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阅读】扬之水：每一件器物都可以复原一二生活场景，历史便以此方式重现和再生

活动主题：深躲在黄悦岭下的南宋故事：扬之水《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新书分享会 （地道读书会第154期）

活动时间：2022年11月10日（周四）晚19:00

主讲嘉宾：扬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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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群众考古的鼓起，让各人更多地起头存眷考古事务、文物研究，但可以实正前去考古现场的群众现实上仍是小寡。博物馆则否则，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有诸多限造，并且还供给了免费开放、容许摄影的前提。因而，走进博物馆的实恰是群众。

然而，走进博物馆，能否实的能从那一件件来自于各个时代的文物中窥见前人实在的生活场景，感知前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名物学，或答应以成为开启神异的古代世界之门的钥匙。

扬之水教师说，今天的“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扬之水教师把它定义为研究与典章轨制、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类器物的名称和用处。近年来，那些标的目的成为扬之水重点名物研究对象：它所面临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需要处理的是两项，第一是命名，第二是相知。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

做者：扬之水 著

出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

出书时间：2021-10

何谓“命名”？

是对“物”，亦即汗青文化遗存的熟悉即是从定名起头。当然，所谓命名，不是根据现代常识来定名，而是根据包罗铭文等在内的各类古代文字、文字素材和包罗绘画、雕琢等在内的各类古代图像素材，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

何谓“相知”？

所谓“相知”，即在命名的根底上，进一步明白某器某物在当日的用处与功用，亦即名与物的复原。

命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进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络。一旦获得认知，留驻了汗青影像的每一件器物都能够复原一二生活场景，汗青便以如许的体例重现和再生。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

做者：扬之水 著

出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

展开全文

出书时间：2018-01

继《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之后，广西师大出书社·地道Pura推出扬之水教师的《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扬之水教师亲历察看七十余家博物馆，以专业的角度、文学的表达介绍器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命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富贵”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汗青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错于纸上。

11月10日（周四）晚19:00，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读书会（第154期），特邀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做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闻名名物研究专家扬之水教师，带我们走进器物的“富贵光影”，透过器物的美，感触感染光阴与汗青之美，领略深躲于地下的汗青与光阴故事。

曲播福利：本次活动，扬之水健教师将在发问读者中抽取幸运读者，被抽中的读者将获赠《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敬请踊跃参与。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参与发问。截行时间：11月9日16:00。

扬之水《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春风社科奖奖状

深度阅读

深躲在黄悦岭下的南宋故事：

——张同之夫妇墓出土器物细读

文/扬之水

每一座城市都有本身的故事，汗青文化名城，故事天然更多。关于南京，《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说得极好。该书第二十九回，道杜慎卿一行在雨花台岗儿上闲游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那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食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实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如许的古城，实是“四处都涌现出汗青”。

现代考古鼓起，今人有了更为优胜的前提“看落照”，读故事。假设出土文物可以与传世文献彼此印证，交相填补，那么如许的故事肯定会充沛而详细，而且更有可见可感之亲热。

《李煦四时行乐图》丛考

做者：扬之水 著

出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

出书时间：2017-12

先举与南京有关的一篇名做，即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一阕《六州歌头》，词曰：“长淮看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逃想昔时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毡乡，夕照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喊，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看、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宋佚名《朝野遗记》记此事曰：《六州歌头》，腔调雄远，“近张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上赋一篇云（词略），歌阙，魏公为罢席而进”。魏公，即主战派大臣张浚，时任建康府留守，当日为宴席仆人，却为此词所动，竟至罢宴。那一忠愤填膺的传诵古今之做乃做于南京。词人事与愿违，才未尽用 [1]，英年早逝，其墓亦在南京。辛更儒《张孝祥集纪年校注》所附《年谱》，曰张孝祥“葬建康贵寓元县清果寺”。引《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待造张孝祥墓，在上元县清果寺侧。考证：张孝祥字安国，举进士第一，官至显谟阁学士。本历阳人，未第时多留建康，隆兴中尝为留守，后葬于此。” [2]

