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做者 张双林
国内首部以三代居委会主任为主线、描述下层干部和北京差别时代生活情况的电视剧《胡同》，于近日起头播映，引起很多北京居民的看看兴致，使他们产生一些联想和回忆。电视剧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创做，是对汗青的见证和社会开展的图解，但和汗青又有所区别。不外，做为现实主义做品，电视剧不成制止地反映出一些汗青实在故事，《胡同》也是如斯。它所反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之初北京人的生活，各人都耳熟能详，并有亲身体味。出格是一些衬托故工作节的民间风俗，更令人存眷。对年轻人而言，又是增进领会北京汗青常识的时机。
摔跤、中幡和“武相声”
在《胡同》中，有描述“孔三”摔跤的情节。清末民初，北京有很多处所能够演出摔跤。除天桥外，城里的一些大型庙会，如隆福寺、护国寺等，也有摔跤艺人在庙会上演出。剧中的“孔三”是个虚构人物，但在天桥有宝三如许享誉京华和河北、天津的闻名跤手。孔三显然是以宝三为原型。《老北京的杂吧地》、《京都胜迹》及《天桥史话》等都有关于宝三及天桥跤场的记述和介绍。
《塞宴四事图》描画了清代乾隆皇帝与蒙古王公配合看看摔跤等活动 郎世宁等绘 故宫博物院收躲
宝三实名为宝善林，系前清善扑营的“扑户”身世。善扑营与火器营一样，都是皇帝的亲随队伍，不外善扑营是为演艺而建。清代皇帝都有摔跤的喜好，像康熙年少时就与少年摔跤手为伍，那些摔跤手被称为“哈哈珠子”，昔时捉拿鳌拜就是“哈哈珠子”。善扑营的跤手也称“布库”，在清代善扑营练跤的场子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城的大佛寺；一处设在西城旃檀寺，别离称为“东、西营”。善扑营专为皇帝演出摔跤，除此之外也演出箭术、马术，每逢有蒙古王公来京朝拜时，善扑营的布库们还会与蒙古王公带来的摔跤手交锋比赛。
善扑营以“相扑为戏”，总教头称“格尔鞑”，因与皇帝接近，出于对汉人的隐讳，汉人进不了善扑营，早年的扑户都是满人和蒙前人。民国之后，善扑营自行闭幕，靠皇粮俸禄生活的扑户们不能不“下海”，撂地卖艺糊口。天桥跤场上的宝三、满宝珍等人，以及他们的门徒们，不断到1966年8月25日天桥市场封锁后，才完毕摔跤生活生计。因为他们个个膀大腰圆、身强体壮，很多人被分配到工场当拆卸工，也有人往煤展当送煤工，个个得心应手，生活都算不错。据《老北京杂吧地》中宝三门徒马贵宝回忆：“摔跤，一举一动都是文化”，并且他对师父宝三倍加尊重，称“宝三的人品好”，并且“无功不受禄”。宝三的师父是善扑营“头等扑户”宛八爷，他们代代相传，让摔跤身手传播至今，老一代的摔跤手的操行也是他们的表率。摔跤，又称掼跤，宝三的前辈摔跤手有沈三，还有杨双恩、张狗子、何三、小孩王、孙健子等，皆个中翘楚。在《北京艺人拜候记》中摘访沈三的文章中，沈三称摔跤手有“三宝”——褡裢、骆驼毛绳（腰带）和螳螂肚靴，有了“三宝”，在清末民初之际上台演出角逐时“摔死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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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的摔跤，又称中式摔跤或“京跤”，并且还有“武相声”之说。上场的跤手们在演出之前彼此斗嘴，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给看寡逗乐。跤手们大都文化不高，不免有些粗鄙的话语，因而在早年间，天桥的跤场不容许妇女进内。据摔跤老艺人马贵宝称武相声“是我兴的，我把说相声都糅到摔跤里面往了，它有笑料”。
在《胡同》中，还插有中幡演出。据说，中幡是清代礼部的“大执事”，每逢有外国来朝进贡时由礼部代收，而中幡就是承受礼品时的仪仗道具。所谓幡是一根很粗很长的竹篙，上面挂着长形红布，像宝三练的中幡上有“宝善林以武会友晃动乾坤”十一个大字。幡的周边是黄的，顶上有三面小旗，幡上缀着铜铃铛。每个幡至少在两丈以上。宝三在耍幡时，幡在宝三手里像生了根，从不失手。耍中幡有许多身手和招式，如什么“霸王举顶”、“苏秦背剑”、“昂首看月”、“张飞骗马”等等，有时还把幡停在肩上、肘上、指上、牙上，有时仰卧练时，幡竖在肚子上，用腹肌使幡跳三跳。据马贵宝称：“宝三的幡谁也学不了，别人带着幡，幡带着人，臂花、旋子，谁也学不了。”据《旧京人物与风情》所载，昔时宝三耍中幡时，有“见桥不倒”的功夫，“宝三中幡过北海金鳌玉蝀桥时，工具有两座牌楼，中幡是竖立扔过往的，从此名震北京城”。传承已久的天桥中幡于2006年被列进国度级非物量文化遗产目次。
