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琰丨论西湖诗歌的景看书写模式——以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为中心

论西湖诗歌的景看书写形式

——以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为中心

谢 琰

内容概要宋末“十景”诗词的涌现，标记着西湖诗歌的景看书写形式的凝定。此前，白居易、苏轼、杨万里关于西湖景看的范例书写，构成三种形式：白、苏诗歌别离以“全景形式”和“主体形式”为次要特色，杨万里诗歌则将“焦点形式”发扬光大，确立了“湖面中心主义”的景看审美效果，为“十景”诗词供给了范本与秘诀。唐宋期间西湖诗歌的开展史，反映出权利、风俗、山川、文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西湖诗歌 景看书写形式 白居易 苏轼 杨万里

从唐到宋，杭州从“第三等”城市[1]，生长为东南城市，进而升格为国都临安。权利晋级与风俗积存，让西湖景看不竭变迁、完美。到南宋末年，“西湖十景”成型。从此以后，“十景”数量稳定，内容稳定，名称和位置也根本稳定。到清代，康熙为“十景”落款，乾隆屡次题咏“十景”，而“十景”之外新增的“西湖十八景”，“大都系由传统景点、景物开展而成”[2]。由此可见，宋末“十景”构成一个相对不变的西湖景看系统。然而，当我们对“十景”习认为常之后，随便漠视景看背后的文学塑造力量的复杂性。“十景”不只是景点定名系统，并且蕴含景看书写形式。唐宋诗歌对西湖的书写，一方面与景点开发密不成分，另一方面构成了景看书写的典范形式，从而影响了西湖景看系统。本文拟对白居易、苏轼、杨万里的西湖诗歌停止文本细读，从中抽绎出三种景看书写形式，由此烛显唐宋诗歌书写与西湖景看系统成立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壹

从中唐到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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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诗歌与景点开发

景看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为天文学、美术学、园林学、旅游学等诸多学科所利用并阐释，从而获得多元涵义。但任何涵义都不会离开根本的几何原理与光学原理——任何“景”，起首是一个天文区域，必需具备点、线、面等几何要素，可统称为“景点”；而任何“看”，都必需遵照诸如全景、远景、近景等取像法例，构成或清晰或模糊、或整体或部分、或生动或静穆的审美效果，此种审美效果被诗歌语言所笔录和表示，则可构成“景看书写形式”。本节以唐宋诗歌为素材，勾勒西湖景点的开发史，后三节则进而讨论唐宋西湖诗歌中景看书写形式的演变史。

诗歌是景点开发的间接反映，同时诗歌也在不竭开发新景点。唐宋诗歌史中包罗着一部西湖景点开发史。杭州地形，号称“襟江抱湖”“重湖叠巘”。江、山、湖、城，四大元素配合造造了杭州景看的复杂性与合成性，从而构成四个景区。杭州于隋代建州，尔后初盛唐诗人宋之问、綦毋潜、孟浩然、李白、崔颢、宋昱等都有吟咏杭州之做[3]，但重点在山区和江区，好比灵隐寺、天竺山、钱塘潮等景点，湖区其实不能进他们的高眼。到白居易，始将江区、山区、湖区等量齐看。他之所以有如许的新视界，物量前提是他构筑湖堤，加强湖水治理，既进步了西湖的水利功用，也改进了湖面景看。白居易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都更热爱西湖，他着重吟咏了孤山和白沙堤。好比《钱塘湖春行》《湖亭晚回》《孤山寺遇雨》《西湖晚回回看孤山寺赠诸客》《夜回》诸做，皆写此条线路。从孤山经白沙堤再经西湖东北沿岸不断到湖东南州治四周，那一个三角形西湖景区，成为独立于天竺山、钱塘潮之外的杭州景看新手刺，此一勋绩当记在白居易名下。

苏轼为西湖景点开发奉献了新因素。他的书写重点不是后世才兴为景点的苏堤，而是有美堂与看湖楼。有美堂位于郡城吴山之上，在西湖东南岸。其位置较高，间隔湖面较远，合适俯瞰湖区与城区，而不合适近湖取景。遗憾的是，南渡之后，有美堂悄悄消逝。建炎三年（1129），高宗驻跸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后又“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而为大内[4]。于是有美堂也随府治移迁而改换门庭。《梦粱录》载：“临安府治，在流福坊桥右，州桥右首。……正衙门外右首曰东厅，每日迟早帅臣坐衙，在此治事。厅后有堂者四，匾曰恕堂、清暑、有美、三桂。”[5]可知，做为“府治”象征，有美堂仍然存在，但已北移至地势平缓之处，龟缩于治事厅之后。那个曾经吸引诸多北宋诗人吟咏的闻名景点，因为皇权的强势介进而失往了景点资格。苏轼热爱的另一处景点看湖楼，则要幸运一些。它位于出杭州城沿西湖东北岸通往孤山的必经之路，所以苏轼《行香子·丹阳寄述古》词云：“向看湖楼，孤山寺，涌金门。”[6]那个活动范畴仍在白居易所规定的“西湖核心区”之内，但增加了看湖楼如许一个近湖景点，平添很多美的发现。南宋时此楼改名为先得楼，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仍是重要景点。

苏轼元祐守杭期间，与其共事的杭州通判杨蟠，不单辅佐苏轼修治西湖，并且创做了大型五绝组诗《钱塘西湖百咏》，而郭祥正于元祐六年（1091）唱和了那组诗；前做今存42首，后做100首则得以完全保留[7]。《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堪称北宋西湖景点的集大成展示。南宋末年，董嗣杲又创做了大型七律组诗《西湖百咏》，堪称南宋西湖景点的集大成展示。两相比照，正可展现西湖景点在南宋期间的开发趋向，遂造表格如下[8]：

线路

郭祥正《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9]

董嗣杲《西湖百咏》[10]

北山路

湖堂，涌金池，柳洲，新径，看经楼，白公石函，秦王缆船石，十三间楼，水仙庙，宝叔塔，巾子山，宝云庵，巢居阁，白公竹阁，// 松门，合涧桥，玉女岩，灵隐浦，方外门，北顶峰，钱源，唤猿涧，白云峰，袁公亭，九师堂，墨野，葛坞，石桥，墨崖，青壁槛，涡渚东屿，许先生书堂，石门涧，卧龙石，连岩栈，伏龙溅，西庵，枫树林，卧犀泉，青林岩，醴泉，西坞漾，白沙泉，杨梅石门，西溪，见山亭，神尼塔，韬光庵，香林洞，天竺峰，炼丹井，香桂林，重荣桧，龙泓洞，理公岩，客儿亭，石莲华峰，翻经台，葛灵药灶，稽留峰，流杯亭，看海阁，东冈塔，西岭草堂，葛公石径。