一九七一年，江浦县西北的黄悦岭东南麓发现张同之夫妇墓[3]，墓中出土了《宋故运判曲阁寺丞张公埋铭》与《宋故夫人章氏祔葬埋铭》各一方。张同之恰是张孝祥之子。墓葬为夫妇同穴的双室墓，左室为丈夫，右室为老婆。左室随葬品中有一方六面铜印，正面为阴文篆书“张同之印”，上面阴文篆书“野夫”，四面边款后记别离为“十有二月”“十有四日”“命之曰同”“与予同之”（图1）。由后记的内容和口吻，可知是出自张孝祥。“与予同之”，是儿子的生日刚巧与父亲同月同日。辛更儒《张孝祥集纪年校注》所附《张同之事迹考释》一篇将《宋故运判曲阁寺丞张公埋铭》（以下简称《张公埋铭》）与传世文献彼此印证，述其生平可能颇为精审。据《张公埋铭》同之卒于庆元二年，得寿五十，则其生年为绍兴十七年，小父亲十六岁。同之在张孝祥《于湖集》中只要一见，即《送仲子弟用同之韵》一首。《张公埋铭》提到同之曾为他的生母李氏请封，然而铭文称同之父孝祥，妣时氏硕人，却不及李氏，则同之或非孝祥亲生。但无论若何，他是孝祥的合法继续人，孝祥致仕，同之即“恩授承务郎”。同之官吏履历，具见《张公埋铭》。同之能诗，与朝中名流如陆游、周必大、张镃等都有往还，不外他的诗做今仅存一首，即是刻于潜山县山谷流泉（别名石牛古洞）的《题三祖寺》：“飞锡梁朝寺，传衣祖塔丘。石龛擎古木，山谷卧青牛。三更朝风起，长年涧水流。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诗题下署“历阳张同之”，诗末署“绍熙二年十月” [4]（图2）。当是张同之知舒州时所做。陆游《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句云“金印斗大谁做州，令郎玉面苍髯虬。赋诗健笔挟风雨，论兵辩舌森戈矛”，可见同之才气之大概。

张同之的随葬品多为文房用具，计有端砚（图3-1）、歙砚各一，墨两锭，铜水盂一（图3-2），铜镇尺一对，铜笔架一（图3-3），六面铜印一方，又鹧鸪花纹盏两件，金镶玉花钱一枚。“文房四宝”之说固然宋代已经呈现，不外两宋士人更喜好的称呼仍是“文房四士”或“文房四友”。一件铜水盂略如拳大，四方形，口圆有盖，其上一个莲苞钮，盖侧开出一个小缺口，缺口里插着一柄桃形匙叶的银水匙。此“水盂”，原是宋人所称“水滴”。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说得很大白：“白玉或瓘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尘污，立见而换之，此物正堪做水滴，上加绿漆荷叶盖盖之，盖侧做 *** ，以小杓柄嵌穴中，永无尘进。”那里说的是玉，万俟绍之有诗题做《方水滴子》，所咏则是金属成品，诗曰：“量由良冶就，心向仆人倾。外倣片金造，中躲勺水清。兔毫芳露染，龙尾湿云生。末令双眸炯，曾窥妙女成” [5]。那里的兔毫指笔，龙尾指砚。诗中的方水滴子是铜量，此器并不是以外型新异取胜，它的好，即如《洞天清录》所述，固然逊于玉造，不外防尘的感化却没有差别，诗所谓“中躲勺水清”也，且清如双眸，守着仆人做得画成。

