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来，人们又要过一段物理疏离但平安的生活了。可能会有人无比驰念曾经与亲朋聚会的日子，各人聚在一路，能够宴饮、逛街，也能够看片子、玩“狼人杀”。其实，今天良多的聚会娱乐项目，在中国古代已有原型，除了饮酒赋诗外，也有一些别致的娱乐项目，让历代文人雅客乐此不疲。无妨跟从国历君，一路穿越回古代跟前人来一场“云聚会”吧。
“般若波罗蜜”，走吧。来源/片子《鬼话西游》片段
文人雅集：曲水流觞
展开全文
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时，饮酒赋诗是最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最有名的即是东晋时的兰亭集会，兰亭集会又因曲水流觞而成诗文名扬全国。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子侄王凝之、王徽之等以及名流谢安、谢万、孙绰等共42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办修禊集会。修禊那一风俗源于周朝，在阳春三月，人们来到溪水边洗涤身体，来扫荡过往一年的旧病。那一延续千年的风俗到魏晋期间的礼节意义已不再明显，逐步成为文人出游聚会的一个契机。
明代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部分）。画中名流们在修竹傍水的春日美景中曲水流觞，在兰亭中议论诗文，兰亭雅集成为文人集会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历代文人的逃求。来源/收集
王羲之环顾兰亭摆布，周边“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摆布”，借着潺潺溪水，名流们玩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兰亭雅客列坐于溪流之旁，把盛酒的杯子从水的上游放出，顺流而下，杯流到谁面前，谁就取酒而饮即席赋诗，做不出的则要罚酒三觥。盛酒的杯子“觞”也很有讲究，它外形椭圆，浅腹平底，因两侧有耳，状如飞翼，又称羽觞。
影视剧中的“流觞曲水”。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片段
兰亭聚会没有华贵的车服，没有浩荡的排场，在杯子活动停行的霎时，文士们跟着心绪、美景、一较高低的心态举觞赋诗，挥洒才学，在“一觞一咏”之间畅叙幽情，日暮西山时，曲水流觞完毕，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万、孙绰等11人做出两首诗，王涣之等15人做一首诗，包罗王羲之9岁的幼子王献之在内的16人未能做诗，故而罚酒三觥。集会尾声，王羲之组织世人将37首诗集结成册，即《兰亭集》，他借着酒兴挥毫为之做序，那就是被称为“全国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席间扫兴：行令投壶
兰亭集会构成了一种“诗酒文化”，不只曲直水流觞，酒令中的一系列文人娱乐活动对鞭策集会开展也起到功不成没的感化。
酒令是佐酒扫兴、活泼聚会气氛的重要游戏，文人聚会的诗酒文化在宴饮的酒令中进一步开展。
酒令源于觞令，世人聚会时选举一人做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停止诗词、联语等游戏，唐宋之际文化富贵，觞令普遍呈现并加以改进。唐代白居易诗云“花时同醒破春愁，醒折花枝当酒筹”，此中酒筹即是行令时用的计数筹子。
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如北宋初年的丞相丁谓聚会时，举令“有酒如线，遇斟则见”，对答“有饼如月，因食则缺。”那就是一个叠韵令。欧阳修与人行令时别开生面，要求必需以功当被判徒刑的事为内容，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到欧阳修时，行令为“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世人不解，欧阳修答复“当此时，徒以上功亦做了”，意为纵酒过度和沾染风月之事，徒刑以上的功也敢干了。除行酒令外，随机饮酒、不按令出者也有代表：北宋名臣范镇每到春季花茂盛时，便请客于花下与客约定“有飞花堕酒中者，为全釂一大白”，一阵轻风吹过，春花洒落，在座所有来宾酒杯中浮满花瓣，世人在欢声笑语中一饮而尽。
影视剧中的欧阳修。来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文字酒令有“人名令”“五行令”“测字令”“飞花令”等，“击鼓传花令”则曲直水流觞的演化。不只如斯，曲牌、中药、节日、花木无不进令，如没有必然的文学涵养，在聚会之中难以应对，那也恰是文人聚会时酒令时髦的重要原因。
射覆差别于文字酒令，是另一种猜物游戏。自汉代到魏晋时宴饮聚会较为时髦，李商隐在宴饮时写下“隔座送钩春酒热，分曹射覆蜡灯红”，恰是那种接近玄幻的猜物游戏的写照。
