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1892.11.16-2022.11.16）
来源：《文艺报》2022年11月16日2版
本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郭沫若是我国出色的文学家、汗青学家、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手艺大学校长等。他在新诗创做、汗青学、考古学等范畴均享有高尚的地位，是他本身描述过的“球形天才”。在我看来，对文学的热爱和摸索是他一生逃求的最坚实的根底，文学性的感知体例和表达体例是我们解读和熟悉郭沫若其他学术奉献与社会奉献的一把钥匙。因而，总结郭沫若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一切认知的起点。在那里，“球形天才”的意义起首在文学范畴中足够展示：他能够说活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个范畴，重新诗、戏剧、小说到散文，每有涉猎，皆创意十足。他是中国现代做家中其实不多见的同时兼具多重身份的写做人——创做者、翻译者、评论者、学者，被史家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大师。此外，他还以更为宽广的社会汗青视野介进到文学的思惟运动之中，鞭策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汗青转折，从而产生了更大范畴的社会影响，发扬了一般专业做家难以替代的汗青感化。
——编 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
文丨李 怡
郭沫若
文学创做范畴的“球形天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心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惟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号。”（《在郭沫若同志悲悼会上的悼词》，原载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固然此前包罗周恩来等革命指导也都曾发出很高的赞誉，但是做为一种汗青地位的至高定位，仍是以那份悼词为标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于新中国之初，成熟于新期间的建立与推进，郭沫若以仅次于鲁迅的汗青地位，成为百余年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标记、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发作与开展的一面旗号。当然，跟着现代文学汗青历程的继续推进，各类新的艺术意向纷至沓来，令人目炫缭乱，当下的思潮挑战着“典范”的不变性，而发掘出土的汗青文献也屡见不鲜，不竭刷新我们的认知，改动着我们的文学史景看，在那个时候，从头检视和辨析郭沫若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汗青价值，也就显得必不成少了。
郭沫若起首是诗人，在中国诗歌古今转换的汗青历程中，他以本身富于创造力的开疆拓土，带给世人全新的欣喜。闻一多第一个实正读懂了郭沫若诗歌的价值：“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做品与旧诗词相往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满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之时代精神》，原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
当然，在文学史开展的时间脉络中，《女神》并非第一部新诗集。今天公认的事实是：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呈现的9首新诗，包罗胡适的《一念》《鸽子》等4首、沈尹默的《月夜》等3首、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2首，属于白话新诗在媒体的第一次公开表态，1918是中国新诗的降生之年；1920年1月《新诗集》出书，收进54位诗人的新诗做品，那部集体合集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结集；1920年3月，《测验考试集》出书，那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小我诗集，胡适由此被称做新诗测验考试第一人；两个月后的1920年5月，叶伯和《诗歌集》出书，那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二部小我诗集，叶伯和的汗青地位目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发掘和必定。在如许的时间挨次中，郭沫若其实不能夺得冠军，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上颁发新诗是1919年9月，此前康白情已经在“学灯”副刊上颁发了新诗，该诗让郭沫若深受触动：“我看了也委实食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郭沫若：《我的做诗的颠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6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89年，第214页）《女神》的结集出书则是1921年8月。那么，郭沫若仍是不是新诗的创始人呢？
