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
第1200期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欧公诗如昌黎，不妥以诗论。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大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1]显然，刘克庄是以欧阳修、尹洙和梅尧臣为宋初诗文改革差别方面的代表的。暂且撇开后村以学韩愈伆以文为诗”驳诘欧诗不谈，其“本朝诗”之谓是有深入含义的。起首，宋初诗歌创做跟唐代比拟，显得零乱孱弱，贫乏完全意义上的体格之变，到梅尧臣时，才起头唱出一代新声。其次，“本朝诗”不但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暗含着关于一代诗风的体认，亦即“本朝诗”的体格与前代诗歌出格是唐诗判然有别。[2]如许看来，刘克庄是把梅尧臣当做宋诗艺术风气的创始者的，即多么学夷所言“至梅尧臣，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门户，故多创为奇变。”[3]
但是，假设从宋初诗文改革的总体来看，欧阳修诗歌创做虽稍晚于梅，却更富实绩，而且欧诗的“奇变”到后来更是远远超越了梅诗。二人在宋诗草创的路途中颉颃而行，欧阳修从始至末对梅诗风气的开展都有着灵敏的感知和深进的批评，那些批评一方面显示着梅尧臣那位宋诗“开山祖师”诗风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包罗了欧阳修本身的理解和阐明，以及他对宋诗改革中所呈现的一些重要审美特征的掌握。那些内容表征着北宋诗学的发作。
一
赵宋拾掇五代残局，虽然五代进宋的辞臣们为新朝高唱承平之音，但他们给宋初诗坛带来的其实是靡芜不振的风气。不外，当欧、梅于天圣、明道间兴起之际，宋初一些诗报酬走出五代孱弱习气已经做出了很多测验考试。方回归纳综合的“铲五代旧习”宋初“三体”[4]的重要诗人就是那种新测验考试的代表，象王禹偁、寇准、杨亿、刘筠、林逋等人在后来的诗文改革里常被提及。然而他们都没有跟北宋诗文改革发作间接的顺承关系。王禹偁虽被吴之振称许为“独开有宋风气”，[5]他的创做在其时却显失势单力薄，贫乏一种文化改革的思惟气氛做为依傍。寇准、林逋皆为欧、梅所称美，但他们诗歌“本情面、状风物”的广度显然有限，并且风气上的创变亦少，总象挈着晚唐贾岛、姚合诸人清凉俭僻的小尾巴。“西昆体”做为一种“馆阁体”，是诗文改革前独一有明白的创做思惟，并摆布诗坛风气的诗人群体，他们那唯美的兴趣以及对身手的存眷，关于整饬宋初文坛有着廓清道路之功，成为北宋诗学开展过程中的一股潜流。但他们“伤于雕摘”和“挦扯”，并且以取学晚唐的温、李来排击五代以来的卑弱，不外是权宜之计。更为重要的是，西昆诗人雕章琢句、风流自赏的创做立场，跟欧、梅诸人重视“大雅”诗教而又创意造言的文学精神是难以合拍的。前引刘克庄“桑濮之淫哇”之语针对的次要是“西昆体”。假设说宋初古文运动安康开展的强敌是“新弊复做”的“太学体”，那末，以梅尧臣、欧阳修以及苏舜钦为主将的宋初诗歌改革，确实是对充满诗坛的西昆诗风及其流弊[6]的有意识的反动。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批评有良多，以至显得分离，根本上贯串在做者近三十年的创做开展中。检索欧集，天圣九年所做《七交七首》之四的《梅主簿》中有“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克不及就”之语，不只赞扬梅诗的出寡，并且点出梅尧臣可以继续重视“比兴”的风、骚传统，后一点是欧对梅诗批评中的一个经常阐发的思惟。尔后，跟着二人情谊加深，经常以诗代书，寄和酬唱，此中，零言散语参议诗艺，自不待言。并且欧阳修有几次是比力完全地批评梅诗的，如明道元年所做《书梅圣俞稿后》里说：
盖诗者，乐之苗裔欤！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恬澹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而有不纯焉。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情面，状风物，英华雅正，反常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能够喜，能够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励也。斯固得深者耶！其动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耶！
