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的政治脉络中，湖南是一难以绕过的区域。自承平天堂时代湘军骤兴，历戊戌维新、庚子事情、辛亥革命等“大事人缘”，曲至民国肇造，湖南与晚清政治演化的轨迹，不断联系关系密切。且那种联系关系并不是惟有一面，假设说变法或革射中的湘人群体，还较偏向于清廷的“敌手方”；那么新近研究揭出两江总督“非湘人不成”那一政治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末结与“北洋下南洋”的构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足够证明在清廷内部很长一段时间内，湘人亦具有不容小觑的权力，不行限于湘军期间。民国以降，时局板荡，政治形势变更猛烈甚至时有翻转，湖南地位相对下移。不外，民初湖南自治风潮、大革命期间的湖南农人运动等史事，仍是学界讨论甚多的课题。近代湖南的特殊地位令人沉迷，很多学者因而进手研究，产出一批有重量的学术功效 （如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书社，1994；周秋光等主编《湖南社会史》，湖南人民出书社，2013；彭先国《湖南近代奥秘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2；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书社，2004；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丁德昌《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上海人民出书社，2011；张晶萍《近代“湘学看”的构成与嬗变研究》；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5；藤谷浩悦《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汲古書院、2013，以及黄彰健、罗志田、杨念群、应星等学者的专题论文）。能够说，目前论著大致已描摹出近代湖南处所政治、社会的汗青陈迹。在此根底上，若何进一步深进处所内部，书写更具细节性、整体感的汗青并阐明其脉络演变，在前人根底上实正有所推进，无疑是相关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庞毅在博士论文根底上推出的新著《处所的逻辑：陶实人与近代湖南》 （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21年版），即可视做对那一问题的回应。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切进讨论的引子，仅仅是长沙榔梨处所神祇“陶实人”，与此前同类研究相较，着眼点可谓极其细微。那就忍不住让人感应兴味：从陶实人进手，事实能讲出如何的湖南故事？
核心概念与学术史定位
陶实人，是长沙榔梨有名的处所神，因肉身不腐遭到本地人崇敬。自咸、同年间屡次得到清廷加封并列进祀典，曲至1958年肉身被毁，陶实人崇奉兴衰始末与区域社会变更相始末。庞著以陶实报酬研究对象，即“试图在处所社会的脉络中，探究陶实人与湖南处所社会的开展与演变，闪现处所社会构造的内在机造与动力”。透过陶实人的“生命史”，发现“湖南的处所自主性在近代的生长、开展与演变。”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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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榔梨地域的卫星地图
“处所自主性”是全书屡次呈现的关键概念，著者对此有一讲解，意为：“处所在参与公共事务或公共活动中表示出来的自主水平”。详细而言，有以下几点内涵：（1）“处所”更多应做为社会性概念而非天文概念来掌握，其主体是处所上的人；（2）处所意识、处所认同和处所自治水平，是权衡处所自主性大小的次要目标；（3）处所是一开放性的概念，其鸿沟必需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与做为主体的“处所”相对，其客体能够看做是以国度之名义行使权利的王朝或中心政府。简言之，“处所自主性的研究，即从处所社会本身的开展脉络动身，用处所内部的目光显示处所本身的开展逻辑，进而探究处所社会空间的大小，重构处所汗青”，那也是庞著题目“处所的逻辑”之意旨所在。