我觉得那个无需思疑，因为一个新的文学款式的呈现绝对不是个他人和少少数人天赐灵感的成果，而是某种汗青“共感”的裂变和重生，它可能在一起头由少数人石破天惊般的提出和测验考试，但底子上仍是道出了某种潜在的普及性的可能。事实也证明，最早测验考试“新诗”的并非胡适一人，而是一批人，是一个一个固然声名尚不敷显要但是却可以彼此影响、彼此激发的“测验考试小圈子”，包罗胡适的留美同窗（梅光迪、任叔永、赵元任等）的文学改进讨论圈、《测验考试集》改诗圈，也包罗叶伯和的成都伴侣圈。叶伯和说，他的《诗歌集》“出书后，就有许多人和我表同情的，如今交给我看，要和我研究的，将近百人；他们的诗，很有些比我的诗还好”（叶伯和：《诗歌集·再序》，华东印刷所1920年5月初版），也包罗激发郭沫若新诗创做的四川早期新诗创做圈，包罗康白情、少年中国粹会同人、创造社同人等等。据文学史家考证，郭沫若的诗兴降生于1916年夏秋之交与安娜爱情期间，他天经地义属于汗青过渡期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测验考试者。
总之，郭沫若之于中国新诗的创建之功毫无疑问。问题仅仅在于，那个“第一”底子没必要在时间上锱铢必较，我们也完全没必要以抹除别人的陈迹来展现郭沫若的意义，恰好相反，郭沫若新诗创做的浩荡价值是在文学史的纵横比力中实准确立起来的。今天，文学史研究的大量史实已经证明，中国新诗的测验考试曾经是多位晚清民初的诗人在差别的地区以各自差别的心态和逃求各自展开的，走出古代诗歌的创做途径、开垦新的文学表达体例自己就是汗青的“共情”，那个事实非常一般，底子勿需少见多怪，将来的考证也还可能陆续为我们供给根究摸索的其他例证。但是，无论汗青的细节还可能被如何深耕，中国诗歌艺术在近现代汗青转换的道路却已然非常清晰了：所有那些初期白话新诗的摸索，最末都仅仅是在某一部分——主题、题材、意象或者语言——表现出了变动、立异，中国的初期白话诗人大都未脱古典诗词的束缚，胡适就也曾经断言：“我所晓得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立理论集》，良朋图书公司1935年，第300页）有意思的是，一部《测验考试集》，此中的大大都篇什都仍是旧体诗做，完全的白话新诗仅仅占少数，做为新诗测验考试第一人的胡适确实未能为读者展现出令人心服的诗歌才调，不只黄侃如许熟读诗书的常识分子发出了不放在眼里之语，稍晚的新诗做者也有诸多不满，以至曲唤“中国的新诗运动，我认为胡适是更大的功人”（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原载1926年3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做为精神的高级的艺术，诗歌体式的创建和展开当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占位问题，而是《浴海》中对人生世界的别致感触感染、《天狗》般难以想象的内在情感、《凤凰涅槃》那样的想象的奔驰与驰骋。做为一位实正懂诗、也对新诗将来充满等待的现代诗人，闻一多对郭沫若诗歌首创性的高度必定非常阐明问题，他不愧是第一个实正读懂了郭沫若诗歌价值的人：“不独艺术上他的做品与旧诗词相往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满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如许准确的比力视野，才实邪道出了郭沫若诗歌的汗青地位。做为新诗汗青的精神演进，郭沫若诗歌的呈现才实正打开了首创性的一页，具有当之无愧的“第一”之谓。在那里，“第一”就是“初创”，就是精神世界的独立开辟，也是语言形态的全新建构。后来有人以“诗贵委婉”、“音韵节拍”之类的原则来责备《女神》，其实问题倒不在什么“酷评”和“苛责”，而是如许的责备与艺术做为精神探险的素质在底子上就是非常隔阂的，当我们用后来的种种艺术兴趣来匡正那位五四的诗歌“异端”，可以证明的恰好不是郭沫若的简单而是我们本身艺术勇气的严峻失落。
郭沫若不只是中国新诗的名副其实的开辟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体裁的斗胆的测验考试者和建立者。那里的斗胆指的是在新文学诸种体裁的创建过程中，都活泼着郭沫若的身影，他的创始往往突破陈规、形形色色，极大地鞭策了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除了新诗，郭沫若仍是闻名的现代戏剧各人，早年的诗剧、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期间的汗青剧，都融现实的讽喻与浪漫的想象于一炉，“史学家是发掘汗青的精神，史剧家是开展汗青的精神”（郭沫若：《汗青·史剧·现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92年，第296页）郭沫若所表达的文史对话的思惟极具现代意识，也开启了现代汗青剧创做的崭新构想，那就是“出事求似”，以现代人的价值垂青识汗青史实，构织意味深长的汗青论述的伦理，摸索出一条汗青与现实对话的艺术新路。《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孔雀胆》等等都堪称现代汗青剧公认的范例，至今不断是学界研讨的重要对象。做为诗人，郭沫若融诗进剧，做为小说家，他也寓现代的史识于汗青的故事之中，为我们带来了富有冲击性的思惟启迪，同时又将叙事与抒情彼此连系，和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一路努力于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做，那都是对传统体裁鸿沟的一种挑战。