丰乐楼，涌金池，环碧园，玉莲堂，玉壶园，先得楼，古柳林，云洞园，霍山祠，涌泉，工具马塍，石函桥，德生堂，总宜园，大佛头，葛岭，保叔塔，巾子山，水月园，水仙庙，冷泉，参寥泉，葛公双井，江湖伟看，此君轩，杯泉，初阳台，鸟窠，岳鄂王墓，乐天竹阁，// 妙智庵洞，九里松，玉泉，鲍家田，忠勇庙，将军教场墓，灵隐天竺寺门，合涧桥，北顶峰，韬光庵，石笋峰，西溪，飞来峰，冷泉亭，唤猿洞，龙泓洞，理公岩，香林，翻经台，重荣桧，炼丹井，跳珠轩，曲水亭，天竺看音。

南山路

灵石山，灵石西庵，南顶峰，暗竹园，夏珠泉，烟霞洞，大慈坞，虎跑泉，翠樾堂，陟崖门，步月径，夏凉泉，清隐阁，樵歌岭，华严塔，映发亭，杨梅坞，修竹轩，南屏山，长桥，慈云岭，清轩，西水亭。

风篁岭，龙井，辨才塔，梅坡园，长耳相，玉岑，南顶峰塔，烟霞洞，石佛庵，水乐洞，杨梅坞，石屋，实珠泉，虎跑泉，南屏山，翠芳园，甜园，雷峰，名胜园，长桥，刘妃墓，慈云岭，包家山，登云台，五丈看音，表忠看，聚景园，崔府君庙，依光堂。

孤山路

林和靖桥，孤山，辟收塔，陈朝桧，赞宁僧录房，金沙井，码碯坡，陶器坟，夜讲亭，闲泉，高僧塔，西村。

孤山路，断桥，孤山，和靖先生墓，陈朝柏，玛瑙坡，金沙井，六一泉，西林桥。

三堤路

无

苏公堤，先贤祠，西湖道院，湖山堂，三贤祠，雪江讲堂，崇实道堂，小新堤。

由此表格可见，南宋期间西湖景点开发的重点是南山路和三堤路，二者都位于西湖南半部，那就从底子上扩展了白居易时代以来的“西湖核心区”。三堤路即苏堤沿线，实现了景点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南山路则以南屏山为中心，增加了很多西湖东南岸的近湖景点，如翠芳园、甜园、雷峰、名胜园、聚景园等。事实上，假设认真阐发北山路景点，会发现以乐天竹阁（即白公竹阁）为大致界限（表格中以“//”朋分），往东是湖区（朋分线以上），往西是山区（朋分线以下）；由此可见，南宋北山路的湖区景点大大增加。从西湖东岸城区与湖区的交接点丰乐楼，沿湖岸逆时针绕行半周，能够在良多近湖景点停留赏玩，好比环碧园、玉壶园、德生堂、总宜园、水月园、江湖伟看等，那是白居易、苏轼所未曾足够享受的奇看与逸致。

全景形式与主体形式:

白、苏书写西湖的特色与局限

贰

从唐到宋，西湖景区走向独立，生长为江、山、湖、城四大景区的核心；详细而言，其景点不竭得到开发，出格是近湖景点不竭丰富、完美，那为景看书写形式的演变奠基了物量根底与风俗根底。然而，考量主看性很强、乖巧性很大的“书写形式”的演变，不成能如梳理“景点”演变那样揣度清晰、看势切确。任何一位诗人，都不成能只根据一种形式往书写西湖景看，而他们利用统一种书写形式也存在细节区别和水平差别。本文从白居易、苏轼、杨万里的西湖诗歌平分别抽绎出三种书写形式即“全景形式”“主体形式”“焦点形式”，其实不意味着三人各自只利用一种形式，而是认为三人的西湖诗歌各自展示了三种形式的典型形态以至极致形态，从而可以为我们认知三种形式供给更佳规范；反过来，从三种形式动身往熟悉三位诗人的西湖诗歌，会更随便发现三者的更具特色、最有创造力之处，从而更准确、更明显地定位三者在西湖诗歌开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凡有景点处，即可产生景看书写的形式化可能；而最常见、最根底的景看书写形式，是“焦点形式”。所谓“焦点形式”，即在特按时间点聚焦某个空间点而构成构图。前人本有“时景”之说，意谓“景则由时而现，时则因景可知”，萧驰据此指出：“对中国景看传统而言，由特定天文方位与特按时间交汇而构成的详细‘时象’或许是更具特色亦最重要之一项。”[11]那提醒我们，艺术做品中的“焦点形式”必需具备“时间点”和“空间点”两个要素，才有利于景看审美的细节化。

白居易笔下的孤山寺、白沙堤，苏轼笔下的看湖楼，都曾被“焦点形式”所眷顾。好比白居易《杭州春看》写春色中的“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12]，《西湖晚回回看孤山寺赠诸客》写暮色中的“到岸请君回首看，蓬莱宫在海中心”[13]，《夜回》写月色中的“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14]，都是描绘了详细时间点中的空间点。苏轼名做《六月二十七日看湖楼醒书五绝》[15]，也是拔取了特定的时间点（雨后、醒后）和空间点（看湖楼下）。各类别致的霎时被笔录下来。好比“白雨跳珠乱进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踌躇”，那是摘用船中平视湖面视角。再如“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四处开”“乌菱白芡不管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那是对湖面景物和风俗的细腻捕获，由此辐射到了更宽广的湖面，好比放生池在看湖楼西北标的目的，位于白沙堤北岸，而荷花、菱塘、献花女、木兰船则可能漫衍在水域的肆意角落。苏诗的妙处在于：他没有让景物全数变得清晰，而是聚焦于当下切近区域，让其他景物陈列在广阔的布景区域，随时听候调遣。那种写法，恰是典型的“焦点形式”。它在七绝组诗中被更足够地运用，从而使看湖楼四周的景看获得了超卓的细节感与初步的系统性。

然而，无论在白居易仍是在苏轼手中，“焦点形式”都没有成为更具特色、最成系统的书写形式，因为在白居易和苏轼的时代，西湖“景点”自己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尚未成立起来。当“焦点形式”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停留在散见遍地或零散迸发的形态，别的两种形式主导了白、苏诗歌关于西湖景看的书写。

