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南北一统
（杨守敬编《历代舆地图·隋天文志图》，清宣统元年刊本）
隋代文学南北合成的看念与汗青
马铁浩
内容概要《隋书·文学传序》对南北文学的阐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南北合成”论的根底。现代学者的量疑，显示了“南北合成”论出于初唐史家建构的“看念”性量。综合察看隋代文学南北合成的文学史历程，能够描画出“看念”背后的“汗青”：周人在文学上尚量而轻文，明白颁行反对南朝文风的文化政策，那既是平陈战争发动的需要，亦是打压山东士族的政治现实所促成；旧齐文士多受南朝文风影响，在工具相持的政治和文化情况之下，很多人回回乡里，形成学术和文学的处所化，由此，在深思南朝文风的同时回回本土的汉魏旧传统，展开了南北文学的盘曲合成；陈人进隋后自藩府到秘书省的任职轨迹，彰显出其寄生于皇权的特量，南朝绮靡之风在北方京洛得以存续，却未能熔铸开新。《隋书》撰者多为齐人，《文学传序》以南北文风对立且并行，具有为北方文化争正统的意味。南北双向合成的审美抱负，掩盖了北方效法南方文学那一单向的汗青历程，南北合成“看念”的构成，恰是从其遮蔽的“汗青”中衍生而出的。
关键词 隋代文学；《隋书·文学传序》；南北合成；齐人
南北文学合成论，确立于《隋书·文学传序》，即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量。气量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往所短，合其两长，则文量斌斌，尽善尽美矣”［1］。《北史·文苑传序》全本其语。钱锺书云：“《隋书》成于率土一统之世，无南无北，遂做大公一视之论，不偏不颇；顾称北以‘理胜’，即谓北之文逊，言外微旨，无可讳饰。”又云：“盖南北朝文同风合流，北士自觉与南人相形见绌，不耻降心取下，循辙逃踪；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别出。”［2］田晓菲亦曾指出，南/北、文/量的二元对立，并不是客看现实的反映，而是出于隋唐同一之后北人的文化建构，他们以此对立削弱了南士自视为文化正统的特权，同时消解了本身粗野荒蛮的一面［3］。那两种观点，或认为其实不存在南北文风的对立，或认为此对立出于唐初史臣的建构，都是对《隋书·文学传序》南北文学合成论的否认。
隋代开皇九年（589）始同一南北，传统上以之为北朝，现代又多以隋唐为一个汗青单位。其过渡性亦影响到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著做，大致以隋代文学列进或附于北朝；下半叶迄今的文学史著做，则多以隋唐为一体。前期多强调隋代文学的北朝传统，后逐步重视南风北渐带来的齐梁因素，进而又在一统视野下兼论南北地区文人，那一改变折射出南北合成逐步成为隋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4］。陈寅恪在《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中称隋唐轨制出魏齐、梁陈、魏周三源，然论南北文学者，每视北朝文学为囫囵一体，鲜有措意于山东、关陇的工具之别。事实上，杨隋一朝，工具文学的相持与合成，始末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并且此问题往往以南北文学论的形式表现出来［5］。粗读《隋书·文学传》中的文人列传，会发现它大致是遵照着北周—北齐—陈的地区之序摆列的：刘臻、王頍为自周进隋者，崔儦、诸葛颍、孙万寿、王贞为自齐进隋者，虞绰、王胄、庾自曲、潘徽为自陈进隋者，杜正玄、常得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诸人则年辈较晚，似皆隋代始进仕者。编辑《隋书》的史臣，多出自北齐旧地，《文学传》中的南北文学论，不只见出北人对文化正统的争夺，亦折射出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中的工具关系。由此，能够据《隋书·文学传》人物为中心，旁及其时各区域的重要文人，从北周—北齐—陈三国鼎峙的地区渊源动身，而不只是从唐代构成的南朝—北朝的对立动身，通过对隋代文人官吏、地区活动、文学创做及文学责备的汗青察看，我们对隋代文学中的南北合成问题会获得新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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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人无文与隋初的文化政策
《隋书·文学传》中的刘臻、王頍，乃自周进隋者，然逃索其门第及官吏，二人本为梁人，梁亡进北，后始辗转仕隋。《文学传》既以地区编排文人列传，而竟无地道的周人，可见在唐初史臣看来，周人是没有文学可言的。当然，此所谓“文”指狭义之文，是与“笔”相对的“有韵者文”的文，也是与“量”相对的“文胜量则史”的文。
据《周书》《隋书》等史传，自梁进周、隋的士人有何妥、元善、庾季才、乐运、明克让、裴政、王頍、刘行本、颜之仪、萧大圜、萧圆肃、萧吉、萧该、鲍宏、姚僧垣、姚最、刘臻、沈重等，此中刘臻、沈重进周前曾仕后梁政权；此外，自后梁间接进隋者除皇帝萧詧一收宗室之外，文士有柳䛒、柳庄。梁代文人在江陵沦陷之后被迫流寓北方，在北周麟趾殿、露门学、通道看等文馆中以文学侍臣寄身［6］；进隋之后，因为隋文帝不悦学术，那一文学群体逐步边沿化，开皇元年（581）病卒的庾信，已经预示了关陇梁人在隋代风流云散的命运。《隋书·文学传》抉择刘臻、王頍二人做传，他们的官吏轨迹正可窥见自梁进周、隋者的依附地位。刘臻，进周为露门学士，隋时“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亵狎之”［7］，然因不克不及调护而为治书侍御史刘行本所斥，称“卿等正解读书耳”［8］。因其卒于开皇十八年（598），未及太子勇被废之难。王頍，梁将王僧辩之子，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开皇间授汉王谅府咨议从军，谅举兵反，頍他杀。读刘臻《河边枯树诗》，中云“奇树临芳渚，半死若龙门。疾风摧劲叶，沙滩毁盘根”［9］，何尝不是隋代梁人群体的命运写照呢？