做为散文家的郭沫如有时很随便被人漠视，其实郭沫若的散文创做几乎与新诗同步，并且陪伴了他的一生。从留日期间、五四与大革命期间、亡命期间、抗战期间、新中国成立到新期间到来，涉及小品文、日志、通信、通信、杂文、散文诗、回忆录、文学责备等各类体式，包罗1978年那一篇久久传颂的《科学的春天》。郭沫若的散文也是豪情激荡、思惟飞扬，在一些现代散文家承受西方纯文学意识、钟情于小我兴趣的“艺术小品”之时，郭沫若却另辟门路，将小我的特殊思惟与传统散文的“大”与“杂”连系起来，创做出了特殊的现代手札与自传文学。在《三叶集》中，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与田汉和宗白华就人生和文学率性而谈，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手札体述志文学。自传则是郭沫若散文中规模更大、影响也最深远的部门，从《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学生时代》《归正前后》《黑描》《初出夔门》到《革命春秋》《洪波曲》《北伐途次》《程度线下》《苏联纪行》等等，总字数达100多万。郭沫若的自传既是近现代中国史的笔录，也达成了小我体验与时代大水的深度连系。做为文学艺术，那些做品“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量，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郭沫若：《我的童年·后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92年，第159页）儿童的妄想、青春的背叛，求索与苍茫、激动与挫折，小我隐私、人际龃龉，都逐个道来，毫不掩饰。那种对小我深层心理过程的热诚展现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其实不多见。从现代思惟史的角度看察，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陈独秀将那个时代的思潮称做“最初之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初之觉悟》，《新青年》1916年1卷6号），即思惟伦理的全新塑造，此中所表现的就是五四一代人所主张的伦理重建的热诚。郭沫若的散文完成了中国文学所欠缺的小我精神史的书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史深进发掘。对此，中外文学史家早已经发现。王哲甫1933年就指出：“那样爽快的详尽的写小我的少小时代，在中国还许是特创，即比之俄国高尔基的《我的儿童时代》等做亦无逊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53页）日本学者丸山升也曾经指出，“自传和汗青剧”就是郭沫若做品里“两根最重要的收柱”。（见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略》，《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1辑）
总之，郭沫若几乎踏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个范畴，所到之处，皆有创意，或突围于传统，或傲视于时代，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引领潮水、开疆拓土，在汗青的历程中留下本身重重的笔锋。由此，他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做家中其实不多见的同时兼具多重身份的写做人——创做者、翻译者、评论者、学者，展现了他所憧憬的“球形天才”的形象，也被史家描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大师。
以宽广的社会汗青视野
介进到文学的思惟运动之中
行走在中国现代文学汗青历程中的郭沫若，不只间接投身于文学创造过程，并且以更为宽广的社会汗青视野介进到文学的思惟运动之中，鞭策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汗青转折，从而产生了更大范畴的社会影响，发扬了一般专业做家难以替代的汗青感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鞭策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意义的汗青转折，郭沫若固然不是那一运动最后的倡导者，却以狂飙突进的姿势异军突起，率创造社同人勤奋创始“文学革命第二期”，鞭策五四文学从“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迈向“重在向新文学的建立”。（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6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89年，第98页）确实，就是在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呈现在文坛的1921年下半年以后，中国新文学才逐步实绩彰显，那当然不是郭沫若等人独有的成就，但是郭沫若和创造社做家的积极参与却无疑是此中的亮丽光景。尔后，中国现代文学开展史上第一次汗青性的思惟转折发作在1920年代中后期，是所谓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折。