当白居易在湖面泛船，假设没有瞩目于孤山或白沙堤，他的眼睛往往处于“失焦”形态。好比《湖上招客送春泛船》结尾云：“慢牵好向湖心往，好似菱花镜上行。”[16]此句虽美，但没有聚焦于任何有辨识度的景点，整首诗也都是如斯。更典型的例子是《春题湖上》：“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程度展。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往，一半勾留是此湖。”[17]那首诗摘取了“全景形式”，期看将西湖之美详尽且有序地展排描写出来：先总写光景如画以及湖山相依的地貌，接着别离写山色和写湖光，然后写两处粉饰地带即湖上葑田和孤山路，最初发慨叹。如斯“全景形式”，写法接近地志类文献或碑记类文章，公用赋笔，用语言次序来重构景物关系，其实不能实在反映景看的细节与系统。类似的写法，被白居易更为娴熟地利用于书写杭州全城。好比《杭州春看》：“看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蹋晴沙。涛声夜进伍员庙，柳色春躲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18]此首四联，依次写了钱塘潮、杭州奇迹、处所特产，最末落脚于孤山。又如《答客问杭州》：“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唐写绿油。大屋檐多拆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所嗟水路无三百，官系何因得再游。”[19]此诗首尾二联是套话，中间四句依次写山、湖、城、船。如许的诗，读起来琳琅满目，但从景看学来看是四分五裂的；它们是诗人在足够领会杭州之后，站在造高点停止俯瞰和想象的产品，而不是感官细节的准确笔录，因而闪现出全面但模糊的景看风貌。 “全景形式”表现了郡守意识、史官意识、地志传统的综合影响，关于进步西湖景区的独立价值与美学档次而言居功至伟，从而搀扶帮助白居易成为西湖诗歌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全景形式”倒霉于景看审美的细节化，因为它倾向于取缔景物之间的纵深关系和时间关系，而着重表示平面关系。

两度官杭的苏轼也对“全景形式”利用自若，出格表现在有美堂吟咏中。有美堂得名，便与文人的郡守意识密切相关。嘉祐二年（1057），龙图阁曲学士梅挚出守杭州，仁宗赐诗宠行，梅挚遂在郡城吴山之上兴建有美堂，欧阳修做记，蔡襄书碑，成为一时胜事。《有美堂记》奠基了北宋人书写有美堂的心态根底和审美根底：“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随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来宾，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独所谓有美堂者，山川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观看而尽得之。”[20]可见，郡守意识、地志视野、全景形式，成为“有美”二字的原则阐明。苏轼倅杭期间也遵照此种风俗。好比闻名的《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非常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21]与白居易《杭州春看》比拟，那首诗描绘的是更为集中、凝练的一小段时间，但包举江、湖的视野特征则千篇一律；西湖景看在如许的视野中是欠缺细节感的。苏轼书写有美堂的做品，凡是与官员会饮有关，即使其中人与湖上人远相眺看，也很难生发出关于西湖美景的富有敬意的描摹。好比《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那个冗长的诗题比诗歌二首自己更富有画意，后者只要一联写西湖景看，且极度敷衍：“凭君遍绕湖边寺，涨绿晴来已非常。”[22]

假设苏轼沉浸于有美堂宴饮及“全景形式”书写，他就不成能成为西湖诗歌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好在他发现了看湖楼的妙处。如前所述，组诗《六月二十七日看湖楼醒书五绝》关于“焦点形式”有新的开展，闪现出初步的系统性书写，但是当他写到第五首，苏轼末于抑制不住本身密意而深思的天性，写了一首纯然抒情的绝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土无此好湖山。”[23]此种宕开一笔、超然物外的写法，是苏诗具有“理趣”的关键，但关于写景而言，却暗躲浩荡的解构风险：用过于强大的主体性介进写景，随便取其神而遗其形，从而丧失景看审美的耐烦与乐趣。好比闻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进醒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适宜。”[24]第一首只是将水仙王庙用做典故而不是当做景点，第二首则没有提到一处景点，而是将西湖景看模糊化、整体化、笼统化，成为一种强烈主体觉得的外化投影。此种“不识西湖实面目”之感，恰好造造了无尽的美感，勾起了读者无限的猎奇心，成为苏轼书写西湖的一大法宝，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苏轼重“神”不重“形”的美学看在西湖书写中的反映。好比《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湖上四时看不敷，惟有人生飘若浮。”[25]《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西湖全国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三百六十寺，幽觅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26]《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初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27]《法惠寺横翠阁》：“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28]《次前韵答马忠玉》：“只要西湖似西子，故应含蓄为君容。”[29]那些诗句，或写湖，或写山，写法千篇一律：以不知为全知，解构已知而示现未知，借此来展示诗人超然物外、不竭跳脱的主体伶俐。 此种写法，即可称做“主体形式”。它成就了苏轼书写西湖的超凡脱俗气量，同时也极易形成景看审美自己的弱化甚至消隐。我们当然不克不及扼杀苏轼在书写看湖楼景点时利用“焦点形式”而创造出的生动构图，但苏轼本人显然不称心于此种尺幅小景；他等待用强烈的主体精憧憬笼盖甚至主导客看景物的审美风貌，从而将“主体形式”发扬到了极致。

叁

湖面中心主义：

杨万里的焦点形式及其审美效果

在白居易、苏轼的西湖诗歌中，“全景形式”和“主体形式”那两种景看书写形式的优势与优势都展露无遗。 在“全景形式”下，西湖景看是全面而模糊的；在“主体形式”下，西湖景看是斑斓而模糊的；模糊，或者说景点细节的不充沛、不明白，以及景点之间关系的不清晰，成为二者配合的优势，事实上也就预示了后世诗人勤奋的标的目的。如前所述，苏轼对看湖楼四周区域的聚焦书写，展示了“焦点形式”的新可能，即以低平湖面为中心往处置景物关系。那一处“无心插柳”，刚好契合了南宋西湖景点开发的总趋向，即近湖景点不竭丰富、完美。我们无妨想象如许一个场景：同样一处水域，当它没有履历旅游开发，只是一个野湖，那么游人所能享受的景看审美就很有限，以至很枯槁；一旦它被精心开发，沿湖密布各类花木、建筑、人物、故事，游人就会产生无限无尽的构图与想象，从而沉浸在一个景看系统之中。由此可知，无论是现实中的旅游开发，仍是诗歌中的景看审美，回根结底是发现更多的“焦点”而且懂得若何将它们安插为一个别系。 杨万里显然对“焦点形式”独有会心，并能在西湖诗歌中将其发扬光大。