同出又有一对带捉手的铜镇尺。与此类似者也见于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镇尺上且满饰精巧的回纹 [6]。镇尺可镇书也可压纸，南宋马远在《西园雅集图》中正把它描画得清晰。北宋韦骧《花铁书镇》：“铁尺平如砥，银花贴软枝。成由巧匠手，持以镇书为。弹压全系尔，推迁其实台。不克不及柔绕指，方册最适宜。” [7]（图4-1）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一号墓出土一件铁书镇，长31.2、宽1.7厘米，“尺平如砥”，中有一个蘑菇头的捉手（图4-2）。惟通体光素无纹，而未如诗人的花铁书镇以“减铁”工艺嵌做折枝花，即所谓“银花贴软枝”。镇尺也称压尺，又或界尺，当然它与公用于做界画的界尺并不是一物。镇尺的呈现或与写字做画利用纸张的大小改变相关，根据研究者的测定和统计，此项改变比力明显的分界大致在唐宋之际，而那也正好是书案由小向大逐步改变的期间。镇尺与镇纸差别。镇尺如尺，不外中间做出捉手，捉手多取兽形，素材也多为玉、石和铜，而且老是成对。镇尺初有别名，称做“由准氏”，见《清异录》；又称做“隔笔简”，见宋《国老谈苑》卷一：太宗“以柏为界尺，长数寸，谓之隔笔简，每御造或飞宸翰，则用以镇所临之纸”。可知它的压纸，是为着书写时做一个界划行间间隔的参照，南宋林洪做《文房图赞》为诸物委以官职，镇尺即得名“边都护”（图4-3），宋人咏镇尺也多取此意。如北宋张方平《谢人赠玉界尺》，“美玉琢温润，界尺裁方曲。非惟立端方，亦以端简册”。又南宋刘子翚《书斋十咏》中的“界方”一题，所咏也是镇尺：“抄书防纵逸，界墨做遮阑。妙用谁能识，心端笔自端。”考古发现的宋代镇尺以适用的金属成品为多，北宋吕氏家族墓、南宋张同之墓出土镇尺，均与《文房图赞》中的“边都护”式样一致。

此外的端砚、歙砚各一，都是宋代常见的式样。墨两锭形造不异，一锭是用过的，已消耗掉小一半。文房四友，石砚的利用耗材最小，历时当然也最为长久。若为美量，便更为仆人所宝，生前亲爱，身后随葬，安适情理之中。北宋范镇《东斋记事》曰：“胡旦做大砚，可数尺，镵其旁曰：‘宋胡旦做汉春秋砚。’遗命埋冢中。” [8]胡旦所做《汉春秋》不传，却留下那一则文房故事而见仆人脾气 [9]。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一件圆形三足歙砚 [10]（图5），砚底铭曰：“政和元年十一月壬申，承议郎吕君子功葬，以尝所用歙石研纳诸圹，从弟锡山谨铭之曰：为世之珍，用不竟于人。呜唤！”砚仆人为吕至山，字子功，是吕大看之子。铭砚之从弟锡山为吕大忠之子 。北宋名臣蔡襄以常日所用端砚随葬，嗣后墓葬被盗，端砚也为盗墓者攫取，但也许此砚并不是名品，不久又为响马所弃，南宋林希逸和刘克庄曾同为此事赋诗寄慨 [11]，后村诗《又盗弃端砚一首》句云“此砚随公岁月深”，以通俗语而道出砚之于人最为温馨的情味。张孝祥《谢送端砚》一诗也有“穿冢宜随我”之句。宋人日常生活的诸般精致，在文房雅具中更见出运营，难怪它又被逐个拾掇到诗里。

又有金镶玉花钱一枚，用做包镶的金皮镞镂毬路纹，曲径5.8、厚0.4厘米（图6）。从纹样看，它应非压胜钱，而是宋人所云“包子”之一种。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中说道，“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别本做果）、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

章氏是同之的继室，据同出的《宋故夫人章氏祔葬埋铭》，章氏高祖为章惇，父冲，“见任中散医生，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看”，母亲叶氏，“赠令人，左丞石林先生之女”，“夫人生于外氏，而中散亦筑居弁山，故为吴兴人”。石林先生，即叶梦得，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曲学士，章氏是他的外孙女。同之的随葬品以书房清物为主，章氏则是茶、酒器，且银器居多。计有银长瓶一（图7-1），银蕉叶一（图7-2），梅梢月纹银盘盂一副（图7-3～4），银盆一、银渣斗一、银钵二，银盏、银高足杯、银箸、银匙、银盘、银盖罐、曲口平底银盖盒各一，卷草纹银盒一，又银釦定窑白瓷盏三件（图8）。“夫人生于外氏”，而外祖父乃朝中大老，随葬品或不乏妆奁中物。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躲中即有“史氏妆奁”款银花口盘盏一副。要之，章氏随葬的瓶、盏、盘、盂数事，不只是南宋酒器中常见的组合，并且是此中的精品。

