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久 | 色‧戒──《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时代布景及意义

《金瓶梅》诲淫的恶名，从它一问世起便背上了。在它还在以手本形式传播的阶段，便被视为坏人心术的淫书。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它的每一个研究者无法避忌的客看存在。那部全国第一奇 书事实有几处性描写？有人做过统计，全书共呈现一百零五处，其

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轻描淡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

人民文学出书社1984 年出书的洁本《金瓶梅》，共删往曲露的性描写文字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

因为《金瓶梅》以云霞满纸的风月翰墨，淋漓尽致地渲写淫亵与露骨的人欲，以及 恣肆展陈的天然主义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的价值确实有很大的损

害。

然而，对任何一部做品的评判，都不克不及漠视那部做品产生的时代基因。

鲁迅与沈雁 冰两位巨匠，都曾对《金瓶梅》有过公允的评判。鲁迅先生说：因为成化至嘉靖社会颓风「并及文林」，所以才产生了像《金瓶梅》如许

「每叙床笫之事」的小说[1]，沈雁冰先生说《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划颓俗（Bel-Ami）相类，此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

响，不敷为怪，且不成专重此点以评《金瓶梅》。

《金瓶梅词话》

晚明颓俗的构成，更间接的影响是来自思惟界。

《金瓶梅》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封建社会已成全面瓦解之末世，跟着 本钱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开展，不只男耕女织的消费体例被

突破，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墨理学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做为明代官学的程墨理学，在思惟界占统治地位一百五十余年，政治的参与使之日 趋僵化，以致思惟活力完全丧失。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在如许的氛氤中

应运而生。

嘉靖以降，心学权力几乎广泛全国，尤以江淮以南为最盛。

礼制堤防的瓦解，带来了整个社会风气的畸变，即由禁欲主义的极端滑向了纵欲主 义的另一个极端。

阿谁人欲横流无处不在溃烂的时代，尤以淫风为炽盛。从明宪宗墨见深起头，明代 皇帝的滥淫便代不乏人，实属空前而不停后。

只要我们翻阅一下时人的条记，即可见其大端。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亦因献房中行乐秘方而骤贵，竟成为时髦。

如《野获编》记： 嘉靖间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成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

童男小遗，往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

此二位流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以其它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外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

损圣体，阳物日夜不仆，遂不克不及视朝。[2]

明代皇帝中，以武宗为最荒淫。他十五岁登极做皇帝，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穿商人衣 服，头戴「瓜啦」帽，到廊下家等中官卖酒的展子里往游逛，于筝

琴琵琶嘈嘈然的酒肆上，「坐当垆妇于此中，杂出牵衣，蠭簇而进，濩茶之倾，周历诸家……且实宫人于北里，饰演侑酒，醒即宿其处，如是累月。」[3]

当了皇帝的第二年，武宗就兴建「豹房」，日召乐工进「新宅」承应。锦衣卫都督 同知于永是色目人，善阴道秘术，遂召进「豹房」，与语大悦。

于永说回回女皙润瑳粲，大胜中土，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于永矫旨索吕佐家善西域歌舞的女眷十二人，歌舞达日夜。

然犹不敷，凡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妇女，悉数召进，假言教舞，而择其面目姣好者留之，不令出。后来又要于永的女儿，于永饰邻人白回回之女冒名顶

替，深得武宗喜好。然而那家伙怕有朝一日事发，便推疾风痹告退。

武宗好游幸，凡车驾所至，近侍必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出巡宣府，每昏夜出游， 遇高层大屋，便碰进人家，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居民苦之，以致商店肃

然，白天闭户。

驻跸大同，掠妇女数十车于道，日有死者，摆布不敢问。武宗到扬州巡幸，让寺人吴经 往打前站，选民居豪华者改为提督府，以便驻跸。

吴经大索其童贞寡妇，民间汹汹。有儿女的人家，赶忙往拉寡男，拉着了就将女儿渐渐配给他。

一夜功夫，全城的少女差不多都在那荒唐的「拉郎配」闹剧中成了罗敷有夫。有的乘着夜黑跳城墙出走。知府蔡琮往求情，吴经大怒，说：「汝小官敢

尔，汝头不愁往颈耶？」[4]

《明武宗外纪》

那个吴经，记清了寡妇和娼优家的门户，夜半遣数骑促开城门，传唤驾至，令通衢 燃烛光如昼，吴经率官校径进所知之家，掠掳妇女。

有隐匿的，则破垣毁屋，搜得乃已。寡妇无一幸免，哭声震远近。后又把那些女人分寄尼寺，有愤恚绝食而死的，便随意弃置。武宗之荒淫，同隋炀帝相

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宗、穆宗衣钵相承，交锋宗尤甚。方士陶宗文因献红铅而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 光禄医生柱国少师少傅少保。

