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阅读•书间道 | 叶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读《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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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8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若何”
——读《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巨匠之间的一场友谊》
文/叶 隽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传授
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
曾在英、法、德等国粹术机构做研究
专著有《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看念》、《德国粹理论初探》、《主体的迁变》、《歌德学术史研究》等
主编有《中德文化丛书》、《民国粹术丛刊》
《留学史丛书》等;合译有《教导与将来》等
学术兴致现集中于德国古典文学、常识史与侨易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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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现象长短常有意思的,李白与杜甫的友谊曾为人们所称道,出格是杜甫对李白的那种念兹在兹的密意厚谊,让人感同身受,心生憧憬,譬如那首《天末怀李白》,就常为人所记忆吟诵: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若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如许的深厚友谊,给我们展现了在人类精神的更高境域处的“同病相怜”与“人道标致”。在德国,也有过如许伟大的友谊,那就是歌德和席勒。要晓得,“实正的、超凡脱俗意义上的友谊是稀有的”,“歌德和席勒将他们之间的友谊视为贵重的奇花异草,视为一种幸福,视为一件罕见的礼品。友谊给他们带来的胜利,抑或困扰,都让他们觉得差别通俗,对此他们感应惊异,怀着由衷的谢意。回首往事,歌德称那场友谊其实是人生一桩幸事,可遇而不成求。
关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如斯,因为在人文汗青上很难找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两位出色的、富于创造精神的巨匠,他们之间纵然有矛盾和对立,却能最末连系在一路,彼此商讨和启发,以至于配合创造出伟大的做品”(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巨匠之间的一场友谊》,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我们不能不赞扬做为学者的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他不单有扎实可靠的史料功夫,更有行云流水的叙事身手,所以能将一部汗青列传写得如斯超卓纷呈、风生水起。
萨氏本是学院学者,后来却舍弃了体系体例内的位置,甜愿往做职业的列传做家,并且佳做迭出、产量甚丰。他对前贤的认知并不是泛泛,而是确有独到之见。要晓得他不只为歌德、席勒都做过长篇列传,并且又将之并列而论,其实是逼真感触感染到了两位天才巨子的友谊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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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巨匠之间的一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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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较歌德的沉着淡定与远离尘俗,席勒似乎更显露出进世的面相,更激情澎湃。“到了席勒的《德梅特里乌斯》那部剧,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倾泻全力,目标在于以他的全数做品完成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巡行,换句话说,世界广袤的空间无不艺术地再如今他的做品中。
写《菲耶斯科》他在意大利,写《唐·卡洛斯》他在西班牙,写《玛利亚·斯图亚特》他在英国,写《奥尔良姑娘》他在法国,写《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写《退尔》在瑞士,改编《图兰朵》他表示的是中国,设若席勒实现了他那些‘海洋剧’的方案,那海外几乎所有的地区也都包罗在内了。
他那征服全世界的勤奋,使所有那些国度及其汗青都引起了人们的瞩目。他的著做活动比如全球飞行。”(《歌德与席勒》)
从那段表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席勒试图用手下的那收笔,来涉猎整个世界的浩瀚宽广,他的心中,深躲着一个无比深入的宇宙,正如他在《欢乐颂》中所表达的,“四面八方的世人啊,就可永结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而那种诡计心,其实也同样表示在歌德那里,不是吗?
在歌德看来:“假设需要榜样,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往找,他们的做品所描画的老是美妙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汗青目光往看。碰着好的做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他同样也是一个襟怀世界、善择资本的各人,但表示体例却迥然差别。
关于那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言,和而差别、异中相通,或许就是一种肄业致思问道的更高境域吧。固然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早在一八○六年,席勒就因病而往,实是“昔人已乘黄鹤往,此地空余流水音”。歌德为之悲悼不已,以至认为本身的生命也往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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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配合的文学喜好,气量上的彼此吸引,更有那种关于世界空间和人类命运的配合关心,乃能使得他们有了“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光线绽放时刻。
魏玛十年,不只是两个德国天才的相遇和相逢,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两颗闪烁星辰的会聚焦点,那一汗青上再也难以复造的双子星座,谱写出了最为灿烂的文学创造时代。
无疑,比拟李白、杜甫的短暂相逢,他们是更为幸运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得以常相处,共论诗,谈笑风云,指点山河,彼此砥砺。
那部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将歌德、席勒那两位伟大的诗哲放在一路停止讨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并肩生长的复杂过程。人类文明史上如许一种相辅相成、协做无间的故事其实其实不多见,那需要相当罕见的际遇和偶尔性。
在人类的常识史开展过程中,不太可能有如斯反复的汗青友谊,再伟大的人物都很少能等待同时代能有如斯接近本身的精神和心灵,更少可能有机缘了解相知,以至是并肩工做与战斗。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马克思与恩格斯。
而在世风日下、世道沦亡的今天,那种真诚的友谊就非分特别显得宝贵,因为此中表示的不只是一种智识与思惟的交通与协做,并且也是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
人之所以成为人,而超越了一般的动物,即脱节其兽性的面相,乃在于其精神世界的崇高。固然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表达过身处两者之间的痛苦与猜疑:
啊!两个灵魂居于我的胸膛,
它们期看相互朋分,脱节对方
一个固执于粗俗的情欲,
迷恋那尘世的感官欲看
一个憧憬着高尚的性灵,
攀登那彼岸的精神殿堂!
