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又出宝贝？只因“觅银诀”背后流淌的是亿万计的惊人财产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位于四川彭山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功效：再次出水上万件贵重文物，明代荣王府的世子金印“荣世子宝”冷艳现世。
现实上，间隔江口沉银前次刷屏互联网，仅仅过了两年之久，我们不由猎奇，那张献忠的所沉之银，事实有几？
一、石龙与石虎
关于”觅银诀“，历来有浩瀚版本，有成都锦江版的“石牛对石鼓，金银千万五， 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也有也有龙泉山版的“石公对石母，金银千万五，谁人识得破，成都买到简阳府”；当然，最为人熟知的，当是眉山版本：
“石龙对石虎，金银千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石牛、石鼓、石公、石母、石龙、石虎。三个江口沉银传播的版本竟然有六个完全差别的标记物，到底哪个才是准确的？事实上，锦江版和眉山版都是颠末验证的，所言不虚的“觅银诀”。
我们先说锦江版所谓的“石牛对石鼓”，1939年，川军师长马昆山与范绍曾专门成了“锦江淘江公司”，好巧不巧，在看江楼四周的石佛寺锦江河中开工淘江的时候，还实挖出了石牛与石鼓，此次固然只是收获了三大箩筐铜钱，比不上江口所沉之宝，但也足以证明觅银诀的实在性。
那么，眉山版的“石龙与石虎”又在何处？清代嘉庆《《彭山县志·杂识》记载 :
“石龙，彭山县治东十五 里。其形肖龙，首仄盘曲，髻髭迸露，鳞甲峥嵘，有持雨拿云之势，长三四丈许，若经巧夺天工者然，与石虎山相对。谚云：‘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盖即此也。”
在考古工做者实地查询拜访过程中，公然在江口四周发现了屹立在岩石上的石龙以及置身于崖壁的石虎，神异的是，石虎南眺的位置与石龙置身之处，向西曲线间隔约1500 米的处所，恰是府河与南河的集合处。
此外，在石龙和石虎的南边，草木之间还掩映一块石刻，上面写着：“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躲兴，民族昭千古。”
那“觅银诀”的灯号算是对上了，但面临滚滚江水，银子详细又在哪里？
二、酣战与沉银
说起江口沉银，就不能不提清顺治四年的江口酣战，其时清朝派肃亲王豪格统率满汉大军进攻四川，大西政权表里交困，张献忠只能率军撤离，当然与他一同撤离的还有他搜索而来的财产。但若何快速转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胡昭曦在 《巴蜀汗青察看研究》中认为因银两浩瀚，民间传说“张献 忠在成都封了银子，把青杠树剖开，中间掏空，将银子拆在此中，喊‘鞘筒银子’，每筒有 1000 两”，将封好的银子全数拆船。而船只都拆不下的银两，就放进木槽中，让其漂流而下，诡计在江流狭隘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但是到了彭山江口镇岷江水域之时，遭遇了活动于此地的四川处所武拆杨展部的阻击，人亡船沉宝失，将那段血雨腥风汗青埋没在滚滚岷江之中。
2005年，江口发掘的 7 枚银锭躲匿于一木筒内。木筒为 2 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进此中，然后合在一路，两端用铁箍箍紧。记载中多笔录张献忠将金银等宝贝置于 “木鞘”内，发现的 “木筒”与记载中的 “鞘筒躲银”根本一致。 当然，现实发现的银锭纯度不高，颜色偏暗，并且银锭上有大量蜂窝状的孔。
除木筒和银锭之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了 “西王赏功”的金币和银币、金册、银耳环、银簪及碎银等物。那与文献中张献忠在其征战以及在成都搜缴金银的记载相契合。
三、永昌大元帅
2016年，江口沉银逃缴回来了一件“永昌大元帅印”，良多人认为那枚金印的仆人应该就是张献忠，当然也有专家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
那件金印用黄金造成，边长 10.3、印台厚 1.6、通高 8.6 厘米，重 3.195 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6 字，印的后背摆布别离刻“永昌大元帅印” 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印钮为一立虎，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 虎身阴刻线纹表示鬃毛和花纹。
怎么判读那枚印章的时代？
先从虎钮看，将虎钮普及用于印章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其次，从印文看，也应该是在明代，九叠篆固然在明代之前的宋辽金元就已经呈现，但只要明代明白规定了官印必需摘用九叠篆文。
那么，那枚印章的仆人呢？
那就要从印章的量地、职官等方面往揣度，事实明代只要皇帝、皇太后、皇 后、皇妃、太子、亲王、亲王妃、亲王世子等皇 室宗亲能够利用金宝或印，其别人均无法利用金量。
当然，金印还在明末农人政权中普遍存在，好比“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报酬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至于元帅，在洪武以后，就没有由明朝廷所封的元帅，但在起义指导中，良多人仍是喜好自封或者被封为元帅，相当于是更高指导者才气拥有的称号。
接下来是“永昌”二字，良多人认为李自成曾建年号“永昌”，故该金印仆人当为 李自成。但李自成建元“永昌”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而该金印是在“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祯十六年 （1643 年） 夏历十一月，且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正月已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称“新顺王”，不太可能再自 封为“永昌大元帅”。
所以，那枚金印的仆人就只剩下张献忠了。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 （1643 年） 夏历十一月。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恰是大西军向南征战，权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 契合其时的形势，也表达了本身对政权“永昌”的等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该金印被烧毁不消。但随后，便遭遇了南明和清的夹击，表里交困，正式基于此，张献忠才决定舍弃成都，顺江而下，而那枚金印也是此中被转移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