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沽那个地名第一次在文献中呈现后，多被认为是天津城市史的发端。从公元1205年漕运道路改道三岔河口到公元1404年天津建卫，时间跨度达两百年。在《曲沽两百年》中，做者汪以骍先生通过对汗青文献的研究阐发，对天津建卫前的两百年间城市聚落汗青做出详尽描述和综合揣度，以此揭开天津早期城市史的疑团。——编者
一、曲沽之前，最早的三叉口是皇家猎场
曲沽那个地名第一次呈现在文献中是在《金史·传记·卷四十一·完颜佐传》，从此到天津建卫前大概不断以此名见诸文献。
从公元1205年（金泰和五年）漕运道路改道三岔河口到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天津建卫，整整两百年。曲沽、大曲沽、小曲沽、曲沽口，三叉口、三叉沽、三叉之地，灵慈庙、天妃宫，曲沽寨、海津镇等等，那些地名和寺院建置的时间、沿革、详细位置等均有争论。正因如斯，天津城市史的起点如今根本被认为是公元1404年天津建卫之时，距今六百余年，而不是从曲沽呈现的时候算起。
更先呈现在文献中的三叉口是在公元929年（辽天显四年），《辽史·太宗本纪》中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十一月“甲申，看渔三叉口”，其后，《金史·世宗本纪》中也记载金世宗完颜雍于公元1166年（金大定六年）“七月辛酉，次三叉口”和公元1168年（金大定八年）“七月甲戌，秋猎，乙卯，次三叉口”。《宋史·河渠志》中则记载了那个三叉口的详细位置：洪水“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进海”，能够证明那个三叉口在独流砦四周。独流砦即在今静海区独流镇。
《金史·章宗本纪》中还有一笔记载，公元1198年（金承安三年）金章宗完颜璟“十二月甲子朔，猎于酸枣林。大风冷，罢猎，冻死者五百余人”，那里没有三叉口的名字，但那个酸枣林在《元史·武宗本纪》中呈现过，公元1310年（元至大三年）“以钞九千一百五十八锭有奇，市耕牛耕具，给曲沽酸枣林屯田军”，曲沽酸枣林，《天津古代城市开展史》认为应在今西青区张家窝镇小甸子村，即与三叉口十分接近。
从辽太宗耶律德光到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屡次抵达三叉口看渔、打猎、休憩，在其时已成定造。辽金统治者有捺钵体系体例，即在春夏秋冬驻跸差别地域并玩耍打猎。《金史·食货志》还有“清州北靖海县（今静海）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的记载，证明其时新置盐场的位置“本故猎地”，因而能够得出结论：在辽金期间，三叉口——独流砦——酸枣林一带即为辽金皇家捺钵定造之所。
在曲沽起头之前，海河流域下流一带有关皇家猎场的记载就已经有四五则，阐明在天津城市史起头之前，天津区域就已经进进王朝更高统治者的视野之中。那里成为皇家猎场，阐明海河流域下流的地貌和次要河流走向已经根本不变下来，为天津城市开展创造了天文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