大率诗情本于愿意，愿意本于人心，而大乐又与六合四时同和，诗人每能得其一节。在此，欧阳修以乐说诗，对汉魏、初、盛、中唐重要诗人的风气做出大致的归纳综合，并与梅诗比拟照，回纳出后者差别于前人的方面。“本情面，状风物”是从诗歌表示对象的范畴上来说的，在那点上，西昆诗人那种狭隘的视野和单调的情感便被梅诗陪衬得很苍白。梅尧臣等人身为幕府文人，地位和境遇当然差别于杨、刘等馆阁之臣，他们的生活立场比力平实，对日常生活里的情面和世情可以平实地表达。我们检阅梅尧臣天圣、明道年间的诗，便不难发现其古、律之做，不管是游赏、抒情仍是写景、状物，皆深进情面，品格宛然。好比《田家》四首写四时，此中一首描写冬闲时农夫的生活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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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田事毕，野老立门前。拊颈看飞鸟，负暄话余年。自从备丁壮，及此常苦煎。卒岁岂堪念，鹑穿着更穿。
诗的前四句写农夫冬闲时的怡乐，后四句转出忧苦和自慰，将农夫的情感和心态描写得勉强淋漓。由闲说到同情，由同情到冷峻，笔调不断都很平实，却又能到达“意新语工”。至于“英华雅正，反常百出”等语，亦是肯綮之论。梅诗《秋箨》《梅花》等皆颇富“比兴”，出格是《梅花》一诗，哀怨而不伤，得风诗之雅正。而“反常百出”的风气在那个期间只是初露眉目，即被欧阳修当成重要特征来对待，如《伤白鸡》诗展叙一只白鸡为兽所袭，人命危浅。诗人始写鸡之无忧；继而笔锋一转，月黑风高，鸡被阴兽劫走；仆人逃救不及，血羽横飞；而末篇又由小喻大，用典说理，言餍饫优游不会长久。那种转折跌宕、反常百出的表示手法和风气乃宋诗之大宗，宋人状物事，往往既曲尽其态，又深得其理。那一点，在欧对梅诗的批评里已有所发扬了。
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途中缅怀京城诸友，写下一首闻名的五言古诗《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形象地比照了苏舜钦和梅尧臣的诗风，对后者做出了详细进微的评析：
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冷濑，做诗三十年，视我犹后代。文词愈清爽，心意愈老迈，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做淡），咀嚼磨难嘬，初如食橄榄，实味久愈在。苏豪以气烁，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
诗中所言，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欧认为梅诗于清爽之中不失摇曳之余态。二是梅诗“古淡”或“古硬”的特色在庆历初年时起头明显化了，而且在审美体验上跟“冲淡”、“澄淡”不大不异，其如食橄榄，苦涩之前方得隽永之味，亦即墨熹所谓“借得新诗连夜读，要从苦淡识清妍。”[7]当然，“古硬”或“古淡”与诗人用工苦吟和妥帖运营是有间接关系的，也跟诗人清俭的生活和内敛的心态相一致。梅尧臣、谢师厚《冬夕会饮联句》所言“仆人哦不穷”“灯青屡结花”“孤床乏热量，苦语有淡工”，便是明证。关于“古淡”的审美兴趣，欧、梅是有共识的。欧阳修皇祐二年所做的《再和圣俞见答》诗表白，“古淡”是梅尧臣教授给他的论诗秘诀。连系梅诗创做和宋初诗坛的情状，我认为欧阳修所说的“古硬”或“古淡”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风气上讲，“古硬”或“古淡”跟西昆诗人的浮艳雕摘相对立，其风格比力淳古而少铅华。此乃复古思惟在北宋诗学中之反映。从创做上讲，要培养那种风气，平平的“实味”只是一种效果，苦心运营而得来的貌似拙朴硬涩的文本，才是那种效果的包管。当然，欧、梅也非常倾心陶、韦的风气，并曾锐意模仿。但陶、韦诗那种委婉的情韵，在梅尧臣一类“古淡”“古硬”的诗里却被优悠涵咏的意绪所替代了。如庆历二年所做的《发丹阳后寄徐元舆》：
别君忽五年，相看非一日。会合如梦寐，欣喜对形量。是时春已仲，临水柳未密。载酒相与游，轻舠劣容膝。禅扃竹下过，乳井松间出。烹茶觉暂醒，岸帻情弥逸。兴阑乘月回，及旦解行繂。离怀更宿酲，远想都如失。
