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粪工人，在2022的北京

付晨在循着胡同觅觅电动三轮车的仆人，电动三轮车压住了粪井。

李雪云在挪动轮椅，为抽粪车腾出空间。

抽粪车停稳，李雪云预备起头功课。

环卫工人在抽粪功课。

即便在均匀房价约10万一平方米的北京二环内，还有一群抽粪工人。

天天或每两天，在几乎固定的时间点，抽粪车挤进北京城里的胡同，觅觅阿谁塞在墙根或一辆电动三轮下的圆形粪井。有大姐从公厕的门冒出个头问，“之前阿谁小伙子呢？”“他请病假了。”工人说。有街坊补一句：“他腰椎间盘凸起。”一只大狗竖立起半身，在密切地嗅抽粪车司机的手。

来抽粪的是头发灰白的教师傅、30岁出头的退伍军人、戴着棒球帽画着绿色眼影的年轻女人，或者从郊区密云坐两个小时车进城打工的中年人。

百年里，从马车、三轮车、一米多宽的581型抽粪车，再到如今宽3米承重近3吨的抽粪车。

胡同和粪便清运工人塑造了相互：抽粪车量着胡同宽窄设想，居民的房子“恨不得量着车轱辘”盖。北京东城区环卫中心时传祥所一共有42个抽粪工人，他们多因为“不变”和“习惯”做了抽粪工，就如许，十几年、以至几十年，和北京胡同生活绑在了一路。

胡同是“讲情的处所”

付晨本年30出头，干抽粪工有10年了，是时传祥青年班班长，一次干活时，他听到路过的汉子对孩子说，“看见没，欠好勤学习以后就干那个”。付晨说，“我那个也是退伍分配的。”“不会吧，退伍就分那个啊？”

现实上，在抽粪那件事上，机器留给人的部门已经不多了。一个抽粪工人抽干一个粪井里的3吨粪水只需要7-10分钟，更多的时间，他们在挪车、腾路、和街坊打交道。

胡同狭隘，人均栖身面积小，有的15平方米平房仍住着祖孙三代。电动车常顺着胡同停上摆布两排，抽粪车塞不进往。电动三轮、汽车会压在粪井上，而仆人上班往了。有时，废纸板、煤气罐、破沙发也堆放在各家门口。谁家修房顶了，建筑垃圾就在地上堆成一片。狭隘的胡同再容不下一点争吵了。

在那个单元，约定俗成的端方是，不管发作什么，都不克不及和居民打骂。工人们碰着很多委屈。早上往抽粪，有人说机器声太响，把人吵醒了。中午往，有人在食饭：“哎呦怎么那点来啊？臭不臭啊。”上学上班顶峰期往，车在路口，四面立即堵上了十辆电动车。有人冲着抽粪车跳着脚啐唾沫，司机一边生气，一边曲想笑。时间长了，工人们掌握了每条胡同的生活时间表，尽可能错开费事。

三八女子抽粪班副班长陈颖说，本身是“让老苍生给骂出来的”。抽粪的空间都没有“那么愉快的”。最窄的处所，抽粪车两边的后视镜都要折进往，盲开。陈颖记得一位曾住在李村胡同的老爷子，七八十岁了，摆了个摊在胡同修自行车，“说话特殊艮（北京方言，指过于认实、没有弹性）”。每次往抽粪，需要他挪开摊位，他都不共同。还说过“我就不给你挪，除非我死了。”陈颖只能“天天喜笑颜开哄大爷”，一天要花两个小时在那耗，“好大爷，亲大爷”。相处了一年，大爷才服软了，“你看那丫头老来”“嗨，得了，老来”。

那段时间付晨也跑阿谁工做段。有一次，那个大爷说抽粪车把空中压坏了，找付晨要点水泥，付晨给端来了，成果大爷用那水泥在家门口垒了台阶，本来刚好能通过的抽粪车更难通行了，难免蹭掉了台阶上一角的水泥。大爷又拿那个说事。付晨又端来东西，帮他把台阶抹上。“人心都是肉长的。”那次之后，他们的关系微妙地好转了。

后来那片胡同拆迁，白叟移走了，付晨还有点想他。“后来想想他也挺同情的”，一小我住在胡同里，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修车。付晨觉得有的人“看见环卫工人似乎挺来气的”，他想或许是因为，有的在逼仄平房生活的老苍生，自己对生活工做有怨气，只能找环卫工人抱怨。

