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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者| 李零
来源 | 公家号雅理读书
原载《读书》1994年3期，68－75页
原题为《“白搭”的悲壮》
比来我老揣摩一个怪问题，即古代的“现代化”。我总觉得中国的“百家争喊”和紧随其后的秦汉帝国，在思惟气氛上和社会组织的设想上都有点象我们如今讲的“现代化”。
所以北成劝我读点福柯，特殊是他讲本钱主义“现代化”的两本高文。我很感激北成、远婴，感激他们把我那本“束之高阁”的《规训与赏罚》(英文本)翻成中文，并把此书的姊妹篇《疯颠与文明》(亦英文本)也一并译出，让我和其他中文读者晓得，在如许一个世界还有如许一小我，他食着“现代化”，饮着“现代化”，但其实不感恩感德，也其实不甘拜下风，冷水泼得你一头冰冷。
福柯是个大名鼎鼎的“怪人”，一位专门跟现代文明抬杠的“楚狂”。他的书给我们供给了一种特殊的“创造史”(他常用“创造”一词指下述组织”和“手艺”的降生)。
它既不是讲先民做弓矢网罟渔猎，从百草中选育五谷，从万兽中驯化六畜，埏埴陶冶造器，服牛乘马致远；也不是讲现代人引为骄傲的电灯德律风，飞机战舰，火箭、电脑、避孕套。
它讲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手艺”(“权利手艺学”或“权利经济学”)，即人如何把活生生的人肆意革新，当做可抟之泥，可塑之器，能够“四处生根抽芽的种子”，能够“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的牛羊。以至还能把他们原则化、格局化、数量化，编为法式，组拆成机器，只要电钮一按，登时一片轰喊；或者摘心换脑，使你习焉而不察，积非成是，到达混淆是非的地步。
福柯的《疯颠》是讲现代神经病院的“创造”，《规训》是讲现代监狱的“创造”。书中丰年代序列，有文献考据，据说也算严厉的史学著做。可是他不写那不写那，单单挑中疯人院和监狱，专从那类“权利关系”来讲现代社会的演变轨迹和根本设想，拿它们当现代社会的缩影或象征，那却颇有庄生寓言的味道(书中术语也往往带有隐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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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书乍读令你骇怪(似乎危言耸听)，继而让你恐惧。似乎身在阳光之下，心在恶梦之中，“过往”与“如今”可随意切换，“本身”与“别人”也时有稠浊。“权利关系”像一张大网，严重和压制憋得你透不外气。
也许是目光如豆吧？如许的书我仍是第一次读到。
福柯的“创造史”，重点是讲现代。他说他没有兴致“从如今的角度来撰写一部关于过往的汗青”，而只想写一部“关于如今的汗青”。(《规》29页)
《疯颠》一书，时间跨度有六百年。话题是从“疯人”在汗青舞台上的呈现谈起，即中世纪末跟着麻风病的消退，疯人起头代替麻风病患者，成为社会排斥和隔离的新对象。然后是历述那种排斥/隔离机造的各类变形：文艺复兴期间(十四——十六世纪)是用“愚人船”流放他们(就像舜投凶顽于四裔)；古典期间(十七世纪)是把他们当“社会垃圾”，和功犯、盲流一路关进收留所，喊“大禁闭”；启蒙期间(十八世纪)是把他们当“瘟疫”来隔离，喊“大惧怕”；起点是十九世纪，即把疯人与功犯分隔，当病人对待，与“一般人”隔离，实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如许才构成现代的神经病院。