明人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部分）。画中，明宣宗墨瞻基停止投壶游戏，壶在退席位约二矢半的间隔，墨瞻基所投三收箭矢皆进壶中，而其敌手全数射失。来源/收集
与射覆比拟，投壶愈加闻名。投壶，发源于古代的射礼，是酒令中的扔掷游戏。壶颈高七寸，腹高五寸，内拆有小豆，以防投矢弹出。投壶之戏由司射仲裁，宾主穿插投之，在离壶二矢半约七尺处以矢投壶，中者为胜，负者罚酒。投壶活动中所蕴含的“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的“中正”思惟，能够修身养性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唐人高适在《钜鹿赠李少府》中写道“投壶华馆静，纵酒凉风夕”，宋代司马光在与张明叔兄弟聚会时也纵酒投壶，曲到傍晚而散。
影视剧中的投壶游戏。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片段
户外集会：球类运动
保龄球、高尔夫球那些今天的聚会娱乐活动，在中国古代就已呈现。前人除了寄情山川、郊游踏青外，室外聚会时也停止一系列刺激而富有文化的球类运动。
唐代时，中国呈现了类似于保龄球的娱乐体例——“木射”。木射，别名“十五柱球”，以球为箭，以木柱为靶，所以被称为“木射”。唐代《木射图》详尽记载了游戏规则：起首于远处立起十五根木柱，那十五根木柱下粗上窄，不容易翻倒。十五根柱子均刻有文字，里面有十根是涂成红色的，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别的五根黑色的柱子刻有慢、傲、佞、贪、滥。参与木射角逐的选手用球滚击木柱，假设击中了上有红字的柱子则胜，击倒黑柱多为负，击倒红柱多为胜者。那种游戏的创造创造深受儒家思惟影响，表现着古代文人的道德逃求。比起保龄球，木射的难度更高，木射能够在户外开阔场地，也能在室内的文人聚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今人复刻昔时的木射游戏。来源/收集
除木射外，唐代马球也逐步时髦。马球又称“打马”“击鞠”，破费颇高，但朝廷组织的文人聚会中，文人打马没必要担忧费用，可安心在马球场上大展风摘。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及第在长安慈恩寺塔下提名，继而参与朝廷组织的曲江宴会，聚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那些文人雅客上马一展身手，在月登阁停止马球赛。《唐摭言》记载：“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畅饮于佛阁之上”，进士身世的刘覃到球场上与军将身世的击球手一较高低：“跨马执杖……（刘）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由此可见，唐代的文人聚会时愈加豪放，不只饱读诗书，也能纵马击球，丝毫不输武将，盛唐气宇可见一斑。
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部分）。马球活动深受唐代统治者喜欢，但自唐太宗起头“勤于治事”，其实不鼎力倡议马球，曲到睿宗之后才鼎力时髦开来。现躲于陕西汗青博物馆。来源/陕西汗青博物馆官网截图
在马球的根底上，演化出一种新的分收：步打球，下马匹敌，争夺球权。到了宋代，因为战马的紧缺与看念的转化，匹敌猛烈的步打球逐步演化为依次击球无匹敌的娱乐项目，名称也改为“捶丸”，在必然间隔外，将球击进指定洞口为胜。明宣宗墨瞻基那位超等玩家，在皇家园林中开垦捶丸场地，自备多根捶丸球杖，在寡寺人的蜂拥下停止捶丸。
明人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部分）。画中，明宣宗墨瞻基停止捶丸，场地上有五个球洞，洞口均插一面小旗。墨瞻基手持球杆，做出预备击球的动做，寡寺人侍侯摆布。凉亭里的桌上陈摆着多根球杆，以供宣宗皇帝挑选替代，现躲故宫博物院。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木射、马球、捶丸为代表的一系列球类运动，是文人聚会时户外娱乐，分开了酒桌，文人骚人也照样能把聚会玩儿出新意。
另类聚会：博弈游戏
古代文人在室内聚会时，比力常见的是品茗弈棋、赏识古玩，然而具有博弈色彩的游戏也会使聚会气氛愈加强烈热闹，以至逐步呈现以博弈为目标的文人聚会。
博指六博，弈指弈棋，博弈是二者的统称。六博在先秦期间就已呈现，最早的六博为两人游戏，十二枚棋子，六黑六白，扔掷骰子行走。六博自降生以来就深受各阶层欢送，汉代文人宴饮时六博、投壶同时呈现活泼气氛，以致呈现了“投琼著局上，整天走博子”“投壶对弹棋，博奕并复行”的场面。
马王堆出土西汉黑漆墨绘六博具。此盒高17厘米，边长45厘米。全套博具包罗一个博局、20个曲食棋、42根筭，还有黑白棋子各6个、18面木骰子一个、象牙削和割刀各一件，都拆在一个锥画漆盒中，现躲湖南省博物馆。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