周人在文学上的功效，大致得自庾信、王褒等进北梁人的影响，论文学有以周、隋并称者，如“恶周、隋之骈衍而功徐、庾”［10］，所谓“周”指的恰是以庾信为代表的南朝文风。因为麟趾殿、露门学等学术机构皆设于北周宫城之中，实正遭到影响的北人，次要是北周宗室及朝臣子弟，南朝文风在关陇的传布事实上是颇为有限的。麟趾学士本为控御和安设南人而设，此中北人可知者仅有杨宽、韦孝宽、元伟、薛琰四人［11］；露门学相当于国子学，此中文学博士、博士多由北人与南人兼之，露门学士多南人，学生则多为北朝大臣子弟，皇子亦可在此受教［12］。《隋书·文学传》言江左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13］，难免言过其实，史料所见周人而受南朝文风影响者，次要是宇文氏宗室。据《周书·王褒庾信传》，宇文泰之子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皆为齐梁之风的跟随者，《隋书·经籍志》著录北周人文集凡八种，除庾信、王褒等自南进北者之外，北人只要明帝、赵王、滕王，三人皆宗庾信体，可见周人之能文者次要在宗室。北周宗室效法南朝文风的习气，亦延及一些功臣子孙，譬如杨坚虽不喜文学，然太子杨勇曾令魏澹“注《庾信集》”［14］，晋王杨广“属文，为庾信体”［15］，都是源于北周宗室的影响。
邓之诚摄《隋文帝故乡》
（民国中期，中国国度藏书楼躲）
跳出《隋书·文学传》，而以严可均、逯钦立所辑诗文为范畴，整体察看进隋周人的文学创做活动，更可见出诗、赋、骈文等以韵见胜的文学形式，在此群体中（除却杨隋皇室）是甚为索寞的。赋仅知于宣敏《述志赋》一篇，却无只字传播；诗歌仅有史万岁、牛弘、贺若弼、于仲文、杨素、崔仲方、弘执恭等所做三十余首，而杨素之做过半。其他诸家存诗较多者，崔仲方曾“奉和周赵王”，弘执恭曾“和平凉公看赵郡王妓”［16］，皆学庾信宫体，但其影响甚微。至于骈文，北周固然有庾信如许自南进北的骈文各人，但进隋周人并未有才能继续其传统。在文章诸体中，进隋周人所做最常见者，为上呈朝廷的表、奏、疏、上书，还有参与雅乐、律历等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争论留下的议。
进隋周人少有地道的“文”，所做多为适用的公函书，那与他们进隋后多据要津有关。中心政府层面，以尚书省为例，如今可考的隋代令仆丞郎之中，周人是八座尚书的主体［17］；处所政府层面，周人根本上皆在州刺史一层，掌握着处所行政的更高权利，并且活动性强［18］。能够说，文书行政构成了他们文化活动的主体。因为北周是以府兵造为核心成立的军事化政权，本土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文化可言，而杨隋政权既然以关陇集团为核心构建政治中枢，一定要继续“周人无文”的遗产，文学上的表示只是其一隅罢了。
那种文化精神，天然地表现在杨隋的文化政策上。卢思道《劳生论》称隋文帝“实人御宇，斫雕为朴”［19］，《隋书·文学传序》藉其语以论文学，曰：“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出令，咸往浮华。”［20］文学上的“斫雕为朴”，只是杨隋政权立国目标的一部门。隋文帝在经济上崇俭而戒奢，在文化上尚量而轻文，二者之目标不只在于加强中心集权，并且是战争发动的需要。陈朝做为其敌国，奢靡而尚文艺，杨隋欲同一南北，天然不克不及为其所同化，并且要以异量文化来确立本身，博得战争的合法性。开皇八年（588）伐陈诏言陈朝君臣“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做夜”［21］，而隋文帝则是“居处服玩，务存俭省”［22］，“太常散乐并放为苍生，禁杂乐百戏”［23］；陈后主“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24］，而隋文帝则是“不悦诗书，废除学校”［25］；陈朝承江左旧习，贵臣崇文学而不习吏事，“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案牍簿领，咸委小吏”［26］，隋文帝则混淆儒吏，“近代摆布邦家，咸取士于词讼”［27］，“令史百倍于前”［28］；陈后主“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29］，隋文帝则“普诏全国，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定罪”［30］。南北同一特殊是炀帝即位之后，南方文化有必然的苏醒，但因为轨制惯性，很难改动权要集团以北报酬主的格局，在政策层面南方文化仍然是受压制的。
文学方面临南朝的抵抗，集中表现在李谔上书之中。平陈之前，治书侍御史李谔希旨上书［31］，责备南方文学对“傲诞”“缘情”“词赋”的崇尚，称其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内容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倡议以“惩劝”“风教”为本的文学［32］。过往学者习惯认为此论上承西魏苏绰以《大诰》变革体裁，下启唐代古文家之先声，事实上，李谔上书具有文字狱的性量［33］,是“周人无文”在文化政策上的反映。李谔虽来自北齐，但齐亡后即投靠杨坚，成为隋朝的佐命功臣，在文化政策层面天然拥护关陇集团。从战争发动角度来讲，那篇上书某种意义上可谓对陈朝的檄文，因为“江左齐梁”之文弊在其地最盛。然而从现实斗争来讲，其时责备针对的间接对象却是旧齐文人［34］。在工具同一之后的北方，逃摹齐梁文风者，在关陇次要是杨隋诸王，在山东次要是“未行风教”的“外州远县”长官［35］，前者李谔不妥议及，然后者恰是开皇初“攘外”之前“安内”的重点对象。李谔虽从齐人群体脱身而出，在政治上转投关陇集团，但在文学上却仍然保留了旧齐的风气，那也恰是此文以骈俪来反骈俪的原因。
“周人无文”的论断有两个反证，一是杨素，一是牛弘，他们可谓进隋周人中文化上最有功绩者。然细绎其诗其文，却可发现他们并不是关陇文化所培养，而是源于河朔或河西文学传统的影响。杨素不学庾信宫体，陈祚明《摘菽堂古诗选》曰：“越公诗清远有气格，规摹西晋，不料武夫凶人，有此雅调。”如其《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其二，陈评曰“其源亦出于谢宣城，稍有静气”，《赠薛播州十四章》其四陈评曰“‘植林’二句，调古似晋人”，其九陈评曰“后四句有古意”［36］。可见杨素诗次要继续魏晋传统，同时合成南朝永明体之风。前者并不是源自关陇文化的熏陶，而是源于河朔及洛阳一带文化的影响［37］；后者亦不是攀附杨广之后与江左文士交往的成果，而是与旧齐文人如薛道衡等文学兴趣同气相求的反映。至于牛弘，可谓隋代礼乐文化轨制建立第一人，其文多论学之做，举凡经籍、祭奠、舆服、音乐、刑律等无不议及。他是不变鹑觚人，或称“天水牛弘”，陈寅恪曾特殊指出河西文化在北朝文化中的地位，且择录牛弘事迹“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量”［38］，看牛弘论学诸文，知其确实源自西凉保留的汉魏旧传统。
杨素墓志
（据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
二 旧齐文人处所化与汉魏
文学传统的回回