不难发现，那一概念现实依托于“国度与社会”的阐发框架：社会（处所）的自主性，必需相关于国度干涉而言，不然没有意义；而社会空间的扩大或收缩与国度干涉的强弱改变，不说此消彼长，大致上也闪现负相关的交互。著者于此有清晰认知，其恰是在梳理“国度掌握论”“处所精英论”“第三范畴”“权利的文化收集”等概念的根底上，测验考试提出一个更具处所主体性与涵括感，能将处所精英之外的多元群体纳进察看范畴的概念。
正因为此，该著的学术史定位，与以往近代湖南相关的社会史研究，很不不异。其先行研究述评，循三条学术进路展开。一是“民间崇奉与处所社会”方面，总结此前就我国华南、台湾、江南等地域展开的研究，次要有三种取向：
第一种是从民间崇奉进进处所社会，发现国度在处所的汗青；第二种是把存眷点放在神明崇奉的开展之上，聚焦处所社会的开展变迁若何影响神明的改变；第三种是透过民间崇奉看察处所社会的构造、构成、运行机造和开展情状。 （第11页）著者认为，那些取向无所谓凹凸好坏，均可成为汲引的思惟资本，而在地区与时段上，还可拓展相关研究的鸿沟。
二是“近代中国的民间崇奉研究”方面，认为学界关于“反迷信”问题的讨论，多在“国度”层面展开，出格偏重国度主导的“反迷信”运动，深进的在地化研究亟待停止。
三是“湖南处所史”方面，此部门尤见著者之运思。其灵敏察觉到，革命史与现代化做为近代湖南处所史乘写的两大典范范式，固然“各有偏重，但都是以建立一个新中国/现代国度为旨回。国度的汗青成为湖南处所史乘写的次要起点”，以国度为中心的论述主导了处所史的书写。受国度话语骚乱较小的处所文化或思惟史论著，则多未能深进处所脉络之中，如下一段评论尤具针对性：
关于湖南处所性的研究，多从“湖湘文化”的精华或者湖南人的性格来展开讨论。那类论著与其说是湖南汗青的研究，不如说是当下对湖南文化的一种建构。（第23页）
而晚近呈现的政治史途径下的“处所主义”研究与思惟文化史途径下的“处所意识（认同）”研究，前者在“中心—处所”框架下展开，更重视省级政府与中心的关系；后者则出力讨论“熟悉”层面的塑造与建构。其实，基于“处所自主性”看察，在处所社会的“理论”层面，还存在宽广的研究空间。
能够说，著者关于前两种学术进路的讨论，更多仍是理论与办法层面的看摩、对话，然后一种讨论，则实正触及当前湖南处所史研究的痛点，也使得其著具有深一层的学术史意义。
内容概要
本书凡4章，另有1篇附录。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陶实人的原型是东晋陶淡及其侄儿陶烜，距今1000多年。陶实人所在的寺院被称为陶公庙，坐落于浏阳河畔临湘山上，亦被认为是“六朝奇迹”。陶公庙地处长沙城东30里的榔梨市境内，陶公庙与榔梨市的关系，被描述为“因庙成集，因集成市”，即榔梨市的产生，得益于陶公庙的茂盛。第一章《解构与重构：陶实人及其与榔梨处所社会的关系》，基于汗青文献、神话传说和田野查询拜访等材料解构陈说，并重构陶实人与榔梨处所社会的汗青脉络：榔梨市陶实人的鼓起是因为其有肉身遗存，原型不克不及确指为谁。但在汗青演进过程中，经士人构建，逐步附会为东晋陶淡。榔梨市做为市镇呈现于宋元之际，远早于陶公庙的呈现时间。陶公庙会的构成，是本地商报酬鞭策榔梨经济开展停止的创造。在处所宗族、商人和行会的配合运营下，陶公庙方成为榔梨市和长沙东乡处所社会的中心。
第二章《从“民祀”进进“祀典”：陶实人的开展与湖南处所力量的兴起（1852-1911）》论证陶实人由并没有清朝法统认可的“民祀”进进国度祀典，本色象征着晚清湖南处所力量的兴起。爬梳文献，可知为陶实人（及与之相类的李实人）请封背后的鞭策力量，次要为湘军集团。通过在榔梨设局征收厘金、调用陶李实人庙产等体例，湘军集团的筹饷人员介进榔梨处所内部，与陶李实人成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络。此中很大一部门，不只是陶李实人的崇奉者，并且积极参与庙务。更关键的是，陶李实人还被视做湘军海军的庇护神。因为那些因素叠加，陶李实人才气在湖南处所诸神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塑造处所神也成为湖南建构处所传统、逃求湖南认同的标记之一。