杨万里书写西湖的最闻名诗篇一定是《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原诗有两首：“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冷国，行了南山却北山。”“事实西湖六月中，光景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限碧，映日荷花别样红。”[30]净慈寺在西湖南岸南屏山下。虽然苏轼曾很骄傲地说“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31]，但他既没有吟咏苏堤六桥，也少少提及南屏山。杨万里对三堤路（苏堤沿线）和南山路（以南屏山为中心）的游览与吟咏，构成了其西湖诗歌相关于白、苏的新意之一；如第一节表格所展现，那两条线路恰是南宋期间西湖景点开发的重点。但更重要的新意乃在于“焦点形式”的大规模、系统化运用：杨万里无论是沿岸游赏仍是搭船游湖，都始末以低平湖面为聚焦点；紧贴湖面的那一层碧波荡漾、水汽氤氲的空间，成为西湖景看的永久配角，由此构成了以下几种书写现象。

一是“出山向湖”的向心力。杨万里经常活动的山区是南屏山一带和天竺山一带。《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就是典型的“出山向湖”写法。再如《晚立西湖惠照寺石桥上》：“船于镜面进烟丛，寺在湖心更柳中。暮色欲来吾欲往，其如南北两顶峰。”[32]惠照寺在南山至龙井间，《武林旧事》曰其“今回净慈”[33]，可见位于南屏山下。杨万里晚立石桥，对湖心镜面眷恋不已，而南北顶峰成为远远布景。又如《题南屏山兴教寺清旷楼赠释讷律师》：“清旷楼中夕眺间，落晖残雨两生冷。楼中占尽南山了，更占西湖与北山。”[34]诗人坐山看湖，坐南向北。而《九月十日同尤延之看净慈新殿》更描写了“湖涵山影”的奇看：“影进西湖中，失尽千峰棱。”[35]与此类似，杨万里在南屏山东南标的目的的刘寺写下《刘寺展绣亭上与尤延之久待京仲远不至再相待于灵芝寺》，不只登高看湖，并且等待泊船湖边：“上到展绣亭，聊复休倦脚。回览西湖天，向我怀中落。……夕阳更待渠，小向灵芝泊。”[36]假设说南屏山一带是杨万里新开发的审美对象，那么他描写“老景点”天竺山则更能显出推陈出新的效果。白居易、苏轼写天竺山光景，偏重于表示登高探幽之趣，与西湖联系关系不强。而杨万里却要写出关于西湖的念兹在兹的悬念。好比《冷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看》[37]，那十六首诗整体写了“出山向湖”的游迹。第九首云：“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欲将数句了天竺，天竺前头更有诗。”那是一首过渡诗，所谓“天竺前头”就是指西湖，于是从第十首起头，“西湖柳”映进眼帘。写到最初，则湖景全开。第十五首云：“万顷湖光一片春，何须割破损无邪。却将葑草分疆界，葑外垂杨属他人。”那是描绘苏堤关于西湖的景看意义，显然是从天竺山下山后临湖所见。第十六首云：“轿顶花枝尽闹拆，游人未暮已心忙。无故更被千株树，展取苏堤非分特别长。”此首公然揭晓谜底，在苏堤美景中完毕了天竺之游。杨万里游天竺山，总对西湖湖面抱有强烈的存眷，以致于他笔下的天竺泉水，也都“向湖而生”：“下竺泉从上竺来，前波后浪紧相催。泉声似说西湖好，流到西湖不要回。”[38]他还抱怨天竺山的云雾为何不进湖进城，降为霖雨：“天竺兴云线许长，斯须遮尽寡苍苍。何如洒做千峰雨，乞与国都六月凉。”[39]事实上，不行南屏山和天竺山，杨万里在任何沿湖园林地带，都心存“出山向湖”的向心力。如《玉壶饯客独赵达明末至云迓族长于龙山且谈道中事戏为纪之》其一笔录友人来路云：“南山行尽到西湖，却上扁船赴玉壶。十里便成三十里，暑中何处不长涂。”[40]又《清晓湖上》其一云：“山腰轻束一绡云，湖面初颦半蹙痕。未说湖山佳处在，清晨小出涌金门。”[41]固然杨万里不会放过山中清景，但他显然对湖上佳处执念更深。

二是“湖山对立”的心态。杨万里在山而念湖，在湖则更留连不已。乾道间游西湖，他已透露此种心态眉目。《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二云：“烟艇横斜柳港湾，云山出没柳行间。爬山得似游湖好，却是湖心看尽山。”[42]淳熙十一年（1184）之后，他在京城为官四年，淳熙末绍熙初又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而在朝为官一年，他对西湖周边的天然山川与权利景看的体味愈发深进，关于“湖山对立”心态的书写也愈发锐意。好比《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集中展示了湖面自在世界与湖岸权利世界之间的对立关系[43]。第五首云：“西湖旧属野人家，今属天家不属他。水月亭前且杨柳，集芳园下尽荷花。”水月亭当在西湖北岸水月园，后者先回杨和王后又转赐秀王；集芳园原是御园，后赐权相贾似道[44]。杨万里意谓西湖周边园林已尽回“天家”所有。又第十首云：“游尽西湖赏尽莲，玉壶夕照泊楼船。莫嫌当处荷花少，剩展湖光几镜天。”那首通过比照荷花数量的多与少，显示玉壶园的特殊景看特征，而玉壶园初为名将刘锜所有，后回御园。以上两首都描写湖岸权利世界，而以下三首则描写湖面自在世界。第四首云：“船开便与世尘疏，飘若乘风度太虚。坐上偶尔遗饼饵，波间无数出龟鱼。”第六首云：“小泛西湖六月船，船中人即水中仙。”第九首云：“人世暑气正如炊，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欠好，就中最说藕花时。”显然，泛船湖上不只避暑，也避势力。当朝为官的杨万里当然不会对抗势力，他只是将“曲不中律”的性格和“虽竭心国是，但收效甚微”的牢骚[45]，用一种特殊的书写体例投射在西湖湖山之间，于是他比他人更灵敏地感触感染到西湖景看履历权利洗礼之后的变迁与团结。他经常带着一丝挖苦往慨叹西湖园林之盛。好比《冷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看》其十二云：“西湖北畔名园里，无数桃花只见梢。”[46]有时，挖苦心会与恐惧感相连系，凸显出权利世界的森严。如《赵达明太社四月一日招游西湖》其八、其九云：“好风借与回船便，吹近琼林却不吹。”“风撩太液小荷欹，日丽长杨花影低。阑进苑中啼不歇，恨身不及一黄鹂。”[47]又《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其三云：“黄金榜揭集芳园，只隔墙头即是天。”[48]他清醒地看到湖岸对湖心的包抄与挤压，于是执拗地声称二者平等，如《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其十云：“岸上湖中各自奇，山觞水酌两皆宜。”[49]在更多时候，他还要强调湖面世界的优胜性。好比《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其二云：“总宜亭子小如拳，著意西湖不见痕。湖上轩窗无欠好，何须抵死拣名园。”[50]总宜亭当属“孤山路张内侍总宜园”[51]，但此亭甚小且切近湖面，故让杨万里获得如置身湖船一般的看感，遂有“湖上—名园”对立话语的呈现。与此事理类似，杨万里与尤袤等人在玉壶园饯客，虽置身“名园”，却将一切美妙都回因于“湖上”。《同尤延之京仲远玉壶饯客》二首云：“南漪亭上据胡床，不负西湖蒲月凉。十里水风已无价，水风底里更荷香。”“不是此闲（引者按：当做“间”）无暑气，湖风吹取过临平。”[52]以此类推，杨万里将更远处的南屏山和天竺山也涵纳为湖面世界的布景，即使模糊不见也无妨，如《雨中出湖上送客》云：“细雨轻烟著地昏，湖波端的解生尘。净慈灵隐君休觅，失却诸峰不恼人。”[53]那首诗虽含戏谑成分，但表现了做者关于湖、山关系的严厉处置：湖面是永久的景看中心。