文人活动是南北合成的现实根底。此中，梁朝消亡引起的南人进北齐发扬了重要感化。梁朝士人流进北齐政权之后，齐人也起头进修南朝文学的表示身手，南方文风在北方的存在，进而促进了北方文风的自我形塑和认同。《北齐书·文苑传》载十四人，颜之推、荀仲举、萧悫等八人皆自南进北者。此中萧悫工于诗咏，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之句，颜之推爱其萧散，言“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认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39］。颜氏与荀仲举、诸葛颍（字汉）皆南人，故知赏萧悫诗风，而北人卢思道对南方文风的“不惬”反而折射出他对北方文风的认同。齐人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中称“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造本应相诡”［40］，其时北人标榜“江北”来和“江南”文风相抗，正表白“江南”来到北方刺激了“江北”文风的构成。能够说，《隋书·文学传》“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量”的认知，从梁人进北起头，便在邢邵、卢思道等齐人心中萌芽了。齐人进修南朝，并在责备南朝中逐步探觅北朝的文学特量，由此，南北文学看念的合成亦逐步在齐地展开。
齐地以邺城、洛阳为中心，远溯汉魏出格是建安文学传统，近承北魏后期的文学功效；同时效法齐梁文人研究声韵，以求诗歌创做之新变，如李概做《修续音韵决疑》《音谱》，阳休之、杜台卿皆有《韵略》，后来进隋的齐人刘善经更有《四声指回》之做，保留了沈约、刘滔、王斌等大量齐梁声病遗说, 可谓隋代以前声韵病犯说集大成的著作［41］。永明声律的北传，促进了齐人诗艺的提拔，同时促进了他们对北方固有传统的熟悉，进而以此来责备南朝之绮靡。相较而言，北周虽有庾信、王褒带来的南朝因子，但只要少数宗室亦步亦趋地习做宫体，而以武人勋贵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并没有兴致和才能据此来改革文学。因为北周无文，所逃溯的只能是宗周传统，主张回到六经，南朝新文学在此便不容易接榫再生。在北周吞并北齐之后，齐人进周、隋政权，朝廷以“惩劝”“风教”来否认“江左齐梁”，外表上是南北文学抵触问题，实则与关陇集团对山东地域的控驭有关。齐地开启的南北文学看念的合成，由此迎来了工具政治对立的挑战。
《隋书·文学传》所载自齐进隋者有崔儦、诸葛颍、孙万寿、王贞四人。崔儦身世清河崔氏，为北朝高门，恃才地而忽世人，曾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进此室”［42］。诸葛颍本为南人，梁亡仕齐，进隋后为杨广亲幸，先辈晋王府，后迁著做郎，存诗多为奉和杨广之做。孙万寿为信都武强人，曾先后任滕穆王杨瓒、齐王杨暕王府文学。王贞为梁郡陈留人，炀帝时曾进齐王杨暕府。除了崔儦之外，其他三人皆有南方王府履历，文学旨趣近于进隋之陈人。《隋书·文学传》编辑之时，南朝宫体犹盛，史臣以诸人进传实不敷怪，然其文学风气及成就远不敷以尽齐人，未能彰显齐人之功绩。但是，《文学传》均叙及诸人“回乡里”的履历，如崔儦“齐亡，回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诸葛颍“周武平齐，不得调，闭门不出者十馀年”；又云诸人皆兼通经史诸子，如孙万寿“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王贞“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43］。那两个特征在进隋齐人中是颇为普及的，前者可谓“处所化”，后者可谓“学问化”，然后者又与前者相关，二者配合促进了北方文学看念的构成，是理解隋代南北文学的重要布景。
所谓“处所化”，次要是就齐人官吏及学术文化的情况而言，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与魏齐期间士人逐步向邺城、洛阳聚集的趋势差别，周隋之际的齐人多有回乡里的履历。北齐消亡后，北周和隋政权都有强行征齐人进关的诏命，《文馆词林》即载有《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勅》，对此有抉择协做者，有被迫征调而进仕者，亦有因齐亡、尉迟迥之乱、隋文帝废乡官等永绝于仕途者［44］。二是与周人多居权要集团上层且频繁活动差别，齐人在隋代多任职州县僚佐，根植乡里社会，此中不乏大儒，所任很多仍是吏职，即便任职秘书省者亦多为吏职。齐人多弃职回乡里，以传授著作为业，折射出隋代以儒为吏的士林生态，以及儒学处所化的学术生态。下文据此别离谈谈“处所化”与南北文学看念合成的关系。
《文馆词林》卷六九一《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勅一首》
（《古逸丛书》本）
其一，周隋之际齐人被迫或主动回回乡里，促成其合成齐梁腔调的诗赋创做转而向汉魏传统回回。旧齐文士有回回或滞留乡里履历者甚多，野史所记者即有李士谦、崔廓、薛道衡、郎茂、卢思道、辛德源、李仲举、裴矩、孙万寿、王劭、诸葛颍、杜台卿、崔儦、房彦谦、马光等。此中长于文学者，多受南风影响。南方文学在河朔地域时髦，始于北魏末永明声律的北传，北齐后期开文林馆，其风尤盛。那些新风和洛阳、邺下固有的汉魏传统合成，使得北齐文学展示出特殊操行。进周、隋之后齐人回回乡里，加上诏令明白反对南方文风，使得汉魏传统进一步回回。如卢思道，做为才地兼美的河北大族，对北方乡里社会的认同［45］，使其颇有熔南铸北之志，能很好地将齐梁新声与汉魏古意融为一体，若其《参军行》《听喊蝉篇》皆然，回乡时所做《劳生论》更是嬉笑怒骂、生气淋漓，以《答客难》《解嘲》的设论之体，“兼《广绝交论》与《晋纪总论》之命意”［46］，为北方文学树立了范例。即使那些完全模仿南调的乐府丽辞，音韵上也不失魏晋旧音，如《摘莲曲》曰“曲浦戏妖姬，轻盈不自持。擎荷爱圆水，折藕弄长丝。珮动裙风进，妆销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须待暝回时”［47］，卢氏所用韵脚“姬持丝滋时”继续的仍是魏晋期间脂、之分部的用法，所用皆之韵而无一脂韵，非如齐梁期间以脂、之合用不分［48］。
文学责备方面，深进根究北方乡里社会并影响及南北文学责备者，是梁亡仕齐二十年又出仕周、隋的颜之推。颜氏辗转南北，阅尽兴亡，不再对奢靡浮华的南朝城市士族生活有所眷恋，而是对之展开冷峻的深思和责备。基于南方城市文明与北方乡里社会的比力，颜氏在《文章》篇集中表达了融汇南北古今的文学看。他继续《文心雕龙》的宗经主张，认为文章原出五经，但北朝严格的政治现实和朴野的文学风气，使颜氏坚信文人无行，他枚举自屈原至谢朓等历代文人的祸害，将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49］的缘情特征视为祸乱之源。但他对南朝绮靡文风的责备，并未完全走向对文章的否认，而是主张“古之造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贵为冠冕”［50］，不限古今，亦不限南北，表示了颜氏学者化的文学立场。从其创做理论来看，其诗风颇有汉魏古意，文章上亦能打破南朝骈文唯重声韵敷陈、比物连类的藩篱，回回汉魏成为其折中南北之后的抉择［51］。在徐庾体流行的时代，北方生活体味为颜之推翻开了一条复古以求新之路。
