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王逸凡 王子耕 刘晓都 | 影响与对抗：南头古城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 | 2018年5期
王逸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王子耕
中心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刘晓都
URBANUS都会理论建筑事务所
摘 要
介绍题为“影响与对抗”的南头古城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总结了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放式教学中的办法，以及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的功效闪现。对南头古城场地做为“一个地点”和“一品种型”的特征停止了描述，进而阐明在南头古城开展以“对抗”为命题的建筑学尝试的价值。对城市更新战略中涵盖的根底设备和活动性、公共空间的塑造、空间与本钱的转化等命题一一分析，以阐明那些做品对深圳城中村的责备性根究。
2017年2月，刘晓都、王子耕两位建筑师做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放式教学的设想导师，结合批示了三年级的设想studio。那同时也是一项定名为“影响与对抗”的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13论理学生以深圳南头古城为场地展开研究和设想切磋，配合确定整体革新构想和城市设想总图。2017年3月和4月的两次评图活动中，来自清华大学和中心美术学院的多位教师以及多位职业建筑师对每一个选题和设想提出了针对性定见。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学生根据各自选定的命题停止深化，最末功效于2017年12月起头在UABB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出(图1)，包罗图纸、 模子、文本、影像等一系列功效闪现了对深圳城中村的责备性根究。本文全面回忆了此次尝试性教学与研究，并对在“深双”展出的做品停止了阐发。
▲ 1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览现场
1 一个地点：南方的南方
此次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抉择深圳南头古城做为基地。南头古城始于明洪武年间(1394年)设立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是其时的军事机构，设有演武亭等军事设备。尔后逐步构成府镇，明万历年间(1573年)立“新安县”，成为处所行政中心。清代，在对华南沿海地域形成严峻冲击的“禁海迁界”政策中，新安县被迁空，南头古城空余城墙，城内房屋均遭拆毁，其建筑素材用于修建界墙。民国期间此地设立宝安县，曲至1953年撤县改村，内部老建筑逐步被拆建，最末构成如今的城中村。如今的南头古城属于省级文物庇护掌握范畴，城中村面对整改但不再容许拆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确定在此举办，开启了南头古城旧城革新法式。
南头古城场地表现了一种矛盾张力，我们以“南方的南方”来描述其特征。在明初设立所城之后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代表帝国的“北方”透过行政空间向下传达的信息均是监视、训诫和取缔的权利陈说，在“禁海迁界”时唯独留下象征行政权利的城墙便是明证。到了近代，南头在城市化的快速历程中成为城中村，古城退居深圳那座新兴城市之后。而深圳是一个边沿上的城市，它位于中国的南方，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植进式的“北方型”城市。从规划、设想到建立，根本是北方的系统和思维，但从生齿、语言、社会组织的角度，深圳又保留着客家的南方基因。
在如许的场地上以“影响与对抗”做为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的主题，起首将一对描述城市空间的概念抽离出来并构成对立。所谓“影响”，即代表着权利、掌握、原则和系统的系统，建筑在此中被设置为一种标准、东西、社会次序。1841年，英国建筑师柯克热尔(C. R. Cockerell)就指出：“建筑的首要感化是从周边情况的不规则中成立起与之对立的常规与次序。”而他也将建筑与社会次序联络起来。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以建筑为手段造定身体政治的切确规章的诉求在机构性建筑(institutional buildings)中表示得极为明显，此中最闻名的倡导者是边沁(Bentham)，他在1780年代提出“环形建筑”，固然早期被用于监狱，但他认为能够利用于所有机构。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有的机构性建筑：病院、学校、劳教所、神经病院和工场都非常重视社会关系的标准，以掌握社会边沿那些病人、贫民、疯癫和青年的失序倾向。在轨制化的历程中，被“中心”影响的处所世界逐步失往自我的文化特征，同时它通过文化传统、天文天气和手艺才能无意识或自觉地消解着那种影响，即所谓“对抗”，反映到城市和建筑形态上则表现为自在生长的城市机造、与天然协做的立场、非正式的形式、暂时性建造的体例等。