三是船荷气象的高频呈现。苏轼笔下“风船解与月踌躇”“无主荷花四处开”的气象，在杨万里笔下几乎无处不在。行船本是杭人风俗，到南宋则更流行于西湖景区，“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若四时玩耍，大小船只，雇价无虚日”[54]。杨万里写湖船，或以岸上人视角，或以船中人视角，皆能创造出斑斓画面。好比《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四云：“天冷日暮游人少，两岸轻船星散回。”[55]又《西湖晚回》云：“际晚游人也合回，画船犹自弄斜晖。西湖两岸千株柳，絮不因风热自飞。”[56]那两首是比力传统的以船进画形式。杨万里更喜好搭船看画形式，正所谓“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元不知”[57]。好比《赵达明太社四月一日招游西湖》其二、其三、其十云：“画舫侵晨系柳枝，仆人生怕客来迟。娇云嫩日无风色，幸是湖船好放时。”“船从咏泽过孤山，径度琉璃一苇间。隔岸多情杨柳树，向人招唤俯烟鬟。”“船压浮荷沉水底，斯须船过却浮来。”[58]那组诗好似在白居易《湖上招客送春泛船》完毕的处所陆续写下往：白诗完毕于“慢牵好向湖心往，好似菱花镜上行”，而杨诗详尽描写了“湖船好放”“径度琉璃”之时的所见所感，出格是杨柳招人之态，船压浮荷、船过荷起的持续镜头，都堪称别致动听。假设说湖船是杨万里笔下的男配角，承载了做者的安身点及其转移变更的根本法例，搀扶帮助做者将景看审美牢牢锁定在低平湖面区域，那么荷花（包罗荷叶）则成为杨万里笔下的女配角，一方面陪同湖船，不离不弃，一方面则奉献了文雅的气量、艳丽的形象以及多变的灵感，成为西湖画面中的前排景物或点睛之笔。在杨万里心目中，西湖几乎是一个荷花世界，正所谓“游尽西湖赏尽莲”[59]。事实上，在任何汗青期间西湖上的荷花笼盖面积都是很有限的。荷花生长随便聚集污泥，壅塞湖面。《梦粱录》载：“乾道年间，周抚慰淙奏乞降批示，制止官民不得放弃粪土、栽植荷菱等物。秽污填塞湖港，旧募集军兵专一撩湖，近来废阙……自后时有禁约，方得开垦。”[60]可知西湖荷花绝不成能疯长，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限碧”的景看是其自主抉择对象与视角后的产品。杨万里是“逐荷花而游”的。好比《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其三、其九云：“旁人莫问游何许，只拣荷花闹处行。”“湖上四时无欠好，就中最说藕花时。”[61]如斯过火的热爱与存眷，使其笔下荷花变得极为绰约多姿。好比《清晓湖上》其二、其三云：“菰月蘋风逗葛裳，出城趁得上番凉。荷花笑沐燕收露，将谓无人见晓妆。”“六月西湖锦绣乡，千层翠盖万红妆。都将月露清冷气，并做侵晨一喷香。”[62]八句写尽荷花风姿：清晨，白天，月夜，艳妆，凉气，香气。即使秋天残荷，杨万里亦玩赏不已：“西湖虽老为人容，没必要花时十里红。卷取郭熙实水墨，枯荷折苇小霜风。”[63]有时他在城中小楼夜饮，也能于无声处听荷声：“南北顶峰醒醒眸，市喧都寂似岩幽。君言往岁西湖雨，城外荷声到此楼。”[64]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小池荷叶雨声》就笔录了一场假做实时实亦假的船荷梦境：“午梦西湖泛烟水，画船撑进荷花底。雨声一阵打疏篷，惊开睡眼初䰒松。乃是池荷跳急雨，散了实珠又还聚。卒然聚做水银泓，散进清波无觅处。”[65]同样一次体验，杨万里又写进小词《昭君怨·咏荷上雨》：“午梦扁船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却是池荷跳雨，散了实珠还聚。聚做水银窝，泻清波。”[66]由此可见他对此梦境的喜欢，对船荷气象的魂牵梦绕。无论是船与荷各自呈现仍是相互交错，此种气象都是杨万里习惯于聚焦低平湖面的更佳证明与最便当实现体例。