同样，《规训》也是讲类似时段里的类似改变。它的聚焦范畴固然窄一点，次要是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刑罚轨制的改变，即从菜市口杀头那样的“公开处决”到围以高墙深院的“隐蔽施行”，从八门五花的酷刑设想到形式单一的“同一赏罚”(只要“咔背儿”即死的死刑(如绞刑、斩刑、枪毙、坐电椅)和按功行轻重递为增减的量化徒刑)，但起点不异，强逼革新之中也寓有“挽救”之义(通过“传染感动”和“反省”等等)，由此开展出以“规训”为特征的现代监狱。
福柯讨论的时段同《本钱论》大致不异(书中屡次引用此书和马克思的其他书)，焦点也是十九世纪，十九世纪以前的“血泪史”是被当做现代社会的“史前史”。十九世纪以后，马克思没见，福柯也没讲。那不是他的漠视。因为在他看来，本世纪仍是十九世纪的间接延续(书中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的法国监狱暴乱)，并不是本钱主义的“新纪元”。
读福柯的书你会发现，他的风气不只是“出奇造胜”，喜好讲偶尔，讲断裂，讲意想不到的变形，其实他还有个特征是专爱“揭老底”，喜好讲“万变不离其宗”，讲“换汤不换药”(后者和他的价值揣度关系更大，并对“打通古今”很有用)。
人家越是说“朝上进步的不得了”，他越要说“退步也很多”。好比从中世纪的麻风病院到现代的神经病院，从车裂达米安(Damiens，刺杀法王的凶手)到现代监狱，前后的反差已足够强烈了吧？但做者的意图却底子不在“忆苦思甜”。他反而是想提醒读者：“权利机造”是一种挥之不往的梦魇，即便它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但类似的“创造”总有功用的持续。
总之，在福柯眼中，那不外是大毛虫酿成了花蝴蝶。
人类社会组织其实不就是人力的聚集(“连合就是力量”)，其功用也未必在于对于天然灾害或狼虫豺狼。在福柯看来，它的一切精致设想(哪怕是最文明的设想)，次要都是为了对于“人”——我们那些伶俐固为寡灵之长，凶残实亦超越猛兽的“裸猿”。
人对于人的办法一贯很残暴。好比在中国古代，有一项至今还让我们骄傲的创造是名曰‘蹴鞠”的足球。据马王堆帛书《十六经》，黄帝杀蚩尤，剪其发做旗帜，剥其皮做箭靶，充其胃做足球，腐其骨血做肉酱，令全国尝之，以儆效尤。传说最早的足球竟是用人胃造成。那时的人对虐杀同类，以至食掉同类是其实不感应脸红的(《水浒传》中的英雄也往往食人)。
酷刑的延续相当长，废行相当晚，并且至今不克不及彻底。虽然古代的“肉食者”早就有人从食牛羊而想到本身，末于“不忍其觳觫”而“远于庖厨”，“除秦苛法”(？)的汉代也有过“除肉刑”的豪举(参看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五)，但它做为一种轨制受训斥而废行，离如今可十分近。好比福柯讲车裂达米安，那种撕筋裂肉、死往活来的排场，二百年前在欧洲仍是屡见不鲜。
前不久，我在赛克勒/弗利尔美术馆做研究，曾从该馆收躲的《The BishOp Papers》看到一批清末行刑排场的照片，此中有悍妇骂人所谓“挨千刀”的“凌迟”(其时典守档案的Colleen Hennessey密斯还认为我是无意翻到，竟连声报歉，说不应让我看到“那些令人难受的排场”)。那种手艺性极高(寸割而不死)，演出性极强(万人争睹)的酷刑，其废行已到一九○五年(并且据说仍是沾了“盟国不悦”的光)，距今更不外八十多年。可见人类的进化是多么慢。
对现代社会的“有条有理”和“富于人道”，福柯其实不认为是道德改进和常识朝上进步的成果。在他看来，人类懂得“诛心”的妙用(“武斗只能触其皮肉，文斗才气触其灵魂”，“用一小我的大脑取代亿万人的大脑”或“用亿万人的大脑取代每小我的大脑”)，学会用“规训”来礼服人的肉体和灵魂，变得“文明”起来，乃是权利机造本身的演变。
酷刑既缘于虐政和兵变互为因果，则其废行亦必在于两边的“撤火”，即“立功的暴烈水平削弱了，赏罚也不那么猛烈”(《规》73页)，以及跟着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凸起，立功形式起头由流血型更多转向诈骗型等等。