第三章《富贵若何可能：陶实人与民国初年湖南的政治与社会（1912-1926）》通过报刊、方志和民间文献，勾勒出民初陶实人崇奉更趋茂盛的气象，不外相陪伴而来的，还有科学主义鼓起后陶实人面对的“迷信”责备及庙产危机。通过一系列灵应故事的再创造与传布、庙产的再分配，那些危机得以逐个化解。陶实人崇奉之所以能迎来富贵，除公众和社区撑持外，还与陶实人的处所宗教化那一特殊情形有关。陶实人被吸纳进紫霞教的崇奉系统之中，而紫霞教与湖南诸多军政要员，有着密切往来。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年，处所政府严峻依靠于处所社会力量，撑持与鞭策陶实人崇奉传布，实是统合社会、庇护政权不变的需要抉择。在湖南处所自治的布景下，陶实人也被打形成为湖南省的庇护神。
陶公庙，庞毅拍摄，2014年7月2日
陶公庙戏台，庞毅拍摄，2014年7月2日
第四章《由“盛”而“衰”：陶实人与湖南处所社会空间的嬗变（1926-1958）》，将研究时段陆续后推，强调在国度管控加强之时，处所社会并不是被动承受；相反，处所社会通过各类组织纽带来强化本身构造，并操纵国度政策和时局等因素，逃求保存与开展的空间。1934年陶实人再次进城救灾，即是处所社会在多种合力下对国度掌握的一次反弹。陶实人通过从“神”到“人”的身份转换，凭仗船山学社和孔道学校等力量的撑持，推出新编《临湘山志》，不只从头找到合法性，还获得必然开展。1945年后，虽然国民党下层统治趋严，但因处所社会的应对与共同，陶实人仍有较大活动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鞭策下，榔梨处所社会原有组织形态崩溃。“大跃进”期间，陶实人肉身被毁，标记着陶实报酬中心的榔梨处所社会构造最末崩溃。
附录《城隍若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处所政治》由注释衍生，讨论的问题仍在全书脉络之内。该著第二章述及，湘军集团为陶实人请封，理由之一即为“咸丰二年，庇护危城”。现实上，陶实人与护城无关，却是善化城隍确因护城有功而被嘉奖。在察看善城隍守城及敕封的来龙往脉后，著者发现，敕封的实正原因是抚慰在战争中做出奉献的商民，以到达结合处所力量庇护不变之目标；而敕封行为的发作，缘于长沙公众的恳求。处所神明可以成为处所政府处理处所问题的原因，与清王朝统治才能日渐式微有关，还依托于处所神明的内在开展以及社会力量的加强。
处所文献的出力发掘
早先的湖南处所史论著，习惯从人物、集团、阶层、思潮等角度处置问题。在草创阶段，从此进手勾勒脉络、描摹轮廓，为后续研究展垫基石，当然是需要步调，具有不容磨灭的学术奉献。现实上，那也遭到客看前提的限造，即早年相关史料的整理刊印，远不现在日之丰富齐全，出格是处所史研究，相关史料不容易支持起较深进的细部讨论。
平心而论，就近年史料出书、信息交换的情状看，研究者搜集史料的难度较老辈已大大降低（特殊情状如档案保密等另当别论）。史料搜集能否“杀鸡取卵”，根本取决于研究者所下的功夫。庞著在那一方面用力特深。以口述史料为例，书中共援引26人的口述笔录，受访者年龄均在63-93岁之间，可见著者是实正走进榔梨社会内部，与处所耆老深进交换。假设没有丰富的口述材料，仅凭处所档案，书中关于陶实人与1950年代处所社会构造变迁情形的阐述，恐怕无法到达现有水准。
读者读毕全书，除陶实人之外，印象最深入的，可能并不是汗青人物，反而是现代榔梨的处所文史研究者柳克文。著者在书中屡次援引其《梨江旧事》《晚晴斋主自纪年谱》《榔梨手工业社会主义革新材料》等论著手稿，在“跋文”中，更详尽交代了觅觅柳克文的过程，内容稍长，但值得照录：
柳是一位十分熟悉榔梨的处所文史专家，在关于榔梨的文史材料中，他的文章呈现最多。因而，拜见柳克文成为我的一大心愿。遗憾的是，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柳的更多动静，一般得到的回答是柳过去世，或不知往向。在一次访谈中，一位白叟告诉我柳克文的哥哥柳克武还在世。当我到了柳克武的住处时，得知柳克武已经往世，家也移走了，但又晓得了柳克武之女的下落。8月的长沙，烈日似火，冒着炎炎烈日，我一路问一路找，末于见到了柳克武之女。当我把此行的目标告诉她时，才知柳克文确过去世，家也移到了长沙市区。虽然不熟悉，但她仍是把柳克文儿子柳若夫的德律风告诉了我。几经联络，我末于见到了柳若夫，并与他一道到了柳克文往世前的住所，找到了柳克文遗留的手稿《梨江旧事》。（第323页）
其间甜苦，有过类似履历的研究者应深有体味。
还具启发意义的是，著者从《中华山川志丛刊》中发现了《临湘山志》《龙潭山志》等素材。就其引用情状看，此类文献中其实收录很多社会史史料。如陈达勋编《临湘山志》中就留有民国期间陶公庙庙产回属问题的判决书、批牍等公函，对深化讨论相当重要，提醒学者在搜集史料时拓展构想、放宽视野。
《陶实人救劫经》书影，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书楼躲
关系视角：史料解读的办法自觉