其二，以儒为吏的用人战略招致儒生和文士大量回回乡里，形成了学术的处所化；在旧齐之地独立开展的儒学和文学，既保留了本土的汉魏传统，又尊周、孔，以儒学责备南朝文风，后世“文以载道”的看念由此萌芽。在关陇集团掌握政治和文化权利的隋代，旧齐文士多任吏职，无论是在州县仍是在中心秘书省皆然，刘炫、刘焯、王通等大儒都有如许的履历。起首看处所州（郡）县［52］。周人任职处所者根本上都在州刺史一级，呈程度散布，活动性强；而齐人出仕处所者，则呈垂曲散布，不变性强，州县中各级官职几乎都有担任［53］。此中州（郡）书佐、州（郡）处置、下县尉、县正、县功曹等皆为不进流品的吏职，在旧齐儒生和文士中，州（郡）书佐有仲孝俊、王通、祖君彦等，州（郡）处置有刘焯、刘炫等，下县尉有王贞等，县正有杜正躲等，县功曹有刘焯等。其次看中心秘书省。在隋代中心三省之中，齐人少有居高位者，在尚书六部者大多不外侍郎罢了，而秘书省为著作机构，因而多安设旧齐文士，出格是文帝期间。那些文士多仕于秘书省著做曹，参与国史修撰。刘炫曾“奉敕与著做郎王劭同修国史”［54］，刘焯“与著做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55］，王孝籍“召进秘书，助王劭修国史”［56］，李文博“后曲秘书内省，典校坟籍”［57］，侯白“高祖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58］。那些自齐仕隋秘书省的文士，其详细官职史传皆未记载，很可能是流外官。隋代秘书省之流外官，有《隋书·百官志》不载的秘书令史、书令史；又有秘书录事，虽见于《百官志》，但有职而无品，当属流内吏职［59］。因为身处吏职，无廪食，且需为政府供纳赋役，那些文士常陷于衣食乏绝的窘境之中［60］。因而，他们在任吏职之后，往往有回隐乡里的履历，很多还曾以传授著作为业。如刘炫因伪造书百余卷，“后有人讼之，经赦宥死，坐除名，回于家，以传授为务”［61］。刘焯，“于是优游乡里，专以传授著作为务，废寝忘食”［62］。王通，“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大业伊始，君子道消，达人远看，潜机独晓，步烟岭，卧云溪”［63］。那就形成了隋代学术的处所化倾向。
左图：隋刘炫《孝经述议》残卷（日本京都大学藏书楼躲室町时代手本）
右图：隋李文博《治道集》残卷（法国国度藏书楼躲敦煌写本P.3722）
文学责备方面，以处所化的儒学来责备南朝文风的是生于齐地的王通。《中说·事君篇》曰：“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64］《六合篇》对李百药论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65］默然不该，《述史篇》贺薛道衡自知“文章可谓淫溺”［66］之过，皆可见其持守。王通对一统全国的隋文帝少有异辞，但对据南方兴起的隋炀帝则不惜责备，因而，他对南朝文风的责备，不只沿袭北齐旧地的汉魏传统，亦向关陇集团的文化政策挨近，既近于颜之推以文德论文，又近于李谔以风气论文，以三纲五常的儒家之道做为责备的手段，讲学于乡里而竟与官方看念暗合。不外，王通虽“宪章虞、夏”，并未完全“糠粃魏、晋”［67］，而是折中于齐、周两地之文化看念，以涤除南朝文风。王通称美汉代“七造之主”，以扬雄、张衡为“古之振怪杰”［68］，以曹植“可谓达理者”，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69］，皆是其推尊汉魏处。王通不胜吏职而讲学于民间，其以六经之文来矫正江左绮靡之风的立场，强化了北方文化认同，成为唐初责备南朝宫体的重要思惟资本，以至成为后世“文以载道”说的泉源。
三 陈隋一体与梁陈宫体在隋代的存续
《隋书·文学传》列有列传的陈人凡四位，即虞绰、王胄、庾自曲、潘徽，他们都曾是晋王杨广江都（扬州）集团的文人，潘徽为扬州博士，其他三报酬晋王府学士；至开皇十九年（599）杨广由江都离任进朝，他们又随之赴京，大多任职于秘书省。从藩邸到秘书，滞留江南十年之后才迁移京洛，杨广嗣位使他们成为隋代南方文人的主体，继之其影响又涉及北方，促进了南方文学在隋代的苏醒。
如许的职官迁转，反映了大都旧陈文人进隋后的命运轨迹。陈亡之后，他们多自陈朝诸王府转投隋太子东宫或诸王藩邸。出格是晋王杨广，自平陈之后终年任扬州总管，驻于江都，颇喜采用江左文士，其王府文士最多。那些文士在陈时大多有公府或诸省职事官的职任，进隋后多以文学侍臣见赏。杨广即位之后，他们多随之迁转至秘书省，仍然以学术文化为业［70］。秘书著做，南朝时本为甲族起身之选，至隋代已少有门阀参与，而多为文人学士，其时能居此职者大多凭文学为炀帝知赏。在秘书省的官职中，有所谓秘书学士，不见于职官书，史猜中所见者多为陈人，且皆为大业中进仕者，如陆德明、曹宪、虞绰、顾彪、墨子奢、鲁世达、江漼、褚晖等［71］，疑为炀帝为安设陈人而专设的使职，彰示了皇帝与其之间的“信—任型君臣关系”［72］，而文学恰是联络君臣相互的纽带。秘书学士与东宫或王府学士一样，均无定员、无定品，但却颇受炀帝恩遇。根据赖瑞和的定义，“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73］，秘书学士正契合此特征，属于典型的文学侍臣。跟着南北一统，隋代文化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恰是因为那层特殊的君臣关系，陈人才得以在此过程中发扬其主体力量。
旧陈王府文人做为宫体诗创做的次要群体，在南方诸藩王出格是炀帝的保护下，几乎完全地进进北方京洛。因而，从宫体诗的汗青开展而言，梁陈宫体诗进而延续至隋朝，而构成陈隋宫体。后世倡导古文而责备宫体者，除“齐梁”之外渐有“陈隋”之说，如韩愈《荐士》曰：“齐梁及陈隋，寡做等蝉噪。”［74］欧阳修《集古录》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又云：“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堪其弊。”［75］《新唐书·文艺传》：“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76］明胡应麟《诗薮》更将齐、梁、陈、隋视为一体，以隋为南朝诗学的延续：“齐、梁、陈、隋，世所厌薄。”又：“齐、梁、陈、隋五言古，唐律诗之未成者。”［77］因而前人论六朝诗文，一般是包罗杨隋在内的。
