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太庆先生，经常难免会联想到太炎先生，固然太庆先生讲翻译时谈到了鲁迅，但与太炎先生应是不相关的。我之所以想到太炎先生，乃是因为少时常读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由太庆而联想太炎，都是极雅的名字。不外，太炎是号，而太庆是名。按传统礼数，学生不准称唤教师的名，名是父母和晚辈才能够喊的。然而，那个礼数如今已经绝世，诚然，我也不晓得太庆先生的字和号。
太庆先生照
从硕士生进学起头，我们称太庆先生为王先生，不知是谁起的头。齐良骥、王太庆和墨德生三位教师是我们的配合导师，称唤却别离是齐先生、王先生和墨教师，大约因为墨教师年青的缘故。太庆先生是背后的指称。
不管何时，我见到的太庆先生老是笑眯眯的，即使上课也是如许，历来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的样子，就是说起他畅春园公寓大门上那块补上的一大块铝板，他也有如许的笑脸。在他生命最初的那一段时间，我往丰富骨科病院往看他，只见他一条腿因为骨折高高吊起，应是很痛苦的情况，但他脸上仍是生出笑来招唤我们。我总觉得，太庆先生的笑是容有苦笑的因素在内的。
第一排右起：齐良骥 王太庆 墨德生 第二排右起 韩水法 李晨阳 杨君游 尚新建（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1981年级硕士结业纪念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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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庆先生的人生颇有起伏。不说抗战期间的流离失所，就说昔时“反右”，因带上“右派”帽子，他被发派到宁夏医学院当个讲师，曲到1979年才被其时的哲学系主任兼总收书记墨德生亲身接回北大。我从靳希平传授那里借阅过一份太庆先生大约写于“反右”前后的自传，在那份自我反省的文字中，太庆先生认实地回忆了他曲到那时的履历，出格是心路过程，很诚恳地查抄了本身的各类缺点，虽是阿谁时代的特定产品，却很能够领略太庆先生的风摘。
那份自传令我印象深入的还有一样，那就是太庆先生写在淡黄宣纸上的一笔好字，秀而有劲，与他有楞角的形象颇有差别。在太庆先生家，我见过他手写的译稿，那是写在500字大开本格子稿纸上的，除了注释，还有许多小字和符号，除此之外，稿面清洁而几无修改之迹。后来，商务印书馆有编纂跟我说起，太庆先生的稿子差不多能够间接下厂付印，因为他白叟家已经将付梓格局、字体都标好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头，我分到了畅春园51楼一个一居室，就在太庆先生公寓的对楼，于是就便利往看他，找他聊天，却其实不经常往，是怕耽搁他的工做。太庆先生家里最有目共睹的就是展满桌子的稿子，他的躲书其实不多。记得师母说起，太庆先生占了家里的两三张桌子，包罗一张餐桌，差别的桌上放差别的手稿，他在一张桌子上工做一段时间就会换张桌子，换一样工作做。
我往太庆先生家，比往其他老先生家自若得多，当然往杨一之先生家除外，但几仍是有些拘束，其实不多话，虽是聊天，大都在听太庆先生讲一些陈年往事。太庆先生的文章屡次提及贺麟和陈康两位先生对他的教导甚至责备，平实的论述有很动人的内涵。“我年轻时候喜好花哨，贺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display of intelligence ，不是wisdom。我为此苦恼，但是几经磨练之后，我觉得那才是颠扑不破的实理。“（《试论外国哲学著做的汉语翻译问题》）
在我听到的故事里，太庆说得最多的其实是郑昕先生。他说，在西南联大听郑昕先生的课，怎么也听不懂，于是很感苦恼，觉得康德的思惟过分深邃。后来他往藏书楼借了柯亨（Cohen）研究康德的书来读，才顿悟郑先生本来是照着新康德主义的路子讲的，于是课就能听大白了。太庆先生的诙谐大约是英国式的，沉着地躲着机锋。他也会讲郑先生的一些轶事，譬如，有很好的酒量，而好酒量原是我很钦佩的。