全诗写诗人和友人久别得以短聚、短聚又倏然分隔，主题是离怀。“禅扃”四句在全诗散缓的调子中凸显出精思结撰，韵脚上也露出一些涩硬的陈迹。吟至末篇，方品尝出不尽之意。那种在平实、平平中间出硬朗，却又不失优游涵咏之意味的风气，是宋诗审美特征相当凸起的方面。
嘉祐六年，即梅尧臣死往的第二年，欧阳修做《梅圣俞墓志铭》，在序中，对梅诗风气的开展停止了全面的批评，其略云：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平，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嘲笑谑，一发于诗，然用认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
《宋史》文苑传称梅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本于欧说。那段批评对梅诗开展的掌握是颇为准确的。梅尧臣的诗风有一个比力明显的演变过程。他在钱、谢幕府时，独为古歌诗于西昆诗风流行之际，其创做始学韦苏州，平平清丽，如早年写的《冷食前一月陪希深远游大字院》《游龙门自潜溪过宝应精舍》等。后来，古诗学韩愈、孟郊诸人，在深远闲淡中间出怪巧排戛，如《看博阳山火》《冬雷》《和蔡仲谋苦热》等。但梅尧臣在创做中屡次提到《诗经》《楚辞》、嵇、阮、陶、谢、鲍、庾以及盛唐诗人李、杜等，可见他取法的对象是相当普遍的，并且原则很高。那就超越了宋初诸人拘束的学古立场，可谓是宋诗各人们遍参寡体的先声。梅诗从清丽平平到深远，再到琢剥怪巧的呈现和“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成熟，能够看做是其“古硬”、“古淡”风气逐步深化的创做途径。
二
每一代的诗学包罗其诗歌创做风气、创做思惟以及理论责备等方面的内容，北宋诗学亦不破例。但北宋诗学显然比力重视面向做家、做品的现实责备，那种责备既包罗艺术审美方面，也包罗社会功用方面。并且那种责备往往又带有某种理论色彩。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批评便具有那种特征，他对梅诗的阐明和理解不只闪现了北宋诗学的一些重要内容，并且也触及了北宋诗学发作的次要汗青渊源。
欧、梅等人改革诗歌的批示思惟是大雅诗教，但他们不象激进的古文家和后来的理学家那样一味往宣扬纲常教化，而是非常垂青诗歌艺术的审美内涵，却不流于唯美。他们的“比兴”看念指情兴为现实的物与事所激发。梅尧臣讲“因事有所激，应物兴以通”[8]很可能是用来责备西昆诗人溺于文字的弊端；他也不屑于某些苦吟派诗人的凭空杜撰：“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9]在学古的途径上，他们跟宋初诸体的诗人就不大不异，他们是度越晚唐而溯源到中唐、盛唐以至六朝的。他们钦羡魏晋人物玄远的人生立场，认同“李杜豪宕之格”，[10]或者李的“豪逸”和杜的“精强”，梅尧臣曾说：“有唐文最盛，韩伏甫与白，甫白无不包，甄陶咸所索”。[11]不外，欧、梅的诗歌改革在理论和创做上跟中唐最有契合处。在创做上，中唐出格是元和诗坛之唐诗体变是后来唐宋诗之变的导源，此中韩孟诗派对欧、梅创做的开展影响甚深。在理论上，中唐皎然的诗学思惟以及韩孟诗派的创做看念也清晰地在欧、梅诗学思惟里烙着印迹。
宋人对元和文坛的倾心，早见诸姚铉的《唐文粹》序里。姚铉的选文目标是“行以高古为命，不以雕琢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他赞颂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此为宋初诗文改革侧目元和之前导发轫。后来，梅尧臣将洛阳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跟元和之盛比拟附，称“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看，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12]他评诗亦以元和为楷模，如“重见元和风，珠玉敌海舶”、[13]“岂特元和间，咳唾成珠玉”[14]等。而王曙赞颂梅诗是“二百年来，无此做矣”，[15]“二百年来”不惟泛言杜甫以降，指的亦是元和、长庆以来。可见，其时的诗歌改革思潮里有一种踵接元和的意识。