宫体诗自陈至隋的延续性，正与陈朝文人进隋后文化活动的延续性响应。以晋王府为例，通过对旧陈文人从藩邸到秘书省迁转的察看，能够看到南方宫体在隋代文学邦畿中的地位及其改变。开皇元年杨广被立为晋王，镇晋阳，辅佐者大都是关陇勋贵。陈亡后，开皇十年（590）杨广出任扬州总管，曲至开皇十九年由江都离任进朝，镇守江都凡十年。江都期间的晋王府，大量吸纳旧陈王府的文士，成为南方文人文学活动的重要场合，此中的旧陈文人，任晋王府学士者有王胄、王眘、虞世南、虞绰、庾自曲、徐仪等，任扬州博士者有潘徽。除了潘徽未任晋王府学士之外，其他诸人官吏迁转的轨迹几乎完全不异：从陈朝东宫或王府转进江都的晋王府，俟杨广进京，又转进秘书省为官［78］。陈亡之后，那些文士在江南滞留十年，在北方打压南方文风的情况之下，因为杨广对南方文学的爱好，他们得以陆续南方的创做传统，学术文化活动亦保留着南方的特色。从开皇十年到十九年间，以江都晋王府为中心的旧陈文人，构成了一个宫体文学沙龙性量的南方文学集团，独立于隋文帝政权的文化钳造之外，像旧齐文人那样主动或被动的南北文学合成，在南朝旧地大致是不存在的。跟着杨广进京，那一宫体文学沙龙并未被拆散，其核心成员几乎原封不动地迁徙至秘书省任职，在京洛保留了南朝宫体文学的特量。因为炀帝的优容，秘书省的旧陈文人仍延续着南方文学精神，以文学侍臣厕身新朝权要集团。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摹本隋炀帝画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躲）
起首，来看旧陈文士进隋后在图书抄撰上的奉献及其南方特征。征辟学士处置抄撰活动鼓起于南朝，北方抄撰体系体例的构成，得益于战争形成的南人进北。炀帝文学集团自南进北，又一次带来了北方抄撰活动的昌隆，大业间“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79］，当即缘于图书抄撰之需。在隋代的图书抄撰活动中，陈人表示最为活泼，以著作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北传。图书抄撰在晋王期间最凸起的功效是《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杨广引潘徽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之，此书可谓南方礼学的集大成者，传进北方后逐步代替了隋初牛弘等以北朝礼学为本位而撰定的《五礼》［80］。炀帝即位后，图书抄撰更趋昌隆，均可见出南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如天文书《隋区宇图志》，为了反映一统华夷的功业，纂修者兼用周、齐、陈人，但炀帝倚重的仍是陈人，《隋书·隐逸传》称齐人崔赜“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81］。究其原因，或因为北人对南方的排斥令炀帝不满，据《大业拾遗记》记载，《区宇图志》及《丹阳郡风俗》等新成，炀帝见书中“以吴报酬东夷，度越礼义”，宣敕责之，称“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全国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又“敕逃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82］，所用学士即多为陈人。又如类书《长洲玉镜》。大业初，秘书学士虞绰“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做佐郎庾自曲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馀部”［83］，三人皆陈人，其书乃本梁代《华林遍略》而成，更可见其南朝渊源。虞世南又有《北堂书钞》，与南学的关系也长短常清晰的。礼书、天文书、类书之外，文集的抄录也可见出陈人的私心。《隋书·经籍志》著录陈人文集凡二十六家，周人文集八家，齐人文集三家，当然有陈人文集茂盛的客看原因，但陈人做为秘书省文士的主体，抄录文集时能否对北人出格是齐人文集视而不见，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据史传中的齐人列传，有文集传世者不在少数，何以官修书目没有著录呢？
其次，来看那些文士的应造诗。大业初，炀帝自东都还京师，赐全国大酺，因为五言诗，王胄、虞世基、庾自曲皆有唱和，《隋书·王胄传》载王胄之做，且云：“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回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曲。过此者，未能够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84］炀帝是旧陈文人集团的指导，其政治权力亦是在南方培育提拔起来的，即位后屡次巡游江都，往来于京洛与扬州之间，那些旧陈文人亦得以从游，自诸人应诏诗中，可见其南方文化认同。又如虞世南奉和炀帝诸诗，多用典实，风气密丽繁缛，比拟进唐之后有意抵抗南朝绮靡之习而倡言诗教［85］，隋朝期间的虞世南仍是南朝的裔子。
以上察看阐明，进隋陈人在好著作、喜文学的炀帝的保护之下，将南方学风和文风连绵至隋代的北方，没有碰着齐人那样的挫折。但是齐人植根于乡里社会进而实现南北合成的道路，却是陈人不曾履历的。那使隋代的南方文风具有了懦弱的寄素性，它并未彻底改动文化政策上南方遭到压制的现实。在来自北周、北齐、陈三国的文人之中，陈人是最为无力的一群。陈人可谓最地道的文人，但正因如斯，他们多短于世务，乏治剧之才，难以跻身新朝的统治核心，只能依附北人，在南冠之思的哀吟中表达对故国的眷恋。陈朝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江总，于开皇九年陈亡后进隋，拜上开府，同年即致仕南回，五年后卒于江都。做为陈后主的狎客文人，其子江溢、江漼仕隋，而他则以自我流放的体例回老故国，其隋时所做《秋天游昆明池诗》《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南还觅草市宅诗》《别袁昌州诗》《于长安回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等诗，无不是对故国的挽歌与恋歌。如许的表达，成为后来进隋陈人诗中常见的感情基调。
陈人的文学权力延续至唐初，武德年间秘书省多承隋旧造，陈人在文化活动中仍居重要地位。但跟着唐太宗对炀帝政治、文学的否认，关于江左体裁之浮华，一面习染已久，一面渐有抑斥之心，若何以隋为鉴，成为确保政权不变的首要问题，绮靡的南朝文学又一次走到了政治的对立面。贞看十年（636）五代史成，太宗责备“隋炀帝志在隐恶，虽曰勤学，召集全国学士，全不礼待，竟不克不及修得历代一史”［86］，虽有意掩其善，然指出炀帝招纳学士重文而轻史却是事实。陈人在隋修断代史者，唯有许善心、姚察，许氏于陈末使隋而羁留北方，所著《梁书》成于大业间；姚氏陈亡即进长安，所著《梁书》《陈书》曲至贞看间才由其子思廉续成。二人皆非炀帝文学集团成员，他们能以史为职志，遵守儒行，当然有家学传承，其官吏轨迹与前述诸人差别亦非无关。姚察撰史，多用散文单行，不尚骈俪，清人赵翼称“古文自姚察始”［87］。溯其启事，盖因其陈亡即进长安，其时隋文帝冲击江左文风正力，梁、陈二书又是奉敕而做，姚察只能顺时应势罢了。在进隋陈人中，姚察是独立于风气之外的。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