前排：王太庆（右1）、熊伟（右7）、贺麟（右12）、杨一之（左7）、齐良骥（左9）；第二排：墨德生（右10）
我最早晓得郑昕先生是因为读了他的《康德学述》。该书再版时，齐先生写了篇《重印感言》，记述郑先生在北大传授康德的汗青，还有齐先生经常往他的寓所找他谈康德。郑先生走可能是洋派道路，时髦而豪宕。前一个特征应是听故事得来的印象，后一点是我看了郑先生捐在北大哲学系藏书楼的一些躲书而构成的。包罗卡西尔主编的《康德文集》，克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柯亨的《康德的体味理论》在内，系图很多德文原版著做出自郑先生的躲书，那些书在我们刚进北大时就很贵重，如今应属贵重了。书上大多有他所做的条记，字写得挥洒自如，相当有气焰，让人生出双重的钦佩之情。
太庆先生懂多门外语，那是我早就晓得了的。他少时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学了英语和法语，后来掌握了德语、拉丁语，跟着季羡林先生进修了梵语。解放后，为给苏联专家做翻译，他又自学了俄语。再后来为了翻译古希腊哲学文献，又进修了希腊语。太庆先生虽熟知多门外语，但除俄语外，白话其实不很灵。为了给苏联专家做口译，他不能不操练俄语白话。其时哲学系装备有专门的翻译，除太庆先生，还有次要处置俄语翻译的阎品忠和汤侠声两位教师，他们后来也就回在外国哲学教研室。
不外，很让我惊异的是太庆先生对方言也深有研究。有一次在先生家看到了两本《方言》杂志，我就随意问起。太庆先生说，他出生的铜陵的某地，是一个方言孤岛，讲一种古老的吴方言。《方言》杂志找他写文章，送了杂志给他。其时我没有多问，却留下了深入的印象，因为我自小在多个方言并存的情况下长大，对方言饶有兴致。在写那篇纪念文时，我特意往查了《方言》杂志，公然查到了太庆先生的方言研究论文《铜陵方言记略》，一阅之下更令人赞颂。它并不是泛泛的介绍，而是一篇相当专业的方言论文。太庆先生不只会用国际音标注方言语音，还绘造了方言地图。从其论翻译的文章可知，他懂语音学，从那篇方言论文我则领会到他精熟语音学。那些都是我曲到今天才晓得的，于是，往后我也就不敢说本身对方言有兴致了。太庆先生那一代以上的学者中，很有一些身怀一些出人意表的专业常识的人物，那也是他们令很多人沉迷而眷恋的一个原因。我在写纪念杨一之先生的文章时才得知杨先生对军事，出格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颇有造诣。
天然，那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阐明。北大外国哲学专业有一个隐性的传统，那就是一些学者会沿着所研究对象的联系关系而进进其他的专业范畴，有些学者以至就因而而回不到本身本来的范畴，成了其他范畴或标的目的的专家。我本身几也遭到了如许传统的浸染。然而，太庆先生无疑那个方面的高人，令人叹服再三。
王太庆与汪子嵩、王玖兴、张世英等合影
太庆先生的翻译，出格是黑格尔著做翻译，至今仍然是范例，就如杨一之、贺麟等先生的翻译一样，固然各擅胜场，却难以超越。原因除了太庆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会心和熟知多种外语，还在于深挚的汉语常识和才能。他对汉语程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以至把它提到了王朝兴亡标记的水平，说，“在过往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要在行将消亡的期间才呈现语文水平低落的现象”（《试论外国哲学著做的汉语翻译问题》）他对运用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要求相当彻底，读他的文章，有时以至觉得过分分白话化了。他讲课也是照此原则行事，尽量以白话表达，用通俗的话语阐明哲学事理。他给我们上笛卡尔《哲学原理》的课，用语就如日常聊天那样的平易近人，以致于其时我以至认为笛卡尔哲学简单了一点。