礼部尚书恭诚伯、都御史盛锡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身，而借具「秋石方」致大位，可见那个社会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因为淫佚无度，穆宗皇帝墨载垕死时才三十六岁。

到了神宗墨翊钧，又别开生面，专蓄男宠。且后宫荒淫，排列「春夏秋冬」四时名 目─春之滥淫自没必要说，夏季，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戏，令人自轻罗造

成之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在哪一个宫女簪上，则是夜帝幸之。

因而，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吸引流萤先顾。秋天，帝题唐朝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宫词后二句于另一红叶，一路放进御沟，若遇两

片红叶相迭，则令人取起看看，如成全首宫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获帝是夜宠幸。

冬天，在洛殿大池注满香汤，选柔肌雪肤宫女同池洗浴，谓之「鸳鸯之会」。

上梁不正下梁歪。臣僚亦争相效仿，一代名相如张居正，亦概莫能外。《野获编》 载：

正统十年，福建左布政诱娶福州中卫批示单刚妻马氏为妾，按察使谢庄诱娶福建 左卫批示张敏女为妾，又在百户陆亮家挟娼饮酒，事发，下巡按御史问得

实，遣戌大同。

是年辽东苑马少卿黄琰娶所部部定辽卫千户萧成翟广女为妾，往来饮酒淫乐，吏部都察院执诏命，降为行太仆寺主簿。统一淫纵，同在一年内而处分之异

如斯。且方面大吏即于所治宣淫亦未有之事也。[5]

当朝宰相能够连袂狎妓，守土仕宦也能够随意宿娼，封建统治者的淫靡，使整个晚明社 会风气一落千丈。

万历时任福建省税监的寺人高寀，听方士说「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活，能御女种子」，那阉人淫兴勃发，「多买幼稚，碎颅刳脑。贫苦之

家，每割爱以售。恶少年至以药诱人冲弱，因而就寀，幸博德金者。税署池中，白骨齿齿。嗣买少数妇人，相逐为秘戏，以试方术。歌舞娈童，又不下数十人，

备极荒淫。」[6]

高寀的暴行和淫行，为福建、广东人民所切齿腐心，以致最末激起民变。

《工具洋考》

《梅圃余谈》亦记载：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还，外 城小民，过活难者往往蛊惑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

窑中天窗敞开，择向路边壁做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赤身居此中，口吟小词，并做种种淫秽之态。

屋外浮梁子弟，过往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进。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联袂登床，一时而出。」

后人称妓馆喊「窑子」，是明代已有此风了。

那让我们很随便联想起比《金瓶梅》时代早了二百年的《十日谈》时代，那时的义 大利，上帝教会对社会统治的权利登峰造极，教士们过着荒淫靡烂的生

活，罗马教庭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功责，以至违犯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耻辱之心都不存了。

因而以致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恳求，反而要走他们的路。」[7]

在靡烂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一些文人学士和社会名人也出错无已。

士人以嗜谈性为时髦，社会上狭邪小说流行，秘戏图画、亵玩品及春药大发利市，青楼娼 寮一片兴隆。

谢肇淛谓：「今时娼妓充满全国，其大城市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8]

出格是金陵、扬州、杭州等江南富贵城市，倡寮行业更闪现了中国汗青上从未有过的茂盛场面，「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9]。

张岱《陶庵梦忆》记二十四桥风月，谓：

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领导莫得进。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薄暮，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

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

权贵富商更自置家乐，养一班歌儿舞女，或沉浸青楼，在红粉阵里争风流。蓄声伎在明 代不只是合法的，并且往往成为仆人风流倜傥的标记。

如李贽所谓「一日受令媛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记载何良俊「晚蓄声伎，躬自度曲，分刌合度。秣陵金阊，城市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竞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

「每饭则出以侑酒，风流文摘，照映一时。」

晚明大学士范景文（今沧州吴桥人）自置家乐， 明末四大令郎之一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伎之盛」，其如皋水绘园是文人名流雅集之地，同时亦因其声伎著称

于世，如杨枝、秦箫、灵雏等，皆以、艺冠绝一时。

那种现象，不断沿续到清代。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笔录了许多文人学士放浪豪华之事：「杨用修谪滇南，纵 酒自放，尝敷粉做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

《板桥杂记》

「嘉兴姚壮茗用十二楼船于秦淮，召集四方应试出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吴兴、沈雨茗费

令媛定花案，江南艳称之。」[10]

「中山令郎徐清君，魏国公介弟也。家资巨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季，把酒酣歌，纶巾鹤