（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四《隋书·文学传》南北合成论中的时间问题
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的“南北合成”，一般被理解为南北文风的双向合成，《隋书·文学传序》“各往两短，合其两长”之论即是如斯。然而，从上文对隋代差别地区文人官吏、文学创做、文学责备的汗青察看来看，所谓“南北合成”次要发作在北方出格是齐地文人之中，是单向投合而非双向的合成。因而，有需要对看念上的“南北合成”与汗青中的“南北合成”做出区分：《文学传序》所言乃看念上的，以齐报酬中心者则为汗青现实中发作的。二者有无联系关系？编辑《隋书》的史臣多为齐人，看念上双向的“南北合成”能否基于汗青中单向的“南北合成”？
在“江左”“河朔”一节典范阐述之前，《隋书·文学传序》并述南北文学开展曰：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做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88］
在史臣笔下，江左与河朔的文风闪现出“对立且并行”的图景。然而，细看其所举南北文人诸例，史臣论述中不经意间抹煞了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差，而恰是如许的抹煞，使得南北文风的“对立且并行”得以成立。试看史臣对南北时代的论述：南朝是“永明天监之际”，北朝是“太和天保之间”，北魏孝文帝太和期间（477—499）和南齐永明期间（483—493）大致相当，但北齐文宣帝天保期间（550—559）和梁武帝天监期间（502—519）却相往悬远，如许的“时间差”有没有什么深意呢？再看史臣对南北文人的论述：南朝是江淹、沈约、任昉，北朝是温子升、邢邵、魏收，前者的创做活动次要在永明前后，或延续至天监期间，然后者的创做活动则几乎都在东魏北齐期间，孝文帝太和期间还没有呈现足以和南方抗衡的文人。将南北文人放在时代中来比力，北朝代表性文人的兴起，比南朝大约要迟五十年。如斯来看，将南北文风以“并行”的口吻来论述，显然是有意提拔了北朝的地位。
事实上，不只南北文风不“并行”，并且亦不“对立”，因为北朝文学根本上是在对南朝文学的进修中走向成熟的。北方终年的战争招致了文化的停滞，经学、史学、文学继续的仍是汉魏西晋的旧传统，在南朝崇尚“若无新变，不克不及代雄”的风气之下，北朝一旦有开展文化之机，便只能在南方开辟的新变道路上前行。某种意义上，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南朝文风和北朝文风，二者的差别，只是新变与停滞的差别罢了。能够说，北朝文学是在模仿南朝文学中获得重生的，二者其实不构成“对立”的文风，所谓文、量之别是特殊汗青前提形成的。
史臣笔下看似与南朝文人对立的北朝文人，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生活于江淹、沈约、任昉之后约五十年，恰是南朝文学的忠实模仿者。《北齐书·魏收传》所载魏收、邢邵取法南朝任昉、沈约的轶事最为有名，《颜氏家训》亦称“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喜好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89］。那小我们熟悉的例子，有一点往往被漠视，即是南北文学开展的“时间差”问题。邢邵、魏收等在北齐天保期间，进修的却是五十年前南朝永明期间的文学，那是山东地域北朝文人对南朝文学的承受情形，不外它被唐初史臣以南北文风“对立且并行”的论述给遮蔽了。
关中地域对南朝文学的承受起始略晚，进修对象亦有所改变。《隋书·文学传序》对此有明白显示：
梁自卑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周氏吞并梁、荆，此电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出令，咸往浮华。然时俗词采，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90］
显然，此次在北方发作影响的南朝文学不再是以永明体为代表的齐梁文学，而是以萧纲、萧绎、庾信、徐陵为代表的梁末宫体。因为江陵毁灭的汗青巨变，庾信等萧梁文士被羁留关中，北方进修南方的“时间差”仍然存在，却被大大压缩了。为了凸起北方对南方的造衡，史臣放大了宫体的“淫放”“轻险”特征，且特殊强调隋文帝、炀帝在裁造宫体上的成就。事实上，隋文帝的“斫雕为朴”更大意义在于以文字狱的形式反对一切文学文化，而不是以北方文学精神来抵抗南方文学精神；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更多出于取悦文帝以求夺得储位那一政治方面的考虑［91］，亦不是另有一种符合典造的北方文学传统，事实隋炀帝的创做表示出来的支流仍是梁陈宫体之风。
基于以上阐发，我们能够确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量”那种将南北文风“对立且并行”的熟悉，出于有意抹煞“时间差”以提拔北朝地位的文学看念。影响后世甚深的文风上的“南北合成”，所谓“各往所短，合其两长，则文量斌斌，尽善尽美”的审美抱负，便是那一看念的天然开展。编修《隋书》纪传的史臣，次要有魏徵、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除了许敬宗为陈亡进隋者之外，别人皆来自北齐旧地，他们要为北方文化争正统地位，出格要确立旧齐在合成南朝文化上的奉献，因而，对“永明体”和“宫体”那两种南朝文学形态摘取扬前而抑后的立场，即是能够理解的了。据唐初史家看来，南朝文学之长，不在周人所取法和陈人所继续的“宫体”，而在齐人所取法的“永明体”，即所谓“宫商发越”；折中其短者，即所谓“词义贞刚”，其权力不在关陇，而在河朔。换言之，唐初史家的南北文学合成论，是成立在旧齐文化本位根底之上的。前引田晓菲说，指出北人以文/量的二元对立削弱了南人自视为文化正统的特权，需要填补的是，以此二元对立建构北方文化身份的恰是齐人。在关陇、山东、江左三地从隔膜到合成的汗青情境中，摸索隋代文学的北齐渊源，当有助于重估“南北合成”那一看似没有疑问的文学看念。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
（中国国度藏书楼躲宋刻十四行本）
结语