当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是一永无行境的过程。汗青学者的天职，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另一方面，则是在目前史料掌握情状下，勤奋鞭策研究趋势深进。在理论层面，庞著提出“处所自主性”那一概念以进一步切磋中国的“国度与社会”，那是其自得之笔。我不懂理论，也无意介进“国度与社会”问题的相关讨论，对概念自己的学理价值无力评说。不外，那一概念强调处所史研究应从处所内部进手，勤奋掌握“处所的逻辑”，不只将父母官员、巨绅之外的汗青群体带回汗青，对研究风气的由“虚”进“实”也不无裨益。无论若何，从实处动手，掌握汗青主体的动作并加以阐释，逐渐迫近汗青底细，应是史学研究的根底工做。
在史料解读层面，庞著也不乏超卓之处。好比，在切磋同治年间陶李实人何以得到清廷敕封时，著者引用了一份公呈名单，此中枚举了参与请封者姓名，共33人。逐个考证，发现那些人次要是“湘军的后勤人员和幕僚”，换句话说，湘军集团鞭策了陶李实人的敕封。不行如斯，著者认真爬梳公呈人员间的人际收集，发现大致存在同僚、同年与联婚三种关系，如“徐棻、舒勋、黄瑜、张自牧和康阜等人，同属湖南东征局，有为湘军筹饷而获得保奖之事”，“徐棻、易卓、彭申甫均是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有同年之谊”，“彭申甫的父亲彭永思是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与陶澍是儿女亲家，彭申甫娶了陶澍的三女儿，与贺熙龄之子贺珏、胡林翼是连襟” （第105、114页）。凡此种种，小处说是了了公呈人员的人际关系，大处说，则对熟悉湘军集团的处所脉络，亦有助益。
何以湘军集团乐于抬高陶李实人的地位？很大水平上因为陶李实报酬湘军海军的庇护神。那一结论的得出，依靠于著者对两份李实人庙捐款单的留意。据捐款名录，相关人员均为湘军海军身世，而在榔梨的崇奉系统中，陶李实人是高于周边龙王的“大神”，具有掌控风雨的神力。两相印证，那一问题根本处理。值得称道的是，著者的根究并未停留于此。其据《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统计，发现自道光朝至同治朝，得到官方认可的湖南处所神祇数量不断呈递增态势，那一现象与湘军兴起、湖南处所力量的加强息息相关。陶李实人的崇敬故事，也应放在那条汗青脉络中加以理解。如斯一来，研究的深度与联系关系性，便大大拓展了。那或是全书用力最深的部门。类似的解读在书中还有几处，像阐发国民政府统治后期陶实人由“神”到“人”的形象重塑，著者仍详尽察看了《临湘山志》次要撰者的身份，发现他们几乎皆为湖南船山学社的成员，由此进手阐明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全书现实存在着一个办法论上的自觉，即关系视角。绪论结尾提到：“从底子上言，与其说陶实人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毋宁说其背后的‘人’才是实正的研究对象。详细而言，就是从陶实人背后的‘人’动身，从他们的行为和交往关系进手，把碎片化的素材拼接成一幅完全的汗青地图。”近有学者亦强调：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限于“实体思维”，处理了“是什么”的问题还不敷，还需要填补“关系思维”，将对象放到语境中、放到关系收集中、放到构造中往熟悉。逃求的是“关系中的实体”“实体上的关系”，以关系思维统摄实体思维。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323页）
确实，独立的小我不敷以成为汗青动作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汗青实正的主题。在传统王朝政治史范畴，关系视角的取径得到较好贯彻；但在处所政治史、社会史范畴，仍嫌不敷。事实上，关于处所史来说，关系视角的引进是完全需要的，因为那里存在着史料上的构造性窘境。只要时段稍早，现存史料便不敷以复原一个处所性人物的根本面孔，遑论掌握其思惟与动作。那是处所史研究无法征服的先天难题，而关系取径为破局供给了构想：我们固然无法复原人物自己，但凭仗关系视角，大致能够重构其时的社会收集，进而将面目模糊的小我置放到可能适宜的位置，以此迫近处所社会的实况。
社会史与政治史的接壤