四是景点收集的构成。杨万里高度重视低平湖面，其实不意味着他摘取随遇而安、听任天然的游赏立场，恰好相反，每一次出游的道路与景点，他凡是都描述得十分清晰。好比《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67]，其游览道路是“凤城鱼钥晓开银—有塔危峰最上头—裴园飞进水心横—水月亭前且杨柳，集芳园下尽荷花—小泛西湖六月船—玉壶夕照泊楼船”，即从城中动身，先游裴园一带（在三堤路与孤山路交接处），再泛船游孤山路以西之“里湖”，故能游经水月园和集芳园，接着陆续泛船渡过宽阔湖面，到湖东之玉壶园外渡口泊船，遂完毕一日游程。再好比《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68]，其游览道路是“总宜亭子小如拳—孤山山后北山前，千里长堤隔两边—石桥通处过春船—携筇且谒水仙祠—柳梢梢外一船来—凭久栏干可一杯—岸上湖中各自奇”，即先玩孤山路诸景点，再往苏堤四周拜见龙王祠即水仙王庙（也有可能是湖北岸水月园四周的水仙王庙），然后搭船游湖，曲到眷恋忘返。又如《赵达明太社四月一日招游西湖》[69]，其游览道路是“天孙领客出国都—幸是湖船好放时—船从咏泽过孤山—御池水满苑门开—回首南顶峰上塔—行到陈朝枯柏处—和靖先生坟已荒—行尽孤山碧四围—风撩太液小荷欹—苦被回鞍紧紧催”，即从涌金门出城上船，经环碧园（咏泽）往孤山而往，上岸后游延祥园（御园），先看花，再远眺南顶峰塔，继则看陈朝柏，谒和靖墓，在孤山绕一圈后，又经御园赏荷听鸟，最初搭船原路返回。又如《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70]，写了另一条线路：“西湖风物故仍然—只要梅花躲不得—黄金榜揭集芳园—南北顶峰巧避人—下竺泉从上竺来—上竺诸峰深复深—寺寺云边占碧山—好在冷泉亭下水—闸住清泉似镜平”。杨万里此次没有搭船，而是在天竺山下流园，以集芳御园为中心，然后远眺南北顶峰，往天竺山行进，一路穿云赏水，看松听钟，最末停在冷泉亭，看看水闸开合。他虽是由湖向山而行，心中悬念却始末在湖面，故一路上对泉水念念不忘。跟着诗笔展开，读者自可对天竺一路的游览道路洞若观火。除了上述组诗，杨万里在各类零星书写中，也同样重视点明景点名称与方位，描述景点与景点之间的关系，使每一次游览都庇护一种有的放矢的法例性。好比《问春》两首云：“今岁春回不小心，合将动静报园林。苏公堤上千株柳，二月犹悭半缕金。”“元日春回不道迟，渐渐未遣万花知。道山堂下红梅树，速借晴光染一枝。”[71]那两首诗看似率尔写就，但别离点出“苏公堤”“园林”“道山堂”等景点。道山堂疑在张镃玉照堂四周，可能位置在苏堤南端南屏山一带[72]，那么杨万里此次“问春”当是循苏堤而行，先慨叹苏堤上春光未至，然后唤唤园中红梅速速报春。再如《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丈清叔及学中旧同舍诸丈拉予同屈祭酒颜丈几圣学官诸丈集于西湖雨中泛船坐上二十人用迟日山河丽四句分韵赋诗余得融字呈同社》开头数句，堪称西湖景点“点将录”：“正月一度游玉壶，二月一度游实珠。是时新霁晓光初，西湖献状无遗余。君王予告做冷食，来看孤山海棠色。海棠落尽孤山空，湖上模糊眼中黑。”[73]此中，玉壶园、实珠泉、孤山等景点跟着月份推移而逐个表态，那三处刚好位于西湖湖面的东北、东南、西北三个角落，可见南宋文人游湖范畴之广、兴致之多变。上述诗歌所闪现的景点收集，为西湖湖面勾画了纵横交织的坐标定位系统。杨万里恰是用那种法例性的线路图，定义了湖面，也锁定了景看中心。

以上四种现象，即“出山向湖”的向心力，“湖山对立”的心态，船荷气象的高频呈现，景点收集的构成，足够阐明杨万里不只频繁利用“焦点形式”来看察景物细节、捕获超卓霎时、构成多变构图，并且始末以低平湖面为聚焦点，使其“焦点形式”闪现出清晰的系统化效果，恰是因为他在细节化和系统化两方面都做到了典型甚至极致，所以“焦点形式”在他手中才实正算是发扬光大，于是才树立起西湖诗歌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诚斋体”热爱生活、崇尚天然、摆落束缚、充满灵感的个性特量，足够展示在其西湖景看书写之中，构成了极具特色与新意的审美效果：他以“焦点形式”雕琢了每一处近湖景点的细节，同时也让遍地细节在湖面之上保持成系统，那系统有时闪现为一个完全空间，有时则闪现为一系列持续的时间，但都使低平湖面成为时空中心，此种审美效果可称之为“湖面中心主义”。 在那个意义上，一个不变的西湖景看系统已唤之欲出。

宋末“十景”诗词

与西湖景看书写形式的凝定

肆

从中唐到南宋，西湖诗歌的景看书写呈现了三种典范形式，即“全景形式”“主体形式”“焦点形式”，别离以白居易、苏轼、杨万里为典型代表。就诗歌艺术量量而言，摘取如何的景看书写形式并不是决定因素，但就景看审美效果而言，“焦点形式”才是细节化与系统化的关键。也就是说，白居易和苏轼的西湖诗歌，即使具有卓著的艺术价值，却未必具有很高的景看学价值，好比闻名的《杭州春看》《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而杨万里的良多西湖诗歌，艺术上或有率意、粗拙之处，但其景看学价值却超越前贤，好比其诸多七绝组诗。杨万里本身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其《江湖集》《朝天集》《朝天续集》中约150首西湖诗做，会隐约包罗一个细节充沛而又规划森然的景看系统，为宋末“西湖十景”诗词供给了范本与秘诀。

《梦粱录》载：“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风光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看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74]缜密《木兰花慢》小序云：“西湖十景尚矣。”[75]宋末“十景”诗词颇为昌隆：王洧有《湖山十景》组诗，王镃有《三潭印月》《柳浪闻莺》《花港看鱼》《六桥春看》《涌金门》等诗，张矩有《应天长》十首咏十景，缜密有《木兰花慢》十首咏十景，陈允平则以十个词调写十景[76]。由此可知，“十景”先由画家提炼，继则被文人广为承受并吟咏。而无论画家仍是诗人，之所以情愿将“十景”艺术化，底子原因是“十景”最能契合南宋人关于西湖景看的普及书写形式。我们无妨将杨万里的西湖书写与王洧《湖山十景》做个比力阅读，试造造图表如下（杨诗的例子，或描写“十景”所在区域，或是取景体例上有接近之处）：