《隋书·文学传》对南北文学的描述，对现代学者论述中古文学史影响深远。刘师培《南北文学差别论》更以文量对应南北，通论历代文学。刘氏或受西方天文情况论影响，故将《文学传》所论南北朝之南北推扩放大。本文则测验考试将笼统的“江左”“河朔”具化缩小，从周、齐、陈三国鼎峙的地区渊源进手，自职官轨制、文人活动、诗文创做、文学责备等方面综合察看隋代文学，复原“南北合成”论背后的文学史历程。通过以上阐发，我们大致能够看到那一汗青脉络：起首，周人灭齐，杨坚继而篡位，关陇贵族获得统治北方的权利。那一军事化集团反对南方文学，不只是平陈前战争发动的需要，也是压制山东士族的政治现实所促成。其次，齐人进周、隋之后，大多灾以进进政治中枢，以至多任吏职，很多士人抉择回旧齐乡里，形成了学术和文学的处所化。在朝廷冲击绮靡浮华的压力下，齐人在深思江左文风的同时，或回回汉魏传统，或以道统与政统相抗，藉此探觅北方文学特量，展开了南北文学的盘曲合成。再者，陈朝文人在故国消亡之后，在晋王杨广的保护下，滞留南方十年方赴北方京洛，从藩邸到秘书省，成为很多陈人的官吏之路。做为炀帝的文学侍臣，他们一方面促进了南方文风的北传，一方面又具有寄生于皇权的特量，江左的浮华在北方延续，而没有时机像齐人那样逃求更新。因而，在初唐期间齐人在文化上兴起之后，他们便通过修史来为北方文化争正统，掩盖北方效法南方文学的汗青，以南北文学“清绮”“贞刚”的二元对立及“文量斌斌，尽善尽美”的文学逃求，确立旧齐在合成南北上的奉献。《隋书·文学传》中的“南北合成”论，假设要说是唐人建构起来的，那一建构亦非出于一时，而是颠末了复杂而漫长的汗青历程。
正文
［1］［7］［8］［13］［14］［15］［20］［21］［22］［23］［25］［27］［28］［30］［32］［35］［42］［43］［54］［55］［56］［57］［58］［61］［62］［81］［83］［84］［88］［90］魏徵等：《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1942页，第1943页，第1656页，第1942页，第1595页，第1602页，第1942页，第34页，第58页，第15页，第59页，第1914页，第1930页，第1733页，第1732—1733页，第1733页，第1945页，第1946页、第1946页、第1947页、第1949页，第1928页，第1927页，第1934页，第1610页，第1599页，第1929页，第1927页，第1974页，第1951页，第1954页，第1941—1942页，第1942页，中华书局2019年版。
［2 ］［46 ］钱锺书：《管锥编》，第1507 页、第1508 页, 第1547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 ］拜见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第260 页、第276 页, 中华书局2010 年版。
［4 ］因为隋代文学汗青分期的差别和改变，对南北合成问题明白显示的文学史著做，20 世纪上半叶较少，下半叶迄今则渐多，闪现出对地区空间因素的日益重视。
［5 ］近年学者论隋代文学，逐步重视从三大地区切进，如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1 年版）、李建国《隋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3 年版）等，但在讨论“南北合成”问题时，尚未足够显示汗青与看念之间、工具与南北之间的复杂关系。
［6 ］［12 ］拜见王仲荦著《北周六典》卷七《六官馀录》，第498 —503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9 ］［1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第2656 页，第2695 页、第2727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10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叙》，《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辑，第3 页，广陵书社2015 年版。
［11 ］拜见洪淑娴《北周麟趾殿学士及其文学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11 页、第29 —31 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6 年。
［17 ］拜见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第4693 —4697 页，中华书局1955 年版。
［18 ］看岑仲勉《隋书州郡牧守纪年表》，即可知隋代州刺史以周报酬主体。岑仲勉：《隋书求是》，第134 —332 页，中华书局2004 年版。
［19 ］［47 ］祝尚书：《卢思道集校注》，第112 页，第71 页，巴蜀书社2001 年版。
［24 ］［26 ］［29 ］姚思廉：《陈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132 页，中华书局2021 年版。
［31 ］李谔上书时间史传未详，据曹道衡、沈成全考证，当在开皇六年（586 ）至八年间。拜见《曹道衡文集》卷九《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809 —810 页，中州古籍出书社2018 年版。
［33 ］钱锺书称李谔上书“欲以宪纲造裁代艺苑别裁”，可谓“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拜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551 页、第1554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4 ］拜见胡政《李谔〈上书注释体〉的再熟悉》，《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
［36 ］《摘菽堂古诗选》卷三五，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第1163 —1166 页, 上海古籍出书社2019 年版。
［37 ］拜见曹道衡《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曹道衡文集》卷二《中古文史丛稿》，第181 页。