翻译要食透原著，天然那是太庆先生频频强调。但读了《试论外国哲学著做的汉语翻译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太庆先生强调指出了国人翻译西方典范时汉语不敷的问题。他屡次指出，把拉丁语的前缀prae-，以及pre，pré，vor，Ao- 等，译成“前XX” ，如“前本钱主义”、“前苏格拉底”、“前责备”等等，都是错误的。因为汉语中前XX，是指前面的阿谁工具，如前门，不是指门前，而是前面的那道门，前汉是指西汉，不是指汉朝之前的阿谁期间。假设指某个期间之前，那么汉语表达的习惯应当是XX前，如战前，解放前。太庆先生对诸如前本钱主义的用法深恶痛绝，认为它是汉语的癌细胞，如不治疗则贻患无限。不外，太庆先生的唤吁似乎其实不奏效，诸如“前苏格拉底”、“前本钱主义”的用法在今天只见众多之势，而无收缩之迹。
太庆先生关于汉语哲学翻译的根究触及了语言和思惟之间关系的深层窘境。他认为文言文不合适翻译印欧语系的原著，现代汉语表达力强，因为现代生活丰富，所有表达也就随之扩大，但也要有所革新。但太庆先生没有谈到，汉语本有的张力要同时通过现代科学和现代生活得到拓展。此外，太庆先生承受严复的信雅达的训条，但那个原则其实假设了一个前提，即所译的印欧语系或其他语言的原著都是清晰大白的。显然，现实情状并非如斯，有很多重要的哲学家也会写出思惟不了了和表达不清晰的文字，更不消说那些死后由别人整理的遗稿和条记了。那么，本来就不清晰的文字，若何翻译才算是达呢？太庆先生认为，“达而不信者有之，不达而信者未之有也，因为从效果看也同样没有传达原文的内容，并非信。”（《试论外国哲学著做的汉语翻译问题》）达而信的要求在那里就是要把原著以其昏昏的说法原样表达出来，如许的话，其汉语译文也肯定是难以读懂的，更不消说，有些原著以至连句子也是欠亨的。假设要达，是译成通畅的，仍是保留其欠亨的原样？
那种窘境太庆先生本身也感触感染到了，他说，他深受贺麟和陈康两位教师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我力图像贺先生那样灵通，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在义理和术语方面我力图像陈先生那样忠于原义，一丝不苟。“但是，他认可，”如许做也很食力，经常捉襟见肘。“（《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那个窘境所关涉的不行小我涵养，除了原著特殊的构想和表达之外，还间接牵扯语言和思惟之间关系的深层构造。
在晚年，太庆先生连发几文重提由陈康先生倡议的是与存在的讨论，激起了国表里国哲学界的猛烈争论。我起先静看那场争论，后来领略到争论背后其实蕴涵着大问题，1996年就写了关于Being译法讨论的意义的札记，其时的着眼点是汉语本体论，那是我起头根究汉语哲学的一个次要原因。不外，其时忙于政治哲学研究，未全力转向那个标的目的，而今天那个标的目的已成了我工做的次要范畴。
为写本文我检阅了太庆先生所有讨论being与是的译法和其他阐述翻译的文章，很欣喜地得知齐良骥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如下的底子之问：“being是什么？”太庆先生说，“其时无人发言，那是思惟上没有预备所致。那个问题提得语重心长，至今言犹在耳，我觉得在先生做古后的今天仍是很有需要从头提出的。“（《我们怎么熟悉西方人的“是”？》）太庆先生之问接续齐先生之问，但底子上那也是康德之问。汉语哲学是要标新立异往返答那个问题。太庆先生认为，being“收配了他们上下几千年的思惟，是我们领会西方哲学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他的话无疑是相傍边肯的，但要实正深入领会它的意义，就要跳出既有的框架，才气推开场面，深进一层。