氅，其仙人中人也。」

杭州官员包容所，声伎排场更冷艳世人：「西湖三船之楼，实包副使函所并为之。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号载书画，再次侍美人。涵老声妓非

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客至则歌童演剧，队舞宣扬，无不停伦。」[11]

被认为《金瓶梅》做者「备选人」之一的屠隆（字赤水，号一纳道人，万历五年进士，做 过青浦令、礼部郎中等官，万历十二年十月被讦与西宁侯夫人淫

纵而罢官，有戏曲做品传世）亦被时人传说风闻「狭邪游，戏进贵爵之室，灭烛绝缨，簪遗珥堕，男女嬲而交织。」[12]

罢官后，仍「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13]那位留下了三部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长剧的才子，最末亦死于花柳病。

他的老友，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巨匠汤显祖，得知他患恶疾，写了十首绝句以赠，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成忍，教令阖舍

念看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一谓：

甜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即便是得了花柳病，长了杨梅大疮，也没有什么不但彩的，有那么多「尽捧莲花当药王」 的童男女蜂拥，亦为人艳羡，殊为幸事。

世风如斯，也一定反映到文学艺术做品中来。

在《金瓶梅》问世前前后后，便有《如 意君传》《金主亮荒淫》《绣榻别史》《于湖记》《痴婆子传》《肉蒲团》《灯草僧人》《昭阳趣史》《两肉缘》等

一多量秽书以及艳词艳曲风行一时，风行全国。

陈所闻的《北宫词记》《南宫词记》，就是以「丰腴绵密，流丽清圆」为进选原则。闻名散曲家薛论道的《林石逸兴》中，亦不停四时闲情的淫艳之做。

关于享乐的认可、以至于赞誉，做为对「功名」「荣华」的否认，几成为晚明社会 思潮的支流。如《肉蒲团》开篇的〔满庭芳〕词：

黑起事留，墨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动静，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

风流院，流放衰翁。天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实乐地，算来算往，

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末。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 乾坤覆载，一幅大秘戏图。

如许的时代，于我们其实是太远远了，太目生了。在如许的「时髦」影响下，即便是一 些名著，也不免杂有阿谁时代的脓血。

当然，《金瓶梅》同《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僧人》那样专写性事的秽书，是不成同日而语的。

《金瓶梅》在裸露人欲的描写中表示出的强烈的时代色彩，完满是因为晚明思惟解放 运动的影响。

万历年间，文学的开展进进了一个新阶段，在文艺思惟范围产生了李贽的「童心」 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徐谓的「人道」论，公安派的「性灵」说。

由诸说构成的「人学」的新思潮，摇动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系统。与此同时，呈现了以「心」反「理」的哲学新思潮水派─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开创人之一王艮是王阳明的嫡传门生，王艮（1483-1541），字汝行，号心斋，泰州人，他开展了王阳明「心者六合万物之主」的心学理论，

创造了「身为六合万物之本」的「尊身论」：

身也者，六合万物之本也；六合万物，末也。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 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

尊才是至善。[14]

王艮把「身」放在了更高位置，主张只要「安身」「保身」，才气事亲事君，保国保天 下。

「身」便是七尺血肉之躯，所谓「尊身」，也就是必需称心肉身的物量和精神的一切需要。固然其起点在于君父家国，却在理论长进一步强调了人欲的

合理性。

泰州学派的后学将王艮的理论进一步发扬，夏廷美认为，天理与人欲之分，只在迷 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

换一句话说，天理和人欲，其实不相矛盾、相对立，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李贽则改进了王阳明「致良知」的看点，根据王阳明的阐明，良知即仁义理智信， 李贽则认为良知即「童心」。

什么是「童心」，李贽认为「童心」是人的本意天良，它最地道、最天然，也最自在。假设仁义理智信出自「童心」，那无疑是人的良知，而人的损人利己的

物欲，假设出自于「童心」，同样也是人的良知。对「童心」是不成隐讳的。

《王心斋全集》

夫即以闻见事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事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 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

不假矣。

由是而以假言与人假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 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15]

李贽还提出了「穿衣食饭即人伦物理」的主张：

「穿衣食饭便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食 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尔，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天然在此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

苍生不不异者也。」[16]

那里，现实上是把「人欲」进步到「天理」的地位。

晚明士医生特殊地强调人的情欲，那起首是时代风气的影响，别的也阐了然人对自 身熟悉的深化。

他们起首必定男女之欲本来是人的本性和本能的需求。汪廷纳说：

「自太极分则有 阴阳，有阴阳则有交媾，恢恢宇宙，安强人绳以礼制，家束之廉隅，而私合之事何者无之。」[17]