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刚工做几个月时，被一个卖菜的大姐在胳膊上狠狠咬过一口，流了血，肉都打开了。

阿谁菜的摊位刚好把井盖盖住，阿谁粪井是死井，一天不抽就可能会冒出来。但大姐不情愿挪开，摆出一副本身被欺辱了的架势，争论中，喊李萌“屎壳郎”。那对李萌是浩荡的冲击，她没想到他人是那么看本身的。一位买菜的奶奶帮她报了警。差人来了，协商让大姐赔款1000元。大姐说，本身家里很困难，儿媳妇智力有问题。李萌看她拿出1000元都很难，就说算了。

后来，如许的生活成了常态：不小心把街坊衣架搞断了，找个铁丝、绳子，第二天给拴上。晾晒在粪井上方的被子，要在功课时小心服起来，干完活再拉开。挡路的电动车，挪开后再一个个放回原位。街坊不爱听“哎”，就把“叔叔大妈大爷”喊得勤点。胡同不是讲理，是“讲情的处所”。胡同里老年人多，“天长日久的”，软化了。

即便经常碰头，抽粪工人和街坊之间相互也不晓得姓名，留在记忆中的只要几个代号，“刘大妈”“马奶奶”“张大爷”。

李萌现在是二十大党代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她的第一个荣誉让她最难忘。那是2015年某一天，她接到一个德律风，说她获了“北京楷模”称号，让她来电视台领奖。李萌觉得“骗子吧”，频频说，“我没有报名，怎么会得奖”。

对方说，“老苍生给你报上往，投票选出来的”。李萌如许稀里糊涂往领了奖。

他们稳在了那个岗位上

现在，机器留给抽粪工人的活只剩那么几步：用一根铁棍把十几斤的井盖钩开，从抽粪车拉出一根两三米长、曲径50多公分的灰黑色橡胶管子，插进粪井2-3米深的粪水里。

在抽粪车的轰喊声中，工人喊几嗓子，驾驶员老同伴就默契地听懂了，按下抽粪泵，粪管“簌簌”地往上吸。工人要做的，是抱或踩着管子，让抽粪管上下摆布晃动，以把漂在水上的粪抽得更清洁。

粪管有十几斤，加压并抽满粪水时则有百斤重。管子放得深仍是浅，怎么趁着加减压的力道、用“巧劲儿”哈着腰往掌握，是抽粪最难的部门。工做时间久，工人们多落下腰病，天一凉就腰疼。

最后的日子是难熬的。2013年，1981年出生的陈颖刚来那上班，因为不娴熟，有次撤管子时粪便溅到额头、口罩上，她第一反响是立即要回队里洗澡，“我得全身上下都要洗清洁了”。

12年前，21岁的李萌退伍来到那，第一天干活，把当天食的早饭吐了出来。

干了11年的暂时工李雪云起初干活时倒没觉得恶心，但晚上回家，看见饭就想到粪井里的画面，第一周没怎么食下往饭。

59岁的墨敏冬却觉得如今的工人“可实是享福了”。1983年他参与工做，抽粪车是581、130型汽车革新的，“傻大黑”，欠好看，粪管上没有如今的秤杆和摇臂，不克不及向抽粪车四个标的目的伸展，他们要抱着管子满处跑。以前在抽粪车里，炎天热，冬天灌凉风，车门“哐哐当当”关不牢，都用铁丝拴着。

墨敏冬说，那时候他们看起来“跟喊花子似的”，一人只要一身蓝色劳动布的工做服和一身棉衣，没有换洗的。棉大衣上破着洞，棉花往外飞。干活时热，衣服间接放在地上，干完活拿起来陆续穿。

1980年，他高中结业，正赶上多量知青返城，工做难求，多量人在社会上游荡。他干了3年暂时工，干冶金、建筑，后来好不随便才得到进抽粪班的时机。虽然从婚恋市场来看，抽粪工确实处于社会底层——找对象“最少如果百货商场、电子管厂、纺织厂的”，但他垂青那个单元是“那全民（所有造）的”，很不变。来了之后，他生怕犯错误丢工做，“没那工做得干暂时工往”。

比起“为人民办事”“甘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标语，其实的保存压利巴墨敏冬稳在了那个岗位上。他想的是，没工做就没饭食，“你假设说我（其时）有什么远大目标还，那是乱说八道。”