太庆先生说，“独一可能的阐明是：我们跟他们设法纷歧样，因而说法也纷歧样。他们说的to be 兼有‘是’和‘有’两个意思，并且是那两个意思的合一而非并列。我们中国人的设法和说法其实不兼有那个双重意义，所以只要先学会他们的阿谁意思，扩展我们的设法，从而扩展我们的说法，才气实正地洋为顶用。”（《我们怎么熟悉西方人的“是”？》那段话是很有深意可发掘的。翻译西方典范是理解西方人的设法和问题，而不是奉他们的说法为关于存在的抱负表达。那两种看点有其形而上学的和熟悉论的底子差别。确实有一些人将印欧语系语言的表达奉为抱负的表达，而认为汉语无法到达如许的境地。太庆先生承续陈康先生的志向，应反对如许的设法。不外，“我们中国人的设法”是什么，与他们的设法有什么差别？他还来不及论述，而那恰是汉语哲学的任务。
在北大校内，太庆先生的形象即是他的踽踽而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安步或快走于燕园的老先生，实在是一道亮丽的光景。譬如穿过燕南园往藏书楼，有时会碰着墨光潜先生，见他挽一根手杖似跑如走地向未名湖标的目的前行，我就会跟在他后面走一程后才折返。太庆先生称本身是步卒，而其时他阿谁年纪的北大教师大都都骑自行车。墨德生教师曾从高处跌落，腿受了伤，不良于行，但自行车却骑得很乖巧。我曾问太庆先生为什么不骑车，他说，先前骑过自行车，可能是摔了一次负了伤，就免骑了。
但步卒的太庆先生竟有一次爬上我住的五楼来找我，令我大感不测，忙把他白叟家让进屋。本来他受校外一位先生之托，要我参与一部名著的翻译，把余下的部门译完。我其时没有容许，因为那时就志在挺拔独行，无论文章仍是翻译不与人协做。其时推诿的理由是什么，如今记不清晰了，不外，那时我还不会说冠冕堂皇的话。那是太庆先生光临冷舍的独一一次。其时，青年教师冷舍之冷，其实出于如今青年人的想象之外，既无德律风，电梯更是谈不上。让我很觉欠好意思的，是太庆先生亲身爬上五楼来说那件事，而非我回绝了那件差事。
右起：韩水法 赵敦华 高鼓吹 王太庆 杨克明
昔时我应友人之邀，写了一册急就的《康德》，出书时被主编改为《康德传》，天然名存实亡。但就如许一本小书，太庆先生却很曲爽地写了一篇书评以《读懂康德》为题发在《读书》上。他的目光无疑很高，又惯看高手的工具，为那本小册子写书评其实是难为了他。太庆先生找出了尚可夸奖的内容说些了奖掖的话，要点是认为那个小册子客看地介绍了康德的思惟，实事求是。书评纯朴、中肯，也很有兴趣，他说起了本身读康德的履历，也讲了王国维读康德的故事，那很让人喜好。
太庆先生行事平实，对同事和学生却也大方。他躲书不多，但辞典很多，他家里那种大部头的语言辞典，凡是藏书楼才收躲。有一次在他家聊天，我夸奖某本书若何好，他竟要将那书送给我，我天然不克不及要，其时颇感其窘。不外，到今天的年纪，我已经可以领略昔时太庆先生的境域，有些工具天然是要散出往的。有些书，给更需要的人，或许才是合理的和天然的立场。
在教研室，太庆先生会用稿费请各人食饭，甚或帮助教研室的活动。记得有一次他得了一笔稿费，不只请教研室的教师，也请了其他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一路食饭。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竟往了其时前门一家高档的法度餐厅食大餐。其时食的是什么菜肴，情况若何，如今已杳无印象。只是记得在饭桌上，两位湖北籍的青年同事第一次碰头就为学术或时事问题争得不成开交，一顿饭食有声有色。
有一次太庆先生少有地跟我谈起时代大变迁中的一些工作，而对他小我的遭遇几乎不置一言。我就问他对本身小我履历的感触感染，他则说道，在社会的大变更中，小我的命运是微不敷道的。我觉得那或是现实的写照，但又不愿完全附和他的看点。与外在的命运抗争而往实现的本身目标，应是个别生命意义的所在，太庆先生其实也是如许做的，所以，曲到晚年他还天天伏案，将重译柏拉图全集视为本身新的任务。
太庆先生的骨灰遵其遗志，撒在了卢沟桥四周，以纪念七七抗战的起头。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生射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他们的伤痛也是我们民族难以覆灭的记忆。
（谨以本文纪念王太庆先生并庆祝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110周年）
2022年10月18日写于褐石园听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