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于湖州知州任上，以做诗指斥乘舆、讥切时政的功名下御史台，变成有名的“乌台诗案”。岁尾，诏责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设，翌年二月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那首《定风波》词就做于到黄州第三年的春天。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草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生平。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历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业借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做此”。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
全词紧扣途中遇雨如许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写本身其时的心里感触感染。篇中的“风雨”、“竹杖草鞋”、“斜照”等词语，既是面前景物的实写，又不乏比兴象征的意味，是词人的人生境遇和感情体验的外化。全篇即景抒情，语言天然流利，蕴涵着深入的人生哲理，表现了东坡词奇特的审美气概。
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时的心境。首句写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声响，那是客不雅存在；而冠以“莫听”二字，便有了外物不敷萦怀之意，做者的性格就闪现出来了。“何妨”句是上一句的延伸。吟啸，吟诗长啸，暗示意态安适，在那里也就是吟诗的意思。词人不在意风雨，详细的反响又如何呢？他在雨中吟哦着诗句，以至脚步比畴前还慢了些哩！潇洒沉着之中几又带些强硬。
“竹杖草鞋”三句并不是实景，而是做者其时的心中事，或者也可看做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宣言。草鞋，即芒鞋。谁怕，有什么可怕的。生平，指常日、平昔。做者其时能否实的是“竹杖草鞋”，其实不重要；而小序中已言“雨具先去”，则此际必无披蓑衣的可能。所应玩味的是，拄着竹杖，穿戴芒鞋，本是闲人或隐者的打扮服装，而马则是官员和忙人用的，所谓的“行人路上马蹄忙”。
都是行具，故可拿来做比。但竹杖草鞋固然笨重，在雨中行路用它，不免不牵丝攀藤，焉能与骑马之快速比拟？玩味词意，那个“轻”字并不是指行走之轻快，清楚指表情的轻松，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意，与“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杜甫《漫成二首》之一）中的“轻”字亦同。
词人想，只要怀着轻松奔放的表情去面临，天然界的风雨也好，政治上的风雨（指贬谪生活）也好，又都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我那么多年，不就是如许风风雨雨过来的吗？此际我且吟诗，风雨随它去吧！
下片写雨晴后的风光和感触感染。“料峭春风”三句，由心中事折回到面前景。
适才是带酒冒雨而行，虽衣裳尽湿而其实不觉冷。如今雨停风起，始感微凉，而山头落日又给词人送来些许暖意，好象特意驱逐他似的。“相迎”二字见脾气。做者常常能在顺境中看到曙光，不让那暂时的顺境摆布本身的表情，那也就是他的奔放之处了。“回首”三句复道心中事，含蕴深邃。
历来，即刚才的意思。“回首历来萧瑟处”，便是指回望刚才的遇雨之处，也是对本身生平履历过的宦海风波的感悟和深思。词人深思的成果是：“归去”。陶渊明的退隐躬耕，是词人所敬慕的，但末其一生，词人从未有过实正意义上的退隐。“未成小隐聊中隐”（《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醒书》其五）。
量言之，他所逃求的并不是外在的“身”的退隐，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所欲归之处，也并不是家乡眉州，而是一个能使他敏感复杂的灵魂得以安顿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也正因如斯，词人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收束全篇，精警深入，耐人寻味。刚才遇雨时，词人没有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欠好；如今天虽晴了，喜悦之情也淡得近乎没有。
因为天然界和仕途上有晴有雨，有顺境有顺境，但在词人心中却无晴雨，因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词人始末是泰然自如的。结句透过一层来写，是篇中的大旨，也是苏轼诗歌的典型气概——“坡仙化境”的很好表现。所谓的“坡仙化境”，就是在深挚、迫切、固执之后，突然可以回转、铺开，有类释家的先“执”后“破”。
在此词中，“一蓑烟雨任生平”，潇洒沉着中难免带些抗争之心，也仍是另一种形式的“执”；“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对之的升华。若是将上片的结句比方做禅宗里神秀僧人的偈语“不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则苏轼此时“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不雅梦幻身”（《次韵王延老退居见寄二首》其一），似乎顿悟到了刚才的冒雨徐行也几有些做态。
如今雨过晴和，一切都象什么也没有发作似的，有如六祖慧能的“原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词人那才回到实我，体悟到生命的真理，那也才是实正的彻底的“破”。
在苏轼现存的360多首词做中，“归”字竟呈现了100馀次，那是深可玩味的现象。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实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豹隐’要更深入更繁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退隐’心绪，已不但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过程》）。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中，因为结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两句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致于“翌日喧传子瞻夜做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认为州失功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原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底子逃不掉那小我世大罗网”（《美的过程》）。无论是人世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关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
他最初的归宿只能是本身的“心里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现实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罢了。
奔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做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感情形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顺境而泰然，但心里深处的感伤却老是难以排遣。
那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的下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门外汉，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行人（指做者本身）自知无法看到墙内佳人的身姿容貌，只想再立足聆听一会儿，孰料佳人此际已荡罢秋千离去，尚不知墙外还有一个多情的行人，那怎不令人懊恼呢！佳人之“无情”，乃因不知有墙外“多情”行人的存在，而世间带有遍及性与一定性“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行此一件呢？苏轼一生忠而见疑，曲而见谤，此际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不也恰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吗？他讪笑本身的多情，也就是在讪笑那些加在本身身上的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
定 风 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业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做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草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生平。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历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做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写面前景，寓心中事；因天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做者自有那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如许一首于俭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涛的词来。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脾气。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不雅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敷萦怀之意。那么便如何？“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旧舒徐行步，照应小序“同业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
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调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草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草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做者在两年后分开黄州量移汝州，路过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草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用到竹杖草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事后者在何处？此中事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草鞋诚然是轻的，轻盈，笨重，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牵丝攀藤的，比起骑马的便利来又差远了。
那么，那“轻”字一定另有含义，清楚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何以见得？封建士医生总有那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全国，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拘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设。
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功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川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醒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乱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认为那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
那种心理是奇异的，也可见他关于仕进暗示腻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生平”来，是那条思绪的天然开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生平”，流行有如许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那暗示可以顶得住辛苦的生活）。
”（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味词意，但似乎没有实正触及苏轼思惟的现实。那里的“一蓑烟雨”，我认为不是写面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业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气象。
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那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做《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牵制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认为那个功官逃走了；连系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川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那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剖明出来，用语虽或差别，却能够相互互证，“一蓑烟雨任生平”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能够了然的。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外说“斜拍照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感。词序说：“已而遂晴，故做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那个“已而遂晴”，那首词他是纷歧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关于那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如何的感到来呢？
那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历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忆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到。天然界阴晴圆缺的轮回，早已惯见；仕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肯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斯，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
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那即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理。若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那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往来来往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生平”。在江湖上，即便是烟雨迷蒙，也比仕途的风雨好多了。