合成期间,也是南北民族矛盾反常锋利的阶段,宋末元初的南方大儒们,切身履历了宋朝的消亡,具有强烈的故国思路,往往表示出对蒙古外族统治的不满情感。南宋的“正统论”是以加强中心集权和攘夷为目标,现实上否认元朝统治。
尹起莘在《通鉴纲目创造》自序中,将“贵中国而贱蛮夷”做为创造《纲目》的大义。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将《纲目》的《夷夏之辨》详细到宋辽金朝,“重夏轻夷”思惟更为凸起。在那一思惟影响下南方儒士们鼓起了研究《通鉴纲目》的热潮,那些报酬蜀汉、东晋争正统,本色是为南宋争正统,而贬辽金为偏闰,本色为中原王朝争正统。其目标是抵抗元朝蒙古外族统治,是元朝外族抵触情感在史学上的详细表示。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持久相持,中原人在“以我为中心”“文化中心主义”思惟的影响下,表示出对外族的排外情感,在标识表记标帜周边外族名称时往往用一些带有“犭”、“虫”、“革”部首的字词来标识表记标帜。如:玁狁、匈奴、鲜卑、蠕蠕、猱然、鞑靼等,特殊是记北方部族名称时那一特征表示得尤为凸起。达达(达旦)、(达怛)、(达靼)、(鞑靼)名称的演变及其贬义用法就是“中原中心”思惟的详细表示。
德国史学家俾丘林认为:“匈奴是蒙前人的古时族名。汉人音译成汉语,利用了两个汉字:匈-凶恶,奴-仆众。但匈奴那一蒙古词是一个专名,并没有汉字的那种意思。”〔20〕反映了匈奴一词的贬义用法。
《魏书·蠕蠕传》(卷一百三)记载:
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其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附近,故子孙因认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寡,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指后魏)。后世祖以其蒙昧,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21〕P(2289)
上引文中“后世祖以其蒙昧,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反映了蠕蠕一词的贬义意图。
中原汉人和北方民族在“鞑靼”名称的理解与用法上有了明显的差别。“达怛”名称起头用无豪情色彩的汉字“达怛”来标识表记标帜,到唐朝晚期写做“达靼”,两宋期间写做“鞑靼”,那一名称最初演变成带有“革”字傍的“鞑靼”。鞑靼名称,同匈奴、蠕蠕等名称一样赋有贬义色彩。
在中原“夷夏之辨”思惟影响下,中原史乘中往往呈现对外族的贬义称呼,如:运用一些带有“犭”、“虫”、“革”等部首的字词来标识表记标帜周边外族的名称,在标识表记标帜北方民族名称时那一特征表示得尤为凸起。达达(达旦)(达怛)(达靼)(鞑靼)名称的演变及其贬义用法就是“夷夏之辨”思惟的产品。
三、“变夏威夷”的史看与“阻卜”名称的运用
蒙古游牧民族进主中原成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元代蒙古统治者以世界征服者的身份自居,在思惟看念上一定会表示出“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蒙前人做为统治民族,为了稳固其统治根底和庇护其统治利益,改动中原人推行的“夷夏之辨”思惟,推行“变夏为夷”的主张,以争得元朝“正统”的汗青地位。在元代,蒙前人在政治、军事、法令等各个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过往被中原人视为蛮夷的蒙古游牧民族成为统治者。
元朝编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停止了以何为正统的争论,次要有两种定见:
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做为“载记”,附于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那个问题持久争议未定。曲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三史“各与正统”的编史原则改动了中原传统的“正统论”史看,为元朝蒙古统治者获得“正统”性供给了宽广的空间。做为统治者的元朝蒙前人以世界征服者的身份自居,将其所统辖内的所有边境看做元朝不成分隔的国土,并将国内各族视为元朝同一整体中不成朋分的一部门。那与中原人视周边各族为蛮夷的排外思惟有明显的差别,元朝蒙古统治者也不会用带有贬义色彩的名称来指代统辖内的各部族,出格不会用带有贬义色彩的名字来指代所属北方蒙古地域。
鞑靼名称具有贬义色彩,在汉文册本中鞑靼又是蒙古的代名词,元人编修《辽史》、《金史》时或将“鞑靼”更改为“达旦”、“达怛”,或偶改为“阻卜”,其原因之一就是“鞑靼”名称的写法具有贬义色彩。
有很多学者重视到了,“鞑靼”名称的贬义问题。岑仲勉在《达怛问题》一文中,对蒙古何以称鞑靼问题时指出:
此一问题,自来论者疑信各半,忖测纷纭,今得上说,则悬案能够判;而达怛之名,何以一般人不乐承受,清室尤讳忌之,其疑团亦可涣然解矣。盖唯“达怛”之义为“蕃人”,后来或更同乎“蛮族”,清初满人必仍有深明其意者,故帝室绝不肯以恶名自居。①
岑仲勉那一段话,阐了然鞑靼一词具有的贬义意图以及清满族人不乐承受那一贬义名称的原因。元朝蒙前人也晓得了鞑靼名称所特有的贬义色彩。
周少川在《元代史学思惟研究》中有如许的阐述:
三史“各与正统”的思惟改动了南北朝期间南书谓北为“索劣”,北书谓南为“岛夷”的弊端,史乘论述中往除了“蛮夷”、“南蛮”等蔑称。②
那一段话反映了元代蒙前人重视到了中原编修史乘中,存在对外族的蔑称的问题,也一定重视到鞑靼名称特有的贬义色彩。
法国人伯希和有如许的阐述:
我固然不完全将他屏除,可是也不摘用达怛读如达旦之说。…那个很复杂,因为辽史写做达旦。…可是要晓得辽史是蒙古时代所修,…我想是修辽史的人认为那个“革”字偏旁外表不大恭敬,所以将他删了。③
蒙前人统治中原近一个世纪,明朝人不会不晓得蒙古名称的构成,但《明史》中却有《鞑靼传》,其反映的就是蒙古的工作。明人不消蒙古名称而偏用“鞑靼”名称来指代蒙古,反映了明人锐意用“鞑靼”名称来贬称蒙古的事实。
元朝期间蒙古地域(辽金时的阻卜)不只是元代蒙前人的统辖地域,并且又是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发源地,元朝蒙前人视蒙古地域为其统辖的不成朋分的部门。元朝蒙前人深知“鞑靼”一词的贬义色彩,在编修三史时删改鞑靼名称是情理之中的工作。
总之,在“夷夏之辨”与“变夏为夷”差别史学看的影响之下,差别汗青期间,差别朝代编撰的史乘中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名词用带有批驳的字词来标识表记标帜,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呈现的阻卜,以及明代从头对蒙古称为“鞑靼”,均为在差别史学看影响下呈现的带有褒义色彩或贬义性量的称呼。
[责任编纂:奥其]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识码]A
*[做者简介] 那顺乌力吉(1970—),男(蒙古族),内蒙古扎鲁特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汗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