［38 ］陈寅恪：《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隋唐轨制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2 页，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39 ］［49 ］［50 ］［89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补充本）》，第296 页，第238 页，第268 —269 页、第267 页，第273 页，中华书局1993 年版。
［40 ］《全北齐文》卷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辑，第3842 页，中华书局1958 年版。
［41 ］拜见卢盛江《〈四声指回〉与唐前声病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2 期。
［44 ］拜见《隋书·隐逸传》《北史·隐逸传》。
［45 ］北齐时卢思道曾出使陈朝，嘲讽南人无情意，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可知他认同的是北方家族亲近的乡里社会。拜见阳玠《八代谈薮校笺》，黄大宏校笺，第101 页, 中华书局2010 年版。
［48 ］拜见周祖谟著《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第737 页，东大图书公司1996 年版。
［51 ］拜见陈祚明评选《摘菽堂古诗选》卷三一、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一。
［52 ］隋开皇三年废郡，大业初又改州为郡，下文所引州、郡，除无特殊阐明外，多为同级。
［53 ］隋代齐人历官，拜见《北齐书》《隋书》《北史》传记。
［59 ］［71 ］拜见吴炯炯《隋代秘书省职司考论》，《敦煌学辑刊》2011 年第4 期。
［60 ］拜见《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炫传》《王孝籍传》、卷五八《陆爽附侯白传》《李文博传》等。另见《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卷八三《文苑传》诸本传。
［63 ］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全唐文》卷一三三，董诰等编，第588 页，上海古籍出书社1990 年版。
［64 ］［65 ］［66 ］［68 ］［69 ］张沛：《中说校注》，第79 —80 页，第43 页，第189 页，第66 页，第83 页，中华书局2013 年版。
［67 ］《王褒庾信传论》言苏绰“建言务存朴实，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拜见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一，第744 页，中华书局1971 年版。
［70 ］李德辉已指出隋代秘书省官员多由东宫、王府迁转而来，拜见《秘书省与隋代文学》，《华夏文化论坛》2016 年第1 期。
［72 ］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汗青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18 年版。
［73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第46 页，中华书局2017 年版。
［7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韩愈著，钱仲联集释，第528 页，上海古籍出书社1984 年版。
［75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第211 页、第222 页，上海古籍出书社2020 年版。
［7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上》，第5738 页，中华书局1975 年版。
［77 ］胡应麟：《诗薮内编》，《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七册，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第3118 页、第3137 页，复旦大学出书社2017 年版。
［78 ］拜见《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仪传》、《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王胄传》《庾自曲传》《潘徽传》、《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7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胡三省音注，第5694 页，中华书局1956 年版。
［80 ］《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载有潘徽《江都集礼序》。拜见潘忠伟《唐初〈礼记〉地位的提拔与北朝礼学传统》，《中华文化论坛》2011 年第3 期。
［82 ］《承平御览》卷六〇二引《隋大业拾遗》，李昉、徐铉等编，第2710 —2711 页，中华书局1960 年版。
［85 ］拜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三，第41 —42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王溥《唐会要》卷六五，第1328 —1329 页，上海古籍出书社2006 年版。
［86 ］吴兢：《贞看政要集校》，谢保成集校，第389 页，中华书局2009 年版。
［87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王树民校证，第196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91 ］拜见杨焄《隋炀帝“非轻侧之论”试解》，《中州学刊》2001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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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者单 位：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第185-195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纂部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