福柯讲现代监狱，特意提到十八世纪理性的一项杰做，即受其时时髦的环形建筑影响，边沁创造的“全景敞视监狱”。那种监狱有点像欧式体育场(起源于希腊、罗马)，但看看者和被看看者的位置正好相反。囚犯是关在环形四面，如群星拱斗极而朝向中心的监视塔，令狱吏能够一目了然，而他们却看不见狱吏。那设想巧不巧？够巧了吧。可福柯说，它恐怕是受勒沃(Le Vaux)设想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其实仍然未脱“困兽之笼”的原型(就像我们从出租汽车仍可看出人力车的原型)。
在福柯所说的“规训机造”(监视、考评和记档案等)中，“监视”那一环特殊重要(法文本‘规训”即做“监视”)。过往我在山西农村当教师，本地还保留着私塾的遗风，上课讲得少，背得多，下学前还得“写仿”(摹写教师的臭字)。有位同业有绝招。他把办公室兼卧室设于教室后墙的隔邻，墙上开一小窗，窗上捅一小孔，只要预先授读一遍，即可回屋大睡，令学生觉得背后有眼，不断吟诵不停。(人只会“向前看”，不象兔子，视角能够超越三百六十度，逃跑时无须左顾右盼，他最怕背后打黑枪)
我体味，现代社会的“没人管’或曰“自在”大致如是。它后面都有那种“看不见的眼”(当然还有通神的钱，即亚当·斯密所说“看不见的手”)。那个“困兽之笼”能够不设栅栏，照样喊你就范此中，就像中国古代兵法讲的“太公垂钓”或法家讲的“形格势禁”，不愁你不上钩，不怕你不诚恳。
在福柯的书中，他所谈的社会组织多是些可即小见大的部分组织，如戎行、监狱、工场、学校、病院、修道院。它们虽分工差别，但机造类似，功用互补，有如犄角钩连、头尾相救的阵图，是一种很大的收集。
第一，它们都有社会排斥的机造，即把一切为保障社会的高速开展而甩下来，不克不及消化、不克不及处置，因而有碍“文明”次序和“理性”看瞻的工具(如穷困、立功、不开展和各类废料等等)，放弃于“次序”之外，任其自生自灭；或隔离于“次序”之内(当然是躲掖粉饰于某种角落)，眼不见为净。神经病院是其象征。
第二，它们都有一整套强化操练的机造，能够像驯化犬马，或我们中国人养金鱼那样，一代代培育提拔其遗传性征，最初都让你分不清哪是它实正的“本性”。那种操练是无所不在的(到哪儿都不克不及“欠缺组织看念”)，足以包管按社会需要预先订造和合理设置装备摆设他们，并把一切不合格的“废品”从头“回炉”。监狱是其象征。
在现代社会，“现代化”是个最多歧见也最多共识的话题。虽然因为阶级、种族和宗教的抵触(或贫民反对富人，穷国反对富国)，对立两边老是剑拔弩张，但“现代化”对谁都是个“香饽饽”。特殊是其手艺化的特征，更是“挡不住的诱惑”。
读福柯的书，我老想起黄仁宇先生的近著《本钱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和他的其他几本书。黄先生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长程的合理性”，一句是“千军万马，从数字上往治理”。
前一句是讲看察汗青的办法。他认为道德义愤和意识形态鼓吹只会扭曲史实而无助其评判，汗青上的许多“不共戴天”，假设放宽眼界往看，渗上几百年，死上几代人，一旦超出当事者的“恩恩怨怨”，本相必落于“两造”之外。所以对现代的国共之争，他会持“各有一半勋绩”之论，令人觉得似乎“大水冲了龙王庙”。后一句是描绘“现代化”的特征，强调各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足够发育和标准化，上下贯穿和成龙配套，从而构成“超越国际的手艺性格”。
读福柯的书，我们也会发现黄先生讲的那种“千军万马，从数字上往治理”，并且也一样能够领略到它的“手艺性格”。以至我还有一种觉得，它的许多手艺设想，恐怕都不单单是属于“现代”的。
例如黄先生已提到，汗青上的中国如秦汉帝国，就已有那方面的激动。它不只有浩荡的文官系统(及响应的查核、选举、监察轨制和档案轨制)和内容详尽的法令，还有福柯说的“废行肉刑”和“量化徒刑”，其时整个社会被二十等爵和刑徒轨制所笼盖，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前有虎狼，后有逃兵”，“人”是处于一种残暴的“工艺流程”之中，那种“理性设想”，若比照于西洋史是足够令人骇怪的。