固然“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1920年代的中国已经如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但郭沫若及创造社的倡导却实正地掀起了浩荡的波涛。郭沫若1926年5月颁发的名文《革命与文学》正式宣告了对“浪漫主义的文艺”的“彻底对抗”，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原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一个月之后，成仿吾颁发《革命文学与他的永久性》，表白了附和“革命文学”的主张。那是创造社转向，继而中国现代文学左转的重要标记。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右翼文学成为搅动文坛的最重要的存在，摆布博弈、阶级革命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主题。1937年全面抗战发作，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回来，投进抗日民族同一战线，成为中国新文学从阶级匹敌走向全民族抗敌救国、再塑民族国度认同的重要象征。当然，做为右翼常识分子，在其时的抗日民族同一战线中，郭沫若并没有停行根究，从抗战后期的汗青剧创做到抗战成功以后的大量文论，关于国度、民族与人民关系的再根究成为了郭沫若文学思惟的新意向，对抗专造，为人民呐喊，倡导“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人民是社会的仆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素质的文艺原来就是人民文艺，那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并且站着极高的地位。离开了人民本位的文艺，固然借政治的力量能够赢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出错。”（郭沫若：《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原载1947年3月3日上海《文报告请示》）那是郭沫若驱逐新时代的强劲的唤声，他再一次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迈进新中国大门的思惟旗号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感化。
跳出二元对立思维
处置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关系
今天，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的今天，回忆他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奉献，我们一再描述了郭沫若之于文学传统的开辟和立异意义，那么，若何对待他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意义呢？在中华文化复兴已成时代共情的今天，那个问题可能特殊有目共睹。
郭沫若的一生，从文学创做到学术研究，其实四处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联络：他的诗歌创做起步于少年时代的旧体诗做，《女神》开垦了一代新诗写做之风，但《女神》期间的郭沫若同样毫不惜惜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公开赞誉，抗战以后，旧体诗词又从头新生在了诗人的笔下，至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新诗与旧诗并行。至于学术研究，则更是次要安身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考辨和阐发，诸如古代文学研究、古文字研究、考古研究、汗青研究等等。所以，在“弘扬优良传统文化”成为时代主潮的今天，提及中国现代常识分子若何“继续”本身的古代传统，郭沫若也经常成为天经地义的代表。
那里，关键在于我们必需看到一个底子性的立场，即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誉与他对外来文化的热情拥抱其实不矛盾、对立，而是彼此填补、相互激发。也就是说，他没有像某些守旧主义者那样陷进以古抗今、怀旧拒新的思惟逻辑之中，在做茧自缚的二元对立思维中陈陈相因，阻挠汗青的开展。郭沫若的文学看念，在一系列的思惟文化概念的理解和利用上就是如许。例如五四诗论中涉及的诸多概念——曲觉、灵感、实等，也是中外文明并举，并且起首就是中国古代的屈原、蔡文姬、李杜、王维等等，国外诗家则有但丁、弥尔顿、歌德及日本诗人等等；再如现代常识分子经常议论的“个性”与“人格”，郭沫若特殊强调诗人的人格铸造，谓“人格比力圆满的人才成为实正的诗人”，以至还提出：“个性开展得比力完全的诗人，表达他的个性愈彻底，便愈能称心读者的要求”。（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三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90年，第338页）那显然是承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看念，但与此同时，诗人又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人视做“人格圆满”、“个性完全”的典型。古今贯穿的认知还包罗“白话文”、“五四运动”等重要问题：“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文，在二千年前的阿谁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郭沫若：《汗青人物·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汗青编4卷，人民出书社1982年，第69页）