2 一品种型：都会的村庄
成立一种“影响”社会次序的范式，或是对一种既有次序停止“对抗”，那两条叙事线索在建筑学的常识范围中始末是并存的。在阿尔伯蒂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早期就为一种规整建筑、街道和广场的城市范式确立了合法性，其影响不断继续到豪斯曼(Haussmann)、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甚至1950、1960年代的城市规划。同时，另一条线索则测验考试脱节那种影响，但曲到1960年代才实正构成了足以与前者的影响抗衡的力量，那要回于1960年代福柯(Foucault)和列斐伏尔(Lefebvre)的理论：他们认为现代本钱主义的重要特征便是创造了一种轨制，渗入进了思惟、社会生活、经济关系、时间、空间等方方面面。现代世界的最重要特征即是全数体味都缩减成笼统次序，而空间也不破例。在他们的强大影响下，建筑学再也无法议论标准和次序而不感应耻辱或功责，那招致了一次建筑学的集体转向，多样性的现实、理论与责备被纳进建筑学话语系统。
城中村代表的恰是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的多样性现实。深圳的城中村既是一个特殊的汗青存在，又是一种原生的城市形态。它曾经在深圳城市草创期间完美饰演了低收进社区和新移民落脚点的角色，构成外来租旅居住和小型贸易高度混合的形态。今天它却正在面对权利、本钱和正统思维的合力绞杀。本钱更大限度的占据、城市治理者的掌握和栖身者的对抗，差别力量彼此感化之后构成了一个夹缝地带——既是修辞意义上的，也是对实其实在的空间形态的描述。那表现出一种由场合的复杂性和随机性所决定的超越掌握的考量，在此，建筑获得了出人意料的邻接和毗连体例，那种力量是如斯强大，足以漠视城市本来的类型和原有形式的僵化套路。而做为如许一种“超类型的类型”，城中村在今天的建筑学院默认的常识中似乎也被遗留在常识范畴条块朋分之后的裂缝地带。故而课程在拔取“影响与对抗”那个命题时还有另一层内涵，关于正统“北方”系统操练出来的导师和学生，课程设想的起点是期看他们在那个课题里停止责备性根究，主动跳出惯性思维，进修从另类的角度发现、对待息争读城市问题，以“影响与对抗”为叙事线索，研究出本身的战略并提出处理计划。
3 对抗做为一种建筑命题
“对抗那个词是个很有趣的双关语。它其实不等同于那些完全否认的词，好比闭幕(dismiss)或排斥(reject)。相反，它意味着一种颠末推敲的挣扎，与其说是战术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利布斯·伍兹(Lebbeus Woods，1940-2012)于2009年颁发了一篇题为“建筑与对抗”的宣言，文中列举了66种需要对抗的对象，好比“对抗一种‘权利在别处’的假设(resist assuming that the locus of power is elsewhere)”。事实上他将锋芒指向的是令建筑圈集体连结默然的“小圈子内部的游戏”，正如福柯和列斐伏尔所指出的，本钱主义体系体例之下，建筑的次序不外是复造了四处存在的既有次序罢了。在30多年的创做时间中，伍兹始末与建筑圈支流甚至前锋的配合话语连结着间隔，“在‘时代之外’工做，自绝于1975-1985年的后现代倾向，也明显差别于1985-1995年的解构主义倾向，更判然不同于1995-2005年的计算机生成的建筑”。
将“对抗”做为一种建筑命题停止创做，意味着须“从某种从未被对抗过的泉源起头”，逐个量问那些最天经地义的预设。伍兹给我们的启发包罗切磋建筑与地表和重力的关系，建筑与哲学根底的关系以及种种坚不成摧、一潭死水的体系体例。他所拔取的战争、地震，以至外太空的场景消解了透视和地平线的意义。与那些场景类似的是，城中村的现实也已经构成了对种种既存规则的背叛，由此呈现一个契机，搀扶帮助我们根究能否有一些实正能够依靠的参照系统。
要对抗某种工具，意味着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往描述那个“某种工具”是什么，以使得对抗自己有意义。我们在课程初始即提出了一种看察的办法，鼓舞学生成立一种与现场、与日常不相割裂的立场，便是一种可以承受并熟悉被毁坏的过往的碎片，并运用它来扰动现实的意识。那种看察很快让学生们发现，在那之中“城中村民”的生活，其实不契合那些“超越处所的规则”对处所的牵制，而是有着本身的系统及表达那一系统所需有的象征符号和理论动作。学生们灵敏地捕获到城中村原生的城市形态，他们的视角展示出城中村的矛盾对立——既混沌无序又生机勃勃，既躲污纳垢又丰富多彩。从对现实的照顾动身，选题涉及城中村的几个重要方面，包罗“根底设备和活动性”“公共空间的塑造”“空间与本钱的转化”等。
4 城市更新战略与尝试
面临城中村地盘和空间资本极其有限的情况，一种构想是从城市开展的角度往对待问题。“城中村自我更新方案”计划(图2)在保留原建筑群肌理的前提下，逐渐操纵原有建筑的形式向上构建新的根底设备以及建筑空间，借此称心此地日益增长的空间需乞降栖身量量的需求。“云上行走”计划(图3)用一个自带交通系统的空中乐园做为城市标准上两个绿地之间的迁移游览通道，为城市穿越和看览供给了可能。