银长瓶，通高21.5、口径2.4、底径5.5厘米，遍身打做卷草纹，盖顶錾一个百事吉结子。而那里的卷草纹，依《营造法度》的说法，当称做“龙牙蕙草”。那一款式的银瓶，凡是为贮酒器，宋人诗歌中每唤做长瓶。假设不利用注子，长瓶自也无妨间接倾酒进杯。苏轼《蜜酒歌》“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拨，此指滤酒。瓮酒进银瓶，此瓶即可用来斟酒。杨万里《惠泉酒熟》“抱瓮输竹渠，挈瓶注银盃” [12]，其情似之。天津博物馆躲一幅宋人《月下把杯图》，画面右上题做“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盃”，右下方露出大半身的长桌上放着高饤和酒樽，樽里插着酒勺。桌子下边一对酒坛，一个荷叶盖的大瓮，或是清泉一器。主仆五人，仆人执手把盃，一个孺子捧长瓶，一个孺子捧果盘，又一个孺子捧巾（图9）。可见长瓶的利用情形。

宋人爱花，梅花当居第一，不外它却是“独向百花梦外，自一家春色” [13]。象生花、折枝花之外，粉饰范畴里“自一家春色”的时髦纹样莫过于梅梢月或梅花月。它也是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如南宋高翥《冬日即事》“杖藜独立梅梢月，成就清凉到非常”[14]，如张孝祥《念奴娇》“勇士长歌，故人一笑，趁得梅花月” [15]。饰以梅梢月的酒器，则多以它的姝秀清逸为筵席劝饮别添诗韵。章氏墓出土的梅梢月纹银盘盂一副，承盘和酒盂均以梅花为式。盘底在浅浅錾出水波纹的地子上打造水边横斜的一树新枝，梅枝之外留白，惟以轻云新月装点其间。盘高1.9、口径14.6厘米。银盂口沿加金釦，心里打造梅花一朵，壁间的五个花瓣内各錾折枝梅花。盂高3.9、口径9.5厘米。南宋刻本《碎金》“酒器”一项列举的盂，即特指酒盂。如钵一般平底无足而器口不内敛，即是盂的根本式样。宋代日用之器有酒盂、汤盂和熟水盂子，还有与厮锣、唾盂合为一副共同利用的钵盂。酒盂也无妨与承盘构成组合，即如章氏墓出土的那一副。

酒器中的“蕉叶”是唐代已经呈现的款式，如纽约大城市博物馆躲一件金花银蕉叶，叶脉是鱼子地上的缠枝花，回卷的缠枝间飞着鸟（图10-1）。它在宋代也同“梨花”一样时髦，或称杯，或称盏，或独以蕉叶为称。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太师潞公西回，开封推官赵君锡做小诗二十篇，纪恩宠以送行，其尤为人传诵者，如‘乐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群公换口夸。里面宣来蕉叶盏，御前赐出缕金花’。”太师潞公，即文彦博。那里说到的蕉叶盏，乃出自禁中，不外它却并不是皇家专属。张先《天仙子·看舞》“金蕉并为舞时空” [16]，王之道《虞美人·和孔纯老送郑深道守严州》“一尊聊罄金蕉叶” [17]，高登《功德近·再和饯别》“尊前相敬服参商，引非常蕉叶” [18]，葛立方《虞美人·泛梅》“璚蕤泛，蕉叶盃宽” [19]，或歌舞送酒，或退席爱护保重相劝，酒筵中蕉叶常常是宠儿。李之仪“热回白傅金蕉叶，冷逼温郎玉镜台”（《次韵雪》），一盏蕉叶杯在诗人眼中又由实景而凑成韵语。南京市中华门外北宋长干寺实身塔地宫出土一件银釦水晶蕉叶杯（图10-2），“里面宣来蕉叶盏”，由此可推知其式。章氏随葬品中的那一枚银蕉叶，短茎做柄，打做精巧的蕉叶浅浅弯成弧形以略足“杯”意，而其实容酒有限，相关于前一例的“蕉叶盃宽”，此却是陆元光《回仙录》列举诸般饮器中的“蕉叶最小” [20]。