中幡除在天桥及庙会上演出，汗青上每年都要参与花会展现活动，京人称之为“走会”，最重要的活动是夏历四月十八日到京西妙峰山的“朝顶”。那一天，京城许多“老会”诸如小车会、狮子会、五虎棍会等数十档花会往拜祭碧霞元君女神，称为“朝顶”，而中幡是特殊夺目的。近年妙峰山恢复庙会活动，“走会”中仍然有中幡的展现。
捐献、治安和向阳群寡
电视剧《胡同》中，有些故工作节是有汗青布景的，并不是是编导者的诬捏。剧情中抗美援朝时，剧中人田枣率领居民编筐，筹款为中国人民意愿军买飞机一事，就有汗青来源。昔时，在抗美援朝时，曾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的飞腾，很多民族本钱家和戏曲艺人踊跃捐献，像豫剧艺人常香玉就捐了一架米格局战斗机。据《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所载，在1951年6月15日，北京“各界妇女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捐献‘北京妇女号’飞机一架。”昔时6月17日，“京剧演出艺术家王瑶卿、尚和玉、谭小培等以义演收进购置‘鲁迅号’飞机一架，援助抗美援朝”。街道妇女编筐或做手工艺品挣的钱，捐的可能就是“北京妇女号”飞机，即苏联产的米格-15战斗机。
1992年3月22日，闻名豫剧演出艺术家常香玉（左）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参看“常香玉号”飞机。
在《胡同》中，有田枣满怀热情投进街道治保会工做，依靠她的灵敏机智，协助公安人员挠获了间谍的情节。故工作节天然是虚构的艺术创做，但解放初期肃清敌特和盗匪的运动是实的。据有关统计材料表白，仅在1950年，北京共破获敌特活动案件225起，破获盗匪案件239起，拘捕一贯道道首301人。此中最有目共睹的是公安部分破获的敌特案件，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隆一谋害毁坏国庆一周年庆典，从而被公安部分挠获。
在破获各类立功集团和立功分子的动作中，街道治保人员发扬了很高文用，剧中田枣那种人物是有些实在根据的。因为街道人员的特殊感化和做出的功效，被人们戏称为“小脚刑警队”，跟着时代的开展，又演酿成“西城大妈”、“向阳群寡”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治安系统。
春喜是《胡同》中一小我物，她本来是“八大胡同”的妓女。剧中有她与旗人索三的悲苦豪情戏及妓女革新情节，固然在《胡同》中不是次要情节，但老北京取缔倡寮和妓女革新的事则确有其事，曾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彻底解放的豪举。在新中国成立一个多月后，1949年11月正式成立的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封锁倡寮的决定。据《北京解放35年大事记》记载，“全市共封锁倡寮二百二十四家，收留妓女一千二百多名，集中倡寮老板和领家四百五十四名。倡寮财富予以充公。”有关封锁倡寮的事务，多年前已在多部片子中有所表现，在中国几千年的汗青中，是独一做得最彻底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扫黄”动作。
在《胡同》中，还有私家梨园收徒教戏、买卖古玩、买卖蛐蛐、斗蟋蟀及拆除违墙、治理开墙打洞等情节，假设细心品读，会发现有许多汗青典故可供人们回味。
夜市、早市和倒爷
《胡同》是以北京市民生活为素材，在细节实在之外，天然要凸起典型情况中的典型性格，此中变革开放之初的个别户及夜市、早市就成为重点描写对象了。