杨万里

王洧《湖山十景》[77]

《问春》其一今岁春回不小心，合将动静报园林。苏公堤上千株柳，二月犹悭半缕金。[78]

《苏堤春晓》孤山落月趁疏钟，画舫参差柳岸风。莺梦初醒人未起，金鸦飞上五云东。

《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其三孤山山后北山前，千里长堤隔两边。一行垂杨绿无缝，石桥通处过春船。[79]

《段桥残雪》看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冷。待伴痕边分草色，鹤惊碎玉啄阑干。

《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四曲曲国都缭翠微，鳞鳞湖浪动斜晖。天冷日暮游人少，两岸轻船星散回。[80]

《雷峰夕照》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墙人语近甜园。南山游遍分回路，半进钱唐半暗门。

《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其三岸岸园亭傍水滨，裴园飞进水心横。旁人莫问游何许，只拣荷花闹处行。[81]

《曲院风荷》避暑人回自冷泉，步头云锦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旋买船。

《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丈清叔及学中旧同舍诸丈拉予同屈祭酒颜丈几圣学官诸丈集于西湖雨中泛船坐上二十人用迟日山河丽四句分韵赋诗余得融字呈同社》夜来三更湖月明，群仙下堕嬉珠庭。东坡和靖相先后，李成郭熙在摆布。[82]

《平湖秋月》万顷寒光一席展，冰轮行处片云无。鹫峰远度西风冷，桂子纷繁点玉壶。

《同尤延之京仲远玉壶饯客》其一南漪亭上据胡床，不负西湖蒲月凉。十里水风已无价，水风底里更荷香。[83]《赵达明太社四月一日招游西湖》其九风撩太液小荷欹，日丽长杨花影低。阑进苑中啼不歇，恨身不及一黄鹂。[84]

《柳浪闻莺》如簧巧啭更高枝，苑树青回万缕丝。玉辇不来春又老，声声诉与落花知。

《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其四船开便与世尘疏，飘若乘风度太虚。坐上偶尔遗饼饵，波间无数出龟鱼。[85]《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其九树生石上土全无，只见青翠不见枯。好在冷泉亭下水，为渠凭槛数游鱼。[86]

《花港看鱼》断汊惟余旧姓存，倚阑投饵说昔时。沙鸥曾见园荣枯，近日游人又玉泉。

《题南屏山兴教寺清旷楼赠释讷律师》清旷楼中夕眺间，落晖残雨两生冷。楼中占尽南山了，更占西湖与北山。[87]《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一阁日微阴不碍晴，杖藜小倦且须行。湖山有意留侬款，约束疏钟未要声。[88]

《南屏晚钟》涑水崖碑半绿苔，春游谁向此山来。晚烟深处蒲牢响，僧自城中应供回。

《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其六小泛西湖六月船，船中人即水中仙。外展云锦千弓地，中度琉璃百摺天。[89]

《三潭印月》塔边分占宿湖船，宝鉴开奁水接天。横玉喊云何处起，波心惊觉老龙眠。

《雪后晓过八盘岭诣东宫谢受左司告》其二玉京世界大千中，银屋楼台一万重。好上宝莲山上看，南顶峰照北顶峰。[90]《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其四南北顶峰巧避人，旋生云雾半腰横。纵然遮得青苍面，玉塔双尖非分特别明。[91]

《两峰插云》宝塔对立晓崔嵬，积翠浮空霁霭迷。试向凤凰山上看，南高天近北烟低。

由此比照可见，杨万里的西湖景看书写一方面根本涵盖了“十景”的空间范畴，另一方面常能触及“十景”所包罗的景看审美特征。固然我们不克不及说杨诗是“十景”诗的间接泉源，但杨诗在西湖景看系统通往“十景”路上所起到的示范感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好比《南屏晚钟》，前三句都在写山景，间隔湖面较远，但最初一句“僧自城中应供回”则将西湖东南岸自城门通向南屏山的一条回路勾勒出来，那就立即将焦点拉回到近湖区域；事实上，那也是“南屏晚钟”那一景目名称所期看传达的意境，即深山晚钟能够飘荡到湖面，不然那钟声将会失往大半的美。再看相对应的杨万里的两首诗：《题南屏山兴教寺清旷楼赠释讷律师》同样开通了南山与西湖之间的看景通道，而《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一固然书写的是另一处景点的晚钟，但同样操纵钟声来勾连湖、山景点，那两首诗一写“南屏”一写“晚钟”，早已将《南屏晚钟》的构想密钥收进囊中。再好比，杨万里写苏堤则问春，写湖心则待月，写御园柳色则捎上鸟啼，写南北双峰则安放云雾，与《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两峰插云》的构想密接旁通。

事实上，无论是“十景”定名仍是“十景”诗词，都展示出统一套景看系统。那套系统至少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有明白的景点位置做为核心要素，从而框定了景看的空间范畴；二是有明白的气候因素或动动物因从来确按时间点，从而使景看的细节特色得以闪现，可谓以时间雕琢空间；三是以低平湖面为中心往安放景看，而十景的详细位置正好围绕西湖一周，假设景点间隔湖面较远或有遮拦，则通过声音或视觉处置来拉近间隔，好比柳浪闻莺、南屏晚钟、两峰插云，如斯一来，“十景”相互交错，彼此唤应，构成一个轻松、自在、平易、日常的湖面景看系统。王洧《湖山十景》十分典型地描画出以上特征。而宋末其他以“十景”为题的诗词创做，也都与《湖山十景》处于统一套路之中。好比张矩《应天长》十首[92]，竟然每一首都以“涌金楼”为中心，此种更为极致的写法，一方面是表达闺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显然是看透了“十景”的素质：“涌金楼”在涌金门，属于由城进湖的枢纽地带，四周又有船埠可搭船至孤山或苏堤，所以以此为中心能够环视远看“十景”，也可迫近“十景”而亵玩；换句话说，“十景”能够在景看学层面被“涌金楼”所涵纳，阐明它们之间的密切有机联络，以及面向低平湖面而构成的向心力。假设说杨万里诗歌将“焦点形式”发扬光大并确立了“湖面中心主义”的景看审美效果，那么宋末“十景”诗词则将此种书写形式及效果酿成了一种套路。从此以后，人们关于西湖的所有印象与想象，都不成能离开“十景”而存在，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被“十景”所蕴含的景看书写形式所决定、所塑造：在西湖光景名胜区，登临送目标“全景形式”与言志抒情的“主体形式”都无法与极度丰富的湖面景看相婚配、响应和，人们必需行走湖岸或泛船湖上，用一帧又一帧处于“焦点形式”的画面摄取，来宣示本身关于西湖之美的体察与解悟。在那个意义上，相较于太湖、洞庭湖、颍州西湖、会稽镜湖等湖景胜地，西湖湖面自己享有最完美、最繁复、最锐意润色的容颜。一言以蔽之，“焦点形式”的向湖施用，最末催生了“十景”诗词，后者的涌现标记着西湖诗歌的景看书写形式的凝定。而回忆唐宋期间西湖诗歌开展史，此中权利、风俗、山川、文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值得玩味不已。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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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其骧《杭州都会开展之颠末》，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书社1987年版，第422页。