(《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书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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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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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总体倾向仍是超克那种粗俗欲看而勤奋攀登精神殿堂的,他留下的皇皇全集就是他求知觅道的更好例证。
那种思惟境域是出格罕见的,因为在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轨制化规则收配下,更表示出“全国熙熙,皆为利来;全国攘攘,皆为利往”的哀痛,实是道尽了人之做为天然人的同情处境。
人道本无所谓善恶之分,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许带上了圣人优良的许愿,但那也绝不料味着人生来就是恶的。
人道之初,或许就是纯光璞玉,有待打磨,关键还在于若何择定本身的崇奉和标的目的。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看看那些从古到今的伟人巨子,又有几个是一帆风顺的?
更多的仍是流离失所、辗转谋食,以至披荆棘、忧患穷苦。歌德、席勒的人生轨迹和伟大友谊其实也不克不及脱节那些人世间规则的收配,比拟较席勒的忧患生命,歌德似乎顺利得多,但察其现实,其所不竭遭遇的精神苦痛十分人能够理解,所幸他擅长“死心”(Entsagung),以至“假殉”,才气不竭脱胎换骨,完成精神上的“凤凰涅槃”。
当然,相互间的伟大友谊也支持了他们在精神史的探觅过程中不竭获得力量、固执前行。比拟之下,李白与杜甫的情谊不免难免有些可惜,我们当然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诗篇中逃溯他们的友谊和光辉篇章,但两者的“相逢”,并未能化做足够的精神上的伟鼎力量。
那当然也是时代的限造,固然盛唐富贵,但却遭逢“安史之乱”,大动乱的布景天然不容许有更多的文化创造之可能。
我们看看李白、杜甫的遭遇就能够晓得了,他们几乎始末在流离失所,遭受战乱之苦,即使是在承日常平凡节,也没有得到君王的保护。
歌德、席勒的魏玛十年,事实是他们个别生命史上人给家足的时代,固然席勒相对困窘些,但在歌德的搀扶帮助下仍是足以支持。所以,我们也不克不及过分苛求前贤,因为时代所赐与个别的根本前提,其实是不容漠视的。
即使如斯,李杜仍创造了非常绚烂的成就,他们的诗歌奠基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根底,其其实我看来,李杜不只是唐诗的灿烂,同时也是古代诗思的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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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国天才”,确实是一个让思惟史上的后来者都不克不及不侧目标概念,沃森非常推崇德国人在思惟范畴的卓著地位,所以要研究德国天才“是若何降生、到达高峰,并以超出我们所知的体例来形塑我们的生活”,“德国思惟事实是若何形塑现代美国和英国及其文化的?
合寡国与大不列颠或许说的是英语,但他们有所不知的事实是,他们以德国体例根究”(彼得·沃森《德国天才》,张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但需要填补的是,仅有孤单天才仍是不敷的,歌德、席勒那两位耀眼闪亮的星辰用他们的汗青向世人证明,“天才之谊”可能是更为令人憧憬的那种精神境域。
就像爱因斯坦日后在普林斯顿与哥德尔(Kurt Gödel, 1906-1978)一路漫步一样,天才也是需要有人理解、和人交换的,当然那必需也同样是能相互理解的天才。
那此中既有“人生结交在末始,莫为起伏中路分”(贺兰进明《行路难五首》其五)的深厚,也有“同是天边沉溺堕落人,相逢何必曾了解”(白居易《琵琶行》)的潇洒,至于世俗的那些酒肉之交、利益交换天然是不在此中的。
因为热诚友谊的价值乃是令媛不容易!事实是“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张谓《题长安壁仆人》),又或是“人生交契无老小,论交何必先同调”(杜甫《徒步回行》)?