体例、不变，也吸引着后来的年轻人。2012年，青年班班长付晨退伍时，面临邮政、铁路等其他的分配时机，因为环卫有“不变”的事业编而抉择了那里。他在云南边境当了两年兵，想离家近点，不想流落了，邮政和铁路，总觉得要“四处乱窜似的”。

东城区环卫中心的时传祥所只招北京人，单元里北京味儿浓。付晨从小在老北京胡同长大，如今结了婚，住在东五环外的楼房里。他没有购房压力，一个月七八千元工资够花，他喜好露营，前后花了4万买配备，周末在星光虫喊间拉个幕布看片子。

陈颖以前干过销售，觉得那工做不变，且比销售有社会价值。干抽粪工不耽搁她爱漂亮，几乎天天上班她都化装，隔几个月还做次美甲。往年冬天她做过一次拉皮手术，曾包着一半的脸来抽粪。

李海英和陈艳明天天要从郊区密云坐2小时公交来上班，但仍是觉得那比过往的工做轻松多了。她们来自密云农村。陈艳明说，地里的农活儿干起来是没头的，抽粪则是定时上下班。李海英在珠宝柜台干过销售、在服拆厂打过工，觉得抽粪工做压力不太大，收进也能够。把固定的活干完，此外不消想。

墨敏冬坚信一条求职法例，“干什么都有必然的范畴”，人要在本身的圈子里找工做，“进不往他人的圈子。”问起为什么没考虑过送外卖，李海英说，“假设身边有人送外卖，或许也会往送外卖，次要是身边没有。”

暂时工李雪云在孩子10岁后，经人介绍来了抽粪班，那是她第一份也是独一一份工做。她干了11年，每月就拿3000多工资。

起初，娘家人不附和她干那个，觉得“欠好听”，但“什么事都是个习惯”，习惯了就能干下往。李雪云挂着银色耳坠，花1500元纹了眼线，早上会认实给本身预备一份加了鸡蛋、火腿、豆芽、青菜的炒米线。她把小熊、小兔子贴画贴在常期跟的抽粪车上。

李雪云有种老北京混不惜的气量，她觉得和密云过来的姐妹比拟，她的手更软，因为没干过什么活。她天天把卫生纸叠得整整洁齐，压进通明塑料袋、再放进环卫服的兜里。那是大大咧咧的她的一点小心思，她觉得接触的工具脏，不情愿把纸间接揣兜里。

比起过往，抽粪已经不算很“脏”了

但比起过往，抽粪已经不算很“脏”了。

如今的茅厕“把泉源掐了往味儿了”，粪井里的味道越来越小。墨敏冬年轻时，公共茅厕是水泥砌的，冲水设备未普及，很多茅厕连水管都没有，粪便多用尿液冲下往，没有水的稀释，粪井里的粪便浓稠。“比浆糊都稠，那才喊粪呐！”

胡同越拆越少，一个工做段上的粪井从几十个，降到了十几个，工做量几乎减半。30年前，墨敏冬在时传祥青年班时，一小我要负责三四十个茅厕，抽粪车天天要跑满110公里。那时候的胡同又细又长、一栽进往就是几公里出不来。如今如许的连片胡同难觅，一百多米已经算深的了。

罗连江在东城区的公共茅厕做保洁员十几年，觉得茅厕卫生要求越来越严，“不克不及有一点积粪”，他日常平凡只要食饭能进值班室坐着，要不竭进往清洁。不但担忧查抄，还担忧茅厕利用者扫码赞扬。洁厕灵、84消毒液，各类清洁用品不竭顺着马桶流进粪井，压住了部门异味。过往，残疾人如厕位固然有，但很随意，如今越来越正规。公共茅厕空中从水泥改为防滑的水磨石。过往良多茅厕是一排蹲坑，后来加上了隔板，然后隔板前面又安上了门。

30年过往，为削减粪管障碍，抽粪管从曲径30厘米拓宽到50多厘米，进进茅厕的工具却“相当细化了”。墨敏冬刚工做时，拉开粪井，能看见白菜疙瘩、烂鱼头、鸡脑袋，还有当手纸用的报纸。那时候下水系统不完美，老苍生什么都往茅厕倒。于是，抽粪管经常被堵住，要用钩子拉、用手掏。如今，粪井里虽然仍有卫生纸、卫生巾、矿泉水瓶，但固体垃圾已经大大削减。