与前朝不异，宋代各类金银釦器也同金银杯盏一样有目共睹，时称“稜做” [21]属。

章氏随葬物中的银盆一面，圜底、宽沿，口径22.5厘米，高五厘米；银唾盂一件，高8厘米，曲径15.7、口径5.8厘米；又尺寸差别的银钵两件。银钵应即上文提到与厮锣、唾盂构成组合的钵盂。金属造造的盆器，两宋凡是称做厮锣，或做鐁锣、钞锣、沙锣，都是同名异写[22]。“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如斯三事的组合，辽代已经呈现，如辽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出土银钵盂、银唾盂、银鎏金摩竭纹厮锣各一件。宋代高丽铜在中土很有声誉，南宋贸易手册《百宝总珍集》卷六“手磬”条，冠于阐明文字之前的口诀道“手磬不管大与小，要好除非高丽铜”，因而程大昌《演繁露》考索厮锣名称来历，曰后世以黄、白二金锻铸为盆而名做斯罗，乃缘自它初始系由新罗来，不为无因。而若取豪华，则需要金造、银造，认为官宦出行时的陪侍用器之一。宋徽宗诏赐蔡京的金银从物，中有“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盖全”。《高丽史》纪录遣使进奉宋廷诸物中有金鐁锣 [23]，绍兴二十六年交趾进奉贺昇平物有“一百二十两数金盘龙沙锣二面” [24]，都是同器异称。金银从物以及做为礼物的厮锣以银造为多，重量每在百两以上，能够推知尺寸不小。

与厮锣一面构成一组盥洗用器的“唾盂、钵盂一副”，则用于清理口腔，钵盂漱口，唾盂承接漱口水。故宫博物院躲李嵩《骷髅幻戏图》，骷髅身边一副担子，担子两头各一个体例的提匣，提梁上又拴了一个提笼，清晰透见提笼里是侧置的盆亦即厮锣一面，又唾盂、钵盂一副（图11-1）。宋佚名《春游晚回图》中奴才手提如斯三事，也是大致附近的安放（图11-2）。纽约大城市博物馆躲《胡笳十八拍》中“第十四拍”的画面，车舆前面的导从之一乃手奉唾盂、钵盂一副（图11-3）。

出自章氏墓的器物，似乎没有几件是专属女性的用品。小小一枚银盒，或可视做女子妆具中物。银盒子母口，高三厘米，曲径5.2、口径4.8厘米（图12）。所饰纹样与银长瓶不异，也是龙牙蕙草。从尺寸看，似盛放脂粉一类。

张同之夫妇墓出土器物不以丰富和豪华著称，却是具有士人气息且很有代表性的一批。固然同之本人没有诗名，但用于随葬的方水滴子、石砚、铜镇尺等文房用具，都是两宋诗词中修建生活情境的吟咏对象。陪伴章氏的诸般饮器如银长瓶、银盘盂、银蕉叶，则是彼一时代的精好之做。与厮锣一面构成盥洗用器的“唾盂、钵盂一副”，是宋元时代的常见组合 [25]。此以银造，天然又是见出品级的。所以，一旦获得认知，留驻了汗青影像的每一件器物都能够复原一二生活场景，汗青便以如许的体例重现和再生。

正文：

[1] 谢尧仁《张于湖先生集序》：“自渡江以来将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笔墨为现代独步，而此犹先生之余事也。盖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羶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使其得在经纶之地，奔走之役，则周公瑾、谢幼度之风流，其尚可挹于千百载之上也。”

[2]辛更儒《张孝祥集纪年校注》，页1657，中华书局二〇一六年。按《年谱》提到一九八一年黄悦岭南又见一处于湖墓，残碑称孝祥字于湖，甚可怪。

[3]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4]潜山县博物馆《天柱山山谷流泉石刻》，页63，安徽美术出书社二〇逐个年。

[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册四九，页30961，北京大学出书社一九九八年。

[6]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页28，图一八：4，《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期。