或者更该是“国内存良知,天边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莫愁前路蒙昧己,全国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的意气昂扬?在我看来,或许宋人苏泂《送看复机宜荣侍南游二首》更为沉潜踏实:
友谊生平少,心期远近同。
略无时俗气,信有前人风。
几谏知吾子,忠言在若翁。
南州须趣召,先寄状元红。
命拙仍多故,君来每慰情。
艰虞还俭岁,文字久冷盟。
又做家山别,宽为数月程。
闲门闭萧瑟,病眼向谁明。
第一首以前人气节自诩,显得古纯朴雅,而又坦诚婉言、以礼订交;第二首则间接描摹两人之间的实老友情,出格是在困难忧患中的彼此顾虑,让人非常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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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正能成就歌德、席勒如斯伟大实老友谊者,并相互为奥援彼此成就者,实不多见。当然,伴侣订交贵在相知,精神上的良知,多半是可遇不成求。
譬如像陈寅恪,他固然没有得到如歌德、席勒那般的就近订交和频繁商讨之可能,但与王国维、吴宓的友谊却是弥足贵重。早年在清华,固然交往时间不外一年,但却是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之许。
王国维自沉前以遗书处置之事交付陈寅恪、吴宓,可见对他们的垂青;陈寅恪对王国维更是敬重无比,在灵前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更在其逝世之后能以非常哀思与繁重的心绪先后三次书写,缅怀心里非常尊崇的师友。
先是撰写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王看堂先生挽联》)
假设没有对王国维十分独到的理解和认知,是很难在如斯短小的篇幅中归纳综合出他的思惟看念、学术成就、政治理念和精神世界的。
之后,又撰《王看堂先生挽词并序》,不单将那种思念感念之情化而为词,以古体文言的文学形式表达之,所谓“一死沉着殉大伦,千秋怅看悲遗志”,能够见出对王氏评判之高。
并且进一步发扬其逝世之意义,称: “凡一种文化值式微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示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他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看堂先生所以不能不死,遂为全国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看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种原则和标准,立之认为万世范,那就是大学者之交的意义。
一九二九年,陈寅恪再应学生之邀而撰《清华大学王看堂先生纪念碑铭》,宣示: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枷锁,实理因得以发扬。思惟而不自在,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看。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在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唤!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愚人之奇节,诉实宰之茫茫,下世不成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在之思惟,历万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载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同样的友谊,发作在陈寅恪与吴宓之间,两人是留美时代的哈佛同窗,那种高山流水般的友谊是以彼此在思惟上的认同为根底的。一九一九年在哈佛初识之际,吴宓即称:“合中西新旧各类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空轩诗话》,载陈平原、王风编《追想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吴宓远在四川,本就是处境困难,但仍对老友顾虑不已,远途到广州来访,一九六一年末于成行,陈寅恪做诗:“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老年末年一晤非随便,应做生离死别看。”(《赠吴雨僧》)
那公然是两位学人的“最初一次握手”,而最重要的,则是吴宓笔录下的那段话:“寅恪兄之思惟及主张毫未改动,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然后详细阐明之:“但在我辈小我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释教亦纯正。我辈本此崇奉,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志》续编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那里能够见出陈寅恪、吴宓情谊的“气象浩荡”,绝不是为了利益苟且的庸俗之交,而是在文化上的壁立千仞的“大江大海”。从那点上我们能够说,陈寅恪、吴宓的情谊固然没有做出歌德、席勒那么灿烂的文学与思惟盛业,但却同样树立起常识精英应当承担的“社会范例”。
那或许恰是中国现代学术之成立必需具备的“伦理气象”,所谓“趋时之先辈人士,其巴结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同上),正可陪衬出前贤的倜傥不羁与心灵自在之境域。参之以歌德、席勒所标立的“魏玛友谊”,无论是“世界文学”的开阔情怀,仍是“普及汗青”的浩荡气象,以至是贝多芬为世所传唱的“欢乐颂”的声音,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也。
谨以此文纪念歌德逝世一百九十周年
上述文字选自
《书城》杂志202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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