之所以如斯，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许学夷讲“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16]李肇讲“元和之风气怪”，[17]“怪”其实是喜“变”的反映，他们回纳的元和诗坛形形色色的风气，都是元和时代唐诗之变的代表，是古典诗歌开展的一个一定走向，唐宋诗之变是那个走向的完成。别的一个原因跟唐宋古文运动的延续性分不开，前引姚铉《唐文粹序》表白，元和文人大多诗文俱善，并汲汲于古文，他们既重视诗的教化感化，又对诗歌本身艺术特征停止过深进切磋，其诗学的成就和文学改革（包罗语言形式和思惟内容两方面的改革）的精神天然为宋初诗文改革诸人所认同。此中，韩愈的影响尤大。
梅尧臣《依韵和王平甫见寄》曾对韩愈诗文风气做出过淋漓尽致的描画，并以之为元和新变之首：“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飏风何眉目，鼓荡巨浸澜，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其后渐陵夷，余袭犹未殚。”可见其体味涵咏之深。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序里所言刚好见出韩愈影响的渐增，“琢剥以出怪巧”以及“气完力余，益老以劲”诸语，指出了梅诗里奇险怪酿成分的增加[18]及其创做中重视骨力“气格”的特征。欧阳修在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里所讲的“然其体长于本情面，状风物，英华雅正，反常百出”那段话，跟《六一诗话》评韩愈“然其资谈笑，助调笑，叙情面，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之语比拟照，便有某种类似性。那表白，虽然学韩只是成就梅诗的一个路子，但在欧阳修看来，在深切地抒叙情面，摹写物态，和恣肆变怪以感发人意等方面，梅诗在某种水平上秉承了韩诗的余续。
事实上，将上述学韩方面回纳起来，所谓秉承余续，无妨看做是北宋诸人所言韩愈“以文为诗”的表示手法在梅诗创做上的表现，那是宋初诗歌改革里一个非常凸起的方面，对宋诗创做特征和风气表示的构成影响甚大，梅诗的发端意义正如叶燮《原诗》所说：“自梅、苏尽变昆体，独倡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扬展写，盘曲层累以赴之，竭尽乃行，秀士手法，腾踔六合之内，纵其所如，无不成者。然委婉渟泓之意，亦少衰矣。”
欧阳修“古淡”之说虽曾遭到梅尧臣的指点，但“古淡”之谓是渊源有自的。韩愈《醒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指张擅做古乐府，风气平易高古，迥出时人。王禹偁《酬种放征君一百韵》云：“繁花远容绮，铮 美金错，古澹啜鉶羹，大雅铿木铎。千言距百韵，旨趣何绰绰。”指种放远离尘嚣，诗风不施铅华，喜展叙，旨趣深。苏舜钦《诗僧则晖求诗》云：“会将趋古淡，先可往浮嚣。”此处“古淡”与“浮嚣”相对，指高古、醇淡和平实的风气。那些“古淡”所归纳综合的诗歌并非陶、韦、王、孟的，而是指风气近古并与雅颂相关的做品。欧阳修以“古淡”论诗的意旨跟他《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里“辞严意正量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的评文之语，显然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它偏重于梅诗的高古平实而有意味的风气特征。另一方面，“古淡”风气的形成，亦如韩愈《送无本师回范阳》所说的那样：“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平”。是一种意匠运营之后的妥帖，一种有“感化”的“平平”。此时，“古淡”亦牵扯到一种创做思惟，后来，黄庭坚《跋雷太简梅圣俞诗》谓梅诗“自得处”是“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可谓神会之语。
“古淡”里“平平、“平实”的风气论和重视“运营”的身手论是同一的，那跟中唐以降古代诗学兼重“天然”和“感化”的思惟密切相关。皎然就是那种同一论的代表，他以空门“中道”看念来看照诗歌创做，既反对过于拘忌声病用事，亦不满“不要苦思”的“率易”之风，而那二者恰是天然论和身手论的流弊。皎然在《诗式》里主张“至丽而天然，至苦而无迹”，兼重诗之“感化”和“神授”。梅尧臣在跟一些诗僧唱和的诗里提到过皎然，如《僧可实东回因谒范苏州》云：“谁爱杼山句，使君应姓韦。”以皎然见知于韦应物来比可实、范仲淹之交。《次韵和长吉上人淮甸相遇》云：“自言东越来，箧中多好诗，文字皆妥帖，业术无倾欹，清气散人脾，语妙见情性，说之聊解颐，始推杼山学，得非素所师，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杼山学”即皎然诗学，“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之语，见出梅尧臣对皎然诗学专心之深。