无论是早市或夜市，在我国呈现的很早，至少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了记载。在老北京就有夜市和早市的市场形式，老北京人称早市为晓市。因其时贫乏照明设备，又要考虑城市治安，并且那种市场在清代多在外城，即其时的宣武门外、崇文门外，还留下了东晓市、西小市、小市口之类的地名，便是佐证。老北京的一些夜市则被称为鬼市，因那些“夜市”以售卖估衣为主，其他货物鱼目混珠，既有来路不正，也有珍奇物品，更有假货蒙人，所以称为“鬼市”。
晓市、鬼市报刊上多有阐述，姑且不谈。而北京变革开放后的夜市就开在前门大栅栏地域，是1980年前后。不外那只是夜市的雏形，摊位不多，次要是大栅栏内的商户如瑞蚨祥、内联升、张一元、同仁堂等耽误了营业时间罢了。不外，其时确实人山人海，灯火灿烂，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后来呈现的夜市、早市开辟了道路。
《胡同》中的夜市，以西单夜市为蓝本，但夜市中创办市场最长、影响更大的是东华门夜市。东华门夜市以运营各地小食为主，与专门运营服拆的夜市有所差别。固然以各地风味小食为主，但东华门夜市还一度列为京城的旅游项目，曾享誉国表里。2016年6月24日东华门夜市闭市，京城媒体做了普遍地报导，被视为大事。如《北京晚报》在昔时6月7日就有了报导：“32岁东华门夜市24日说再见”，另一媒体称“东华门夜市甩卖告别”。到了封闭那天，当天的《北京晚报》还有“东华门夜市，今晚说再见”，当天的摊位只要“120个摊位在坚守，其他黑着灯，已提早撤出”，就如许，在北京存留了三十多年的东华门夜市消逝了。
隆福大厦顶层的隆福文化中心，昔时的隆福寺早市最为有名。摄影：邓伟
早市呈现与消逝的时间，与夜市差不多。早市大多以卖蔬菜、生果等农副产物为主，当然也有些服拆、鞋帽、百货的摊位，不外都是廉价品。在早市中最有名的当属隆福寺早市，天天早上5点半开市，8点半闭市，因季节关系开市有时早些，有时晚些。2016年6月12日隆福寺早市彻底闭市，某报称：“隆福寺早市今日闭市，走完最初三小时”，而《北京晚报》2016年6月8日还有记者查询拜访文章，以隆福寺早市之爱、之情、之恨、之愁停止了报导，全面、客看地评判了隆福寺早市，消弭了一些人对早市闭市的疑虑。在闭市的当天还有“隆福寺早市今晨谢幕”的报导，为创办二十多年的隆福寺早市送行。
没有了早市和夜市的北京城平静了些许，街道更为整洁和宽阔，但也留下了孤单和遗憾，现在人们只能通过《胡同》之类“京味儿”电视剧来体味那曾经的热闹场景了。
在《胡同》中，有胡同内拆除违建，治理开墙打洞做买卖的事务。北京汗青上有胡同里开饭庄、饭馆的传统，甚至广和居、廉价坊、会贤堂等都喜好开在背街小巷中。十几年前在背街小巷的整治中，确实依法关了拆了一些小展小店，但整治时并不是是“一刀切”。有些有影响的有利民因素的仍是保留下来了，如后海鸦儿胡同的“鸦儿李记”小食店仍然在营业。东城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不单生意红火，并且还开了分号。悦宾饭馆是变革开放后北京首个个别饭馆，起了领头羊的感化，它是1980年10月7日开业的。
在变革开放之初，有一些专门在早市和夜市处置运营活动的人，他们大都是无业的社会人员及上山下乡回来的青年。因为传统看念的影响，那些人被人们称为“倒爷”，以至是“投契倒把”者，对他们很不睬解。《胡同》中的林卫东、晓敏、娟子、刚子等也不时以“倒爷”自称。其实，他们是很辛勤的，从南方进货，用大编织袋一袋袋扛回来背回来，是很遭功很辛勤的。他们也是依靠付出劳动赚钱，是实正的勤奋致富。所以，后来的《刑法》中取缔了“偷机倒把功”，词典中也没有了“倒爷”如许的贬义词汇。在《胡同》中，林卫东、晓敏等都成为了正面人物。
洋车、帽徽和杂吧地
在浩瀚的“京味儿”电视剧中，因为有些编导对汗青的误读和对民俗贫乏领会，势必会呈现许多“硬伤”。固然那些“硬伤”都可制止，但因种种原因仍是呈现了。《胡同》也是如斯。
1953年，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文艺工做团在前线停止慰问表演，图为常香玉在演唱意愿军抗美援朝小调。 供图：新华/TAKEFOTO