豁然而贯穿，那是郭沫若在古今中外文化承受中摘取的根本立场。所以，一部《女神》，既有《天狗》异样叛逆，又有《雨中看湖》《晚步》如许平静协调的古典风韵，诗人的一生，同样新旧体并举，保留多重摸索。在郭沫若那里，差别的美学倾向并没有不当。那种跳脱出二元对立思维的多方位文化逃求大约能够反映出传统文化在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存在体例：不是被外来文化否认了、摈除了，相反，倒似乎是被“激活”了。郭沫若与一般五四常识分子的激进姿势大为差别。例现在天人们经常论及的他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立场。他对孔子的推崇几乎贯串一生。1920年代初期，面临新文化思潮对传统的汹涌量疑，他就提出：“如今的人大致以孔子为忠孝之鼓吹者，一部门人敬他，一部门人咒他。更极端的每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出错全回咎于孔子。唱那种暴论的新人，在我们中国其实很多。诬枉前人的人们哟！你们的冥蒙毕竟长短启发不成的！”（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郭沫若全集》汗青编3卷，人民出书社1984年，第259页）郭沫若一生，频频地、有系统地颂扬了儒家文化的宗师孔子，说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教导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是“人中的至人”，孔子思惟也被视为中国先秦文化“澎湃城”中更优异的宝躲。
“激活”的传统文化当然不等于是僵化守旧，而是一种对固有文化的从头认知，对汗青文化内在潜力的发掘和操纵。那就能够答复一个问题：推崇孔子与儒家文化的郭沫若历来也不会被人列为守旧主义的阵营。郭沫若的逃求至少启发我们：对现代/传统关系的理解早应该跨出二元对立的逻辑陷阱，在更宽广的空间中根究问题。
郭沫若也不是毫无原则地必定和赞誉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屡次充满密意和想象地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传统”、“底子精神”。回纳起来，那一精神能够做如许的解读：个性、自在、富有创造力。能够说，那就是郭沫若其时文化存眷的“焦点”，他是以此为原则在传统的中国，同时也在世界各地觅觅样本、自我鼓励，是从时代需要动身对那一已经失落了的传统的密意唤唤：“我们要把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疴，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地道科学的甜乳。我们生在那再生时代的青年，责任是多么繁重呀！我们要在我们那个新时代里造造一个普及的了然的意识：我们要秉着个动的朝上进步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勇敢精神，不断向实理猛进！”（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郭沫若全集》文学篇15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90年，第155、157页）“三代以前”是郭沫若心目中的抱负世界，它自在安适、个性张扬、充满创造，“三代”则是郭沫若深思、责备的第一段汗青，而秦及秦以后的专造汗青更是郭沫若锋利责备的对象。面临开启了千年帝造的秦始皇，郭沫若的责备非常猛烈：“春秋末叶以来蓬兴旺勃的自在根究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而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冲击。”（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责备》，《郭沫若全集》汗青编2卷，人民出书社1984年，第245页）针对漫长的专造主义文化，郭沫若不只予以责备，并且特殊报复了那种文化气氛所形成的对孔子和儒家思惟的扭曲。
无论是传统文化仍是外来文化，郭沫若都可以牢牢地将它们维系在时代精神的开展标的目的之上，为我所用，而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共生、交相阐释，也成了中外文化传统相互砥砺激发的有效体例。恰是在那些方面，郭沫若以本身特殊的体例提醒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匹敌外来文化，更不是闭关锁国，也不克不及对传统文化不加阐发，糟粕精华不分，吸收它的积极面，剔除其阴暗面，是天经地义的使命。继续传统与新的汗青前提下的创造不是对立的、矛盾的，传统的存在从底子上讲是一种“激活”，所以它不会也绝不会是守旧的代名词，没有创造也就没有了传统。
（本文做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