在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单元的车10年报废一批，墨敏冬开报废了3批，明年他就要退休了。

他见证了最初一代背粪工人的消逝。那时他20多岁，胡同里还有约10%的部门家庭在利用户厕，如许的户厕多是旱厕，在深宅大院里，车进不往。于是单元还有四五个教师傅在干掏粪、背粪的活，骑着三轮车，背个带半盖的黑色高粪桶，拿个勺子像舀水一样把粪挖进桶里，背在肩上，骑着三轮转悠出来，把粪倒在粪井里。那样的茅厕里，阳光暴晒下粪便发酵，有有害气体，蛆虫和老鼠四处爬。教师傅们一个月多拿30块钱补助。

跟着胡同宅子里户厕的消逝，背粪工人在东城环卫中心也消逝不见了。

胡同变了，茅厕变了，工做还会再变吗

在更大的范畴里，墨敏冬也觉得“什么都变了。”他刚工做时，北京二环外都是菜地。他跟着抽粪车，把畴前门地域胡同粪井拉出的粪，卸到二环外农人菜地的粪坑里，农人要花钱买。

后来，城市一圈一圈变大，卸粪的菜地越来越远了，从二环到四环，再到大兴。那时候，抽粪工人处于城市里的底层，找对象难，但站在菜地前的粪坑边，会有人探听“小伙子，找对象了吗？”他们那一代人抽粪工人，很多和农人家的姑娘结了婚。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抽粪车的目标地从农村酿成了城里垃圾处置厂。那时候车少，路窄，路面不是柏油，而是灰土或砂石的，一下雨，市区也泥泞不胜，“不像如今，黄土不露天”。固然路上车少，但因为路况车况限造，其时的抽粪车最多只能开到60迈。

墨敏冬最忙的是新世纪瓜代时的几年，他从抽粪班到了三产办公室，参与创收。他们公布了热线，向市民供给革新茅厕、修化粪池等有偿办事。那时候的老崇文区，“就像一大工地”，四处都在拆建。根据甲方的需求，他们把后轿式粪坑改成化粪池、把茅厕路面展上瓷砖、增加茅厕坑位、革新蹲便器。

墨敏冬是胡同里长大的，他驰念过往的生活，“那时候多好啊，其乐融融”。他们家的平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拆迁，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了北京游乐园，他的家就在游乐园的大摩天轮底下。后来游乐园拆了，建成龙潭湖公园，放进往时传祥纪念馆。那时他已经移到了六环外。

过往在胡同里，晚上睡觉前，大人冲要着院子喊一嗓子，“孩子指不定在哪个爷爷奶奶屋呢”。那时候，家家炒一个菜能食上5个，人们也特意把菜做得多些。街坊会打骂，但多是因为孩子闹矛盾，说几句好听话就过往了，“不记仇”。那时候的菜不消化肥，味道浓，本身家过年切根黄瓜，一个院都能闻见。“你说社会朝上进步了吗。”墨敏冬觉得社会的情面味越来越淡。

付晨也觉得如今的北京没有“北京味儿”了，“北京人都不晓得往哪了。”他理解的北京味儿，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生活气息，是胡同里碰头打交道冷暄的一套对话，“干嘛呢您”“食了没您”。

本年，罗连江患了脑梗，住院了两周，换来一个罕见的假期。从病院出来，他专门跑到永外一片胡同，找过往住在公共茅厕门口的一家人。他以前在那个茅厕做保洁，他和那家“开20路的哥们儿”已经3年没见了。他发现那片胡同很多房屋已经围了起来，走进阿谁院子，他得知本身的老伴侣，被他称为“那谁”的人，已经移到大红门四周。至今他们也不晓得相互喊什么。

李萌家里还住着三合院，但那片胡同也与过往大大差别了。过往在街边站成一排聊天的白叟，如今有的已经不在了。小时候她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北京站的城楼，闻声鸽哨。如今高楼大厦把城楼盖住了，声音也消逝不见。

立即要退休了，目击过太多改变的墨敏冬总跟身边年轻同事说，“你如今在那单元干那抽粪工，换个单元有饭食吗？”

他觉得会有一天，行业也会变，化粪池能实现主动化的粪便处置，“谁还用你抽粪？你不就下岗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