[2]张建融《杭州旅游史》，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1年版，第127—128页。

[3]拜见彭万隆、肖瑞峰《西湖文学史（唐宋卷）》，浙江大学出书社2013年版，第7—13页。

[4]王象之著，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四川大学出书社2005年版，第1册，第1—3页。

[5]吴自牧《梦粱录》卷一〇“府治”条，浙江人民出书社1980年版，第83—84页。

[6]苏轼著，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纪年笺证》卷一，三秦出书社1998年版，第53页。

[7]拜见《西湖文学史（唐宋卷）》，第170页。

[8]本文研究南宋期间西湖景点的方位及线路，次要参考两份文献：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书后所附《西湖图》；缜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07年版。

[9]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七七八，北京大学出书社1991—1998年版，第13册，第9006—9018页。

[10]《全宋诗》卷三五七一—卷三五七二，第68册，第42688—42715页。

[11]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川美感的生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29页。

[12]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册，第1623页。

[13]《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〇，第4册，第1622页。

[14]《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〇，第4册，第1605页。

[15]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339—341页。

[16]《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〇，第4册，第1649页。

[17]《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三，第4册，第1812页。

[18]《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〇，第4册，第1623页。

[19]《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四，第4册，第1880页。

[20]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〇，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册，第585页。

[21]《苏轼诗集》卷一〇，第2册，第482页。

[22]《苏轼诗集》卷九，第2册，第454页。

[23]《苏轼诗集》卷七，第2册，第341页。

[24]《苏轼诗集》卷九，第2册，第430页。

[25]《苏轼诗集》卷七，第2册，第338页。

[26]《苏轼诗集》卷一三，第2册，第644页。

[27]《苏轼诗集》卷三二，第5册，第1682页。

[28]《苏轼诗集》卷九，第2册，第426页。

[29]《苏轼诗集》卷三三，第6册，第1761页。

[30]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册，第1160页。

[31]《苏轼诗集》卷三五《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第6册，第1876页。

[32]《杨万里集笺校》卷六，第2册，第341页。

[33]《武林旧事》卷五，第127页。

[34]《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四，第3册，第1239页。

[35]《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第3册，第1180页。

[36]《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第3册，第1181—1182页。

[37]《杨万里集笺校》卷二〇，第3册，第1007—1009页。

[3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庚戌正月三日约同舍游西湖》其五，第3册，第1451页。

[39]《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晓出兜率寺送许耀卿》其一，第3册，第1144页。

[40]《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41页。

[41]《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42页。

[42]《杨万里集笺校》卷二，第1册，第105页。

[43]《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6—968页。

[44]西湖沿岸名园的位置与回属，拜见《武林旧事》卷五，第123—151页；林正秋《南宋临安文化》，杭州出书社2010年版，第196—197页。

[45]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书社2002年版，第45页。

[46]《杨万里集笺校》卷二〇，第3册，第1009页。

[47]《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22—1123页。

[4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第3册，第1451页。

[49]《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11页。

[50]《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10页。

[51]《梦粱录》卷一九“园囿”条，第177页。

[52]《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40页。

[53]《杨万里集笺校》卷三〇，第3册，第1555页。

[54]《梦粱录》卷一二“湖船”条，第110—111页。

[55]《杨万里集笺校》卷二，第1册，第105页。

[56]《杨万里集笺校》卷六，第2册，第350页。

[57]《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湖上得十绝句呈同社》其十，第3册，第1111页。

[5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22—1123页。

[59]《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大司成颜几圣率同舍招游裴园泛船绕孤山赏荷花晚泊玉壶得十绝句》其十，第3册，第968页。

[60]《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第102页。

[61]《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7页。

[62]《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42—1143页。

[63]《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济寺晚泛西湖以回得四绝句》其三，第1册，第105页。

[64]《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正月二十四日夜墨师古少卿招饮小楼看灯》其二，第3册，第997页。

[65]《杨万里集笺校》卷三七，第4册，第1943页。

[66]《杨万里集笺校》卷九七，第7册，第3748页。

[67]《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6—968页。

[6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10—1111页。

[69]《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21—1123页。

[70]《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第3册，第1451—1452页。

[71]《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第3册，第1207页。

[72]杨万里有《和张功父梅花十绝句》提到“道山堂后数株梅”（《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四，第3册，第1218页），又有《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一，第3册，第1079页）。《齐东野语》卷一五“玉照堂梅品”条载张镃书云：“梅花为全国神异，而诗人尤所酷好。淳熙岁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缜密著，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一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4页）可知，道山、玉照等堂（所谓“筑堂数间”）都在南湖之滨，即南屏山一带。

[73]《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53页。

[74]《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第106页。

[75]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3264页。

[76]拜见《西湖文学史（唐宋卷）》，第290页、第360—363页。

[77]《全宋诗》卷三五二一，第67册，第42044—42045页。

[7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三，第3册，第1207页。

[79]《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10页。

[80]《杨万里集笺校》卷二，第1册，第105页。

[81]《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7页。

[82]《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53页。

[83]《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40页。

[84]《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第3册，第1123页。

[85]《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7页。

[86]《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第3册，第1452页。

[87]《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四，第3册，第1239页。

[88]《杨万里集笺校》卷二，第1册，第104页。

[89]《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第3册，第967页。

[90]《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一，第3册，第1094页。

[91]《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第3册，第1451页。

[92]《全宋词》，第5册，第3086—3088页。

做者简介

谢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传授，硕士生导师。次要研究范畴为唐宋文学。主讲《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唐诗选读》等研究生、本科生课程。出书学术专著1部，译著1部（合译），普及类著做1部，参编教材2部，颁发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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