[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册一三，页8551，北京大学出书社一九九三年。

[8]《东斋记事》（与《春明退朝录》合辑），页47，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曰：“杨庶几孜言：胡祕监旦退居襄阳，镵大砚以著《汉春秋》。书成，瘗其砚。每闻大臣名流薨卒，必做传以纪其善恶，然世不传。”

[9]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胡旦少有俊才，尚气凌物，尝语人曰：‘应举不做状元，官吏不做宰相，乃虚生也。’随计之秋，郡守坐中闻雁，旦赋诗曰：‘明年春色里，领取一行回。’诗人皆壮其言。明年果魁全国。”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册四，页941，文物出书社二〇一八年。

[11]刘克庄诗题做《盗发蔡端明墓一首，和竹溪韵》《刘克庄集笺校》（辛更儒校注），册五，页1833，中华书局二〇逐个年。竹溪，即林希逸。

[12]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册一，页571，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按本文引诚斋诗，凡未别的说明者，均据此书。

[13]黄载《孤鸾·四明后圃，石峰之下，小池之上有梅花》，页402，宋赵闻礼编《阳春白雪》卷六，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九三年。

[1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册五五，页34128，北京大学出书社一九九八年。

[15]词题为“仲钦提刑仲冬行边，漫呈小词，以备宣扬之阙”。《张孝祥集纪年校注》，册四，页1214。

[16]《全宋词》，册一，页73，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

[17]同1，册二，页1161。

[18]同1，册二，页1294。

[19]同1，册二，页1341。

[2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八引陆元光《回仙录》云，“吴兴之东林沈东老，能酿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号回道人，长揖于门曰：知公白酒新熟，远来相访，愿求一醒”。仆人知特殊人，于是“出酒器十数于席间曰：闻道人善饮，欲以鼎先为寿，若何？回公曰：饮器中，惟鍾鼎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请戒侍人次序递次速斟，当为公自小至大饮之”。

[21]《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少府监·文思院”，册六，页3781，上海古籍出书社二〇一四年。

[22]相关考证，见扬之水《镣子·厮锣与唾盂、钵盂一副：“金银从物”考》，《南方文物》二〇一五年第四期。

[23]《高丽史》卷九曰文宗二十六年，“金悌还自宋，帝附敕五道”，其四是详尽列出收到的进奉诸物，中有“金鐁锣一只，重一百五十两”。《高丽史》（标点校勘本），页242，西南师范大学出书社等二〇一四年。按此即神宗熙宁四年事，《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亦载高丽国遣使金悌奉表进物（册十六，页9956，上海古籍出书社二〇一四年），但未列物品细目。

[24]《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册十六，页9966，上海古籍出书社二〇一四年。

[25] 江苏镇江五洲山宋墓随葬品中也正有如斯齐整的一副：铜唾盂，高7.1、口径15厘米；铜钵盂带盖（简报称做“盒”），高六厘米，口径6.6厘米；铜盆，高六厘米，口径23厘米。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五洲山宋墓发掘简报》，页56，图六至八，《文物》二〇一五年第五期。只是那一组合关系以及器物名称长久未被认知。

扬之水：浙江诸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多年处置名物研究。著有《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先秦诗文史》《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三卷）《棔柿楼集》（十卷）等。

（本文节选自《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扬之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2021年10月）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

做者：扬之水 著

出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

出书时间：2018-01

以散文之笔，呈文物之实。 闻名名物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出名学者扬之水，亲身察看七十余家博物馆，以专业的角度、文学的表达介绍器物及其背后的故事，率领我们走进器物的“富贵光影”。“命名与相知”，是做者在名物研究中不竭反复的词，“命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进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络。 本书十一篇文章均为各地博物馆看展所得，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或花结绶带，或家居用器……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命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富贵”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汗青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错于纸上。

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

做者：扬之水 著

出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地道Pura

出书时间：2021-10

继《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之后，广西师大出书社·地道Pura又慎重推出扬之水《命名与相知：博物馆参看记·二编》，与上一编不异，二编里的十篇文章亦为各地博物馆看展所得，或家居用器，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七十余家博物馆，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与扬之水先生共赴一场博物馆之约。全书图文比照，透过器物的美，感触感染光阴与汗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