▲ 2 “城中村自我更新方案”计划：城中村逐渐向上生长自我更新的建立体例(设想者：黄震)
▲ 3 “云上行走”计划：漂浮在城中村之上的轨道以及空中的公共空间(设想者：衣晓菲)
假设说城中村的原生形态是密不通风的、内向、封锁和幽暗的世界，那么它的背面则指向了足够的“公共精神”，就是往消解传统的次序、构造、中心和品级。从城中村的场合感动身，“城中村鲤鱼牌坊”计划(图4)连系了鲤鱼那种在城中村亚文化中广受认同的形象，连系深圳扎牌坊的传统风俗，创造一个属于城中村村民本身的节日。“城中村鸿沟再设想”计划(图5)捕获到“墙”做为思惟掌握的载体那一隐喻，通过一种看似矛盾的战略塑造了一种半通明的断裂带，建筑内部空间的改变、游戏行为的干涉，在心理层面上突破“城”与“村”之间的地区认知隔膜。“常识冰块的下战书”计划(图6)则引进了完全外来的“游牧者”那一角色，发掘其对城中村活力的潜在可能性，为他们与城中村居民的互动供给场合。鲤鱼、墙和游牧者在做品的表示形式中演化为单纯的名称先行，以至毫不避忌“媚俗”(kitsch)，那源于学生们在调研中察觉到城中村物件和招牌符号化的堆积，进而操纵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波普化”引发了“能指(signifiant)的游戏”，将符号自己视做一种村民自觉建造的、具有可变性的过程输出，借助在文化意义上构成的“拟像”(simulacre)塑造一个自下而上的小社会，同时又在符号构造的实在中构成一个能展现城中村风物面孔的庆典场合。
▲ 4 “城中村鲤鱼牌坊”计划：村民自觉建造的鲤鱼牌坊回应了本地的节庆风俗以及扎牌坊的体例(设想者：王天君)
▲ 5“城中村鸿沟再设想”计划：鸿沟不再是一道密不通风的“墙”，透过空隙能够隐约窥见其后的城中村，并通过首层架空缓解交通压力(设想者：高原)
▲ 6 “常识冰块的下战书”计划：通过介进者生成一个开放、畅通、混合的反规训空间，将城中村活泼、多元、充满机遇的特征发扬到极致(设想者：张开元)
上述两类战略是在提炼城中村原生形态或符号，还有一类战略是把城中村视做一系列博弈之后所构成的一种微妙而懦弱的平衡。城中村构成的布景离开不开现代中国城市中的两种空间治理术——地盘和户籍政策。二者使村民的身份得到确立，也由此构成了城与乡的二元博弈。有趣的是，跟着中国城市化海潮的到来，活动生齿加进了博弈，村民从外来租户身上收取到了城市开展的盈利，进而成为博弈的获利一方。尔后，空间与本钱的绑定在城中村现象中流露无疑，无论是城市政府、村民、租户中的肆意两方，或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空间都成为博弈的核心手段和路子。“博弈中的革新与再生”计划(图7)从博弈背后的逻辑进手，以空间为筹码，鼓舞村民让步出公共空间以换取新的加建，并突破原有独立的空间边界，付与租户自在活动的权利，从而实现新的平衡。“通明空间方案”计划想象的是将南头村可革新的存量空间划分为虚拟空间单位，对应于一种可停止交易的虚拟货币“南头元”，并将虚拟货币的交易规则与实体空间革新的奖励机造连系起来。该计划在“深双”展览上的互动安装(图8)通过印有识别图案的6种木块代表城中村更新的6种建筑类型，村民、租户、政府、企业4种玩家以此根据本身现有木块情状挪动木块以实现本身利益更大化，每次挪动木块代表城中村空间的拆除和建造，并由摄像头主动识别过程同步产生虚拟空间改变，虚拟货币与实在货币在此过程根据每个单位四周的空间类型停止结算和更新。“公私边界的协商与重构”计划(图9)将租赁空间产权变成租赁差别时间的空间利用权，设想出城中村居民为应对高密度有限资本等问题的一种高效的处理体例。那3种战略从城中村本身的形式或表象跳脱出来，转而借助空间消费的逻辑往触动城中村的空间形态及其背后机造，无疑透露出一种“狡黠性”(cunning)。
▲ 7 “博弈中的革新与再生”计划：从空间与本钱的逻辑进手，改动原有的空间边界(设想者：陈德辰)
▲ 8 “通明空间方案”计划在“深双”展览上的互动安装(设想者：王鼎禄)
▲ 9 “公私边界的协商与重构”计划：城中村的活力很大水平上来源于公私空间的彼此占有，通过公私边界协商改动城中村的栖身景看(设想者：梁月冰)
5 结语
跟着我们对南头古城设想的深进，越来越多的问题被触发，“对抗”那一命题的困难也闪现出来——我们所对抗的事物并非凭空产生的，那些事物有着在漫长的时间中成立起来的汗青，也因而悬置了其背后的诸多矛盾。2017年4月初，我们在清华的设想课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为什么旁看者不会告诉一小我他/她实正的窘境所在，或者会招致其未来问题的症结所在？”
“能提出问题的就已经在指向谜底了。但是所谓窘境不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吗？”
巧合的是，利布斯·伍兹生前曾对老友匡孔明(Christoph Kumpusch)说过如许的话：“你所能碰着的更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提出问题。”对此，伍兹本身阐明，他的空间是在创造问题，而不是找到谜底。
面临南头古城场地，那些设想做品通过供给一系列视角特殊的“问题”，触动了汗青上的权利博弈、公私之间的利益侵吞、精神崇奉的灭失等需要深思的命题。那几乎能够被视做一种对抗行为的困难起头。而我们所对抗的，只可以被“具有等价动力和内在本色的看点、行为”所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