在《胡同》中，有市民踊跃参与意愿军抗美援朝的细节。此中意愿军的军帽上有红五星的军徽就是一个常识性错误。意愿军最后是在奥秘的情状下出国参战的，首批进朝队伍的军官穿的是朝鲜人民军军服，兵士们有一部门穿朝鲜军服，大部门穿的解放军军服。因为是以“意愿军”名义参战，进朝前，所有人员和单元必需将帽徽、胸章等具有人民解放军标识表记标帜的物品留在国内，只要一个白底黑字的胸牌。《胡同》中的意愿军兵士的红五星帽徽非常夺目，但不是汗青的实在。此类小硬伤在戏剧、电视剧中由来已久，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解放军兵士都有红领章即是败笔之一。解放军戴红领章是1966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他们也有领章、肩章，1966年取缔军衔造才改为了红领章。像《跨过鸭绿江》中的意愿军官兵的帽子从彭德怀到一般兵士都没有帽徽，《胡同》是能够参考的。此外，在《胡同》第一篇章反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中，剧中有些人物穿今天在小青年中时髦的“帆布鞋”也不太准确，帆布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如今一部门年轻人在着拆上又时髦“复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及后来很长时间，最时髦的是军用胶鞋，那种鞋俗称“军跑儿”，又笨重又廉价，其时的年轻人有一双如许的鞋长短常骄傲的。
在《胡同》中，屡次有“天桥杂货地”的台词。殊不知，历来没有天桥杂货地之说，天桥只是“杂吧地”，不是“杂货地”。天桥昔日是以打把势卖艺为主，在此撂地的人中至少出了三茬“八大怪”，个个很怪，但他们没有卖杂货的，最多卖些“鼎力丸”和药糖。况且北平解放前天桥仍是什么“四霸天”、“林家五虎”等地痞地痞的地皮，躲污纳垢，杂七杂八的人物云集于此，所以被称为“杂吧地”。前几年曾有《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一书出书，书中下编“杂吧地，学术写做中的天桥”，对杂吧地天桥有专门阐述。再次证明天桥是“杂吧地”而不是“杂货地”。杂吧地与杂货地虽一字之差，但内容则相差很远。
在一些“京味儿”电视剧中，如《芝麻胡同》、《新世界》和《胡同》中，洋车是用得最多的道具，并且与剧情有很大关系。但是，老北京将洋车列为重要交通东西是1938年以前，1937年起头由三轮车替代了。像有些电视剧中剧情已在1945年之后，以至在北平解放初期，还有洋车呈现就有些不当了。洋车又称东瀛车，是日本创造的交通东西。在东京等日本大城市中至今还有青年人拉洋车，供旅游者乘坐，当然他们不是当做交通东西，而是一种娱乐项目。在1938年之前，北京陌头确实有许多洋车和洋车夫，甚至老舍先生还以他们为素材创做了《骆驼祥子》，但在北平解放前夜，洋车已不多见，他的话剧《龙须沟》中丁四就是蹬三轮车的了。老舍是“老北京”，假设再让丁四往拉洋车就不达时宜了。
拉洋车 何大齐绘
据《老北京的出行》所述：“三轮车大约呈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人赠予给其时北洋政府的大权要江朝宗的，曲到1937年，北京的陌头上才呈现了营业性三轮车”，并且那时“许多人力车大都改蹬三轮车了”，“到了1940年，北京城出赁三轮车的车厂子就到达了200余家，三轮车总数到达了1万辆摆布，而人力车（洋车）的数量敏捷削减，到领会放前夜，街上跑的大部门是三轮车了，而人力车却已百里挑一了”。
编导们为凸起“京味儿”，让洋车在剧里凑趣“穿越”，其实大可没必要，仍是要重视差别的年代有差别的生活东西。
“京味儿”的电视剧不断被北京市民所喜爱，有些影视剧为衬托气氛，在剧中少不了喊卖吆饮及卖商品的小贩，但是有些细节还应该有所重视。以喊卖为例，它是四时有此外“一岁货色”，什么季节吆饮什么，不成稠浊交叉；街上卖什么也有端方，并不是一年四时街上都有卖糖葫芦的，也不是街上总有卖风筝、卖对联的摊子。笔者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片子造片厂的片子《骆驼祥子》公映之后，《北京晚报》五色土颁发了二十余篇介绍布景的文章，做者们从汗青、文化、民俗上印证了片子中老北京的布景实在可靠。显然，那些对此后拍摄“京味儿”电视、电视剧有参考价值。
电视、电视剧不是汗青，但它有汗青内容。而汗青是社会科学，但它与艺术创做没有矛盾，同属意识形态。假设不是锐意要排“戏说”做品，对汗青仍是应该有些领会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