现实上，梅尧臣的许多诗学思惟都明显承续皎然，如《依韵解中道如晦调》云：“险句孰敢抗，似进虎穴探。”皎然论取境须“至难至险”，不废苦思，有“不进虎穴，焉得虎子”之喻。梅尧臣论诗讲“神与晤”“玄悟”和“语妙见情性”，跟皎然所说“神授”“神诣”“意冥”，以及评谢灵运“但见脾气，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的思惟比力接近。至于《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论诗名言：“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定见于言外”，跟皎然所言“至近而意远”“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旨冥句中”“情在言外”亦相似乎，都涉及到审好意境中形与神、言与意的辩证关系。而皎然所谓“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揽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其意颇通于“古淡有实味”之谓。梅尧臣论诗似于皎然跟他遍交诗僧商讨诗艺有很大关系。
当然，在诗的功用论上二人颇为差别，皎然认为齐梁诗只是“体变”“格弱”而非“道丧”，并以卢躲用所言“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为过情之论。梅尧臣则汲汲于“古道”，强调大雅诗教里的教化伦理内容，他很推崇陈子昂的《感遇诗》：“尝看陈伯玉，《感遇》三十篇，矫矫逃古道，粲然同星悬。”[19]那表白，以欧、梅为代表的宋初诗文改革中的诗学思惟固然从中唐以来诗学思惟里继续了很多审美理论和形式身手看念，但他们的思惟却带有宋初文化于复古中求改革的普及内容：以古道反对时弊。因而他们的诗学思惟亦希图综合前人，以求新创。那种综合不只要求天然论和身手论的同一，并且要求重社会功用目标和重艺术审美特征的同一，宋人优悠其间，亦跌蹉着其间。那是北宋诗学开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
与“古淡”相联络的“平澹”概念，除了指创做上大巧若拙外，次要仍是对一种意境风气的描画，如欧阳修评梅尧臣早期诗是“闲肆平平”，梅尧臣评林逋诗是“平澹邃美”。[20]假设我们联络梅诗初学韦应物，五律学王、孟；林逋趣尚恬澹，寄情山川，“平平”跟司空图评王、韦时所讲的“兴趣澄敻”“澄淡”在对意境的体认上仍是有一些配合点的，并且司空图所言“目睹可图”“曲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韵外之致”等，也确实是上承皎然和刘禹锡，下引欧、梅即目写景、寄意言外的思惟。
但有一点值得重视，梅尧臣所言“平平”多与陶渊明有关，其《答中道小疾见寄》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平，昏晓在渊明。”《寄宋次道中道》云：“中做渊明诗，平平可拟伦。”陶诗的“平平”跟王、韦的“澄淡”是有所区此外。梅尧臣垂青的是陶诗语虽量曲，却有理致，意味幽深，其风气如苏轼所言是“散缓”中有“奇趣”。因而欧、梅更重视涵咏脾气与平平的关系，“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平”，更重视“平平”所可见出的主体的“趣尚博远”[21]或“趣远之心”。[22]那显然与宋代诗人看物致思体例中重视内省的倾向有间接关系。
三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批评，假设从明道元年算到嘉祐六年，有三十余年。那段期间是梅诗创做的开展期，亦是北宋诗学的发韧期。那三十余年正处于北宋仁宗朝，仁宗朝是北宋复古意识和变化意识纠结兴替的开展期，从庆历新政到嘉祐取士，一种新的自觉精神在士医生阶层酝酿而出，诗文改革亦随之走向飞腾。诗歌创做从浮艳雕摘和浅俗卑鄙的弊陋转向高古平实和创意造言，逐步产生出宋诗的新变。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批评选较早地阐了然那一新变，显示了那一诗体新变的某些重要汗青渊源，阐发了北宋诗学开展中的一些核心性思惟。