袁宏道也认为，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并非什么可耻之事。他在诗文中屡次爽快地自称：

「后来期，不敢问，我好色，我多病。」[18]

他对「好色亡国」论提出了责备：

「齐国有不嫁之姐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功，岂独在色？

向使库有湛卢之躲，朝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19]

就做品而言，晚明的戏剧巨匠汤显祖，则认为本身的自得之做《牡丹亭》的主题在 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能够死，死者能够生。」强调情欲是人

生命的原动力。

晚明通俗小说各人冯梦龙，搜集整理了汗青上良多性爱故事，编撰了一部《情史》，并 在书前做一「情偈」：

六合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克不及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

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有情与无情，相往不成量。

我欲立情教，教导诸寡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做如是看。

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边成眷属。[20]

《李氏焚书》

然而，晚明思惟解放的社会风潮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却没有成立新的道德标准，那也 是许多表示出畸形人道的做品呈现之主动因。 凌蒙初在《初刻拍

案惊异》序言中说：

「近日承常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歪曲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谬不敷信，则亵秽不忍闻，得功名教。」

晚明期间的某些做品，固然从必然水平上表露的是禁欲主义的虚假，但同时也展示 了人伦的丧落。

那里无妨把《肉蒲团》《如意君传》同《金瓶梅》做一个比力：

《肉蒲团》四卷二十回，除了开头两回及最初一回，附加了一些因果报应，全数篇幅 津津有味于赤裸裸的性生活排场以至性行为身手的讲解，通篇描述了

仆人公未央生与艳 芳、香云、瑞珠、瑞玉、晨姑等人的滥淫，连篇累牍，生活内容大致不出「秘戏图」格局。

加之间以割狗肾之类的旷世荒唐，「联盟义议」「平分一夜欢」之类无耻下贱的描述， 使《肉蒲团》成为一部实正的淫书。

该书做者也挂出了「戒淫」的招牌，声明其做是书本来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 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 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

《肉蒲团》最初写未央生坐够了 蒲团，不是因为他心里对肉欲的厌倦，也不是从心灵上悟到了精神上的男女之爱，而是 因为他跳不落发庭看念的笼子，

因而才遁进佛门。 禅悟的外套掩不住淫邪的内核，现实 上他展现的不外是一个赤裸裸的秘戏图界。

《如意君传》别名《阃娱情传》，大约比《金瓶梅》早刊行于世一百多年，故欣欣子 〈金瓶梅词话序〉中，把其列进「前代骚人」之列。

那篇只要九千字的小说，次要叙事的是武则天晚年的淫乱生活，小说论述武则天十 四岁被文皇纳之后宫，拜为秀士，「久之，文皇不豫」 。

高宗以太子名分进奉汤药，媚 娘 （武则天幼名） 在侧，高宗见而亲爱，「欲私之，未得便」，后来末于在一个偶尔的机 会里占有了她。

之后文皇出媚娘于威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后， 纳进宫中，拜为左昭仪。

高宗晚年，武氏擅权，高宗身后，武后废太子，改唐为周，任用酷吏，与僧怀义、张宗 昌、张易之等相淫。

在她七十高龄之时，又得一伟岸雄健的青年须眉薛敖曹，召进宫内， 通宿达旦放纵宣淫，并称敖曹为「如意君」。 《如意君传》即因而而得名。

就性描写而言，《肉蒲团》约占全数篇幅的五分之四。《如意君传》占三分之二， 《金瓶梅》占约百分之一、二。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固然有不小的负面效应，但做者从斗胆必定人欲动身，进一 步必定人的保存价值，标记着人本意义上的醒觉，也带有比力深挚的

人文主义色彩。

《金瓶梅》沉着地透视社会生活的丑恶、龌龊与龌龊，把汗青和人生的种种功责逐个 悬挂出来，暴晒在阳光之下，使之表露其素质。

《金瓶梅》的性描写，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男女问题自己。「正因为功责的比照，美德 才越加明显。 所以，谁如果抱着摧毁功责的目标 …… 那么，他 就

必需把功责的一切丑态 在青天白日下表露出来，而且把功责的浩荡形象展现在人类跟前。 」[ 21]

《金瓶梅》是从 别样的角度和审美抱负上来审丑，否认丑，现实上否认的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

《金瓶梅》的仆人公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如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皆扑灭于 他们对「性」的纵容，连续串小我扑灭的总和，便是整个社会的毁

灭。

《何香久研究精选集》

注 释：（从略）

文章做者单元：四库全书编委会

本文由做者受权颁发，原文收录于《何香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书有限公司。转发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