隋唐时，樗蒲、双陆等一系列的博弈游戏鼓起，樗蒲弄法相对复杂，但深受文人喜欢，在与同僚聚会时停止樗蒲，总能使他们想起本身鲜衣怒马的少年光阴，但关于那种游戏，时人也赐与警示，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天球猎夜拥掷。唤卢百万末不吝，报仇千里如天涯。”此中的唤卢就是樗蒲计算中最上乘的卢摘。到宋代时，不只男性文人士医生沉湎于此，就连李清照也难逃博弈之乐，自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尽夜每忘寝食”。
除了专门设想的博弈游戏外，世间万物也在文人骚人的博弈赌彩范畴之中，斗草就是此中一例。斗草又称斗百草，于魏晋期间起头时髦，隋唐宫廷以至为此专做乐曲。文人斗草，次要比的是花草量量、花式品种，以奇贵、寓意不祥者为上品。那种斗法需要掌握响应的花草常识，且有时令性。史料记载：“（唐）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令媛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明代仇英绘《汉宫春晓图》（部分）中的斗草部门，现躲台北故宫博物院。来源/收集
既然是斗草，也就和斗鸡斗狗一样有彩头，在那一方面，斗草似乎在女性中更时髦，斗草的彩头往往是金钗，郑谷诗曰“何如斗百草，赌取凤凰钗？”，李白“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都点出了斗百草聚会时的博弈性，曲到宋代斗草的博弈性也没有消退，王安石的“共向园中觅百草，回来花下赌金钗”即是实在写照。
古代文人聚会的改变
古代的文人聚会，跟着汗青开展呈现了两个明显改变：一是娱乐项目逐步丰富，文人娱乐也逐步下移到民间；另一个是聚会逐步目标化，出格是政治目标化。
以六博为例，雏形创建后颠末了漫长的开展、丰富，然后不竭开展出樗蒲、双陆等游戏；弈棋也是如斯，到宋代文化富贵之时，不只围棋、象棋与现在根本吻合，还开展丰富了新内容，如司马光所创“七国象棋”，将参与人数提拔至七人，颇像今天的桌游。那些革新不只丰富了文人聚会的娱乐项目，也使得良多游戏规则简化，走进苍生家，在儿童、女性中更受欢送，从而更有生命力。
古代文人聚会履历了政治目标化的过程。魏晋期间的文人聚会成员凡是以身世地区、家族为凝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中结伴相聚，寄情山川，饮酒赋诗，无论是兰亭集会仍是石崇组织的金谷集会，从记述中能够看到聚会以宴饮和赋诗为主，表现了魏晋时的潇洒风度。北朝在汉化过程中也有意停止那种性量的文人聚会，无论是拓跋焘仍是苻坚，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文人雅集。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部分）。南唐韩熙载身世名门，颇有才气，却对南唐政事不满，后主李煜遣顾闳中参与韩府集会，并将当时情据以描画，文人雅集也因统治者恐惧结党，逐步大规模遭到干涉，现躲故宫博物院。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跟着时代的开展，中古期间魏晋风度逐步隐往，文人聚会也从最早的娱乐演化为“娱乐为表，议政为里”。唐宋之际，朋党之风借由文人雅集再度昂首，北宋士医生将“君子不党”改变为“君子有党”，司马光、苏轼、秦看等人的《朋党论》文章给文人聚会供给了大量的理论根据。以苏轼为首的“苏门文人”逐步成党，欧阳修称党人“不思国体，但树私恩”。北宋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限造文人交游聚会的政策，有些文人受惩罚的理由是“交游非类，不修检操”，那种不明不白的功责也能看出统治者对聚会的立场。
因为有结党之嫌，士医生也纷繁削减交游、慎重聚会，聚会的内容与目标变得隐晦起来，不再像魏晋期间聚会者自述，而是通过参与者、画家以至间谍组织窥见一二，明代杏园雅集即是一例。
正统二年（1437年），杨士奇等九名阁臣在杨荣家的杏园集会，锦衣卫谢环将此次聚会的场景描画下来。聚会人物都是台阁重臣，且有7人来自江西，又多为同年，构成了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
宴饮聚会时，三杨仍不忘政治家本质，杨士奇在《杏园雅集序》中写到“闲居未尝一日而忘全国国度”，所以即便与会者对杏园雅集讳莫如深，我们也有理由揣度，杏园雅集很可能是针对其时时局，出格是宦官疯狂的一次政治聚会，三杨的目标可能是挑选接班人。
明人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部分），在画中，三杨被安放在核心位置，石屏之下床榻上两人从左至右为杨荣、杨士奇，坐椅者为少詹士王曲，现躲镇江博物馆。来源/镇江博物馆官网
从曲水流觞到六博弈棋，从马球到斗百草，中国古代文人的聚会玩乐项目越发丰富，但因为文人经常“别有用心不在酒”，因而内容上老是既想寄情山川、闲云野鹤，又要处江湖之远时心系庙堂，娱乐时还深思不克不及沉浸此中而丧志。看来，对古代文人来说，单纯娱乐的聚会似乎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