在福柯的书中，做者固然讲的是统一汗青现象，但他和黄先生的立意可大不不异。他所关心的已不是用“手艺设想”来超越“意识形态”，而是对那种“设想”自己持否认立场。
他把现代社会的“理性设想”(即“社会次序、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从寡(conform-ity)的要求”)称为一种“浩荡的静行构造”，它“使汗青陷进既得以成立又受训斥的悲剧范围的处所”(《疯》媒介)，并说“我们都意识到监狱的各类弊端，晓得当它无效时是很求助紧急的。但是人们无法‘想象’若何来代替它，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处理办法，但是人们似乎又不克不及没有它。”(《规》232页)
“长程的合理性”在那里酿成了“长程的不合理性”。
“现代化”在现代的“有效”和“有限”都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它既然植根于原则化、格局化、数量化那类机造，当然也就能够主动复造，主动扩展，也许会在某一天早上，实把那个世界弄得“一球样”(美国在那方面最典型)。
但另一方面，那个世界对“现代化”也并不是逆来顺受，不断有猛烈对抗(虽然它反而加强和完美了那个“现代化”，使之产生“抗体”，加强了它的“免疫力”——权利机造都有那种功用，古代农人起义有类似体味)。事实还留下了许多“化外的蛮荒”，“死角”和“破绽”，各类“非正式轨制”，同情的“印第安保留地”和人文传统的顽固壁垒，既让它的设想者感应远未臻于完美，也喊登临废墟的怀古者感应“永久的失落”。
人与命运的抗争曾是希腊悲剧的主题。在现代思惟史上，“实体”与“自我意识”，“人”(马克思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独一者”，“素质”与“存在”，还有如今时髦的“构造”和“解构”，四处也都有那种“强大”和“弱小”的对立。
福柯摘用十八世纪的原来说法，把它们称为“理性”和“非理性”。从福柯的“创造史”我们能够发现，他所碰着的难题是一种固有的矛盾，即一切社会机造的有效性都离不开“拿人不妥人”(所以小我对它的共同也就在于“别拿我当人”)。但是正如书中引用米哈伊尔大公阅兵时所说的话：“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唤吸”(《规》188页)，美中不敷的是：人事实不是工具。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上，福柯并没有诡计用“非理性”往代替“理性”(以卵击石)，也没有诡计用“理性”自己往征服“理性”(以毒攻毒)。他没有为我们供给任何“可行性计划”，而只是提出了一种叛逆世俗的理解，即专为一切“不一般”仗义执言，公开声称“理性”乃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而“非理性”才是前者的“实理”(疯子先于疯人院，功犯先于监狱，后者是为了对于前者才创造，见《疯》媒介)。
福柯为“非理性”的抗辩并不是是在鼓舞各人抽疯，而只是表达了他对本钱主义“现代化”从根子(十八世纪理性)上的思疑，表达了他自甜被那种“理性”视为谵妄和狂放。
福柯对“现代化”的揭露是属于“遗传机造”的揭露(把“权利”的“话语构造”当DNA)。也许恰是因为他的“求之过深”，它留给读者的将是一种“无所逃死”的失看。人们可能会说福柯太悲看，但他的“迫不得已”却并不是西西弗的滚石或吴刚伐树。它更像衔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白搭”之中也令你赞颂其悲壮。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于北京蓟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