固然著者自认本书为一当地方社会史专著，但此中亦有相当篇幅涉及处所政治。或者说，处所政治与处所社会，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面孔完全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而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接壤地带，或许是最值得出力之处。
第三章讨论说，1925年湖南水灾，省政府在迎请陶李实人、周公实人、它龙将军、湘乡易孝子等处所神祇进城救灾后，又十分奇异地从北京请来一位铁板将军。著者给出的阐明是，“连系其时湖南省政局的变更，邀请北京的铁板将军来湘求雨，现实上是认可北京政府的一种宣言” （第198页）。那一构想，就将处所的社会与政治，甚至中心政局改变相勾连，也具备足够的阐明力。
一些社会史进路的根究，对政治史研究也有启发。同章逃觅民初陶实人崇奉茂盛的人缘，重视到当时时髦于湖南的民间教派紫霞教，进而发现，“紫霞教在其时不只吸引了通俗公众，并且时任军政要员也多参与此中。据《长沙市志》记载，湖南省政府委员毛炳文、专员张元富、军长贺耀祖、省会差人督察长杨重九等均参与了齐心小补堂，并任堂内教长” （第192页）。而民国年间湖南的势力人物如省长赵恒惕、督军张敬尧、教导厅长曹典球，与紫霞教皆有密切往来。如许的汗青因素，恰好是处所政治史研究需要重视而经常漠视的。
赵恒惕，1880-1971
不外，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彼此阐明，有时亦存求助紧急。与北洋政府期间陶李实人经常进城救灾构成比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年间，湖南政府不断未请陶李实人进城。曲至1934年全国性旱灾发作，何键政府方迎请陶李实人进城祈雨。对那一反常现象，著者以何键与中心政府的关系加以阐明，即何键大致有一与中心政府离心倾向加剧的过程，那一趋向至1934年到达高峰，因而有昔时的迎神祈雨发作。但当蒋介石动手消弭西南割据形态时，何键又逐步倒向妥协，在祈雨完毕两个月后颁发了“力辟迷信”的演讲以迎合中心。如许的论证稍嫌简单，其间存在若干逻辑缺环。起首，七年未迎请陶李实人，似应确定那七年间湖南能否有过旱灾，旱灾能否严峻，出格需要与存在迎神祈雨现象的年份停止比对。其次，认可何键有离心倾向，且那一倾向在1934年到达高峰，那么，何以确知迎神祈雨那一行为，就必然存在与中心抗衡的意味，而不是适应灾情及处所绅民之吁求？第三，若何揣度何键责备迷信之演讲是其妥协立场的表达，而非与其小我思惟或加强省政府统治权势巨子等因素相关？总之，研究者需要警惕政治史逻辑对处所社会运做讨论的过度侵吞，在论证过程中，重视因果关系构建的限度。
余论
全书以“处所自主性”串联，通过陶实人切进讨论湖南社会的处所保存空间，线索明白、眉目清晰，很有整体感。且著者视野宽广，行文中随时与既有研究对话，问题关心其实不限于湖南。在陶公庙庙产兴学危机中，即重视到处所庙董与学董实则定见一致，不克不及根据逻辑推理揣度二者尽处于对立形态，很好诠释了汗青的复杂性。但不成制止的，书中亦微有小疵。
前已述及，著者在史料搜集上下了相当功夫。或是受此影响，某些阐述在史料利用上稍嫌芜杂。如第一章介绍“榔梨的市场”，所用史料上至1879年，下至现代口述访谈，那里或许仍有史料不敷的限造，但至少应随文交代以晚出史料论证较早问题的可行性。
再是，就小我感触感染而言，著者行文痛快简洁，惟表述有时略显跳脱。其阐明1934年迎神祈雨成为省政府抉择原因，以“处所社会力量的强大”“处所社会与处所政府之间构成了密切的协做机造”“处所士绅与政府官员间有着优良的沟通管道” （第213页）做为每段开头，似加数字以示挨次为宜。再如介绍《临湘山志》做者群体，涉及王寿慈的部门，径以“王寿慈的护教救世” （第233页）做为起首句，读者可能大白其意在归纳综合全段，凸显内容。但如斯一来，前后文气割裂，较影响阅读体验。此外，还有一些校对上的枝节问题，如170页脚注4《光绪朝东华录》编者墨寿朋误做“墨寿鹏”。
任何汗青书写都是一种遮蔽。著者将过往未及重视的相关群体纳进察看范畴，从特殊的问题点切进，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超卓的湖南故事。但不能不说，故事的舞台是以长沙为根底搭建的，“国度与社会”的构架之下，若何彰显处所与处所的联络，似乎又成了问题。不外，本书的完成，也只是著者湖南研究的第一步。
附记：本篇承复旦大学汗青学系戴海斌教师、曾煜同窗斧正，又劳庞毅教师审阅，谨称谢意。黄兆楠在写做过程中不时鼓舞，尤为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