就诗学发作的思惟布景而言，那个期间，“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23]融粹儒释道三教而生新的道学尚未鼓起，但以儒为主，兼修佛老的精神情量在士医生身上是普及的。欧以“醇儒”命世，排击佛老，“以修身治报酬急，而不穷性认为言”。[24]但他有时对道教的立场却很和缓，欧集里留有养丹砂以祛病强身的文字，[25]表白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梅尧臣虽门第儒业，却逃慕魏晋人物，当下逃禅，心系老庄“恬澹”之道。[26]那种人心理想的综合色彩给他们的审美抱负带来了复杂的面目。表示在诗学内容的构成上，他们既重诗教诗用，亦重诗艺诗美；表示在对旧有概念和命题的阐明上，则往往辗转出新义，好比“淡”的思惟里便合成着儒家高古之“淡”，道家道教恬澹之“淡”，禅宗空静绝尘之“淡”的意思，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兴趣。
正文：
[1]四部丛刊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2]与刘克庄同时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拈出“通前后而言之”的“本朝体”。《诗评》又称“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曲是气象差别”。“本朝诗”、“本朝体”皆指后世所谓“宋诗”。
[3]《诗源辩体》后集卷一。
[4]《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
[5]《宋诗钞•小畜集钞》小引。
[6]拜见《六一诗话》“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条。
[7]《过高台携信老诗集夜读上封方丈次敬夫韵》，《宋诗钞•文公集钞》。
[8]《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全宋诗》卷二四七，北京大学出书社，1991年版。（下同）
[9]《答裴送序意》，《全宋诗》卷二四六。
[10]《六一诗话》“唐之晚年”条。
[11]《还吴长文舍人诗卷》，《全宋诗》卷二五七。
[12]《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同上。
[13]同[11]。
[14]《读毛秘校新诗》，《全宋诗》卷二五五。
[15]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16]《诗源辩体》卷二十四。
[17]《唐国史补》卷下。
[18]那种“怪巧”、“奇巧”的创做倾向在宋诗开展中不断存在着，许学夷在《诗源辩体》里比力梅尧臣和黄庭坚的“奇变”、“怪癖”，认为“圣俞怪恶，实为鲁曲先倡，乃是变中之变”。可备一说。
[19]《回陈郎中诗集》，《全宋诗》卷二四四。
[20]《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
[21]《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
[22]欧阳修《试笔•鉴画》，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函集》卷一百三十。
[23]全祖看《庆历五先生书院记》四部丛刊本《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
[24]《答李翊第二书》，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函集》卷四十七。
[25]欧诗《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等流露出必然水平的道教思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八曾说欧阳修亦为“综贯道书者”，颇有事理。
[26]《依韵和邵不疑以雨行烹茶看画所琴之会》有“恬澹全精神，老氏吾将师”之语。又《正仲见赠依韵和答》云：“耻游公相门，甜自守恬淡”。
（本文源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7年第2期，侵删）
造造：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